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学（Tangutology）是一门研究西夏文献和历史的学科，是20世纪初兴起的新兴学科。西夏学涵盖面广泛，涉及古代党项与西夏国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西夏学发展至今，在语文、考古、社会历史三大基础性板块学科的建设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西夏建立后，先与辽、宋，后与金鼎足而立，必然与周边政权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保义二年（1227年），西夏被蒙古灭亡，其文物典籍遭受严重破坏。元朝修辽宋金史，独不及西夏，使有关文献史籍散亡。历经元、明两代，党项这一民族共同体及其所建立的王朝逐渐隐没，被后世淡忘。

早在宋朝时，宋人洪遵作《钱志》，著录一枚所谓“梵字钱”，考订者认为此钱就是西夏文的“大安宝钱”。19世纪初，清代的一些学者认识到西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于是搜集、整理、编纂了一些西夏史籍，重要的有周春《西夏书》15卷，张鉴《西夏纪事本末》36卷，吴广成《西夏书事》42卷。仅有存目而未见传本的则有洪亮吉《西夏国志》16卷，秦恩复《西夏书》20卷，王云《西夏书》4册，徐松《西夏书》、《西夏地理考》，陈昆《西夏事略》16卷及无名氏《西夏志略》等。清代学者对西夏史料的编纂，不是简单的辑录，而是在体例上有创新，对历史事实的考证与分析上均独具见解，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西夏历史研究成果。

嘉庆十五年（1810年）秋某日，在甘肃武威城内东北隅清应寺封闭已久的碑亭中，武威学者张澍开掘出西夏崇宗李乾顺于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所立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断定碑阴书体为西夏国书，张澍成为第一个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另一位清代学者鹤龄则首次释读了《妙法莲花经》的西夏文经名与卷数名。19世纪初，中国学者对西夏历史的研究以及西夏文字的重新发现，开创了西夏学研究的先河。

20世纪初，原西夏时期的边防重镇黑水城（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但却被俄罗斯、英国的探险家偷运出境，分散到了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等地，中国的老一辈西夏学学者对这些珍贵文献无缘一见，因为手头的资料极为缺乏而难以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

最早介绍和研究西夏文字的中国学者是罗家父子，即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三人。1914年，罗福成发表了《西夏译莲花经考释》。同年，其弟福苌著《西夏国书略说》，首次对西夏文的文字构成、文法及相关资料目录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与分析，并且提出了“偏傍说”，对以后的研究者影响很大。1918年和1924年，罗振玉、罗福成先后两次刊印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汉文合壁的双解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以考究历史，纠正了西夏纪年中的失误。1935年，罗福成将西夏文字书《同音》影写石印。其后罗福苌与罗福颐相继共同完成了《宋史夏国传集注》。

除了罗氏父子之外，1917年，戴锡章以前人的编年史书为基础，撰成《西夏纪》28卷。甘肃临夏西夏文研究者邓隆（1884-1938）对西夏文感兴趣，在1929年以前，著有《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西夏译华严经入法界品考释》、《西夏译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考证》、《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等。

继罗氏父子之后，从1930年到1933年，王静如先生先后发表了《西夏研究》1-3辑，其主要部分是佛经的对译考释，并涉及到党项与西夏的历史、语言、国名、佛经雕版、官印等诸多领域，此书因荣获法国儒莲奖金而著名于世。1929年秋，北京图书馆购得宁夏发现的西夏文佛经百卷，刊出《西夏文专号》以资纪念，其中收录国内外西夏学者撰写的西夏历史、语言文字、文物考古、文献目录、佛经等论著资料约40种。

