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三神医，是指东汉末年的三位杰出的医学家，史称“建安三神医”。其中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理法谨严，被后世誉为“医圣”，为建安三神医之首。张仲景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华佗浪迹江湖，足迹遍于中原大地和江淮平原，在内、外、妇、儿各科的临证诊治中，曾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尤其以创麻沸散（临床麻醉药）、行剖腹术闻名于世；董奉隐居庐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杏林佳话。

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

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蔡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当时社会，人心涣散，朝政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府衙自顾不暇，为争权夺势，发动战争。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他。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汉代从汉武帝开始实行举“孝廉”“良才”的选官制度，“举孝廉”，这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东汉末期多举世家子弟，仲景承袭家门，在灵帝时（约公元168～188年），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长沙郡：秦置，下辖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宋、桂阳等9县，治所湘县【今长沙市】。长沙太守，类似今天湖南省省长）。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

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这时候，东汉王朝动荡不安，为了避乱，张仲景辞官来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序文中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

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张仲景引用孔子语录，在于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特别表明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医学，请允许他扎扎实实地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张仲景还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伤寒杂病论》著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著作影响甚大。他诊病和学习时遇到一丝一毫的疑问，即“考校以求验”，绝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老百姓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张仲景医学理论对现代医学研究有重大贡献。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很大。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在河南省南阳还为他修建了“医圣祠”。解放后，翻修了“医圣祠”，并修建了“张仲景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奠定中国中医治疗学基础的医学家。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一说为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人，为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他公元二零五年写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在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

张仲景治疗伤寒热病，有独特的功效,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简,直中病情，不象现代中医那样,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为后世中医的楷模和学习的典范。

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又称《仲景伤寒论》。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县人。又叫甫方。在徐土求学,精通几部经书。

沛国相陈珪推荐他作了孝廉。太尉黄琬征召他作官,但他没有去。他通晓养生之术。当时人们认为他年龄已接近百岁,但容貌仍很健朗。又精通各种药方,治病时,配药只要几种就行。也十分熟悉剂量,一抓即得,不必再称。煮熟饮用,交待一下注意事项,病人吃完药就感到好多了。如需灸,不过灼一、二处穴位,每一处不过七八次,病也就好了。如需要针,也不过一、二处,下针时说:“扎针后那胀麻的感觉应当传导到身体某处,如到,请说。”病人说:“已到。”华佗马上拔针,病也马上就好。如果腹内长肿瘤,针灸、药物不能治,须动手术的,他便让病人先喝麻沸散,很快病人就麻醉过去,于是,动刀破腹割取。如果肠子有毛病,便割开肠子清洗,然后敷上膏药,缝好伤口,四五日就能见好,病人丝毫不觉痛苦,不知不觉一个月左右,就能痊愈了。

原甘陵相的夫人怀孕六个月,腹内痛得厉害。华佗诊脉,说:“胎儿已死了。”又派人用手摸胎儿的位置,如在左边则是男胎,在右边则是女胎。那人说:“胎位在左。”于是让孕妇吃打胎药,果然打下一男胎。这位夫人腹痛也好了。县里的官吏尹世四肢不舒服,口中干渴,不愿意听见人声,小便困难。华佗说:“试着做些热食吃,如能出汗,病就好了;如不出汗,三天后想就没救了。”这人赶紧做热食吃,可惜仍不出汗。华佗说:“五脏的生气已断,当哭泣而死。”结果真如华佗所料。府吏儿寻、李延一起找华佗看病,二人都是头痛,身体发热,病状相同。华佗说:“儿寻应当通导,李延应当发汗。”有人不解为什么两人治法不同。华佗说:“儿寻是外热,李延是内热,所以治疗方法不同。”随即给二人开不同的药,第二天两人的病都好了。盐渎县的严昕与几个人一起等候华佗,华佗到了以后,对严昕说:“您身体感到不舒服吗?”严昕说:“和平常一样。”华佗说:“从您的面部上看,您得了急病,不要多喝。”严昕他们坐了一会告辞,走了几里远,严昕突然头晕,从车上摔下来。人们扶着他回到家中,第二天便死了。督邮顿子献得的病已差不多治好,找华佗诊脉,华佗说:“身体还虚,没有完全恢复,别太受累。如和妻子同房会发病而死的。临死时会吐着舌有几寸长。”妻子听说顿子献病好,从百里之外来探视他,当夜留宿同房。

