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淮入海指的是黄河在1194年至1855年间以淮河的河道作入海口一事。根据史料记载，黄河曾有数次侵夺淮河流域，但为时较短，对淮河流域改变不大。唯1194年第四次大改道起，淮河流域的豫东、皖北、苏北和鲁西南地区成了黄河洪水经常泛滥的地区。黄河长达661年的侵淮，使得淮河流域的水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黄河夺淮指的是黄河在1194年至1855年间以淮河的河道作出海口一事。

金代以前，黄河也曾有过数次向南决口，洪水侵夺淮河流域，自西汉以来，淮河流域多为黄河所侵，“多在泗（州）、凤（阳）以上”，“颍（上）、亳（县）、怀远之间”，但黄河主流一直保持北流在今河北、山东一带入海（入海口多有迁徙）。

从金世宗大定末年开始，由于统治者女真贵族和中原的汉族地主阶级沆瀣一气、朝政渐趋腐败，金世宗死后，皇孙完颜璟（金章宗）即位，任用自己的经童管理政务。黄河乏人管理，金章宗拒绝水监丞田栎的正确建议，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在阳武故堤决口，洪水吞没封丘县，一路南下侵夺了淮阳以下的淮河河道。自明中叶以来，“每淮水盛时，西风激浪，白波如山，淮扬数百里中，公私惶惶，莫敢安枕者，数百年矣”，破釜塘、白水塘、富陵湖、泥墩湖、万家湖等陂塘和小湖连接成洪泽湖。淮河长期不再有入海口，改在三江营汇入长江。

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再度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此后黄河大致以山东济水（古代山东大清河乃济水，并非大清河）河道为入海口。在此前和此后，统治者也以扒开堤岸的方式迫使黄河改道，但都不称为黄河夺淮。

古代淮河水系，大体上是独流入海的淮河干流以及干流南北的许多支流。淮北支流主要是洪汝河、颍河、涡河和汴泗河、沂沭河等。其中支流水系变化最大的是泗水水系。古泗水源出蒙山，经曲阜、兖州、沛县至徐州东北角会汴水；又在邳县的下邳会沂水、沭水，在宿迁以南会濉水。淮阴与淮河会流。古泗水的上游部分与现代的泗河相似，下游部分由于黄河夺淮，已被南四湖和中运河所代替。古泗水流域面积比现今骆马湖以上沂沭泗水系面积要大，当时是淮河最大的支流。

淮河本来属于外流河，即淮河水最终将由陆地流入海洋，淮河原本也有自己的入海水道。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但由于淮河流域水系地貌的原因，历史上黄河中下游河道多次出现改道，特别是黄河的夺淮夺泗入海，淤塞了下游入海通道（即今废黄河），洪水排泄不畅，四处泛滥。侵占了淮河的入海河道，使得原本成形的淮河水系出现紊乱，从而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或涝或旱。淮河自此步入多事之秋。

挟带一万多亿吨泥沙的黄水，使鲁南的沂、沭、泗河（水）不能入淮；苏北淮阴以下入海河道被夷为平地，逼淮从洪泽湖南决入江；无数支流和湖泊被淤浅或被荒废，整个淮河水系遭到彻底破坏。黄河使淮河环境的变迁，成了世界河道史上罕见的变化激烈的河道。

1546年后，人为地把黄河引入泗水南流，和淮河一起入海而言。由于黄强淮弱，淮河下游积沙渐高，形成地上河。淮河不再成为一条畅通的水道，而在淮河较低地方，即在淮泗汇口以上的洪泽湖区，首先积水成一湖泊，把宋代以前各小湖连起来，成为洪泽湖。

金世宗于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年）正月驾崩，皇太孙完颜璟即位，当月，黄河在曹州小堤之北决溢。