黑城西夏遗书被劫持国外后，大量资料秘而不宣，加之汉文西夏史料的缺乏，这一时期，中国的西夏学研究暂时处于相对的沉寂状态，报刊杂志上只有零星的关于西夏历史文化的简短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西夏研究几乎是空白。由于民族平等政策的贯彻执行，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注意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像四川大学吴天墀先生默默进行着西夏史研究的学者凤毛麟角。20世纪60年代初，老一辈西夏学家王静如先生又开始了西夏文史的研究，并招收研究生，培养新一代西夏学研究人才。出版了有关西夏学的专著《西夏研究》，并发表了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重要文章如《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等。除此之外，还有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杨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胡昭曦《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等，引起了学术界对西夏历史的关注。1964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敦煌西夏资料工作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诸窟群的西夏时期的历史文物遗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确定了近百座属于西夏时期修凿和装銮的佛教石窟，发现了百余条西夏时期存留的汉文和西夏文题款。从此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也成为西夏文物与艺术珍品的宝库。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学习与研究西夏学的人非常少。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1972年至1975年，宁夏博物馆对银川西夏王陵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出土了大批建筑构件、金银饰物、竹木雕刻、丝绸织物以及鎏金铜牛、妙音鸟等珍贵文物；1983年至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对黑水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近三千多件夏汉文文献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此外，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的西夏城址、墓葬、寺庙、佛塔、窖藏。还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钱币、瓷器、官印、符牌、碑刻、版画、雕塑等文物。在上述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相继推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李范文）、《西夏文物》（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研究》（陈炳应）、《黑水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李逸友）、《西夏陵》（许成、杜玉冰）、《西夏佛塔》（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彭金章、王建军）等著作。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西夏文献研究，主要是利用俄国学者公布的西夏文影印件展开，出版《文海研究》（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同音研究》（李范文）、《番汉合时掌中珠》（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类林研究》（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西夏谚语》（陈炳应）、《西夏天盛律令》（史金波、白滨、聂鸿音译）、《宋代西北方音》（李范文）、《夏译〈孙子兵法〉研究》（林英津）、《圣立义海研究》（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贞观玉镜将研究》（陈炳应），《夏汉字典》（李范文）。其中，《夏汉字典》是我国第一部西夏文字典，大大方便了西夏文的学习和研究。

这一时期最能彰显中国特色的是西夏历史文化研究。1979年，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专列西夏史，和辽金史并列，首次在中国通史中确立了西夏史的地位。西夏专史研究成果很多，如林旅芝《西夏史》，钟侃、吴峰云、李范文《西夏简史》，吴天墀《西夏史稿》，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编），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元昊传》《党项史研究》，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周伟洲《唐代党项》，李蔚《西夏史研究》《简明西夏史》，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西夏学概论》，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西夏经济史研究》，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韩小忙《西夏道教初探》等。另外，《西夏纪》《西夏书事》《西夏志略》《西夏纪事本末》等几部重要的汉文史籍相继点校出版。西夏学从早期的黑水城文献整理与西夏文字释读，拓展成对党项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宗教、考古、文献、文物、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俗等全方位研究，完整意义上的西夏学已经形成。

199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彼得堡分所三方达成正式协议，共同编辑出版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所藏的全部西夏文、汉文和部分其他文字的黑水城出土文献，出版后必将会对西夏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大批研究者投身于西夏研究的队伍中，逐步形成了北京、宁夏回族自治区、四川、甘肃等研究中心，我国台湾省与香港也有专门从事西夏文史研究的学者，西夏学研究已步入繁荣兴盛时期。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认识西夏文的专家，就只剩下两三个人了。新世纪以来，由于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支持和有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积极努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西夏文献陆续在国内出版，与西夏学有关的出版、研究还被列为国家重点出版计划和重点研究课题，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很多专家学者过去朝思暮想、可望而不可即的文献，现在都变成了随意可读的普通读物。而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富有成效的系统整理和基础性研究，又为专家们深入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集中反映西夏学最新研究成果的《西夏学》，已被正式列入核心期刊，西夏学的春天真的来到了。