三天之后发病,结果完全像华佗预言的那样。督邮徐毅得病,华佗前往探视,徐毅对华佗说:“昨天让医官刘租扎中脘穴,扎完后咳嗽得相当厉害,无法躺。”华佗说:“他未能扎中脘穴,误伤中肝。您会饭量一天天减少,五天以后就没救了。”后来果真如华佗所言。东阳县陈叔山的小男孩两岁时得病,腹泻哭啼,日见消瘦无力。求华佗诊病,华佗说:“他母亲怀他的时候,阳气内养,乳中虚冷。这孩子得了母寒,所以不容易好。”华佗开了四付女宛丸,十天就把病治好了。彭城夫人夜里去厕所,被毒虫咬伤,痛得厉害,没法入睡。华佗让她把手放在温水中,终于可以使她入睡,旁人反复给她换水,使水保持温度,第二天肿就消除了。军吏梅平得病,回家休养。他家在广陵,未走二百里,到一个亲戚家借宿。过了一会,华佗偶然来到这里,主人请求华佗给梅平诊病,华佗对梅平说:“您要是早点找我看病,还不至于如此严重。今病情已重,赶紧回去和家人相见,五天后就该有生命危险了。”梅平赶紧回到家中,果真像华佗预计的那样。华佗在路上行走,看见一人吃东西咽不下去。知道食管有毛病。他的家属正拉着他去找大夫。

华佗听见呻吟声,停下来前去探视,对病者家人说:“前边道边卖饼的人家有醋泡蒜沫,买三升喝下去,病就好了。”病人家属按华佗说的去做,立即病人的嘴里吐出一条蛇(一种寄生虫)。他们把它悬挂在车边,想前往拜访华佗。华佗还未回来。孩子们在门前玩,迎面看见来人,相互说:“车边挂着蛇的病人,想是遇见我们公公了。”那位病人进屋坐,见华佗的北墙上悬挂着十几条这样的蛇。又有一个郡守得病,华佗认为这个人必须发大怒才能去病,于是他接受他很多货礼,却不去给他治病,不久就离开他远去,同时还留下一封信大骂郡守。这个郡守果然大怒,派人去杀华佗。

郡守的儿子知道此中缘由,吩咐手下人不要去追。郡守愤怒已极,吐了几升黑血,随即病也就好了。又有一个士大夫感觉身体不大舒服,华佗说:“您病得深,得开腹治疗。但是您的寿命也不过再有十年。您的病一时不会要您的命,忍病十年,您的寿命也该差不多了,不必特地剖腹了。”这个士大夫忍不住痛痒,一定要求华佗去除病根。华佗于是给他动手术,随即病就消失了。但十年后这人真的死了。广陵太守陈登得病,心中烦懑,面色发红,不思饮食。华佗诊脉曰:“您的胃中有好几升虫子,已结成肿烂的毒疮,是多吃了生鱼造成的。”随即制成了二升激发药,先服一升,过一会全都喝尽。等了片刻,吐出三升多虫子,红头,躯体会动,半身是生鱼。

陈登的病马上就好了。华佗说:“这种病三年后还会复发,遇上好的大夫才能治好。”三年后果然复发,可惜这时华佗不在,不治而死。曹操听说后,征召华佗,经常在左右服侍,曹操患有头风病,发病时,心中慌乱,眼冒金星,华佗扎膈俞穴,立刻就治好。李将军妻子病得很厉害,求华佗诊脉。华佗说:“你孕时伤着,但胎儿未坠。”将军说:“听说伤着孕妇,胎儿已下来了。”华佗说:“根据诊脉,胎儿没掉。”将军不信华佗的话。华佗离去后,妻子的病渐渐好转。但是百余天后又复发了。只得又把华佗召来。

华佗说:“诊脉仍与前次一样,腹中有胎,而且是双胞胎。一胎儿先生,孕妇会出很多血。后一胎儿不会自生。孕妇也感觉不出来,旁人也意识不到,所以不再考虑接生了。所以这个胎儿没有能生下来。胎儿已死,血脉不再营养胎儿,使胎儿枯死贴近母背。所以孕妇感到后背痛。今能开汤药,再扎一针,这个胎儿一定能出来。”汤药已喝,针也扎过,孕妇疼痛难忍,急于要把胎儿生出来。华佗说:“这个死胎早已枯萎,不会自己生出来,应当由旁人给予助产。”后来果然生下一男胎,手脚都全,但肤色发黑,长一尺左右。

