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官本位文化起源于战国时期思想家商鞅，在《开塞》一文中有系统的描述。商鞅把文化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亲亲而爱私，第二种是上贤而悦仁，第三种是贵贵而尊官。商鞅认为上古爱私，中世上贤，近代尊官，是因为民道弊而所重易的结果。在秦朝采用商鞅思想取代周朝统一中国后，成为了中国的官方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政府开始主导经济活动，尊官文化获得了新的内涵。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致使这种思想意识深入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糟粕”的那部分。在改革开放后，民间开始反思这种文化，如大学去行政化等，就是这种反思的具体表现。

历史根源——传统文化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两家”，即儒家和道家。

在世界儒家文化圈里，中国是核心和发源地。儒家在治人和治国上强调两方面，一是“以德”，另一个是“以礼”，简称为德教和礼教，“以德”就是以德规范人的思维和思想，“以礼”就是以礼来规范人的行为。内部用“德”规范人的思维，外部用“礼”规范人四肢的行为，“克己复礼”即是克制自己符合社会的大礼，这也是儒家的核心观点，教你怎么做人做事。

道家的观点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讲的是世界观的由来及其由什么构成；道家的第二个观点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讲的是世界有阴阳两极，人也有阴阳两类，这是一种方法论，为的是怎样破解这个世界。

历史根源——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和“官本位”内在联系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从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上看，封建社会推行土地分封制，皇帝任命官员，官员按照级别分封土地。与皇帝同父异母的人都定为同姓亲王，拥有皇帝分给他们的大量土地，土地分封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的核心。

二、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体制，从州、郡、县到中央，通过官来集权，实行金字塔结构，这样的社会必定导致“官本位”。

三、封建社会推崇皇权至上，普天下皆为皇土，一切都是皇帝的，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封建社会把“官本位”推向上了极致，社会上“官本位”的土壤就是来自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的体制特点表现在：一是在政治方面集权，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一边倒学习苏联，中国“官本位”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学习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二是在经济方面垄断。三是在政府方面管制过多过细，最后导致一是党政不分，即以党代政；二是政企不分，即政府管制企业，实行原料国家供，干部国家派，利润国家收，资金国家给，把企业变成政府的附属物；三是政事不分，设置大批事业单位，实行准政府职能。计划经济强调“官本位”的表现：一是在管理机制上过于集权；二是片面突出政治，淡出经济效益和利益；三是只讲公平而没有效率，平均主义慢发展，造成短缺经济。排队凭票购物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最后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造成了“两个不适应”，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

干部管理体制

中国现行的垂直任命制的管理体制是强化“官本位”的体制性根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总体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特别是干部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相比，没有太大的改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垂直任命制，给强化“官本位”带来了体制土壤和体制条件。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切入和剖析：

一是官设的太多。中央集权和垂直任命制导致官设得太多，机构多、摊子大，官员多、人满为患，比如在中国有的地市副秘书长就有11个，助理达到十几个，这种吃饭财政增加官民比，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实行对口设置机构，中央有什么机构，省、县就有什么机构，甚至到乡、镇都是上下一般粗，最后导致七站八所，从建国初乡公所的七八人，到一个乡、镇公职人员达到250余人，这都是由体制带来的弊端。

二是选官的机制太死。还是少数人在少数人的圈子里选干部，由于是上边给下边发乌纱帽，造成在干部选择导向上的失误，让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谁给发的乌纱帽就对谁负责；过度追求短期行为，而没有长远打算；以GDP论英雄，都患有GDP崇拜症，很多干部都形式主义，做秀而不做事，形成政绩工程，取悦领导，等着提拔，对民生工程不重视，造成一届政绩几届包袱。

三是权力的设置过于集中。个人专断，少数人说了算，导致干部追求部门个人既得利益，着重管制审批，轻视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要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产品，社会上的干部还是都在研究怎样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严重恶化了经济发展环境，是经济发展不快的一个主要体制性原因。在权力设置上没有实行分权和制衡机制，而是过于集中，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说了算。

四是管官的机制太虚。官任命后，给了他权力，下一步就是管制和监管问题。中国的“官本位”制度导致管官的机制太虚，重授权而轻监督，重集权而轻分权，最后导致虚监督和软监督，只有体制内的监督，而没有体制外的监督。比如说纪检委、审计委等都是内部的监督模式，而缺少其它政党和民众的监督，新闻监督也有诸多禁区。这种体制内的监督导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官场腐败事件层出不穷，原因就在于此。为此，需要新闻舆论界的这种外在的监督。