明昌四年，一一九三年六月，黄河又在卫州决堤，大名、清州、沧州都遭水淹。洪水北流，冲垮长堤十多处，河水平地漫灌，泛滥成灾。十一月，章宗采纳河平军节度使王汝嘉的建议，派官员调查黄河南、北两岸有无排水和贮水之处，并在济北埽以北建筑月堤。明昌五年（一一九四年）正月，都水监丞田栎不同意王汝嘉的方案，向章宗献策：在黄河北岸墙村开一口子，使河水流入梁山泊故道，仍旧使南、北两条清河分流。但北清河旧堤久修未完，应当规定年限加固大堤；在梁山泊故道居住的屯田军户，应当迁走。先在黄河南岸王村、宜村两处决堤导水，使黄河长堤得到固护。田栎的治河方案事后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但在当时，却遭到尚书省的非议，大臣们也提出反对，说：“黄河水势不同寻常，变化不定，不是人力可以斟酌、可以指使的。而且梁山泊淤填已高，北清河窄狭不能容纳，如果使大河北入清河，山东必受其害。”章宗因而否定了田栎的方案。

明昌五年，一一九四年八月，黄河在南京阳武故堤决口，滔滔的洪水吞没了封丘县城，向东南奔泻，到寿张冲入梁山泊，又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泗水入淮，侵夺了淮阳以下淮河的河道。这时，由今天津附近入海的黄河北流完全断绝。这次历史上少见的大水灾，是由于金朝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而造成的。在这次水灾前，如果章宗采纳田栎的治河方案，付诸实行，就可能避免发生这场大灾难，减少损失。在这次水灾前，专管治河的都水外监官员冗多，遇事互相推托，否则就是争功邀赏，议论纷纭，不切实际。巡河的官员大多是由监官推荐的各司吏人，或因老病，或逃避别的繁重工作，行贿请托而充任的，所以都不称职。尤其是都水监官王汝嘉，对自己的职责“殊不加意”，眼看水势趋南，不预先经画，留守司屡次报告河水险情，他仍一再拖延，终于酿成了这次纵黄夺淮的大水灾。决堤后，王汝嘉等人被降官罢职。对奔腾咆哮的洪水，金朝统治者束手无策，仅仅调集民夫在孟阳河堤和汴河堤岸作些填筑修补的工作，使洪水不至于浸没南京而已。这场大水灾，使山东、河北、河南等路黄河两岸的大批农民丧失生命，幸存者流离失所，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在蒙古汗国——元朝统治年间（1234~1367年），黄河向南决口增多，淮河水系受到扰乱，水灾日益频繁。其中至元25年（1288年），黄河决阳武22处，主流向南泛滥，由涡河入淮。后经元明两代的治理，直至1644年，黄河才复向东出徐州入泗河，结束了黄河由涡、颍入淮的局面。元、明两代，均建都北京，为了维护大运河南粮北运的任务（即漕运），在治河策略上，都是尽力防止黄河向北决口，以免危及运河。元至正4年（1344年），黄河在白茅口（今山东曹县境内）决口，严重威胁漕运。朝廷派贾鲁治理黄河，贾鲁主张“疏塞并举”，疏是疏浚原汴河，导水东行。塞是修筑北堤，堵塞决口。1351年贾鲁大举治河，堵决口，修北堤，一年工毕，河复故道。共浚深河道80余里，堵决口20余里，修各种堤坝36里。使黄河自黄陵岗以东河道改在徐州会入泗水，当时称为贾鲁河。以后，由于年久失修，黄河又出现了以南流入涡、颍为主，以东流入泗为次的南、东分流局面。当时南流的称大黄河，东流的称小黄河。

淮河流域支流在元朝期间，也有很大变化。1335~1337年间，河南汝水泛滥，有司自舞阳断其流，引汝河水东流，改道入颍河，从此汝河有南北之分，舞阳以北为北汝河，舞阳以南为南汝河，这就是漯河以西的北汝河、沙河、澧河三水系改流入颍河的经过。又在元至正16年（1356年），贾鲁自郑州引索水、双桥等水经朱仙镇入颍河，以通颍、蔡、许、汝等地的漕运，当时又把此河称为贾鲁河，即现代沙颍河上游的贾鲁河。