华佗的绝技,都像上面所说的。然而他本想作为士人,后来把行医当作职业,常常后悔。曹操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得了重病,让华佗诊治。华佗说:“这种病不是短时间能治好的,应长期治疗,可以延寿。”华佗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思乡心切,因此说:“刚才得到家信,想要回家看。”回到家后,借口妻子病重,好几次请假不愿回来。

曹操反复写信,又派官吏催促,华佗仍不上路,他觉得自己有专长,厌恶为人役使。曹操大怒,又派人前去探视,如果华佗的妻子确实有病,赐给小豆四十斛,并放宽假日;如果华佗撒谎,就把他抓起来。结果华佗被关押起来,让他认罪。荀彧为华佗求情说:“华佗身怀绝技,能解救人命,应当宽容他。”曹操说:“不怕。难道像华佗之辈,天下会没有吗?”竟将华佗拷打至死。华佗临死时,拿出一卷书递给看管监狱的人,说:“这书教你怎么救活人。”狱吏害怕受牵连,不敢接受。华佗也不勉强,一把火把书烧了。华佗死后,曹操头痛病没法除去。曹操说:“只有华佗能治好我的病。那小子想要凭借给我治病的机会抬高自己。就是我不杀了他,他也不会给我除去病根的。”后来他爱子仓舒病重,曹操感叹说:“我后悔杀了华佗,结果害得我儿子也死了。”

起初,军中小吏李成咳嗽厉害,以至于无法入眠,不时吐脓血。他求华佗诊断。华佗说:“您的毛病是肠中腐烂,已成毒疮。您咳吐出来的东西,不是出自肺部。给您开两钱散剂,将吐出二升脓血,其后赶紧调养,一个月就见效,然后小心保重,一年就可以恢复健康。十八年后会小有复发,服用此药,就会好转的。如果不吃此药,便会有生命危险,”于是又给李成两钱散剂。过了五六年,亲戚中有人得了与李成相同的病,对李成说:“你还很健康,我快要死了。你怎能忍心收藏你的药,眼见我去死呢?先借给我,等我病好了。为你再到华佗那儿去要。”李成把药交给了他。后因事到谯县,正值华佗被抓起来,他也没有忍心去求药。到了第十八年,李成果然发病,无药可服,结果病死。

广陵县吴普、彭城县樊阿都追随华佗学医。吴普遵照华佗的办法治病,效果很好。华佗对吴普说:“人体需要不断地运动,但一定不能过度。人体运动,食物中的养分能得到消化,血脉通畅,所以不会得病,就好像门总是开关,门枢不会腐烂。因此古代长寿的人以导引的方法健身,摹仿熊攀枝悬挂的动作。摹仿鸱鸟回顾的样子。牵引肢体,使各个关节得以运动,从而保持青春不老。我有一套养生之术,叫五禽之戏,一叫虎,二叫鹿,三叫熊,四叫猿,五叫鸟,也可以除病,使动作敏捷。如身体感到不适,可以做一禽之戏,全身会微微出汗,再敷上粉,身体就会感到轻便,食欲也大增。”吴普认真练习,活到九十岁,还耳聪目明,牙齿完整坚利。樊阿擅长扎针。凡懂得医道的人都说后背和前胸不能乱下针,即使下针也不过四分,而樊阿下针后背,可深入一二寸,而在肚脐沿腹线上至剑突处的任脉经穴,也竟可以下针五六寸,病者都能痊愈。樊阿向华佗询求可以食用的有利健康的方子,华佗给了他一方漆叶青黏散。漆叶末一升,青黏末十四两,说坚持服用可以去掉三种体内寄生虫,对五脏有利,使身体轻健,头发乌黑。樊阿听从华佗的话,活了百余岁。漆叶到处都有,青黏生长在丰县、许县、彭城、朝歌等地。（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刮骨疗伤

麻沸散是华佗创制的用于外科手术的麻醉药。《后汉书·华佗传》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kū，剖开)破腹背，抽割积聚（肿块）。”华佗所创麻沸散的处方后来失传。传说系由曼陀罗花（也叫闹羊花、万桃花、醉心花、狗核桃）1斤、生草乌、香白芷、当归、川芎各4钱，天南星1钱，共6味药组成；另一说由羊踯躅3钱、茉莉花根1钱、当归1两、菖蒲3分组成。