早在2009年，建在西夏故都的宁夏大学便顺势而为，在学校原有西夏学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承担起西夏学研究、西夏学人才培养和国际学术交流等多重任务。2010年，他们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联合，成立了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而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则成为全国关注的学术品牌和各地学者期待的盛会，对举办地的文化事业、学术研究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2015年至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相继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夏通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西夏文大词典》和《西夏多元文化及其历史地位研究》。《西夏通志》体裁介于“纪传体”断代史和“章节体”论著之间，它的完成将弥补元修宋辽金三史却没有给西夏修一部纪传体专史的缺憾。《西夏文大词典》是一部大型工具书，全书600万字左右（其中简本100万），完成后将为学界提供一部包含最大量西夏文词语，专家和初学者皆可使用的工具书。《西夏多元文化及其历史地位研究》将深入系统地探讨西夏文化的多元性，并从中华文化的大视野下审视西夏文化，有助于科学地了解西夏文化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三项重大项目的开展，标志着新时期西夏研究的转型，对实现西夏学学科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在西夏历史语言文化全面系统研究的同时，分专题研究仍然是西夏研究的重要内容，几十年以后，在此基础上，系统全面研究将更加充实，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承和发展着。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港台地区也有一些学者从事西夏学研究。1975年香港林旅芝教授自费出版了《西夏史》，全书分为17章，第1-12章，论述西夏兴亡；第13-16章，论述西夏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地理、兵制、宗教等；第17章为结论，书后附录了张澍的《西夏姓氏录》。是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才为大陆学者所见。还有林瑞翰的《西夏史》论文，罗球庆的《宋夏战争中的蕃部与堡寨》，阙镐曾《宋夏关系之研究》，廖隆威《北宋与西夏的贸易关系》《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等论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王民信发表了《西夏孙子兵法》《西夏官名杂考》《宋夏金钱外交》《范仲淹与李元昊》《王安石与西夏》《宋与西夏的关系》等一系列关于西夏的论文，并且还发表了评价大陆研究西夏文字专著的文章等。

1883年，俄国的汉学家伊·比丘林（И·Вичулин）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公元前2232-公元1227年西藏和青海的历史》一书，该书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波斯人拉施德的《史集》及《多桑蒙古史》等著作，皆有关于对西夏故地、成吉思汗征服西夏的记载。

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研究西夏文献的学者主要有伊凤阁和鄂登堡，俄国圣彼得堡大学的伊凤阁从科兹洛夫所得黑水城西夏文献中，发现了《番汉合时掌中珠》残页，并著文介绍，引起法国学者沙畹（E.Chavannes）注意，撰文《伊凤阁西夏史论评述》，介绍了其工作成绩。以后伊凤阁不断进行研究，出版或发表了《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西夏文文献》，1921年，法国伯希和（P.Pelliot）将该文译成法文并加注，发表在《亚洲杂志》（JA）8第552号上。由于俄国学者伊凤阁的工作。使黑水城的西夏文献逐步为世人所知。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研究这批西夏文献的有龙果夫、聂斯克（聂历山）、弗鲁格、祖柏尔、科切托娃等人，成绩昭著者为聂斯克，发表和出版了《西夏学历史概述》《西夏文字及其文献》《西夏语研究小史》《关于西夏国名》等一系列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夏学在苏联又得到发展，出现了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索夫洛诺夫（苏敏）、格列克、卡津、孟列夫、克平、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科洛科罗夫、鲁勃、列斯尼钦科夫等一批专家学者，并且研究重点也从语言文字转向对西夏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宗教、风俗、服饰等多领域、全方位的研究，其中克恰洛夫成绩最为突出。早在1959年就已发表《西夏国家机构》《中国史料中关于唐古特人的民族学资料》等论文，来北京大学学习后，又完成了《西夏国史纲》一书，对党项的起源、发展，西夏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西夏的经济、文化、民族等均有论述，但由于对西夏文文献与汉文典籍理解的艰难，致使出现诸多误译与误解之处，影响到作者论断的正确性。