在明朝统治的275年间（1368~1643年），治黄策略仍与元朝相似。为了维持大运河的漕运，尽力避免黄河向北溃决。

明宣德至弘治年间（1426～1505年）黄河在今山东曹县至江苏徐州间向北频繁决口。一旦北决，黄河洪水多从张秋冲决会通河，当年的漕运便会因此受阻。

明弘治四年（1491年），黄河在曹州（今山东曹县）黄陵岗、金龙口等7处决口，洪水北行在张秋进入会通河，北上的漕船、货船都被堵在张秋。孝宗帝紧急任命副都御史刘大夏堵口。刘大夏制定并实施北堤南分的策略。在他的主持下，兴建了自曹州至徐州长250多公里的黄河北大堤——太行堤。

黄河北岸大堤形成后，阻止了黄河的北泛，保障了会通河的畅通。但是任河向南分流给黄河以南广大地区造成了经年不断的严重洪水灾害，导致黄河下游南向分支越来越多，分支愈多，河流的挟沙能力愈低，黄河河道状况愈益恶化。弘治时（1488～1505年），下游分成三支，至嘉靖末年，今山东、安徽和江苏境内黄河多达13股分支，黄河已经没有主流河道。分流治黄的策略步入穷途末路。

明弘治6~8年（1493~1495年），刘大夏治理黄河，采取遏制北流、分流入淮的策略，于黄河北岸筑太行堤，自河南胙城至徐州长一千余里，阻黄河北决，迫使南行。在黄陵岗以下，疏浚贾鲁旧河，分泄部分黄水出徐州会泗河，使得黄河主流继续由涡河和颍河入淮。直到明正德3年（1508年）黄河北徙三百里，主流由徐州入泗，黄河向南经涡河、颍河入淮河的水量才日益减少。明万历6~17年（1578~1589年），潘季驯治黄河。潘季驯采取“蓄清、刷黄、济运”的治河方针，大筑黄河两岸堤防，堵塞决口，束水攻沙，同时修筑高家堰（即洪泽湖大堤），迫淮水入黄河攻沙。他大修黄河北岸的太行堤，又修筑黄河南岸堤防，把黄河两岸堤防向下延伸到淮阴。经过这次大规模治理，黄河一时趋于稳定。但以后由于河床不断淤高，黄河两岸决口增多。在明万历统治时期的23年（1596~1619年）中，黄河决口18次，几乎年年决口。在明朝统治期间，淮河流域的变化，除黄河主流由向南转而向东，经徐州夺泗夺淮，灾区下移到江苏和山东以外，还修建了洪泽湖大堤，并在大堤上修建了泄水闸坝以分淮入海入江。明万历32年（1604年），还开辟了微山湖以下至骆马湖之间的运河，以避免黄河航运的危险，这就是韩庄运河的一部分。

黄河夺淮在清朝统治期间共计211年（1644~1855年），黄河已不再向涡河、颍河分流，而是全部经徐州南下夺泗夺淮，灾区转至徐州以下直至海口，江苏省受灾最重，其次为皖北与山东。清朝在康熙、乾隆、嘉庆3代（1662~1820年）期间，统治阶层曾经竭尽全力治理黄、淮、运河，康熙和乾隆，都曾多次到徐州、淮阴和洪泽湖大堤等地亲自巡视，并加指示。当时的治理黄、淮、运策略，以靳辅为代表人物。靳辅的治理策略是，“筑堤塞决，以水治水，籍清敌黄”，也就是所谓“蓄清刷黄”。靳辅治河22年（1670~1692年），结果是黄河河床不断淤高，黄、淮、运河的水位日益抬高，洪泽湖大堤不断延长、加高、加固，还花了很多人力、物力，修建了洪泽湖大堤的石工，增建了归海闸、归江坝，使淮水不断分流入江入海。到道光、咸丰统治期间（1821~1855年），黄、淮、运河已经千疮百孔，难以救治。当时的治河总督，差不多年年更换，以惩处治河不力。清咸丰元年（1851年），黄淮同时发生大水，洪泽湖南端蒋坝附近大堤决口，洪水经三河流经高宝洼地、芒稻河，在三江营入江，形成了入江水道的雏形。清咸丰5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现兰考）铜瓦厢决口北徙，终于结束了黄河夺淮的局面。

