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九（김구/Kim Koo，1876年8月29日—1949年6月26日），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家，号白凡（백범），曾用名金昌岩、金昌洙、金斗来、金龟、张震球、张震等。本贯安东，生于朝鲜黄海道海州。

金九出身朝鲜半岛名门安东金氏（旧），但在17世纪中叶，因为家族出了逆贼金自点而招来灭门之祸，他的祖先便辗转逃难，最终定居于黄海道海州城西约八十里的白云坊基洞的八峰山下，并从两班沦为常民（参见朝鲜王朝身份制度），世代担任“尊位”（常民中负责征收本坊税金并向坊长负责者）。金九就在1876年8月29日（农历七月十一日）出生于此，他最早的名字是“昌岩”。父亲叫金淳永，母亲叫郭乐园，是家中独子。

金九幼年时得过天花，不久痊愈，但在脸上留下痘痕。五岁时，举家搬往康翎郡三街里，聚族而居，七岁时又搬回基洞。九岁学习谚文和《千字文》。当时，金九一家社会身份低下，常被同里的晋州姜氏和德水李氏等两班家族欺侮。金九在十二岁时听说同族一个前辈曾因为公开戴只有两班才有资格戴的马尾冠而被一个两班撕毁其冠，使金家无人再敢戴冠，十分愤慨，决心学习汉文，将来考中科举，摆脱常民身份，出人头地。起初募集同族儿童搞了个家塾，由一个姓李的生员充当塾师。他开始用学会的汉字阅读《资治通鉴》《十八史略》等中国史书，对中国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尤其对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刘邦仗剑斩蛇、韩信乞食漂母等故事印象深刻。到了十五岁时，他转去儒生郑文哉（金九伯母的亲戚）门下求学，每天要走十里山路，学习大古风、十八句、汉唐诗、《大学》和《资治通鉴》等中国经史书籍，以备应举。

1892年，为了庆祝朝鲜高宗“圣寿望五”（40周岁）以及登基三十年，朝鲜举行“庆科别试”，金九随老师郑文哉去海州城参加初试。他目睹考场中有老人“乞科”（请求给一个科举功名）之后，深受感触，决定以父亲的名义交卷，考完后又听到人们议论科举乱象，如通过行贿就可以取得功名等等，便对科举大失所望。回家后，他与父亲金淳永商量，认为自己再努力也比不过有钱人，况且家里也没有足够财力供他长期读书，便放弃科举之途，而金淳永则建议他学习看相。金九闭门学习《麻衣相书》三个月，发现自己毫无富贵之相，反而有贱相和凶相，再次对人生感到失望和迷茫。但他接着在书中看到“相好不如身好，身好不如心好”一句，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此后他又读了《孙子兵法》《吴起兵法》以及六韬三略等兵书，同时也会教同族小孩写字。而此时《郑鉴录》中关于李氏王朝气数将尽、郑氏将取而代之的预言的流行，也让金九滋长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逆反的情绪。

1893年2月，金九因为听说了“东学道”有飞檐走壁、御风而行的神奇功夫，便去拜访同乡的东学道徒吴膺善，吴膺善出身两班，却对金九使用敬语，十分客气，并阐述了东学道的历史以及建立人人平等的新国家的主张，令金九为之倾倒，随后就成为东学信徒，连带着他的父亲也入了道。他十分热衷于传教，很快就发展了数千名“连臂”（传教时发展的信徒，又称弟子），其影响力甚至扩大到平安道，被信徒们称为“童蒙接主”（又译“幼接主”，谚文写作얘기 접주，接主是东学基层机构“都所”领导的名称，他尚未获任接主），此时他的名字也改为“昌洙”。

1893年秋，吴膺善应大道主（教主）崔时亨之命，选拔黄海道中吸收“连臂”最多的15人，作为“道儒”去忠清道报恩郡俗离山下谒见崔时亨。金九也作为“道儒”之一前往报恩，崔时亨正式任命他们为“接主”，金九家住八峰山，所以他管理的东学组织就叫“八峰都所”，他就号称“八峰接主”。他们在报恩还接到发动起义的指令，于是回到海州后，就对信徒进行动员，招募了700多人作为武装的起义军，高举“斥倭斥洋”的旗帜，于1894年10月进攻海州城。但由于官军和日军的火力优势，金九很快败下阵来。他撤至海州城外八十里的回鹤洞进行休整，准备再起，并得到九月山下的名士郑德铉和禹钟瑞为军师，按照他们的建议，一改东学道内人人平等之规，定下几条军令，树立自己作为主帅的威严，并向九月山转移。

在此期间，黄海道内配合官军镇压东学军的地主武装首领安泰勋派人招降金九，因为他听说了金九的才干，觉得如果他战死就很可惜，而金九也决定与其使者达成协议，互不攻击。随后他以九月山为根据地，驻扎贝叶寺，招贤纳士，养精蓄锐，但九月山一带的接主李东烨却认为金九鸠占鹊巢，经常派兵骚扰金九，甚至在1895年1月发生流血火并事件，金九手下的爱将李龙善被害。金九被迫和郑德铉逃到长洞郡梦金浦避难三个月。在这期间，他听说李东烨已被官军和日军剿灭并被处死，黄海道东学军宣告失败，他对东学道的信仰也从此幻灭。同时官军和日军也在大肆搜捕东学余党，郑德铉建议金九去安泰勋那里寻求庇护。于是他来到信川清溪洞的安泰勋家，果然得到安泰勋的庇护。他在安家结识了后来以击毙伊藤博文而闻名的安泰勋之子安重根以及后来在中国并肩展开独立运动的同志安恭根。

在清溪洞避难期间，金九还认识了来安泰勋家做客的大儒高能善。高能善号后凋，是华西学派（李恒老开创的学派）的儒者、柳重教之弟子、柳麟锡之同门。金九为高能善的人品和学识所折服，拜他为师，高能善也很欣赏他，向他传授《华西雅言》《朱子百选》中的章句，灌输义理之道。他看出金九缺乏决断力，便以“得树樊枝无足奇，悬崖撒手丈夫儿”的诗句赠予金九，作为其座右铭，勉励他做事果断。