近年来，他对西夏法典、诗歌、谚语、格言、佛经等进行译著，出版了如《天盛改旧鼎新律令》《俄藏西夏文佛经总目提要》等一批专著。孟列夫是专门从事西夏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研究的学者，从1957年开始，孟列夫参加整理汉文文献，并撰写出《黑水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等论文。又在前人编目的基础上，对这批黑水城汉文遗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分类、编目以及叙录，著出《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一书。其中包括佛、道、儒学典籍、文学、历史著作、文书、历书、医书、占卜等书，这些均为研究西夏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法律、文化、艺术、科技以及民族关系的宝贵资料。爱米塔什博物馆的萨玛秀克长期从事西夏绘画艺术研究，撰写出《黑水城的发现》《西夏王国的艺术历史风格上的诠释》等论文。

日本西夏史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是日本西夏史研究兴起和发展时期。早期的西夏史研究主要是对西夏文字的研究。1898年，著名的汉学家白鸟库吉发表了《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1920年到1922年，石滨纯太郎发表了《西夏学小记》，后又与聂斯克合著《西夏地藏菩萨本愿经》《西夏国名考补正》《西夏语译大藏经考》等论文，1956年，又对西夏草书进行研究，撰写出《西夏语译吕惠卿孝经考》。20世纪30年代，日本中岛敏发表了《西夏》《西夏对西羌的战争》《关于西夏铜钱的制造》《关于西夏铸钱问题》《西夏政局的变迁与文化的推进》等一系列论文，对西夏的政治、经济、战争、货币均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长部和雄的《西夏纪年考》、宫崎市定的《西夏兴起与青白盐问题》、小林照道的《关于西夏佛教研究》等，对西夏纪年、贸易、佛教也均有所注意。

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至近期，是日本西夏史研究有较大发展时期，涌现出一批从事西夏研究的学者。山本澄子在20世纪4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又发表了《五代宋初党项族及其西夏建国之关系》，藤枝晃的《李继迁之兴起与东西交通》，松田政一的《关于西夏黑水城的调查》等论文。前田正名非常重视西夏的河西地区，撰写了《河西史的基础构造》《吐蕃与河西九曲》《西夏时代避离河西的交通路线》《关于五代宋初的六谷地区构造论考》等一系列论文，并撰写出专著《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冈崎精郎早在1947年就已发表了《唐代党项的发展》等关于党项西夏的文章，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了《西夏建国过程之研究》《关于西夏法典》《关于西夏原始信仰》《五代时期夏州政权的发展》《西夏之李元昊与秃发令》《关于西夏民族信仰》《宋初的二三禁令问题到李继迁之兴起》等一系列论文，其代表作是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唐古忒古代史研究》，前田正名为其作序，高度评价了这一研究成果。

韩国学者在研究辽、金史时才涉及对西夏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申采发表了《北宋仁宗时对西夏的政策》和《宋西夏贸易考》等论文。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金渭显发表了《契丹对西夏的政策》《西夏与宋契丹之关系（986-1048）》等论文。另外还有林志君的《北宋对外经济关系与华夷观——以辽、西夏关系为中心》，安俊光的《对于宋夏战争》和《对于宋夏七年战争》等论文。

19世纪后半期，外国学者对北京居庸关六体石刻文中的一种民族文字展开了讨论，这种文字五百余年无人辨识，1870年，英国的学者伟烈亚力（A.ylia）考证为“女真小字”。1882年，法国学者德维利亚（Mr.Devieria）根据开封发现的女真文宴台碑上的文字与之不同，提出反驳。1895年，法国学者蓬拿帕特（P.R.Bonaparte）所编的《蒙古金石图录》里收录了居庸关六体石刻文，但是对其中的西夏文仍然不识。直至1898年，德维利亚看到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后，才发表了《唐古特或西夏王国的文字》一文，确定居庸关六体文中的“女真小字”实为西夏文字。1904年，法国驻华使馆毛利瑟氏（M.G.Morisse）在中国学者鹤龄译注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发表了《西夏语言和文字的解读》。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欧洲的西夏学研究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1948年，在第21届国际东方学会上，法兰西学院石泰安（P.A.Stein）发表了《弥药与西夏》的论文演讲，1955年又在《法国远东学院通报》（BEFEO）第4卷上发表了《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从藏文、西夏文、汉文、英法文等文献中的有关西夏的资料，进行旁征博引，探讨弥药与西夏的关系，从而对党项族源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1961年出版了《汉（川、甘、青）藏走廊古代部族》一书，对弥药族源问题又多有涉及。1966年发表了《有关木雅与西夏的新资料》一文，结合藏文资料对聂斯克选译的《夏圣根赞歌》进行了探讨。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培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已有近百人。与此同时，宁夏大学西夏学研修班也举办了多次。每次都能吸引各地学者踊跃报名参加，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和西夏学爱好者。难读、难写、难懂的西夏文，对许多专家学者来说都不在话下。

