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建筑所指的时间范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中国在这个时期的建筑处于承上启下、中西交汇、新旧接替的过渡时期，这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一个急剧变化的阶段。

清王朝的闭关政策阻挡了西方建筑的传入。一直到19世纪中叶,除了北京圆明园西洋楼、广州“十三夷馆”以及个别地方的教堂等少数西式建筑外，中国基本上没有接触西方近代建筑文化。鸦片战争后，各种形式的西方建筑陆续出现在中国土地上，加速了中国建筑的变化。

中国近代建筑包含着新旧两大体系：旧建筑体系是原有的传统建筑体系的延续，基本上沿袭着旧有的功能布局、技术体系和风格面貌，但受新建筑体系的影响也出现若干局部的变化。新建筑体系包括从西方引进的和中国自身发展出来的新型建筑，具有近代的新功能、新技术和新风格，其中即使是引进的西方建筑，也不同程度地渗透着中国特点。从数量上说，旧建筑体系仍然占据着优势。广大的农村、集镇、中小城市以至大城市的旧城区，仍然以旧体系的建筑为主。大量的民居和其他民间建筑基本上保持着因地制宜、因材致用的传统品格和乡土特色，虽然局部地运用了近代的材料、结构和装饰。从建筑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近代建筑的主流则是新建筑体系。

中国近代建筑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1840～1895)

这是西方近代建筑开始传入中国的阶段。主要有两方面的新建筑活动。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通商口岸租界区内大批建造各种新型建筑，如领事馆、工部局、洋行、银行、住宅、饭店等，在内地也零星地出现了教堂建筑。这些建筑绝大多数是当时西方流行的砖木混合结构房屋，外观多呈欧洲古典式，也有一部分是券廊式；后者是西方建筑传入印度、东南亚一带，适应当地炎热气候而加上一圈拱券回廊，当时称为“殖民式建筑”。另一方面是洋务派和民族资本家为创办新型企业所营建的房屋，这些建筑多数仍是手工业作坊那样的木构架结构，小部分引进了砖木混合结构的西式建筑。上述两方面的建筑虽然为数不多，但标志着中国建筑开始突破封闭状态，酝酿着新建筑体系。

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1895～1919)

这是西式建筑影响扩大和新建筑体系初步形成的阶段。19世纪90年代前后，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设银行，办工厂，开矿山，争夺铁路修建权。火车站建筑陆续出现，厂房建筑数量增多，银行建筑引人注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国民族资本成长的“黄金时代”，轻工业、商业、金融业都有长足发展。引进西式建筑，成为中国工商事业和城市生活的普遍需求。在这个时期，中国近代居住建筑、工业建筑、公共建筑的主要类型已大体齐备。水泥、玻璃、机制砖瓦等近代建筑材料的生产能力有了初步发展。有了较多的砖石钢骨混合结构,初步使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中国近代建筑工人队伍成长起来。辛亥革命后为数不多的在国外学习建筑设计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中国有了第一批建筑师。

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1919～1937)

这是中国近代建筑事业繁荣发展的阶段。20～30年代，上海、天津、北京、南京等大城市和一些省会城市，建筑活动日益增多。南京、上海分别制定了《首都计划》和《大上海都市计划》，建造了一批行政建筑、文化建筑、居住建筑。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和东北的一些城市，新建了一批近代化水平较高的高楼大厦。特别是上海，这时期出现了28座十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建筑技术在这20年间有较大进步。许多高层、大型、大跨度、复杂的工程达到很高的施工质量。一部分建筑在设计上和技术设备上已接近当时国外的先进水平。中国建筑师的队伍壮大了。从国外留学归国的建筑师纷纷成立中国建筑师事务所,并且在中等和高等学校中设立建筑专业(见中国建筑教育),引进和传播发达国家的建筑技术和创作思想。1927年成立了中国建筑师学会和上海市建筑协会，分别出版了专业刊物《中国建筑》（1932年创刊）和《建筑月刊》(1932年创刊)。1929年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在学社进行的研究工作，为中国建筑史这个学科奠定了基础。中国近代建筑在这一阶段不只是单纯地引进西方建筑，而且是结合中国实际创作出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近代建筑。