当时，清朝刚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承认朝鲜“独立”，但实际上朝鲜被亲日派控制，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高能善在1895年夏向金九感慨时局多艰、国家将亡，并建议他联络清朝，以图驱逐日本。他与另一名投奔安泰勋的爱国志士金亨镇同行，化装成卖杂货的商人，一路走到西锦州，看到清军军营，两人故意闯入其中，被清军捕获，见到主将“马大人”（可能是马玉昆）。他们陈述朝鲜被日本侵略之状，请求“父母之国”（中国）的援助，“马大人”为他们松绑，约定以后联系，并将他们遣送回国。九月，他们听说闵妃被日本人杀害的“乙未事变”的消息后，再次从清溪洞出发，前往中国，在奉天上书盛京将军依克唐阿（金亨镇称为“关东燕王李克康阿”），请求援助朝鲜抗日。依克唐阿接见了他们，并让部下徐庆璋与他们探讨军事合作的问题，据说还分别任命金亨镇和金九为镇东倡义士的都统领和左统领，约定举兵相应。在归国途中，金九曾与一名出身锦州的徐姓中国男子（据说是在平壤之战中阵亡的清将徐玉生之子）义结兄弟，其后又遇到在中国境内三道沟一带驻扎的统率300多名朝鲜义兵的金利彦，便投身其中，在1895年12月与金利彦一起进攻江界，但在攻城作战方案上出现分歧，金九主张不打高山里，而是装扮成清军奇袭江界城，金利彦则坚持先打高山里抢武器，并认为自己是为国母报仇的堂堂正正之师，只需穿着白衣，无需扮成清军，并相信江界城中有官军充当内应，结果按他的主张作战后，很快就被官军击溃，金九和金亨镇也脱离金利彦部队。到了黄海道，他们又与白乐喜、金良根等东学余党合作，准备举兵造反，并打算联合清朝的“马大人”，但白乐喜等5人在举兵前的1896年2月被当地居民举报而被捕，金九等也仓皇逃走。

金九外出期间，他的父亲曾向高能善提亲，约定将高能善的长孙女许配给金九，得到高能善的首肯。金九回来后听说这一消息，也非常高兴并深感责任重大。但在十多年前，金九的父亲喝醉酒后曾与一个叫金致景的木瓢商人约定了儿女亲家，这门婚事后来因为金九的反对而没有实现，金致景之女嫁给他人。此时金致景听说金九要和高能善的孙女结婚，便上高家大闹一场，不准其孙女嫁给金九为妻，最多只能做妾。金九为了不给老师添麻烦，忍痛谢绝了这门婚事。当时，安泰勋一家信了天主教，接受断发令，笃信儒学的高能善与之割席绝交，金九也跟着老师，离开安家，回到基洞。不久，金九准备去锦州投奔他的徐姓义兄。走到安州，就看到俄馆播迁和废止断发令的布告，便决定不再出国，而是回家观望形势。

1896年3月9日凌晨3时左右，金九在回程途中的大同江畔鸱河浦（位于安岳郡）的一家旅店吃早饭时，发现了一个短发者形迹可疑，在听他和旁人说话的过程中，发现他虽自称是姓郑的黄海道长渊人，但口音不是黄海道口音，身上还带着刀。金九断定他是一个假扮成朝鲜人的日本人，甚至怀疑他是杀害闵妃的三浦梧楼的同党，不禁怒火沸腾，当众将他踢倒在地，并夺起他的刀，向他一阵乱刺，又喝了他的血，还问朝鲜旅客谁是他的同党，众旅馆都跪地求饶，最后他没再杀人。然后搜索其身上物件，发现是一个叫土田让亮的日本陆军中尉（据韩国学者都珍淳考证，应为出身长崎的日本商人），让店主人李化甫将他的尸体丢到江里。对于土田让亮身上的800两钱，除了用于付船钱的75两外。其余都给李化甫，让他救济穷人。他还让李化甫写了张“为国母报仇杀此倭人”的布告，并署名“海州白云坊基洞金昌洙”，贴在通衢，随后扬长而去，返回故乡。旅客中有一个叫林学吉的人是土田让亮的朝鲜人跟班，他当天就感到平壤，向在当地出差的日本驻汉城领事馆警部平原笃武报案。朝鲜外部大臣李完用也下令尽快抓住人犯。4月18日，海州府根据安岳郡守的报告，向汉城回报犯人是金昌洙（金九）。由于朝鲜官府效率低下，所以迟迟没有把金九抓捕归案，金九也不听父母之劝，留在家里等着被抓，最终在6月21日束手就擒，押到海州监狱拷问，大约两个月后又移送仁川，由日朝官员会审。

金九在受审时慷慨陈词，并向日本人骂道：“所谓万国公法里，哪一条文规定签订通商亲善条约后，可以杀死一个国家的国王或王后？……在我有生之年，誓报此仇，死则变成厉鬼也要杀你们国王，而且非把你们倭寇消灭得干干净净，来洗雪我国的耻辱不可！”又痛斥陪审的韩国官员李在正不懂为君父报仇的春秋大义。在仁川关押期间，他通过一名仁川监理署的开化派官吏而接触了西方文明，并明白了光靠排日思想救不了国，唯有学习新文明、唤醒国民，才能使国家富强的道理。他还从那个官吏那里读到了在中国发行的《泰西新史》《世界地志》等书。之前金九先在东学道那里被灌输“斥倭斥洋”的盲目排外思想，又在高能善那里吸收了卫正斥邪、尊华攘夷的小中华思想，至此才逐渐其扬弃这些思想，开始睁眼看世界。同时，他在监狱里教人认字、代人写状子、学唱民歌，等待最后的审判。

1897年7月下旬，金九以杀人罪被判处绞刑，拟于10月2日执行。行刑那一天，死刑名单被送到朝鲜高宗那里最终复核，一名官员告诉高宗，其中的金昌洙（金九）是“为国母报仇”而受到如此审判。高宗大为感动，马上命法部致电给仁川方面，通知取消金九的死刑，择日再审。行刑的那一天，金九正看着《大学》，平静地等待死期，免死的消息传来时，整个监狱喜气洋洋，狱卒对他的态度也好了不少。但金九仍被关在监狱，金周卿等社会热心人士想方设法甚至变卖家产救金九出狱，为此找到法部大臣韩圭卨等朝廷大员说情，但因为事涉日本，故朝鲜政府中没人敢答应。在狱友的帮助下，金九弄到了一些钱财，又托父亲在探监时带来铁三棱。1898年3月19日，他向值班狱卒行贿，设宴招待他们，等狱卒都喝得酩酊大醉，便与几名狱友用铁三棱凿开墙壁，成功越狱。出狱后，金九逃到忠清南道鸡笼山的麻谷寺，出家为僧，取法名“圆宗”。翌年与同门慧定云游北方，准备去金刚山修行，途中在海州首阳山与父母会面，6月11日抵达平壤，因具备儒学素养而受到艮斋（田愚）学派儒生崔在学的赏识，崔在学向自己的朋友全孝淳介绍他当灵泉寺房主（即住持，全孝淳的子孙在该寺读书，但对该寺原来的房主不满意），此后又开始与文人儒生交游，甚至开始吃荤，同行的慧定大失所望，终于离开了他，而金九的父母也不愿金九出家，于是金九还俗，随父母回到海州故乡。