隆庆六年至万历二年（1572～1574年），总理河道万恭（1515～1592年）负责治理黄河和运河。针对黄河善淤善决的特性，万恭在黄河上排列数百艘大船，号令众多船工用耙疏浚河底，结果是上疏则下积，此深则彼淤。此种情况下，山东虞城县（今河南商丘东北）的一位秀才向万恭建议：“以人治河，不若以河治河。”即通过筑堤束窄河道，过水断面缩小后流速增加，达到冲刷淤积的目的。将“束水攻沙”的方略落实到防洪工程规划和建设以及清口洪水调度上，则是万恭之后的总理河道潘季驯的功绩。

潘季驯（1521～1595年），浙江湖州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出任总理河道，此后又三次重任，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退休，前后历时27年。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河南郑州以下至海口的黄河两岸堤防建设。他的“束水攻沙”规划思想在徐州至淮安黄淮交汇的清口间防洪工程建设和洪水调度中得以实现。通过加高高家堰堤防，形成洪泽湖水库，逼使淮河清水出清口，黄淮合流达到了刷深黄河的目的。经过数十年的努力，黄河由金元以来多支漫流入淮的局面一变而为独流入海。

高家堰建成后，洪泽湖成为淮河洪水停蓄的空间，由此带来了新的防洪问题，即洪泽湖水位上升，回水使湖区上游的泗州城和明祖陵被淹。万历二十年（1592年），泗州积水久不消退，潘季驯因此被削职为民。“束水攻沙”的方略遭到朝廷上下的质疑，甚至有人提议废毁高家堰。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继任总理河道的杨一魁为缓解泗州淹城之灾，动用民工20万，实施了分黄入海和导淮工程。杨一魁在清河以上开新河，分流黄河入海；在高家堰建闸，导淮入运河；并疏浚清口，恢复淮河清口出水能力。杨一魁为黄河和淮河下游行洪找到新的出路，更重要的是，导淮入运，进而入江和入海由此而拉开了序幕。

洪泽湖水位不再受此控制。康熙时（1662～1722年）泗城淹入湖中。康熙初，黄河多次南决，主流由涡河下入淮河，高含沙的黄河洪水进入洪泽湖后使湖区迅速淤高，造成高家堰多次开坝泄洪和决口，导致了淮扬地区大水灾。清代河臣重又拾起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众多治河者当中，尤以靳辅的成绩最为突出。康熙十六年至二十六年（1677～1687年），靳辅连续十年担任河道总督，主持黄淮运的规划与治理。他继承了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对其慎审全局、将黄淮运作为一个大系统综合考虑而治理的思路甚为赞同。在他看来，治理的关键仍在控制黄河河床的淤积。为此，他大力修筑黄河堤防，并将其延伸至云梯关以外接近海口的地方。

治河过程中，靳辅发现，黄河的含沙量较高，自身的挟沙能力不足以将全部泥沙输送入海，必须引进含沙量较低的清水，以加大河流的输沙能力。因而，除继承潘季驯加高加厚高家堰以逼淮注黄外，靳辅还在徐州以上增建减水石闸6座，在睢宁增建峰山等闸4座，以便从黄河南岸分泄洪水。分泄的洪水进入洪泽湖。然后清水出清口，助淮刷黄。黄河入海口至明末已渐淤积，当时有人主张加以疏浚，但潘季驯坚持认为只要采用束水攻沙的方略即可加以解决。靳辅则认为海口处三年以上的淤沙业已板结，水流难以冲刷，因而主张以疏浚作为束水攻沙的辅助措施，由此提出人工开川字河以协助水力冲刷，这是他较潘季驯的进步之处。

然而“束水攻沙”的治水方略，最终没有敌过黄河泥沙。高含沙的黄河在水量与含沙量之间，水不能敌沙。清口及黄河下游河道迅速淤积，嘉庆以来清水难以畅出清口，最终导致了清口枢纽的失败，淮河全河改道由运河入海或归入长江。黄河尾闾河床淤积速度加快，自道光（1821～1850年）以来连年决口。终于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其北岸铜瓦厢（今河南兰考）发生大改道。黄河全河夺溜北上，金代以来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自此结束。

1938年，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党统治者为推迟日本侵略者对武汉的进攻，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黄河再次分流入洪泽湖，出三河由三江营入长江。洪水并没有阻挡日军的脚步，反而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导致了1942年惨绝人寰的饥荒，几十万人因此丧生、三百万人无家可归，1944年黄河再次北流经济南从莱州湾入渤海。