抗战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37～1949)

这是中国近代建筑的停滞时期。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建筑业处于萧条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国家积极进行战后建设，建筑活动十分活跃。通过西方建筑书刊的传播和少数新归国建筑师的介绍，中国建筑师较多地接触到国外现代建筑思潮。只是这时期中国处在国内战争环境中，建筑活动很少，现代建筑思潮对中国的建筑实践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中小城镇和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使用土、木、砖、石等建筑材料，以木构架为主要的结构形式。主要是在一些大城市采用了近代建筑技术。现就结构技术、施工技术两个方面，作如下的介绍。

中国近代建筑的主体结构大致可分为砖木混合结构、砖石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钢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三种基本形式。最先采用的是砖石承重墙、砖石拱券、木梁楼板、木屋架构成的砖（石）木混合结构，所用材料仍是传统的砖、石、木材。砌筑砖石墙体、拱券，制作新式木屋架，都是传统技术很容易适应的。砖（石）木混合结构从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后，就广泛推行开来，一直是近代中小型建筑的主要结构形式。20世纪初开始,砖石钢骨混凝土混合结构逐步兴起,1902年建造的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办公楼，1905年建造的青岛提督公署都用这种结构。以后,钢筋取代了钢骨,砖石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便为近代多层建筑所常用。以1908年建造的上海电话公司大楼和1916年建造的上海天祥洋行大楼为起点，多层建筑开始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和钢框架结构。20～30年代，钢框架结构层数不断增加。1931～1934年建造的上海国际饭店采用钢框架结构，共24层，高86米，是中国近代最高的高层建筑。新结构和近代力学的引进和发展，突破了中国古代建筑工程世代沿袭的传统法式和依赖老经验的落后状态。中国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掌握了进行科学分析和定量计算的结构设计方法，这是中国当时建筑技术的重大进步。

在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城市的建筑施工组织主要是各种专业性的“作”。辛亥革命后，营造厂逐步发展，到20年代已很普遍。抗日战争前，上海一地有点规模的营造厂已达 500多家。营造厂是继承清代中叶的“包商”发展起来的，通过投标方式承包建筑施工任务。有单包施工和工料兼包两种。营造厂一般没有固定工人，规模大的拥有一些施工机械。营造厂得标后，分工种经由“大包”、“中包”层层转包到“小包”，由“小包”临时招募工人应工。中国近代施工队伍主要通过这样的组织方式，承担了近代建筑工程的繁重的施工任务。一整套采用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多层、高层、大空间、大跨度的工程施工，包括施工工艺、施工机械、预制构件和设备安装的技术,很快为中国建筑技术人员和工人所掌握,工种分工也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中国近代建筑工人擅长以简易的工艺设备和“土法”技术，克服复杂的技术难题,建成许多工程质量优秀的建筑。另一方面，掌握近代建筑技术的施工队伍，总的来说人数有限，而且几乎全部集中在若干大城市。新的建筑技术同小城镇几乎无缘，更不要说广大农村了。这反映出当时中国还没有真正形成大范围内的近代化建筑的生产能力。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下述三类。

近代中国的农村、集镇、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旧城区，仍然采取传统的住宅形式。新的居住建筑类型主要集中在通都大邑的部分地区。这种新的住宅有独户型、联户型和多户型等基本形态。

独户型住宅 　1900年前后出现了独院式高级住宅。这些住宅基本上是当时西方流行的高级住宅的翻版，一般都处在城市的环境优越地段。房舍宽敞，有大片绿地，建筑多为一、二层楼的砖（石）木结构；内设客厅、卧室、餐厅、卫生间、书房、弹子房等，设备考究，装饰豪华，外观大多为法、英、德等国的府邸形式，居住者主要是外国官员和资本家。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上层人物也开始仿建。从近代实业家张謇在南通建造的“濠南别业”，可以看出这类中国业主的独院式高级住宅的特点：建筑形式和技术设备大多采取西方做法，而平面布置、装修、庭园绿化等方面则保存着中国传统特色。