1900年春，金九化名金斗来，去江华岛寻找恩人金周卿，但金周卿已因为犯事而离家出走，所以只见到了他的弟弟金镇卿，并请求金镇卿留下他作为其家塾先生。在金家，他又结识了当初另一个想营救他出狱的志士柳仁茂，并住进了汉城的柳仁茂家。柳仁茂和他的朋友成泰英把金九的名字从“金昌洙”改为“金龟”，字“莲上”，号“莲下”，并着手安顿金九一家在汉城定居下来。这年12月，金九梦见父亲叫他写“黄泉”两字，感觉不祥，便辞别柳仁茂，奔回海州，先谒见高能善，高能善邀请他加入柳麟锡的义兵，而金九则讲述了他在这几年的思想转变，并劝高能善不要再抱守卫正斥邪、尊华攘夷的那套过时的旧思想。高能善怒斥他失节丧义，与开化派同流合污，愧对先王和祖宗。尽管师生之义已绝，金九仍然尊敬高能善，认为自己为人处世之道都要归功于高能善的教诲。随后他回到家，父亲金淳永果然病重在床。金九精心伺候，一度效仿古代孝子割股疗亲，但终因剧痛而中途放弃，金淳永于1901年3月病亡，金九在家守孝。

1902年2月，金九与家住长渊郡的远房祖母家的亲戚如玉订婚，准备等丧期结束后再举行婚礼，但丧期过后如玉就病死了。1903年，金九与一些新派知识分子交往，在曾经的部下、已成为基督新教长老会牧师的禹钟瑞的劝告下成为基督徒，并开展传教事业。不久，平壤崇实学校的学生崔光玉给金九介绍了安昌浩之妹安信浩作为婚姻对象，金九对这名新女性也非常欣赏，但因为安昌浩答应了一个叫梁柱三的人向他妹妹的求婚，所以这门婚事也告吹了。到了1904年，金九才与信川的一个18岁的女子崔遵礼结婚，此时他已年近三十，在当时算相当大的结婚年龄。

1905年11月17日，日本强迫大韩帝国（1897年所改国号，简称“韩国”）缔结《乙巳条约》，使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条约缔结之际，时任镇南浦懿法青年会总务的金九作为该教会的代表参加在汉城尚洞教会召开的全国大会，会议决定选出代表伏阙上疏，抗议日本暴行，请求高宗废除该条约。结果日军将基督徒的上疏代表崔在学等五人抓走，群众又集会抗议，并向日军扔掷瓦砾。这一切抗争，金九都亲身经历并目睹，但他们认为这种抗争是无效的，只有教育启蒙才能救亡。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抗日义兵运动，金九也不赞成。于是金九投身爱国启蒙运动，应禹钟瑞之邀，在黄海道文化郡草履面当钟山私立西明义塾的教员，教育农村儿童。后来又觉得这里是山村，没什么发展前途，便在翌年去安岳杨山学校当教员，后来又去崔光玉建立的勉学会夏期师范讲习所当讲师，并与崔光玉组织了海西教育总会，自己被推举为学务总监。在这期间，他在黄海道巡回演讲，宣传爱国思想，启蒙大众。1909年10月26日，安重根在哈尔滨击毙伊藤博文，金九因为之前与安重根一家有过交情，所以一度被日本人逮捕调查，但很快就释放。同年12月，他兼任载宁郡保强学校校长，并加入安昌浩所成立的独立运动的秘密结社——新民会。1910年8月29日，《日韩合并条约》生效，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金九在当年赴汉城参加新民会秘密会议，讨论移民“满洲”（中国东北）、建立独立军根据地的计划，以便将来对日本展开独立战争。就在金九回到黄海道并暗中筹措资金的过程中，日本抓住独立斗士安明根，趁机逮捕了与安明根有联系的金九等40余人，指控他们与安明根谋杀朝鲜总督寺内正毅。金九在1911年2月被日本人抓到京城，遭到七次酷刑逼供，屡屡晕厥过去又被水泼醒，仍宁死不屈，经受住了警务总长明石元二郎威胁利诱的考验，不肯说赞美日本殖民统治的话来换取轻判或释放，最终在1911年8月30日以“强盗未遂罪和违反保安法”的罪名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关押于京城西大门监狱。事实上，日本人并不知道他就是15年前杀死土田让亮后来又越狱的金昌洙，在调查过程中所有认识他的人也对此保密，否则他很可能被判处死刑。

金九第二次入狱期间，把名字改为在朝鲜语中与“金龟”同音的“金九”，因为“金龟”是在他日本殖民当局的户籍上登记的名字，改名也是脱离日本束缚之意，这是他最后一次改名。同时，他还将自己的号“莲下”改为“白凡”，意思是他是像白丁（屠户，是朝鲜当时最受歧视的职业）一样的凡夫。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加上明治天皇驾崩、大正天皇登极等因素，所以刑期被减为5年，1914年移送仁川监狱，同年夏获得假释，在安岳家中被监视居住，以经营农庄为生。

1919年，三一运动爆发，许多朝鲜人都通过高喊万岁来表达独立诉求，金九以前的同事和学生们都去公众场合喊了“万岁”，唯独金九没去，表示“独立不是高呼万岁就能争取到的”。看守他的日本人见他没参加三一运动，便放松了对他的警惕。金九趁机脱身，去沙里院登上到新义州的火车，冒充木材商，偷渡到了中国安东（今辽宁丹东）。在安东停留一周后，他与十五名朝鲜爱国志士会合，搭乘英国怡隆洋行的轮船，于4月13日抵达上海，开启了他长达27年的中国亡命生涯。

金九刚来中国之际，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刚成立于上海法租界，金九也加入了这个政府，并当选内务委员与临时议政院的议员。又被任命为警务局长。对于临时政府而言，警务局无法负责一般国家的警政问题，而是负责防范日本的侦探活动、保卫临时政府成员的安全、纠察独立运动者的变节活动，并与日本间谍和朝鲜奸细展开地下斗争。除了在临时政府任职外，他还加入了新韩青年党，当选在沪韩国侨民团（大韩人居留民团）的议员，并在1922年创立韩国劳兵会，为武装斗争做准备。1920年，他的妻子崔遵礼带着儿子金仁来到上海。1922年，母亲郭乐园也来到上海，金九一家遂在上海实现团聚。他和妻子在上海生下了第二个儿子金信，但1924年初，崔遵礼就病死在上海。1926年到1927年，郭乐园和两个儿子先后回朝鲜，金九再次孑然一身留在上海。