“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而被广泛应用。“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即是以黄金为单一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价值。“官本位”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这一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术语，其现实内涵远比字面意思丰富。

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

“官本位”是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

作为一种意识层面的现象，“官本位”也反映了一定阶层的利益需求。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官本位”意识浓厚，就是因为有“官”就有利，或者可以“官”谋利。有的领导干部视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以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为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把从政看成是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想方设法追逐对公共资源的特权，捞取自己的特殊利益。有的领导干部面临抉择时，先为自己和子女、亲属着想，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着想，而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抛在了脑后；有的刚刚提拔，就急于要车子、房子、待遇，“该得到的一定要得到，不该得到的也想得到”；有的一看到社会上有人先富起来，看到自己的同学、战友或过去的同事成了“老板”、“大款”，心里就失衡，就想自己怎么赶紧富起来，等等。这种特权思想，都是“官本位”的深层次驱动因素。

“官本位”是“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

“官本位”意识在现实中也有制度支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唯上是从”。在一些地方，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的工作关系，而是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的等级关系。在这种单一行政化体制下，往往是“官大嘴大”，惟我独尊，“一言堂”，是否对错的评判标准不是实践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员的意见成了判断正误、善恶、美丑的唯一标准，并且官越大说的话就越正确；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另一方面是职级的泛化。“官本位”总是与“级别”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除了行政职位有级别，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企业有级别；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住持”这样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官本位”是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

一些领导干部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于是，“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一些地方政府也投其所好，只要纳税多，就可以戴不在编的官帽子。一些已经当了“官”的干部则热衷于搞“自我设计”，摆不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把做工作当作升官的阶梯，或是向组织伸手要官的筹码。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升迁，急功近利，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不择手段。一旦达不到目的，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找靠山，拉关系，走门子，四处活动，或者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官本位”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来评价社会地位。

“官本位”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盛行。在一些地方，官职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等。

遏制“官本位”意识，让“民本位”成为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觉追求，必须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推进市场化进程，营造创业富民环境，深化干部制度改革，促进“民本位”观念的推广和强化。

切实加强思想教育是遏制“官本位”的首要任务。破除“官本位”意识，必须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权力观问题和“人治”观念问题。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和党性锻炼，自觉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认真改造主观世界，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真正做到为民尽责、为国竭力、为党分忧；树立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理念，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使法律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充分体现出来，让法律面前无特权落实起来，坚决杜绝特权意识和特权行为，避免以权干涉法律或者以权压法。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遏制“官本位”的重要内容。完善的民主制度和保障机制是“官本位”意识的天敌。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城乡基层政权、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深入开展政务公开，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要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平台，建构起反应灵敏、沟通快捷、运转高效的利益诉求机制。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使依法、依程序作出的决策，得到有效的贯彻。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保证干部廉洁从政。

培育创业创富环境是遏制“官本位”的关键所在。只有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人民群众从业的选择面越来越宽，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广阔，人民群众才不会挤从政这条独木桥。特别是随着就业率的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与官员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人们的传统“官”念才会随之发生根本转变，当官才会不再是社会上最令人羡慕的职业。政府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尊重、培养、关心、爱护市场主体和纳税人，积极培植创业环境，特别是要放开手脚，放低门槛，放活要素，开渠放水，让社会成员真正富起来，从根本上打破“官本位”。

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是遏制“官本位”的根本保证。职位、权力是持“官本位”者的命根子。又想当老爷，又想得实惠，又怕丢帽子，是一些官员的心病。要进一步健全干部考核体系和评价机制，客观公正地看待干部，科学准确地识别干部，保证那些扎扎实实为群众干实事、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优秀干部能够进入组织选拔的视野。要改进民主推荐工作，搞好民意调查工作，积极扩大群众参与，使那些一心干事、实绩突出的人才能够推荐得上来，碌碌无为的庸才能够淘汰得掉。要建立对领导班子解决民生问题考核的长效机制，加强监管、任务量化，把解决民生工作的效果与考核、晋级有机结合，确保奖罚到位，形成以工作实绩和人民群众拥护决定干部命运的体制机制，对危害民生利益问题的行为和现象下大力气整治，对民生利益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要进行责任追究、严肃处理。