20年代以后，独户型住宅形态逐渐从豪华型独院式高级住宅转向舒适型花园住宅，建造数量增多，在上海、南京等城市形成了成片的花园住宅区。

联户型、多户型住宅 　包括里弄住宅、居住大院和高层公寓三类，大都是由房地产商投资统一建造，再分户出租或出售。

①　里弄住宅最早于19世纪50～60年代出现在上海，是从欧洲输入的密集居住方式，后来汉口、南京、天津、福州、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形成里弄住宅区。上海的里弄住宅按不同阶层居民的生活需要分为石库门里弄、新式里弄、花园里弄和公寓式里弄。早期石库门里弄明显地反映出中西建筑方式的交汇。里弄住宅布局紧凑，用地节约，空间利用充分。

②　居住大院在青岛、沈阳、哈尔滨等地相当普遍。“大院”大小不等，由二、三层高的外廊式楼房围合而成，多为砖木结构，院内设公用的上下水设施。一个大院居住十几户甚至几十户，建筑密度大，居住水平较低。

③　高层公寓是大城市人口密集和地价高昂的产物，高的达十层以上。例如上海百老汇大厦(现上海大厦,图1)高21层,上海毕卡地公寓(现衡山公寓)高15层。这些高层公寓多位于交通方便的地段,以不同间数的单元组成标准层，采用钢框架、钢筋混凝土框架等先进结构,设有电梯、暖气、煤气、热水等设备,有的底层为商店，有的有中西餐厅等服务设施，外观多为简洁的摩天楼形式。 中国近代建筑

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已经有了各种近代工业建筑，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

木构架厂房 　中国手工业作坊一向采用木构架结构。中国近代工业兴起的前期，许多厂房仍沿用这种传统结构，如1865年创立的上海江南制造局，1867年创立的号称“军火总汇”的天津机器局都是这样。到了后期，在新建的大中型工厂中，旧式木构架厂房已被淘汰。

砖木混合结构厂房 　以砖墙、砖柱承重，上立木屋架的砖木混合结构厂房，是19世纪下半叶大中型厂房最通用的形式。建于1866年的福州船政局，车间小者几百平方米，大者2000余平方米，全部采用这种形式。建于1898年的南通大生纱厂，主车间面积为18000平方米,也采用砖木混合结构。到了20世纪，中小型工厂也仍在继续沿用。

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　钢结构厂房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出现，到20世纪20～30年代已普遍应用于机器厂、纺织厂等工业建筑。1904年建造的青岛四方机车修理厂，是大型钢结构车间的较早实例。20世纪初，钢筋混凝土结构首先为单层纺织厂房所采用，以后框架、门架、半门架和各种拱架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各类大跨的单层厂房中普遍应用。多层厂房最普遍的形式也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主要有框架、无梁楼盖和混合结构三种形式。20～30年代许多纺织厂、卷烟厂、食品厂、制药厂的主要车间和仓库都向多层发展，五层以下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厂房较为常见。

近代各种类型的公共建筑，在19世纪下半叶陆续在中国出现，到20世纪30年代，其类型已相当齐全了。主要有：

行政建筑和会堂建筑

20世纪20年代以前建造的行政建筑和会堂建筑，主要是外国使领馆、工部局、提督公署之类的办公用房和清政府的“新政”活动机构、军阀政权的“咨议”机构以及商会等的建筑。这类建筑基本上仿照资本主义国家同类建筑，布局和造型大多脱胎于欧洲古典式、折衷式宫殿和府邸的通用形式，例如青岛提督公署、江苏省咨议局等建筑都有这种特色。从20年代后期起，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建造了一批办公楼和大会堂，如上海市政府大楼，南京外交部大楼、交通部大楼，南京国民大会堂，广州中山纪念堂等，这些都是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具备近代功能的民族形式的建筑。