在此期间，上海的临时政府的前途并不乐观，甚至可以说十分混乱，曾发生了临时政府总统李承晚因向美国请愿委任统治而遭弹劾以及国务总理李东辉私吞苏俄援助的资金的风波。于是在1923年1月到5月期间，一些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满的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家在上海召开国民代表会议，130多名独立运动家在会上争执不休，分化为主张改革临时政府的“改造派”和解散临时政府、另立新政府的“创造派”。金九坚决维护临时政府的法统，反对召开这个会议召开，在会议期间，他出任卢伯麟内阁的内务总长，对国民代表会议下达解散令。1925年3月13日，临时议政院通过了对李承晚的免职弹劾，接着修改临时宪法，将总统制改为国务领制，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李相龙、梁起铎、安昌浩先后被临时议政院选为国务领，但都没就任，1926年8月才由洪震出任国务领，但他对临时政府的困难也束手无策，四个月后就辞职。1926年12月，临时议政院议长李东宁敦请金九出任国务领。金九起初说自己出身贫贱，如果当了一国元首，会有损国家和民族的威信，此外连李相龙、洪震这种独立运动前辈都无法组阁，自己恐怕也难以胜任。但在李东宁的一再敦请下，金九最终接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国务领，后兼财务长。

金九出任临时政府国务领时，临时政府处于最低谷，门庭冷落、无人问津。许多投身独立运动的青年转向共产主义，并且在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下，在中国活动的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左、右派势力试图合作，于1926年展开民族唯一党运动，但两年后就宣告破裂；九一八事变后，又有一些朝鲜人开始组织“韩国对日战线统一同盟”。但金九领导的临时政府都置身事外，不参与这些有共产主义者参加的所谓统一战线组织。同时，他还在1930年1月25日和安昌浩、李东宁、赵素昂等民族主义者成立“韩国独立党”，作为中国关内的朝鲜民族主义者的政党，也是当时临时政府中唯一的政党。

当时，朝鲜半岛独立运动陷入低谷，十分沉闷，而日本又通过制造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骚动来离间中朝关系，使在华朝鲜人受到中国人的反感。金九决定开展“义烈斗争”（暗杀活动），制造针对日本殖民者的事端，来打破这种不利气氛。为此，他在1931年成立“韩人爱国团”，吸收了一批爱国志士。1931年12月，他派李奉昌到日本行刺裕仁天皇，于是发生了1932年1月8日的樱田门事件。然而李奉昌并未刺中天皇，自己反而就义。金九在上海报纸看到“韩人李奉昌狙击日皇不中”的消息，深感失望。日本侦知是金九在幕后主使，要求上海法租界交出金九，金九遂在上海朝桥的机关报《上海韩报》中刊登了自己有病疗养的消息，在朝侨家中四处藏身，在这期间与中国人王亚樵等合作，策划下一场“义烈斗争”，这就是1932年4月29日（日本天长节）的虹口公园爆炸案，成功炸死了侵华日军的头目白川义则大将和上海日本侨民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此外炸伤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多人，而执行者就是金九领导的韩人爱国团成员尹奉吉，他也很快被捕并就义。金九在事后逃到在上海的美国传教士费吴生（S. A. Fitch）家中，临时政府办公处也在5月10日转移到杭州。为了避免其他同志受到牵连，也是为了让尹奉吉少受拷打之苦，金九于5月10日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称尹奉吉事件是他一人所策划。与此同时，在中国国民党宣传科任职的韩国独立党南京支部代表朴赞翊（同时加入了国民党）通过萧铮向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求助，请他帮忙营救金九等临时政府成员，将他们转移出上海，陈果夫允诺，指示萧铮让家在浙江的国民党元老褚辅成负责将金九等转移到浙江。他们先将临时政府成员家属转移到褚辅成的家乡浙江嘉兴，并且接受中国各界的捐款。到了5月中旬，因费家周边有密探出没，金九等临时政府要员加快转移，被费吾生送到上海火车站，直奔临时政府所在地杭州。此时，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内部再次发生内讧，金澈、赵素昂等人听信了金九私吞驻沪十九路军向临时政府提供的1万元援助金的传闻，金九也风闻金澈、赵素昂等人侵吞上海市商会给被捕者家属的7000元慰劳金之事，双方因此互相指责对方。临政在杭州办公处召开的国务会议上，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结果金九不辞而别，与李东宁一起到嘉兴藏身。到了5月29日，朴昌世、金东宇等上海朝侨袭击了杭州的临时政府办公处，持枪威胁金澈、赵素昂等，逼他们交出身上的钱。金澈、赵素昂亦怀疑是金九在幕后指使，临时政府实际上停止运转。

金九在嘉兴期间，化名张震球或张震，自称广东人，以掩盖他说不好中国话的弱点。改姓张是因为金九的祖母姓张，化名“震球”则是寓意炸死日寇震动全球。他主要住在梅湾街的陈桐生（褚辅成干儿子）老屋，此外还住过海盐陈桐生之妻朱氏娘家、嘉庆严家浜的农民孙永宝家。由于萧铮、褚辅成及褚凤章父子等国民党人及一些国民党特务的暗中保护，金九等人在嘉兴过得很安全。他在嘉兴与朴赞翊、安恭根、严恒燮、李东宁等频繁往来，并希望面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得到其支援。这一请求通过朴赞翊转达萧铮，在得到陈果夫的同意后，萧铮让助理贡沛诚向蒋介石报告金九等人的情况以及会晤要求。1932年8月，在汉口的蒋介石答应在南京会见金九。大约在1932年冬，金九带着安恭根、严恒燮到南京，下榻南京中央饭店，再由萧铮、贡沛诚引入中央军校内的蒋介石私邸憩庐，以朴赞翊作为翻译，与蒋介石会谈。出于保密起见，许多重要谈话都以笔谈形式进行。金九请蒋介石资助100万元，保证在两年内在日本、朝鲜、中国东北掀起暴动，切断日本侵华桥梁。蒋介石写道：“请以计划书详示。”金九回去后写了份简单的计划书，内容仍然是以“义烈斗争”为中心，暗杀天皇等日本高层人物。第二天呈给蒋介石看了后，蒋介石让陈果夫向金九转告这么办不行，建议先训练一批军官，为以后的独立战争做准备，金九写道：“不敢请耳，固所愿也。”就这样，国民党在河南洛阳开办了专门培养朝鲜青年的训练班，代号是“中国陆军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第2总队第4大队陆军军官训练班第17队”，由之前与日本人战斗过的李青天（池青天）、李范奭、吴光鲜等充当教官，在1934年2月招收90余名朝鲜人入校。但此事为日本人侦知，国民政府迫于日方压力，在1935年4月9日第1期朝鲜人学员毕业后，就停止招收朝鲜人。金九在这批毕业生以及其他在中国军校上学的朝鲜人中选拔约80人，成立了“韩国特务队独立军”，又在1935年2月另设“学生训练所”（又称特务队预备训练所或蒙藏训练所），从1935年5月底的15人增加到1935年10月的30余人，作为未来创立独立军的准备力量。