1、淮河入海故道被黄河淤废，从此淮河不能直接入海，被迫从洪泽湖以下的三河改流入江。

2、由于黄河夺淮，洪泽湖大堤不断延长、加高、加固，形成了亚洲水域面积最大的人工湖——现代浩瀚的洪泽湖。

3、由于黄河夺泗夺淮，使泗、沂、沭河洪水无出路，并在泗、运、沂的中下游形成南四湖和骆马湖。

4、豫东、皖北和鲁西南等平原地区的大小河流，都遭到黄河洪水的袭扰和破坏，造成排水不畅，水无出路。其中以淮河变化最大。淮河原是发源豫东，中经皖北，至江苏宿迁小河口汇入泗河的一条大支流。经黄河多年的决口和分洪，终被淤废，下游不得不改入洪泽湖。

5、洪泽湖以下的淮河入江水道逐步形成，高邮宝应水位抬高，面积扩大，在自然水力冲刷和人工疏导之下，入江水道的泄水能力不断扩大，而淮河下游运西运东地区的水灾也日益加重。

6、留下从兰考，经徐州、淮阴到云梯关入海口的一条高出地面十数米的黄河故道，将原本统一的淮河水系划为淮河水系和沂沭泗水系。

7、将鲁西的原属济水水系淤塞，后经治理现统属南四湖水系。

8、由于抬高洪泽湖水位和抬高干流中游河床，使原来畅流入淮的支流，形成背河洼地，新产生出如城西湖、城东湖、瓦埠湖等湖泊。

9、由于黄河携带的来自黄土高原的大量泥沙，废黄河口（故淮河口）向东推进了十几公里。

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是导致黄河不治的根源。家天下、官本位思想、陈腐的封建礼教充斥于皇室和朝野，不懂可持续性发展，在黄河中上游滥砍滥伐，使得黄河下游河床不断淤高。到了金章宗时期，他的老师女真亲贵平章政事完颜匡和陪读经童参知政事胥持国把持朝政、收受贿赂任命下级地方官员，终于酿成了黄河夺淮的大灾害。而这两位不作为的大臣竟然不降反升，治河款项往往不翼而飞。社会经济的衰落导致金朝国力骤然下降，金章宗死后蒙古汗国不断南侵，人民起义络绎不绝，中原地区从1214年战到1234年金亡，治河遥遥无期、终于使得黄河河道的南移成为定局。

金亡以后，元代、明代、清代的统治者面对淮河河道无法容纳黄河径流、泥沙不断淤高的情况，仍然凭着落后的封建帝王思想，把“保运河”放在第一位，似乎运河畅通、万事大吉。却不想黄淮流域（这期间黄河和淮河是一个流域）的百姓饱受水灾之苦，生产能力与日俱减、到最后又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且尽管下了种种功夫、牺牲了无数人民的利益，运河也在清代趋向淤塞，难以通航。

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淮河、洪泽湖流域水灾不断的现状，整治了淮河入江水道、在废黄河以南开挖了洪泽湖入海的苏北灌溉总渠，60年代和90年代在黄河干流先后修建了三门峡水电站和小浪底水电站调洪调沙。至本世纪疏浚了大运河，又沿苏北灌溉总渠平行开挖了洪泽湖入海排洪水道。

尽管治理工作前期由于经验不足也走过一些弯路，但随着以上工程的竣工，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旱涝灾害频率在逐年降低，到2010年后，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防洪标准已经普遍提升到百年一遇水平，京杭运河这一人类物质文化遗产也得到了新生、重新发挥了航运功能、并成为东部地区重要跨流域调水渠道之一。

遭受旱涝灾害数百年的河南、鲁西、苏北、安徽地区，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蓬勃发展，新兴了许多重工业龙头企业，到本世纪城镇人口普遍达到了小康生活标准，农业生产也在迅速提升中。

近年，废黄河沿线的徐州、淮阴等市依托降雨、区间地表汇流、运河来水、洪泽湖排水，将废黄河建立为一条风景秀丽、碧波荡漾的风光带。其入海河段又被叫做中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