华佗是我国杰出的医学家。他不求名义，在民间行医。他刻苦学习，善于总结群众的治病经验，热心为人民解除疾苦，深受当时人民的欢迎和爱戴。他不仅医德高尚，而且医术高明。他通晓经书，医学知识渊博，精通内、外、妇、儿等各科和针灸疗法，尤其擅长外科。特别是远在一千八百多年前，他创制了“麻沸散”，施行剖腹刳背手术，这在世界医学史上遥遥领先，为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还是医疗体育的倡导者，创立“五禽之戏”来预防疾病，增强体质。华佗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优良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方法，扬弃了秦汉盛行的方士服食以求长生不老的方法，矫正了过去只重单纯治疗的观点，提倡用医疗体育锻炼的方法预防疾病。于是，他发展我国古代医疗“引导”的做法，仿照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五禽戏”，为我国的养生学开辟了新的方向。

后世对华佗的评价极高，尊称其为“外科始祖”、“神医”，《历代名医图赞》中以诗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签》中引用此诗，对华佗医德医术予以推崇。至今，“华佗再世”、“元化重生”乃是对医者医术精湛的高度评价、肯定之词。

华佗的医学成就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骄傲，更是在世界范围内闪耀。近代西方学者皆认为华佗是古代东方医学杰出代表者，与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相媲美。其许多医学成就都领先世界，并向外传播，惠及其它国家。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十八世纪初，比华佗晚一千六百多年。美国《世界药学史》中便指出阿拉伯人使用麻药是由中国传出去的，并称“中国名医华佗最精此术”。

华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于当代有深远的意义。华佗在中国医学史上的辉煌成就，使其足以充当中国古代先进医学的代表。他的中国首创、世界领先的医药发明、治疗手段都为后人景仰。他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优秀医者的先进代表。除了具备高超的医术，他还能有着仁爱济世、不畏强权的高尚医德。在医疗腐败已经演化成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于医者道德素养的教育迫在眉睫的当代社会来说，华佗为当代医者提供了一个良好榜样。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华佗已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体现，是中国先进医学的代表，是仁义与道德的化身。

华佗于我们，不仅仅是一位神医，更是一位精神的构建者，直击人们灵魂之处，引导我们的道德方向，我们更应注重华佗形象、华佗精神的当代意义。

蓦然回首，我们豁然开朗，神医华佗早已成为我们内心深处的楷模，无论历史如何，这位有着满腔救命热忱、不屑仕途富贵的医者都长存于千千万万人心中，享千秋祭祀！

董奉（220年～280年），东汉建安时期名医。又名董平，字君异（一说字君平，《大越史记全书》说字“昌”），号拔墘，侯官县董墘（一说董厝）村（今福建省长乐市古槐镇青山村）人。少年学医，信奉道教。年青时，曾任侯官县小吏，不久归隐，在其家村后山中，一面练功，一面行医。董奉医术高明，治病不取钱物，只要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5株，轻病愈者栽杏1株。数年之后，有杏万株，郁然成林。春天杏子熟时，董奉便在树下建一草仓储杏。需要杏子的人，可用谷子自行交换。再将所得之谷赈济贫民，供给行旅。后世称颂医家“杏林春暖”之语，盖源于此。

董奉医术的高明和不求名利、乐善好施的高尚医德被人们传为佳话，千秋流传。人们把他同当时谯郡的华佗、南阳的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后世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称誉医术高尚的医家，唤中医为“杏林”。据载今江西九江董氏原行医处仍有杏林。董奉死后，人们在庐山上建有董奉馆；在长乐有一座山被称为董奉山；在福州的茶亭街河上村有一座明代的救生堂，均为纪念董奉。《真仙通鉴》载：“奉在人间百年，其颜色常如三十许人。”可见董奉有一套养生之道。

古槐镇龙田村境内有董奉山，就是后人为纪念董奉改名的。董奉山原名福山，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说福州是“因州西北有福山，故名”。清乾隆《福州府志》按语说：“福山，今名董峰山，属长乐县”，董峰可能是董奉的谐音。有的说，福州得名的福山，就是董奉山。

在董奉的老家，古槐镇龙田村与雁堂村交界处，建起了颇具规模的董奉草堂。草堂占地20亩，仿后汉三国时代风格而建，四周遍植杏树，使我们能感受“杏林春暖”千古佳话的意韵。

董奉草堂中的景观有中国长乐中医馆、“杏林望重”大屏风、清代名医陈修园专馆南雅堂、“百草园”以及各种石刻等景点。正厅内立董奉“悬壶济世”半身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