“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官本位”意识不但与科学发展观相背离，与以人为本相对立，而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南辕北辙，是对党的宗旨的根本否定，其现实危害性是多方面的，既阻碍改革创新，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也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政府公信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官本位”阻碍改革创新。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看中的是能够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的权力，牵挂的是高高在上的职位，他们不愿意因为改革创新使他们受益的体制和权力动摇，总是想方设法阻挠改革创新的进行。由于以官为荣，大量的科技人才放弃自己的专业特长，投奔官场，造成企事业单位、生产第一线人才不足，而机关叠床架屋，人浮于事，人才大量闲置浪费，无人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人人唯上是听，唯官是从，民主气氛淡薄，人人循规蹈矩，遵守官场习俗，唯上、唯书气息浓厚，不敢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本，一切行为围绕官级晋升转，必然导致社会浮躁，追逐官位名利，无法沉下心干事创业，严重抑制了人们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官本位”制约科学发展。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把“当官”作为价值追求，干事创业不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和提高，而是为了一己之私的“乌纱帽”，在这样的思想意识支配下，追求政绩难免陷入误区。有的重近轻远，注重多出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乏统筹谋划；有的重表轻里，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够重视；有的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视短时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物轻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较少顾及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的重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等等，这都是“官本位”意识的具体体现。在这些情况下，上一届的“政绩”就会成为后几届的包袱，“政绩”变成“政疾”，必然会对发展带来无穷后患。

“官本位”损害群众利益。“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小团体负责。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想升官的目的，无非是随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权势的提高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不能正确履行职责或不履行职责，甚至滥用权力，从而会给社会、群众和国家带来极为严重的危害。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当官只为求升迁，为捞取“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当官只想做老爷，对群众的冷暖疾苦漠不关心；当官只管谋私利，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当官只图享清闲，不了解群众愿望，不愿做、不敢做、不会做群众工作，等等，都是执政为民的意识不强，“官本位”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现实表现。

“官本位”助长用人腐败。“官本位”作为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选择导向的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强调的是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和评判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而且当官可以享受到一般群众难以企及的特权。正因为“官本位”有这么多的功能，在一定社会层面形成了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盛行。一些干部本身不够资格条件，却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钱买官；有的是想为“仕途”加砝码，通过买官走“捷径”；也有的是怕不跑不送会吃亏，加入了买官行列。买官者虽情况各异，但都是企图以钱换权，谋取更大的私利。这些人一旦得逞，就会反过来以权换钱、“回收成本”，怎能指望他们为民谋利？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中国是重“官”的社会，人们都想当官，又都怕官，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什么是官本位？官本位首先是一种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官本位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在封建社会，王侯将相，官分九品，形成庞大而严密的官本位体系。整个社会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体制结构，所有的人、所有的组织和部门，都分别归入行政序列，规定其等级，划分其行政权限，并最终服从统一的行政控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社会权力结构严格而又系统，高度集权而又等级森严，全社会就是一个以行政权力搭建起来的金字塔，塔的顶端就是皇帝。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等级森严，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官越大权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地位就越显赫。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关系，而是下级完全隶属于上级，一切听命于上级；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在单一行政化的体制下，不是整体的规则、秩序和法理的统治，而是个人的统治；不是法定程序支配，而是“长官意志”支配；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在现代社会，当官仍然有特权，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利益，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还可以有信息获得的高位势。

官本位是一种思想意识、一种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是指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一切为了做官，做官为了一切，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连“祖坟也会冒青烟”。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官为百业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头地。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要摆脱贫困和低贱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他途。人们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读书为了做官，做官意味着光宗耀祖。于是乎，“学而优则仕”，“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成了人生两大幸事。就连商人也不例外。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卖官鬻爵”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范进中举”后的种种神态，恰是这种观念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官本位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意味着当官就有尊严，有权就有一切。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社会上形成了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的盛行。官职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官级不仅影响活人，人死后有没有追悼会、悼词长或短、安葬谁掏钱、安葬在何处，都视官职大小而定。各种会议，甚至是学术会议或专业会议，行政领导都要头排就座，而且特别讲究领导与会级别、座次安排，以至于会议座次安排是政府会议管理的最大学问，企业中的领导与下属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的官。官本位现象已经覆盖了全社会，孩子们也沾染官瘾。一个几十人的小小班级，除了班长、副班长，还有学习委员、劳动委员、卫生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少先队系统还有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带官衔的几乎占去班级的一大半。孩子们常常为了多一道“杠”而争得面红耳赤。实在没法安排了，可以当一个科代表。一个孩子当了值周生就高兴了一个礼拜，因为他从来没当过班干部，值周生至少可以过一周的官瘾。家长们为给孩子谋个一官半职，不惜给老师请客送礼。