金九在取得了蒋介石秘密支援后，仍以叫张震球的广东古玩商身份在南京淮清桥租房居住，每月获得国民政府所拨补助费5000元法币，生活情况大为改善。1934年，他的母亲和两个儿子也被接到中国，再次阖家团聚。但他与仍在嘉兴的李东宁、严恒燮逐渐产生裂痕，只剩安恭根当他的跟班。1935年10月，他为了躲避日本间谍林荣昌的暗杀，一度与安恭根逃到了徐州的安定根（安重根二弟）家中，不久返回南京。

当时，金九一度搁置了在临时政府的活动，并于1932年冬委托安恭根代自己向杭州的临时政府提出辞呈。1933年10月间，梁起铎从江苏溧阳来到上海，通过车利锡给金九捎信，提议金九重返临政。与此同时，宋秉祚、金弘叙、文逸民等人也分别到杭州、嘉兴、南京、镇江等地向各派要人说明派系斗争的弊端，规谏各派互相妥协。到了1933年末，各派不再各执己见，逐渐趋向联合，但金九始终不出面。此时，联合的主导权在落在中国关内另一派相对左倾的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家金元凤势力（义烈团系）的手中，他们在1935年成立了统一战线的政党“朝鲜民族革命党”，临时政府7个国务委员中有梁起铎、赵素昂、金奎植、崔东旿、柳东说5人提出辞呈，解散韩国独立党，加盟新党，只剩下宋秉祚、车利锡二人还在苦撑临时政府。金元凤还邀请金九参加朝鲜民族革命党，但被金九拒绝。朝鲜民族革命党内以金枓奉为代表的一批人试图解散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宪法本身也规定一旦有大团结的党出现，就将权力转移到这个党。为了避免朝鲜民族革命党掌握临时政府并将其解散，金九在1935年5月19日发表致临时议政院议员的公开信，反对他们加入所谓“统一战线”，呼吁维持临时政府的法统。他还应宋秉祚、车利锡的请求，再次出山，重归杭州的临时政府的工作中，并修复了与李东宁、严恒燮的关系，在1935年11月被选为临时政府国务委员兼外务长。赵素昂等一批人对金元凤不满，脱离朝鲜民族革命党，重建韩国独立党，但排斥金九，并指使在中国公安局任职的朝鲜人警察李世昌让中国警察阻碍金九等人的活动。金九、李东宁、严恒燮、安恭根、宋秉祚、车利锡、赵琬九等遂于同年11月在杭州另立“韩国国民党”，金九任最高领导——理事长，与朝鲜民族革命党和再建韩国独立党抗衡，同时将临时政府从杭州迁到江苏镇江。1936年2月，临时政府又从镇江迁往南京。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金九判断这是朝鲜半岛独立的一个绝佳机遇，认为“无论如何，都要着眼于让中国和日本全面开战并趁机削弱日本势力，从而争取独立”。与此同时，金九也在倡议在中国的朝鲜民族主义三党（韩国国民党、再建韩国独立党和1937年从朝鲜民族革命党分离出来的李青天、崔东旿为首的朝鲜革命党）和其他一些团体联合，于是在1937年8月1日成立了名为“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简称“韩国光复阵线”）的统一战线组织。1937年11月，中国在淞沪会战中败北，南京陷落在即，临时政府便转移至湖南长沙。其后，金九开始筹备民族主义三党合并事宜，并于1938年5月7日在朝鲜革命党所在的长沙南木厅召开三党联席会议，讨论合并问题。但在开会期间，朝鲜革命党党员李云汉突然在会场开枪，朝鲜革命党代表玄益喆中枪身亡，金九与韩国独立党代表柳东说、朝鲜革命党代表李青天也中枪受伤。其中金九伤势严重，湘雅医院本来不想收他，但因为他在昏迷中坚持了四个小时，湘雅医院才决定抢救，并取得成功，唯独因靠近心脏的一颗子弹无法取出，所以留下了手颤症的后遗症。李云汉被捕后越狱，不知所踪，所以他是出于什么动机而开枪也成为谜团。三党合并的计划因为这个突发事件而被搁置下来。

1938年7月，金九率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南迁广州。10月底，金九与曹成焕、罗泰燮两人经由长沙、贵阳抵达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向国民政府请求迁往重庆，获得批准。11月，临时政府迁到柳州，1939年4月迁到四川綦江（今属重庆市）。在此期间，金九为建立在华朝鲜人的抗日联合统一战线而奔走，1939年初，金九曾前往位于重庆鸦宫保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和朝鲜义勇队本部，向金元凤提议左右合作与成立民族主义单一政党，得到金元凤的同意。1939年5月，金九和金元凤联合发表《致同志同胞诸君的公开通信》，声明两人同意取消中国关内的一切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团体，再编为同一政纲下的同一政党。8月27日，右派三党和左派四团体在綦江开会，讨论七党派统一事宜，但并不顺利。先是左派的朝鲜青年前卫同盟和朝鲜民族解放者同盟退出，其后金元凤又对新党的党义、党员资格等不满而退出。最后金九放弃了争取左派团体的合作，重新回到合并右派（民族主义）三党的原有路线，在1940年4月1日决定成立新的“韩国独立党”，5月8日三党宣布解散。金九成为新的韩国独立党的执行委员长。

