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史记》卷十八等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佛教东传朝鲜半岛。

公元4世纪，佛教从中国向东传入朝鲜半岛，时值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足而立的时期。到了7世纪中叶，新罗联合唐朝，灭了高、百两国，统一朝鲜半岛，佛教逐渐脱离中国的传承，树立韩国佛教独特的教义。14世纪末，新罗王朝被高丽王朝（918至1392年）所取代；佛教在王室护持之下，400多年间，由兴起走向兴盛，通过潜移默化的本土化转变逐步形成具有韩国特色的宗教。

据《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中国前秦国君苻坚遣顺道法师及使者赍来经书、佛像；小兽林王四年，秦僧阿道亦前来弘扬佛法；翌年，王为二僧建肖门寺和伊弗兰寺，这是韩国佛寺建筑的开端，佛教由此正式传入韩国。至枕流王元年（384年），佛教由东晋的梵僧摩罗难陀传入百济；而新罗则直到公元417年以后，佛教才由高句丽僧人传入。佛教传入前，朝鲜半岛人民崇拜鬼神，信奉巫教，因此佛教初传时期亦被视同民间信仰一般，以王室贵族为中心，进而形成护国祈福的国家信仰。

高句丽因国土与中国东北接壤，又时值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此，佛教的发展受中国北朝影响较大。帝王多信佛，更有不少高僧东渡日本弘法，其中惠慈法师被日本圣德太子礼请为师；尔后慧灌则任僧正之职，并为日本三论宗始祖，佛教因此广为传扬。直到荣留王七年（625年），王遣使入唐传入道教后，佛教的发展才受到抑制。当时道教虽兴，高句丽却也走上灭国之路（675年）。

百济佛教受中国南朝影响较大，诸王亦笃信佛教，阿莘王、圣王（又称圣明王）、威德王、法王、武王等，都是著名的护法仁王。至6世纪初，高僧辈出，其中以谦益盛弘律宗，推为百济律宗之鼻祖，最为有名。百济佛教对隔海相望的日本也有深远影响，圣王二十四年（546年）致赠佛像、经书等与日本，是为佛教传入日本之开端；此后至日本弘法的百济僧侣剧增，主要以弘传三论和成实二宗为主。

朝鲜半岛三国中，佛教虽最晚传入新罗，但发展却最为兴盛。及至真兴王年间（540~575年在位），佛教的发展已是如日中天。新罗在统一朝鲜半岛前，高僧圆光和慈藏都曾前来中国参学，回国后不仅大弘佛法，且极受朝廷重视，奉旨辅佐国政。新罗统一朝鲜后，佛教受中国唐朝的影响，大乘各宗传入，元晓、义湘大师弘传华严；圆测、太贤大师宣扬法相，因此，华严、法相两宗最为盛行。另外净、律、密等宗派也日渐弘传，禅宗在新罗后期至高丽初年已发展为九派之多。概言之，新罗佛教因受到王室的大力推崇，寺院遍布，硕德辈出，著作丰富，确为后继的高丽佛教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初期

佛教受到民间信仰的抵抗——通过527年异次顿的牺牲方才获得合法地位。

中后期

新罗成为佛教王国——允许出家、兴建佛教寺院、实行僧官制度、派遣留学僧等

众多新罗国王拥有自己的法号 ：法兴王（法空）、真兴王（法云）

元晓 ：佛教的大众化、 佛教的统一

慧超 ：往五天竺国传

弥陀思想的流行 ：以念佛可以极乐往生——佛教的大众化

高丽的创国者太祖，是有名的佛教护法仁王，他深信高丽的建国是凭仗佛力之故，因此大力保护佛教，订定信佛事佛的训要。至此，信佛护教、祈求国泰民安便成为高丽王室的一大传统。其中，为了攘敌救国而雕印的《高丽《大藏经》》最具历史意义。高丽时代常遇外敌入侵的困境，因此常以建寺、举行法会等各种佛事为国祈福消灾，这是“ 祈福禳灾，镇护邦国”的国家思想形成的原因。另外，对僧尼的统理政策，除承继新罗时期的僧官制度外，还仿照进士科举制度，遴选优秀僧侣授予僧阶。

高丽佛教发展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高祖至肃宗时期（918至1105年）。此时中国佛教仍继续传入朝鲜，同时深入普及于社会，华严、法相、禅宗法脉持续，国师大觉义天由宋回国后，创立天台宗。

中后期：自睿宗即位后形成的民族佛教。主要是指智讷所创的曹溪宗禅法，本宗成立后，广为高丽百姓所接受，不仅超越禅门九山，后来由中国再传入的临济禅，也用曹溪宗的名义弘扬，成为本土化的大宗派。绵延至今，在韩国佛教中，仍最具代表性。

高丽时期的佛教的地位——国教

高丽佛教的“韩国特色”在于它不再仅仅是来世的宗教，同时也是今生的宗教

天台宗和曹溪宗 ：试图实现教宗和禅宗的结合

《大藏经》 ：借助佛力克服外侵 （契丹、蒙古）

高丽佛教的发展极为辉煌，直到末年儒学兴起，逐渐形成一股排佛的思潮，为李朝的崇儒排佛埋下了伏笔。

公元1392年，李朝太祖推翻了高丽，建立了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李朝（1392~1910年）。李朝初年仍延续了高丽时代以佛教治国的传统。然而当孔圣人的虔诚崇拜者——太宗登基后，韩国佛教的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太宗登基伊始便确立了“崇儒排佛”的基本国策。故自太宗至显宗（1401~1674年）两百多年间，朝廷屡次颁行毁寺灭佛、迫僧还俗、禁止僧侣进城等种种限制性措施，使得本已兴盛一时的佛教日益式微。