金融建筑和交通建筑

金融、交通建筑包括银行、交易所、邮电局、火车站、汽车站、航运站等。银行为金融机构，控制着社会经济的命脉。为显示资力雄厚、博取客户信赖,许多银行竞相追求高耸宏大的建筑体量,坚实雄伟的外观和富丽堂皇的内景，大多采用古典式、折衷式的建筑形式，也有少数采用民族形式。建于1921～1923年的上海汇丰银行,占地14亩,高8层,采用钢结构而模仿砖石结构造型，以古典主义形象显示了宏伟、威严、华贵的气势。建于1936年的上海中国银行(图2)，以高达17层的塔楼,用经过简化了的中国建筑细部作装饰，含有淡淡的民族风韵，在上海外滩建筑群中十分突出。 中国近代建筑

火车站建筑外观多移植国外建筑形式，如建于1898年的中东铁路哈尔滨站，是当时流行于俄国的新艺术运动风格；建于1912年的济南火车站（图3），是仿中世纪后期德国风格。这两个火车站以及建于1900年的京奉铁路北京站和建于1927年的京奉铁路沈阳总站（见彩图）等，建筑水平大体相当于同时期国外的火车站。

文化教育建筑

近代文化教育建筑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大学、中小学、医院、疗养院、体育馆、体育场、公园以及各类纪念性建筑等。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以及营造的纪念性建筑，明文规定采用“中国固有形式”。教会系统的学校、医院几乎也都采用“中国式”。一批中国建筑师和少数外国建筑师投入这种民族形式创作活动，创造出像南京中山陵（见彩图）那样成功的作品，以及北京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北京协和医院、南京中央博物院(图4)等不同处理手法的近代民族形式建筑。

商业服务业建筑

这类建筑在中国近代公共建筑中数量最多、分布面最广，同广大城市居民关系最为密切。可分为旧式的和新式的两类。

① 旧式商业服务业建筑一般都沿用传统建筑形式，适当采用新材料、新结构进行局部改造。改造的主要目的是扩大活动空间，以接纳更多的顾客和争取更多的商品陈列空间,在立面处理上极力加强店面的广告效果。一般百货店、西服店、理发馆、照相馆，多采用扩大出入口,开辟玻璃橱窗,突出招牌和模仿洋式门面的方式。大型绸缎庄、澡堂、酒馆等，除改造门面外，还在四合院楼房天井上加带天窗的钢架天棚，把各进庭院变成室内营业空间，同周围楼房营业厅串连起来，成为贯通上下的大片营业面积。这种建筑最初是利用旧房改建而成的，后来新建商店也采用了，北京谦祥益绸缎庄就是这种建筑的实例（图5）。至于大型的综合性商场，则突破旧商店的独立布局，在密集的纵横街弄上面搭盖屋顶，下面设店摆摊，把露天的街弄变成室内营业面积,形成聚集成片的大型商场。占地2万多平方米,容纳600户商贩的北京东安市场就是这种运用简易技术创造的近代大型综合性商场的典型实例。

② 新式商业服务业建筑包括大型百货公司、大型饭店、影剧院、俱乐部、游乐场等，是近代中国城市商业区规模最大、近代化水平最高、建筑艺术面貌最突出的建筑。这类建筑中不少是多层、高层或大空间、大跨度、高标准的高楼大厦，如上海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1926～1928）、上海国际饭店（1931～1934，见彩图）。这类建筑有些是下几层作为商店营业厅,上几层作为餐厅、茶室、影院、舞厅，并开辟屋顶花园，实际上是综合性的商业、娱乐业建筑。上海大新公司（今上海市第一百货公司，1934年建，基泰工程司设计）是这类建筑中规模较大、设计水平较高的实例。

中国近代建筑的风格面貌相当庞杂。这个时期，既有旧建筑体系，又有新建筑体系；既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建筑，又有西方各种风格的建筑。于是，中与西，新与旧，民族化与近代化，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交织情况。旧建筑体系数量上占据优势，除了局部的改进外，整体风格缺少新的变化。中国近代建筑的风格发展，主要反映在新体系建筑中，由新体系建筑的外来形式和民族形式两条演变途径构成中国近代建筑风格的发展主流。