三党统一的工作结束后，金九马上亲赴重庆谒见蒋介石和陈果夫，向他们提出准许临时政府迁至重庆，其干部、家属亦随往定居，协助筹建韩国光复军，允许临时政府派出军事代表团去西安、洛阳等地，以联合那里正在受训的和已派往中国军队服役的朝鲜青年，动员他们参加光复军。这些要求都得到了蒋介石和陈果夫的首肯。金九随后便赶回綦江准备临时政府的迁移，到1940年9月迁到重庆郊区的巴县土桥乡（1945年初搬到重庆市内）。10月，临时政府第四次修改宪法，确立主席制，金九当选临时政府国务委员会主席。在重庆期间，金九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创建韩国光复军，9月17日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了光复军成立仪式，以李青天为总司令、李范奭为参谋长，然后将司令部移至西安，分为四个支队（不久增为五个），展开训练。当时中国关内的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势力呈现金九为首的右派和金元凤为首的左派相互竞争的格局，双方各统领一支军队，即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蒋介石吸取晚清专扶闵妃集团而导致对朝政策失败的教训，不听朱家骅专扶金九一派的建议，而是对金九和金元凤都加以扶持，同时又都加以管束。他在1941年10月30日指示参谋总长何应钦着手整顿两支武力，将“朝鲜义勇队”与“韩国光复军”同时隶属军事委员会，由国民政府统一管理。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韩国光复军行动准则九条》，决定调派中国军官出任光复军参谋长与各处处长职务，副参谋长与各单位副职则由朝鲜人出任。韩国临时政府对中国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极为不满，但以自由法国接受英国指挥的前例而被迫接受。此后金九屡次向国民政府交涉废除《韩国光复军行动准则九条》，并要求缔结《韩中互助军事协定》，国民政府到1944年8月才废除《韩国光复军行动准则九条》，将光复军指挥权归还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45年签署《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以借款形式对光复军提供物质支援。

另一方面，左右合作也峰回路转，因为金元凤一派的左倾以及朝鲜义勇队部分队员投奔八路军，蒋介石要求朝鲜义勇队并入韩国光复军，金元凤只好接受此命令，屈居光复军副总司令。朝鲜民族革命党和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等左派团体也加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1942年9月，有6名朝鲜民族革命党和5名其他左派人士成为临时议政院的议员（共有23名议员），实现了左右合作。在对外方面，金九希望扩大外交范围，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珍珠港事件后的1941年12月10日对日宣战，1943年与英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缔结派遣士官工作队以支援驻印英军的协定，同年8月向印缅战线的最前线英帕尔派遣以韩志成为队长的光复军工作队10余人，负责对日军的政治工作以及制作传单、翻译缴获文件、审讯俘虏等工作。此外还在1944年与美国战略情报局达成合作，邀请他们从1945年5月起在西安和阜阳训练一支光复军特种部队，协助美军挺进朝鲜半岛，三个月后培训了94人的国内挺进队，准备在8月20日内作为先锋，在李范奭的率领下反攻朝鲜半岛。万事俱备之际，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正在西安商讨光复军与美国合作事宜的金九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心情却十分复杂，他写道：“这真是个令人兴奋快乐的消息，对我来说，却好像天坍了一般，几年间千辛万苦地准备参战竟成徒劳……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做过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1945年8月17日，临时政府国务委员会召开第39次临时议政院会议，讨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出路。朝鲜民族革命党主张临时政府总辞职，等回国后在各派协议下决定临时政府解散与否，金九及韩国独立党则反对总辞职，力主维持临时政府的法统，并直接将临时政府迁回国内，按国民的意愿再行组织，最后决议以临时政府的法统回国。但美苏已约定以三八线为界分割占领朝鲜半岛，故当金九向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将军提出协助临时政府接管朝鲜半岛时，遭到美方一口拒绝，要求他们以个人名义回国。11月5日，除了朴赞翊、李青天、闵石麟等留在中国作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代表外，金九等临时政府要员15人从重庆飞往上海，取得盟军司令部对他们进入朝鲜的批准后，在11月23日下午1时乘坐驻南朝鲜美军司令霍奇所派的c-74运输机返回故国。为了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登上飞机前发表了《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其中写道：“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拨借政时、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

金九刚到金浦机场，他就被美军装甲车带走，下午5时抵达西大门外竹添庄（后改称京桥庄），作为住所。两个小时后以霍奇的名义发表爱国者金九回国的声明。回国当天，金九第一个访问的就是原来临时政府的总统李承晚。李承晚虽然以欧美委员部的名义，脱离临时政府多年，但金九始终顶住呼吁取消欧美委员部的压力，支持其欧美委员部的运作。金九依然希望临时政府能接管朝鲜半岛，他在记者会上说：“因为我国现在被实施军管的缘故，所以对外是以个人资格回国，但从我们韩国人的立场来看，是临时政府回国了。”12月1日，在汉城运动场召开了有3万人参加的临时政府还国奉迎会。金九还通过临时政府外务长赵素昂发表声明称临时政府并非固守资本主义或封建制度，理念比英国工党更进步，作为对南朝鲜当时的左翼团体“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喊话。“朝鲜人民共和国”邀请金九等成为其委员，又提议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朝鲜人民共和国”同时解散，然后合作，均遭金九方面拒绝，双方谈不拢，未能实现合作。而在右翼内部，金九与亲日势力水火不容，而李承晚则有意与韩国民主党为代表的亲日势力妥协与联合，两人也开始产生裂痕。

1945年12月28日，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决定朝鲜半岛由美、英、苏、中四国实行最多五年的托管统治。消息传入朝鲜半岛，舆论哗然。当日夜，由金九发起，在汉城成立了“反托管国民总动员会”（后改名为“反托管委员会”）。他非常积极地投入反托运动，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的名义向四国元首发函抗议托管统治，并冒着严寒领导各种反托示威活动，可以说是反托运动的实际领导人。金九的目的是试图利用反托运动树立临时政府的权威，以便临时政府接管南朝鲜，这令美国占领当局对他非常不满，1月1日，霍奇传金九到自己的办公室，把他痛骂了一通。对他说：“如果你再骗我，就杀了你！”金九则以要当场自杀相威胁。霍奇的恫吓事实上已经挫败了金九的被称为“政变”的夺权计划。后来占领当局虽未进一步采取惩罚措施，但金九已大失脸面，他与临政派始终未能恢复元气，反托运动的主导权也转入李承晚手中。

金九还呼吁成立非常政治会议来应对托管统治，为此与李承晚的“大韩独立促成中央协议会”和韩国民主党达成合作，于1946年2月1日举行非常国民会议，推金九和李承晚为领袖，其后又组建“最高政务委员会”作为决策机关。次日，该机构被美国占领当局改为“民主议院”，作为其咨询机构。随后，金九在南朝鲜巡回访问，并于4月29日在尹奉吉的故乡忠清南道礼山举行尹奉吉义举14周年纪念仪式，他哽咽致辞，并在祭坛上放声痛哭。在这期间，美苏共同委员会在德寿宫开会讨论如何建立朝鲜半岛统一政府，但很快破裂，李承晚趁机抛出南朝鲜单独选举、建立单独政府（简称“单选单政”）的主张，遭到金九的强硬反对，他还与金奎植一起赞成吕运亨发起的左右合作运动。此后，金九就与李承晚逐渐分道扬镳，也更加被美国占领当局排斥而在南朝鲜政局中边缘化，极右势力更将他视为苏联和北朝鲜的内应，不断加以诋毁。