官本位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而是通俗的说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这种说法起源于经济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金本位。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以黄金为单一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的价值。由此看来，在最初提出这个名词时，官本位至少有这样一层意思：把是否为官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含义渐丰，不仅限于此。

官本位是官的本来涵义的异化。本来，官是一个较为好听的名称：处理国家公务曰官。官者，公也。《汉书·盖宽饶传》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说苑至公》：“博士鲍白令之对秦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断，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可见，官的本义是“为公”。正因为以“公”相通，才有了尧舜禅让的佳话。韩非子在其名篇《五蠹》中就说道：“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但是在后来，人们的这种观念就发生了转变。也就是在韩非的那个时代，社会上就产生了重官的思想：“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对官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观念。

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至少包括了这四点内涵：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在多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包含了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思维、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机制、官本位现象、官本位行为等多方面的意思”。在本文中，它具有特定的涵义，指的是一种政治文化。

官本位与“商本位”、“民本位”是截然不同的观念。要形成“商本位”、“民本位”观念，就提倡创富意识，建设重商环境。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明确界定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含义，从而实现了我们党在人与社会发展问题认识上的重大理论突破。众所周知，把作为创造中国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的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科学发展观以“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振兴的目的是富民。要解决好振兴“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不能为调整而调整，为振兴而振兴，真正把以人为本作为振兴战略的核心思想，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注意关注各利益群体、各阶层的呼声和要求，使人民群众在经济振兴中得到实惠。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强化市场机制建设。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内地的落后不仅GDP和财政收入水平的差距，更主要是体制的落后，是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是国有企业的“过度”和民营经济的不发育。经济要振兴，要改制在先，消除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体制性障碍，增强调整改造的内在动力，这是实现振兴的关键和前提。要在坚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条件下，正确发挥政府作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必须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运行机制要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宏观管理转变，从行政手段为主向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转变，从政府配置社会资源为主向市场配置社会资源为主转变。建设新型产业基地，培植支柱产业，其立足点都是市场需求。如果无原则地人为地“做大做强”，则会形成无效投资，甚至成为企业的包袱和政府的债务。所以，政府也要讲“退出”，要从经营活动中摆脱出来，不与民争利，放水养鱼，给各种市场主体以经营自由。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树立强烈的创业意识和创富意识。内地要振兴，行动起来的不仅仅是政府，广大人民群众更要积极动起来。可以说，老百姓的参与程度，是能不能振兴的重要标志。公民要振奋起来，就是要树立强烈的创富意识、崇富思想、经商意识、创业激情，是创富意识的前提。在商业社会，一个人的价值要看你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一个正常的人，不能为社会、为他人做出贡献，而只是从社会、从他人索取，那么这个人对社会就是一个负担，自己应该感到耻辱。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发财的市民不是好市民，不是当大老板的生意人不是好生意人。要在全社会弘扬创业的精神，倡导富民为本的理念，宣传投资为荣的观念，着力形成创富的价值导向，最大限度地引发老百姓内心的创富欲望和激情，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活跃的经济细胞，让沉淀着的民间资本成为振兴的源泉。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培育创业的氛围、创富的环境。坚决破除官本位意识，必须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民众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的服务对于企业、对于民众不是恩赐，是本位，是天职，是干部具有现代素质的表现。现代行政的理念就是一种服务的理念。要尊重、培养、关心、爱护市场主体和纳税人。要正确处理好强势与弱势、有为与无为、管与放、给与取的关系，积极培植创业环境，特别是要放开手脚，放低门槛，放活要素，开渠放水。同时，在群众创业意识还不强烈的情况下，要多宣传那些带头致富的能手，同时培植下岗职工积极创业，解决好老百姓想富、会富的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让它们成为经济振兴的生力军，在创富中起到领跑作用。只要老百姓都忙活起来，民营企业都活跃起来，社会财富也才能很快的聚集起来，人民才能真正的富起来，官本位才会从根本上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