严文明（1932年10月—2024年4月14日），出生于湖南华容，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原考古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严文明出生在湖南省华容县一个普通的家庭。名字里的“文明”二字，是他父亲取的。典故出自《尚书·尧典》里面赞扬舜帝的话，“浚哲文明”。“我这个辈分是文字辈，所以叫文明，然后号浚哲。”

1953年，严文明从湖南考入北京大学，从长沙一中毕业报考北京大学时，他的第一志愿是物理系。在当时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的建议下，结合自己的兴趣与特长，他选择了考古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1958年9月，严文明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并留校任教。主讲的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

1960年，严文明第一次带领学生去洛阳王湾考古实习，就指导学生以地层清楚、分期细致的王湾遗址作为标尺，来衡量附近的仰韶遗址的分期。

1974年，严文明在湖北宜都红花套遗址做考古发掘，长江史前文明进入到他的研究范围。由此想到要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并深入探索长江流域文化发展水平在整个中国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

1983年，在严文明、俞伟超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考古系正式从历史系分离出来，组建全国高校第一个考古学系。

1986年12月，严文明晋升为教授。1987年，严文明发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中明确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每个地区为一“元”；又提出“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

1990年，严文明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博士生导师。

1994年底，严文明作为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到湖南检查考古发掘工作。经过检测，得出玉蟾岩遗址出土陶片的年代是距今约15000年。

1995年，玉蟾岩启动第二次发掘。由于涉及稻作文明，严文明为袁家荣团队推荐了著名水稻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文绪。

2000年，严文明与日本著名学者梅原猛合著的《长江文明的曙光》日文版由角川书店出版；同年，与日本著名学者安田喜宪共同主编的《稻作、陶器与都市的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两本合著充分体现出严文明在东亚学术界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2004年至2005年，由严文明担任中方队长、巴-约瑟夫担任美方队长、时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袁家荣担任执行领队，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玉蟾岩遗址开展了第三次、第四次发掘。

200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联盟常务委员、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等学术职务。

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后，严文明不顾75岁高龄，赴遗址发掘现场考察指导，并亲临新闻发布会，对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向媒体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评述——“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还提笔写下“良渚古城，文明圣地”的题词。

2023年12月15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严文明获颁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

2024年4月14日20时13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严文明在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周围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瓣。三重结构组成的花朵，每部分之间都紧紧相连、不能分离，具有文化上高度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揭示了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密码。

严文明指出，这几个文化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分层次的——中原文化区是花心，是第一个层次；其他五个文化区围绕着中原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是花瓣；在这五个文化区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文化，属于第三个层次。由此，中国的史前文化就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格局。此种单核心、多层次的向心结构孕育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底色，奠定了中国历史上以中原华夏族为主体，同时凝聚周围各民族、各部族的向心式超稳定文化与政治结构。

严文明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与中国环境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大的地理单元。它很明显有几个区——北面的草原沙漠，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长江流域的水田农业，华南地区有贝丘遗址，不同环境有不同的文化，中心就是中原地区。后面我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研究，基本就按照这样的格局和思路”。基于此，严文明用八个字总结中国文明的特点：“多元一体、持续发展。”因为多元，各有特点，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同时又是一体，既不会散，又有主体，就能够持续发展。“一直到现在，中国还是以汉族为主体，56个民族的多元一体。中国的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下来就没有中断，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是这样的。文化自信是有一个深厚来源的，它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古人写的神话故事，它是通过考古能够实实在在看到的。”

关于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文明如何发展演化的问题，一直夹杂在历史和考古的双重辨证发展中。严文明指出历史的论证不同于考古发现。考古是科学，讲究的是实证。因而在考古中，黄帝、炎帝究竟是否存在，它们是否具有不同文明体系，这些问题都是被忽略的。考古是拿具体的发掘实物——比如说石器物、骨器来说话。

严文明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同事赵辉教授对此也表示认同。赵辉指出，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对于黄帝、炎帝是否有其人，是否同为一人，都无法得到确切的结论。因而，在考古学上只是承认有黄帝、炎帝时代的存在，但具体的历史细节却无法得知。“雕龙碑遗址发掘情况表明了当时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说房屋建筑、新的发明，这些都是实在的，考古研究人员所做的恰恰只是这些，却不能将其发现成果与神话传说一一划上等号。

严文明表示，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考古学上已可以追溯到一二百万年之前，那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但黄帝、炎帝的传说却不能作为考古推论的依据。尽管上世纪90年代便提出了牛河梁“女神庙”是否为炎帝族文化，但那一推论学界没有得到共识。考古界一般将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问题划归到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等概念范畴内。

严文明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教学与研究，先后主持和参加了洛阳王湾遗址、河南大司空村遗址、山东长岛北庄遗址、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的田野考古和室内整理工作，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考古学史、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文明起源、农业起源等方面都有所创获，在多个方面引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在重新梳理了仰韶村、西阴村、庙底沟、半坡、三里桥等仰韶文化遗址的材料，以及对大量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严文明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谱系归纳为早期、中期、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四个发展阶段，上溯旧石器时代传统、下承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格局相融，对奠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体系作出了贡献。

严文明表示，良渚古城的考古意义，不仅在于“以城论城”，还要结合良渚文化以及良渚遗址的重要性来认识。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的良渚遗址是其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国家文物局曾明确提出，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和人类的罕见的珍贵历史遗产，具有十分突出的重要性。目前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

自1936年发现至今，40多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内已相继发现墓地、祭坛、制玉作坊、建筑基址、防护工程、聚落遗迹等各类遗迹135处。尤其到20世纪80年代后，考古人员对于其中反山、瑶山

严文明说，把眼光放大一点，在中国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夏商周，可以看到良渚文化时期特有的许多文化符号。如鼎、玉璧被当作重要的礼器。再如良渚文化玉器和一些陶器上的云雷纹、兽面纹，也成了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主体花纹。“后世中国的主体文化继承了良渚文化很多因素。良渚文化对整个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而现在我们发现了作为良渚文化'首都'的古城。只有放在这么大的背景下，你才能想到这个城的发现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