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朝鲜受到西方列强与日本的入侵，李朝对佛教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首先，解除对佛教的种种限制与禁令，并设立相关的管理机构以掌理僧政。在韩国佛教复兴的同时，其教义及形式也逐渐发生变化。受到日本佛教影响，僧侣可以结婚和带发修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韩国的佛教仍相当盛行，仍以曹溪宗信徒最广、影响力最大。50年代，新兴的宗派不断出现，以圆佛教发展最为迅猛。目前佛教界开办有综合大学等教育机构，同时也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发展。1975年，韩国当局在佛教徒的极力请愿下，将农历四月初八（即“佛诞节”）定为国家法定假日，可见佛教在韩国的地位已今非昔比。

佛教东传朝鲜半岛，据三国史记卷十八等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中国前秦国君苻坚遣使者及僧侣顺道赍来佛像、经论；又二年，秦僧阿道来朝。翌年，敕为二僧建肖门寺及伊弗兰寺，是为韩国有佛寺之始。又十年（384年），印度沙门摩罗难陀至百济弘法，新罗则直到528年才有佛教传入。

佛教初传朝鲜半岛时，与当时半岛上原有之习俗相融合，目的仅在祈福，此为初传时之相容时期。至6世纪初，名师辈出，如百济僧谦益求法印度，携回梵本阿毗昙藏及五部律，译出律部72卷，是为百济律宗之祖；时昙旭、惠仁等并著律疏36卷，皆奉藏于台耀殿。高句丽僧惠慈于推古天皇三年（595年）东渡日本，后与百济僧惠聪同至飞鸟法兴寺，并同为圣德太子之师；惠聪后被推许为佛教栋梁。

于高句丽、百济、新罗等三国之中，以新罗佛教最盛，远赴中印求法者最多，高僧亦辈出如云。其中，圆光于南朝陈时来中国游学，精通涅盘、成实、摄论等学。元晓来唐未果，曾注释佛经81部，阐扬一乘圆教。义湘亦来唐参谒中国华严宗二祖智俨，回国后大力弘扬华严宗。又慈藏曾与弟子僧实等十余人来唐，归国后携回《大藏经》一部及诸幡幢、花盖等，王曾命于芬皇寺讲大乘论，其思想以律学及华严为主，曾建通度寺戒坛及大和寺塔。圆测于15岁来唐，曾参学各处高僧讲筵，专学唯识学，曾蒙唐太宗颁赐度牒。惠通弘传密法，为真言宗鼻祖。至新罗统一时期（668～935年），韩国佛教已渐脱离中国影响，更具韩国特色。

诸宗之中，以禅宗传入最晚，却后来居上。最早将禅宗传入韩国者为法朗及其门人信行（704～779年，又名神行），信行所传者为中国北宗神秀之法脉。信行之后，有道义者，曾来唐参谒智藏，并嗣其法，归国（821年）后，欲兴南宗禅法而未果，遂于雪岳山隐居，后由再传弟子普照大兴其宗风。道义之同门洪陟，于智异山创建实相寺，大兴禅法，是为朝鲜佛教“禅门九山”之滥觞。

禅门九山无不源于中国曹溪六祖惠能，然与中国禅宗五派（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并无关连。九山者，实相山派、迦智山派、阇崛山派、桐里山派、圣住山派、师子山派、曦阳山派、凤林山派、须弥山派。此外，净土信仰亦颇盛行。

公元935年，新罗为高丽所灭，佛教亦出现另一崭新面貌。

于高丽时代（935～1392年），教宗与禅宗盛行，尤以禅宗，继新罗末期之教势而盛于高丽时代；华严宗与法相宗亦各形成其宗派，而持续教脉。自大觉国师义天以后，创立天台宗，给予教禅两宗影响甚巨。高丽时代之佛教，正值外敌入侵与国家混乱之难局，欲以佛德或神力共度时艰，因而有多种法会、法席、道场、设斋等佛事活动，此乃“祈福禳灾，镇护邦国”之国家思想的形成。据《东国通鉴》等载，太祖即位（918年）时，即设八关会、燃灯会；翌年将都城迁往开城，兴建宫殿之时，于京内创建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新兴、文殊、圆通、地藏等十寺。光宗（950～976年在位）于城南建大报恩寺为太祖追福。并设僧阶，定国师、王师之制；时毗卢遮那忏悔法、无遮水陆会、斋僧等佛事频繁。显宗（1010～1031年在位）时，为攘斥契丹之兵，而发愿雕刻《大藏经》，此即高丽藏之初雕版。

高宗（1214～1259年在位）时，蒙古大军入侵，藏于符仁寺之初雕版全部毁于战火。至公元1251年，经过多年努力，再雕版《大藏经》终告完成，总计6529卷81258版，收藏于江华城西门外《大藏经》板堂，后移至海印寺收藏至今。

高丽时代高僧辈出，如早期之道诜、广学、大缘、法印、利严、庆甫、利让、璨幽、允多等，其中，利严为太祖之师，璨幽曾来唐，依投子山大同修学，并得其心印，归国后，曾受太祖、惠宗、定宗、光宗等四代帝王皈依，光宗特赐“证真大师”之号，并封为国师。此外，如智宗、道峰等，均曾来宋参学，受永明延寿之心印，归国后，活跃一时。举扬华严学之均如，颇受光宗崇信，尝致力于南岳智异山、北岳浮石寺等两派华严学之融会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