北方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是北方民族大学重点投资建设的开放型人文研究机构，2002年又被列为国家民委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的重点研究所之一。立足于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积极挖掘宁夏回族自治区及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以岩画学、西夏学、回族学为三大研究方向，同时积累了大批文献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1997年，由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专家主持工作。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西夏研究肇始于王静如先生，40多年来不断发展，成为西夏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并可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史金波任中心主任，白滨、聂鸿音为副主任，并聘请国内外西夏专家为学术委员、编辑委员。中心自成立以来除按计划实施西夏研究重点研究课题外，还开展有国内外专家参与的学术活动。《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国家图书馆学刊编辑部合作编辑。

宁夏社会科学院自1981年成立以来就设立历史研究所，重点开展西夏研究工作，成为西夏研究重要基地之一。李范文、罗矛昆、景永时先后担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现任所长薛正昌研究员。李范文长期从事西夏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他编纂的《夏汉字典》、《西夏通史》为学界研究西夏文和西夏史提供了方便。韩荫晟对有关西夏的汉文资料广为搜罗，集为大成，贡献良多。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推动西夏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河北大学辽夏金史研究室是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设置的研究室。河北大学史学所以宋史研究著称，十多年来逐渐将西夏史、特别是西夏经济史纳入其研究范围，漆侠、李华瑞教授出版有关西夏的专著，培养博士生，为西夏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夏学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史金波、陈育宁、牛达生、汤晓芳、聂鸿音等老一辈专家学者老当益壮、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杜建录、孙继民、李华瑞、彭向前、杨浣、段玉泉等中年学者已经扛起了大梁，成为西夏学研究的中坚。而二三十岁的西夏学硕士、博士队伍更是不断壮大、迅速成长，呈现出西夏学后继有人的喜人景象。尤其可喜的是，一些研究宋史、辽史、金史及研究敦煌学、吐鲁番学等相邻、相近学科的专家，也纷纷加入到西夏学研究的队伍中来。对西夏的音乐、美术、医方、天文历法、西夏文书法，甚至算命学都有人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有些研究则深入到过去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其研究细致入微，精深独到，已入“无人之境”。

在西夏文献资料出土的地方——阿拉善盟举办的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虽然是第五届了，但没有丝毫衰落、懈怠的迹象，相反却显得生机勃勃。

从1996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后更名东方文献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

到21世纪初，出土文献整理出版成为西夏研究的新潮流，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等单位相继推出《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北方民族大学推出《英藏黑水城文献》《日本藏西夏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此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也相继出版。原始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为西夏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首先，西夏文献专题研究全面展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以中俄西夏学联合为基础，出版《西夏文献研究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开展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出版《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和多卷本《西夏文物》。宁夏大学组织出版的《西夏研究丛书》，也有不少文献研究成果，加上没有纳入上述丛书的成果，有数十种之多，如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西夏文〈新集慈孝传〉研究》《西夏文献论稿》《西夏佛经序跋译注》，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李范文主编《西夏语比较研究》，林英津《西夏语译〈真实名经〉注释研究》，聂鸿音、孙伯君《黑水城出土音韵学文献研究》，克恰诺夫、聂鸿音《西夏文〈孔子和坛记〉研究》，孙继民等《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考古发现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韩小忙《〈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同音背隐音义〉整理与研究》，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孙伯君《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对音研究》《西夏文献丛考》，杜建录《党项西夏文献研究》（合著）、《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合著）、《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黑水城文献论集》（主编），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彭向前《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杨浣《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佟建荣《西夏姓氏辑考》《西夏姓名研究》，潘洁《黑水城出土钱粮文书专题研究》，束锡红《黑水城西夏文献研究》，杜建录、波波娃主编《〈天盛律令〉研究》，段玉泉《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杨志高《西夏文〈经律异相〉整理研究》，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胡进杉《西夏佛典探微》等。有的文献研究比较深入，如利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资料的研究著作就有十几种。