1948年2月13日，金九发表名为《泣告三千万同胞》的声明书，重申反对“单选单政”、建立自主统一政府的立场。不久后，美国操纵下的小型联大就通过了南朝鲜“单选单政”的决议，金九发表了反对声明，谴责不顾苏联反对而通过的非法决议，并宣言自己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和完全自主独立而不惜粉身碎骨、赴汤蹈火。2月16日，他与金奎植联名写信给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枓奉，邀请举行南北领导人会谈，讨论民族统一的前景。3月25日，以北朝鲜6个团体的名义，向金九的韩国独立党以及南劳党等17个政党、团体发表《告反对树立南朝鲜单独政府的南朝鲜政党、社会团体》的邀请函，邀请他们出席4月在平壤举行的南北对话。翌日，北朝鲜密使来到汉城，向金九、金奎植传达回信，邀请他们出席平壤的南北代表者联席会议。金九和金奎植经过反复思考和商量，在3月31日暂时决定出席，在4月7日派安庆根和权泰锡作为密使到平壤了解情况。两人的回报极为乐观，金九、金奎植便下定决心北上。美国占领当局极力挽留，甚至抛出了让他们出任未来南朝鲜政府的领导人作为条件，南朝鲜右翼更是对他的北上决定口诛笔伐，但金九还是在4月19日带着秘书鲜于镇和儿子金信越过三八线北上平壤，此外金奎植、赵素昂、赵琬九、严恒燮等韩国独立党代表也在之后陆续抵达平壤。

金九在4月20日抵达平壤时，联席会议已经召开了一天。给他当向导的是曾经的情人安信浩。他于4月22日在牡丹峰剧场发表了谈及建立统一政府的基本原则的祝词。随后应北朝鲜的安排，参观金日成故居万景台等地点。4月30日举行金九、金奎植、金日成、金枓奉四人参加的南北要人会谈（四金会谈），并发表了关于双方所达成的相关共识的共同声明，虽然大谈反对单选单政及呼吁美苏同时撤军，但并无任何实际具体的应对方案。5月5日，金九和金奎植等回到汉城时，带回北朝鲜不会切断电力供应的承诺。然而，两天后北方即停止向南方供电，二金声誉大为受损。5月10日，南朝鲜选出第一届国会议员，准备制定宪法和选举总统。蒋介石的驻韩代表刘驭万在7月11日面见金九，请他竞选副总统，与李承晚联手合作，遭到金九拒绝。尽管金九公开声明不会参与新政府，但在7月20日的总统投票时，他还是被部分议员推举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结果国会只有13票（6.63%）选金九为总统，62票（31.47%）选金九为副总统，最后由李承晚、李始荣分别当选正、副总统，并于8月15日宣布成立大韩民国。金九对此表示：“只有悲愤和失望，但我们在此时必须冲破失望和恨叹的空气，进而带着新的决心和勇气，重整旗鼓，推进强力的统一独立运动。万一我们同胞只能突进两条极端的道路，那么今后南北同胞就可能存在因国际压力和挑拨而发生并非本意的同族相残的悲惨内战之虞，再武装的日军可能会再次跨海扩张势力。”

但是在1948年9月9日，北朝鲜也建立了单独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九仍坚持南北协商、自主统一的路线，在1949年1月的韩国独立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金九表示部分人士对南北协商表现出否定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嘱咐不要因为北方没守住盟约而动摇。其后他不断呼吁南北领导人在汉城再举行一次对话，以实现和解与统一。1949年6月初，李承晚势力通过“南劳党国会支部事件”（国会特工事件）来将国会中的进步议员一网打尽，传闻金九也与此案有涉，使极右势力对他的仇恨达到极点。6月26日上午11时30分，韩国国军炮兵少尉安斗熙经过韩国独立党组织部长金学奎的介绍，来京桥庄拜访金九。金九当时正与别的客人交谈，等那个客人走了以后，大约12时许，安斗熙才由秘书鲜于镇带到2层的金九居室。当时金九正在练习书法，鲜于镇下楼后两三分钟，就听到2层传来一阵枪声，正要上楼时，安斗熙走下来说：“是我击毙了白凡先生！”金九中了4弹，浑身是血，紧闭双眼，斜靠在椅子上，鲜于镇急忙将金九送到邻近医院，但金九仍抢救无效身亡。金九死后，韩国举国哀悼，10天内来吊问他的人超过100万，7月5日葬礼时为他送葬的人有40-50万，他以国民葬的形式安葬于孝昌公园。

金九的主要影响体现在他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苦心经营上。起初，朝鲜半岛独立运动的头面人物云集上海，金九在其中并不显眼，但由于派系内斗和独立前途渺茫，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到1926年已经摇摇欲坠、门可罗雀，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连金九都自嘲临时政府已沦为“乞丐窟”。同时财政极端困难，债台高筑，以致金九曾在1924年4月绑架来上海的闵庭植（闵泳翊之子），勒索钱财。在这种情况下，金九奉命于危难之间，于1926年12月到1932年5月和1935年11月到1945年11月两度出马主持临时政府，使临时政府得以维持命脉，并取得长足发展。

在第一次主持临时政府期间，金九的主要活动是创立韩人爱国团，展开“义烈斗争”，代表性的就是樱田门事件和虹口公园爆炸案。此外他还派李德柱、俞镇轼（俞镇万）到朝鲜刺杀总督宇垣一成，派柳相根、崔兴植到伪满洲国刺杀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但他们都还没实施暗杀就被逮捕。其中，虹口公园爆炸案成功引起了中国国民政府的注意，使金九取得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援，得以在洛阳的军校开设朝鲜青年训练班，并以此为基础创立韩国特务队独立军和学生训练所。