近代外来形式的建筑风格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建筑风格经历了由古典复兴建筑、浪漫主义建筑，通过折衷主义建筑、新艺术运动向现代主义建筑的转化过程，这些不断变化的建筑风格都曾先后地或交错地在中国近代建筑中反映出来。在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独占租借地的城市，如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建筑风格较为单一；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占领租借地的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则出现建筑风格纷然杂陈的局面。从建筑风格的演变来看，近代中国首先传播的外来形式是西方各国的古典式和“殖民式”。19世纪下半叶建造的外国使领馆、洋行、银行、饭店、俱乐部以及20世纪初外国建筑师为清末新政活动设计的总理衙门、大理院、参谋本部、咨议局等都属这一类。进入20世纪后,外来建筑形式逐渐以折衷主义为主流,出现了两种状况。一种是在不同类型建筑中，采用不同的历史风格，如银行用古典式,商店、俱乐部用文艺复兴式,住宅用西班牙式等等，形成城市建筑群体的折衷主义风貌；另一种是在同一幢建筑上，混用古希腊建筑、古罗马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巴洛克建筑、洛可可风格等各种式样，形成单幢建筑的折衷主义面貌。

从20年代末开始，随着欧美各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和传播，中国新式建筑也出现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趋势。从带有芝加哥学派特点的上海沙逊大厦到摹仿美国摩天楼的上海国际饭店，可以看出这种踪迹，但真正体现现代主义建筑精神的建筑实践在当时还极少。

近代民族形式的建筑风格

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雏型，在19世纪下半叶就有了。最初出现的是一些新功能、旧形式的建筑,如1865年建造的江南制造局机械厂等。这些建筑具有近代的功能，而沿用传统的庙宇、衙署的形式，实质上是利用旧式建筑来容纳当时还不太复杂的新功能。随后出现了一批中国式教堂和教会建筑，如上海浦东教堂(1878)、圣约翰书院(1894)和北京中华圣公会教堂(1907)等，已经按新功能设计平面而有意识地采取中国传统建筑的外观，这是中国近代建筑运用民族形式的先声。从20世纪20年代起，近代民族形式建筑活动进入盛期，到30年代达到高潮。形成这一潮流的主要背景是：①五四运动以来,民族意识高涨,“发扬我国建筑固有之色彩”成为当时中国建筑界和社会的普遍呼声。②国民党政府推行中国本位文化，在当时制定的《首都计划》和《上海市中心区域规划》中，对建筑风格都指定采用“中国固有形式”。③教会系统有意在文化教育建筑中利用中国建筑形式，作出表达教会尊重中华文化的姿态。④当时中国建筑师的设计思想仍然是以学院派思想占主导地位，他们很自然地会把中国民族形式融入他们设计的建筑中去。这样，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的行政建筑、会堂建筑、文化教育建筑、纪念性建筑以至某些银行建筑、体育建筑、医院建筑、商业建筑中，涌现出一批由中国建筑师和少数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不同形态的民族形式建筑作品。这是中国近代探索新建筑的近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有意义的创作实践，同时涉及引进的国外近代建筑形式和先进建筑技术如何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并在建筑近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继承、借鉴、发扬传统建筑遗产等问题。这些创作探索大体上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仿古式(又称宫殿式、复古式)。这类建筑从整体格局到细部装饰都保持传统建筑的形制。有的完全模仿古建筑的定型模式，如仿喇嘛寺殿阁的南京中山陵藏经楼，仿清代府第门庭的燕京大学校门（今北京大学西门）等；有的严格恪守古建筑的基本格局，如上海市政府大楼等。第二种是混合式(又称古典式)。这类建筑的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注重功能性，外观则是“中西合璧”的，只在重点部位保持传统建筑的格局。上海市图书馆是一实例,它基本上是平屋顶的近代体型,但在中部耸立重檐歇山顶的殿楼。第三种是“现代式”。当时称为“现代化的中国建筑”。这是具有新功能和采用新技术、新造型的建筑；不过适当点缀某些经过简化的传统构件和细部装饰来取得民族格调。南京的外交部大楼、国民大会堂、中央医院,北京的交通银行,上海的大新公司、中国银行等都属这一类。这类建筑追求新功能、新技术、新造型与民族风格的统一，是当时民族形式风格创作探索的重要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