西夏历史考古和语言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西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出版有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西夏美术史》，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王天顺主编《西夏地理研究》，李蔚《西夏史若干问题探索》，汤晓芳《西夏艺术》，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西夏社会》《西夏文化研究》，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胡玉冰《西夏书校补》，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李锡厚、白滨、周峰《辽西夏金史研究》，朱瑞熙、刘复生、张邦炜、蔡崇榜、王曾瑜《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李华瑞《宋夏史研究》，杨蕤《西夏地理研究》，张迎胜《西夏人的精神世界》，杨浣《辽夏关系史》，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鲁人勇《西夏地理志》，于光建《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

西夏文物考古方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相继推出《闽宁村西夏墓地》《拜寺沟西夏方塔》《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山嘴沟西夏石窟》《西夏六号陵》。此外，牛达生《西夏遗迹》《西夏活字印刷研究》《西夏钱币研究》《西夏考古论稿》，陈育宁、汤晓芳、雷润泽《西夏建筑研究》，黎大祥、张振华、黎树科《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加上前述多卷本《西夏文物》，较大推动了西夏文物考古研究深入发展。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有龚煌城《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张竹梅《西夏语音研究》、史金波《西夏文教程》、韩小忙《西夏文的造字模式》等著作。值得指出的是，龚煌城的西夏语音研究代表国际水平，史金波的《西夏文教程》是国内外第一部西夏文教程，极具实用性。

西夏文字数字化方面，继马希荣《西夏文字数字化方法及其应用》之后，又有多家文字书版系统问世，随着聂鸿音、景永时西夏文国际编码的完成，西夏文的排版系统将更加方便快捷。

西夏学一度成为“绝学”。1972年，周恩来总理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察时获悉，全国能辨认西夏文的仅有几位老人。为此，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当即对学习研究西夏文做出明确指示。如今，昔日几成“绝学”的西夏学已经变成“热学”。国内各地相继成立了研究机构，涌现一批著名西夏学专家，产生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在宁夏大学，先是创办了“西夏语言文字研修班”，接着又成立了西夏学研究中心，1991年又成立西夏学研究院。西夏学研究已成为教育部重点学科，得到中央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部门的重点扶持。

西夏学研究是中俄两国共同关注的学术领域。中俄学者对西夏学的合作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推出西夏文专号，伊凤阁、聂历山等俄罗斯西夏学家的研究成果与罗福成等中国学者的文章，一同出现在这期专号中。这一阶段主要是两国学者个人间的联系与交往。

中俄学者真正具有实质意义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合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合作，将俄藏黑水城文献陆续公之于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对此记忆犹新。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和常务副院长汝信对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非常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合作整理出版这批文献提供了资金支持。经过艰苦的谈判，中国学者终于踏上了艰苦而充实的文献整理之路。

1996年，《俄藏黑水城文献》开始推出。仍在陆续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为西夏学成为显学奠定了文献基础。2009年，成立中俄人文合作交流框架下的西夏学合作研究机构——中俄（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合作研究从专家个人、研究单位上升到国家层面，研究内容是在西夏文献整理出版基础上的深入研究，研究范围除俄藏西夏文献外，还包括中国藏、英藏、日藏、法藏西夏文文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