在第二次主持临时政府期间，金九试图利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争取朝鲜半岛的独立。在这期间，他缔造了韩国光复军，并反复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涉，最终取消了《韩国光复军行动准则九条》，使光复军真正成为直属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军队。他还在1942年颁布《大韩民国建国纲领》，1944年颁布《大韩民国临时宪章》，将赵素昂提出的“三均主义”确立为临时政府的指导思想和“建国精神”，并且确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韩国独立党、韩国光复军三位一体的体制。金九还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支持，将左派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吸收进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使他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真正成为中国关内地区朝鲜半岛独立运动的领袖。除了国民政府的援助，金九领导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与中国共产党多有往来，临时政府举办的各种纪念活动，如三一运动纪念日、临时政府成立纪念日、朝鲜亡国纪念日等，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一般会派人参加，有时周恩来、董必武、邓发、王若飞、黄华等人也亲自出席。《新华日报》亦不断报道或转载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相关报道。1945年9月3日，来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了金九和国务委员李始荣、曹成焕、赵琬九、赵素昂等人，对朝鲜半岛独立运动表示支持。

1945年，金九打算与美军合作，派光复军攻入朝鲜半岛，但在整装待发之际，日本投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被承认，金九回国后也不敌亲美容日的李承晚，他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付诸东流。

金九小时候住在康翎郡时，与两班李生员家的孩子玩耍，曾无缘无故地挨了一顿打，便跑回家，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直奔李生员家，要把他们统统杀光，为了不被发现，他打算破篱而入，从后门冲进去，却被李家的一个十八岁姑娘发现，大声喊叫，于是他又被抓起来揍了一顿，菜刀也被夺走。后来他母亲找菜刀，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还有一次，金九趁父亲不在，偷了父亲藏在炕头被窝里的20两铜钱，准备到村口商店买米糕，途中见到三叔祖，劝他把钱还回去，金九回去的时候，他父亲已发现钱丢了，便把他吊在房梁用荆条一顿毒打。所幸有一位叔祖看到后把他解绑下来，并反过来用荆条抽他父亲，警告他不准这么打小孩，金九才免于更多的皮肉之苦。

有一年夏天连绵阴雨，金九家附近的泉水都变成了小溪，金九从家里拿出红色、蓝色的染料罐，把一条小溪染成红色，又把一条小溪染成蓝色，观赏它们合流的奇观。正在得意之际，被他母亲抓住狠揍一顿。

1919年，金九来到上海，加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际，他向内务总长安昌浩请求当一名门卫，理由是他在朝鲜时为了测验自己的程度，曾暗自一人做了警察考试科目的答案，但没有及格，怕自己没有真才实学徒具虚名。安昌浩慨然应允，说美国就专设有看守白宫的官员。但因为临时政府中的后辈觉得让前辈当门卫不好，便要求他当警务局长，安昌浩就让他当警务局长，金九推辞不过，勉强就任。

据金日成回忆，金九在上海期间，听说东北抗日联军中的朝鲜人将领金日成取得普天堡大捷，高兴得欢呼起来，并在海外朝侨中给金日成等筹措军饷、试图派遣联络员，但都没有成功。有人批评金九没把军饷送到抗联那里，中饱私囊，但金日成对当时军饷无法送到的情况表示理解。

金九在嘉兴时，有一天围观中国士兵操练，一个军官盘问他是哪里人，他自称广东人，没想到这个军官就是广东人，听出他口音明显不对，便把他抓到当地保安队审讯。虽然在褚家的救援下被带出，但褚凤章感到金九应该娶个妻子来掩盖身份，并给他介绍一个自己认识的中学女教师。金九觉得知识女性容易看出自己真实身份，便找了褚家雇佣的一个叫朱爱宝的船娘。此后就和她生活在一起，白天坐着她的船游览嘉兴水乡风光，后来去南京时也带上她，她也充当起金九的交通员，以减少金九的露面。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支援朝鲜半岛独立运动的问题上无需顾忌日本，金九也不必再掩盖身份，因此在1937年冬撤离南京，他与朱爱宝分手。金九承认他和朱爱宝“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类似夫妇的感情”，并相信后会有期，因此只给了她回嘉兴的车费。此后金九一直不忘朱爱宝，并后悔给她钱太少。朱爱宝则嫁给他人，但没有生子，后又守寡，在20世纪80年代上吊自杀。后来这段爱情故事被中国作家夏辇生写成小说《船月》，此外还有《血火情深》等话剧演绎金朱恋情。

金九的代表著作就是他的自传《白凡逸志》。1999年，在他逝世50周年之际，韩国整理了他的所有作品与部分重要相关资料，合为《白凡金九全集》12卷。

金九被暗杀后，李承晚政府称此事件为韩国独立党的内部矛盾所造成的偶发事件，反对金九与朝鲜协商的独立党成员金学奎有指使安斗熙暗杀金九的嫌疑。7月20日，韩国军方发表了最终调查结果，称暗杀金九是安斗熙为挫败韩国独立党内亲共势力推翻大韩民国政府的阴谋而发动的一次“义举”，安斗熙免于死刑，到朝鲜战争爆发后获释并复归军队。

韩国实现民主化以后，要求重新调查金九之死的呼声越来越高，1992年安斗熙口述证言曝光。对此，韩国国会于1993年成立了调查金九暗杀事件真相的委员会，经过约两年的调查后，于1995年12月发表了《白凡金九先生暗杀真相国会调查报告书》。根据这份报告书，金九暗杀事件并非如李承晚政府所称的那样是韩国独立党的内部矛盾所造成的偶发事件，而是经过周密的准备、模拟、组织性的角色分担的李承晚政权的犯罪行为。安斗熙的第一个幕后黑手是军方。他的上司炮兵司令、也是出身极右反共团体西北青年团的张银山下达了暗杀命令。事件发生后，特务队长金昌龙、参谋总长蔡秉德、宪兵副司令田凤德等在善后过程中掩盖了真相。这些人都是日本殖民时期曾在日军、伪满军和警察局为日本卖命的人，对金九又恨又怕，加上当时发生了国会特工事件、反民特委风波，他们害怕金九东山再起后清算他们，便除之而后快。此外，还有学者根据美国解密档案，指出韩国极右组织白衣社也参与主导这次暗杀。

不过，韩国军方暗杀金九是否得到李承晚的指使或默许，以及曾身为美军防谍队（CIC）情报员的安斗熙是否是在美国的授意下暗杀金九，虽然不少人提出这些怀疑，但其确切证据还有待更多资料发掘。

韩国部分人将金九尊为“国父”，安斗熙在1949年受审时就说“是我杀害了金九先生，杀害了先生这个爱国者、国父和领导者”。曾任韩国统一部长官的李仁荣也公开宣称金九是韩国国父。但保守势力则倾向将李承晚视为“国父”。也有人主张李承晚和金九都是韩国国父。另据金九的秘书鲜于镇回忆，金九从中国回到南朝鲜时，曾看见“欢迎国父金九主席”的横幅，他拒绝道：“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父，（我国的国父）只有李承晚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