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颐 (1905年-1981年)，学者，古文字学家。字子期，笔名梓溪、紫溪，七十后自号偻翁。罗振玉之子。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

1905年年出生在清末浙江上虞望族是国学大师罗振玉家族。

七岁随父侨居日本京都。

十三岁回国寓居天津。受其父罗振玉熏陶，从小习古器物文字之学，兼摹古印。

青年时代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古文字的整理辑录上，也兼事篆刻。

廿四岁助其父摹写《贞松堂集古遗文》，次年自纂《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各十四卷，附录各一卷。

廿六岁编成《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

1933年协助其父辑成《三代吉金文存》。此后独立编成《清大库史料目录》《辽文续拾》《西夏文存》《传世古尺图录》《满洲金石志》等书。

1939年进入沈阳博物馆工作。抗战后迁居北京，任职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1949年后调入文化部文物局工作。

1957年转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从事玺印及古文字研究，在该领域贡献良多。

文革中下放至湖北干校备受迫害。

文革中下放至湖北干校备受迫害。

1979年文物出版社汇集他晚年自刻一百七十枚与早年摹古印一百三十七枚共计二百零七枚印章出版《罗福颐印选》。

十年浩劫后，克服年迈力衰，三年中足迹遍涉大江南北十五个省、市，访问了二十七个博物馆及文化机构，采集古玺印资历料近万件。

1981年11月8日谢世于北京，终年七十六岁。

罗福颐1905年年出生在清末浙江上虞望族是国学大师罗振玉家族。其父亲罗振玉的曾祖罗敦贤任扬州盐司、河督幕僚，祖父任泰兴、赣榆、高淳、江宁知县和高邮知州，罗振玉的父亲罗树勋任江宁县丞、海州州判、徐州经历、清河县丞。罗振玉的胞弟罗振常、长子罗福成、三子罗福苌、四子罗福葆、五子罗福颐都是成就巨大的古文字家和金石学家。

父亲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国学大师。在甲骨文和敦煌写卷研究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甲骨四堂之一。学部参事官，对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敦煌简牍、莫高窟之卷轴均进行收集、编类考订、流通。

哥哥罗福成（1885年-1960年），字君美，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罗振玉的长子。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兽医科。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专家，是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的研究先驱，并做出了贡献。1919年发表了《西夏译莲花经考释》和《西夏国书类编》，均为山东学社刊印。前者考释西夏文莲花经，后者把一些西夏文字单词分类编排，便于检索。1924年全文摹写了《番汉合时掌中珠》，由其自办的天津贻安堂书店石印出版。1932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刊》第4卷第3辑《西夏文专号》上发表了《韵统举例》《文海杂类》《杂字》《居庸关石刻》《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等17篇论文，均已收入本辑。旅顺库籍整理处石印出版了罗福成整理手写的《西夏国书字典音同》，这是继《番汉合时掌中珠》之后又一部工具书。由于该书已有研究专著出版（见李范文《同音研究》，198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辑未录。

哥哥罗福苌（1896-1922）,字君楚，幼而通敏，年十岁能读父书，懂英、法、德等语及梵文、突厥、回鹘诸文字，尤其“精通西夏文字”著书多未就。

儿子罗随祖，先生逝世后有纪念文章《回忆我的父亲——罗福颐先生》。

罗福颐为近代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之第五子，自幼秉承家学，由父兄为他教授四书五经，并无其它学历。课余写字刻印，阅读家藏古印谱，手拓青铜器铭文，并开始摹集玺印文字。与他父亲的学生容庚 、商承柞是青年时代的学友，十八岁时即出版《古玺汉印文字徵》。

罗振玉先生有功于学问甚钜。这是世人皆知，但是他是第一个把黑水城出土的夏汉对照词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介绍给中国学术界的。1913年，俄国伊凤阁教授在日本赠给罗振玉《番汉合时掌中珠》10页（共37页），罗氏影印以广其传。罗先生将自己收藏的西夏官印七方，刊于1916年所著的《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一书。1926年他又出版《西夏官印集存》，他成为中国西夏官印的拓荒者，西夏文字的传播者。

哥哥罗福成是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的研究先驱。

罗福颐兴趣广泛，著述等身，除西夏文史外，对辽史、金史、古印玺考古、文物都有研究。西夏学著作主要有《夏国传集注补遗》《西夏文存》《偻翁一得续录——明刊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试译》等。他对宁夏培养西夏学人才方面作了重要贡献，197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特此邀请他作为嘉宾参加庆典，自治区主管文教的书记江云和文化局局长马若接见，表示感谢。

《西夏研究》丛书之第4辑为《罗氏父子专辑》，即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罗福颐父子四人研究西夏学的专辑。是一代国学大师罗振玉父子西夏学论著汇编。本书包括《西夏官印集存》《西夏译莲华经考释》《番汉合时掌中珠》《韵统举例》《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等罗氏父子西夏学论著，除前言、后记外，全部采用影印方式编辑、排印，既保持了原貌又保存了历史珍贵资料，对西夏学研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本辑包括《西夏官印集存》《西夏译莲华经考释》《番汉合时掌中珠》《韵统举例》等有关论著。书中除前言、后记外，全部采用影印方式编辑、排印。

罗福颐先生研究文物考古的面极广，除玺印、古文字外，对清廷史料、古代官制、甲骨、汉简、古尺度、古量器、镜鉴、银锭、石刻、墓志、汉魏石经、古代医书及西夏、辽、金、元少数民族等都有著述。他生前曾任职于奉天博物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处、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和研究室等部门。历任北大文科研究所讲师、文化部副研究员和业务秘书、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杭州西泠印社理事等。

他对各种古文字资料都很熟悉，在古玺印研究方面，他搜集、鉴别、研究了大量古玺印。在研究中他发现了传世的秦汉魏晋等历代官印大半是古人殉葬之物，而不是生前所佩用的。在古玺印的断代问题上，他主张结合官制沿革，以文字为权衡，以纽制为佐证，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在古籍整理、铜器铭文、拓本的摹写及著录、考释方面，著作也很多。在简牍文字的研究方面，著有《长沙仰天湖与杨家湾古墓出竹简摹本并附录》，这是解放后较早研究战国竹简的著作，其中多有重要发现。他在整理、校核、考释简文内容时，发现了20多种古书，如《齐孙膑兵法》（即《齐孙子》）、《孙子十三篇》《管子》《晏子》《墨子》等残简数百片。还发现了《汉元光元年历谱》，其中全年月份完备，是传世汉人手书历谱中最完备的一部。另外，他还对西夏文、八思巴字、契丹文、女真文等少数民族古文字做了一些收集和研究，还参与了明清档案的整理，著有一书。共有专著102种，论文114篇。已出版的专著有30多部，论文近80多篇，其余的尚待出版。

罗福颐先生在以毕生精力从事于古玺印研究之余，还亲自操刀治印，也是中国著名的治印家，久为学人所共仰。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与影响，自幼喜爱治印，十七岁时，曾刊出《待时轩仿古印草》。

罗福颐先生早年治印的特点：

一是不追随时流以哗众取宠、邀名获利；他之治印，全然是对古代印玺艺术的热爱。二是治印功力深厚，宗秦法汉，极讲究方圆规矩。

三是他刻苦钻研，追求技术纯熟。这几点，一直到先生的晚年，仍然如此。

罗福颐先生治印一道，先生极力主张战国、秦、汉文字，不可参杂、颠倒、错乱，更不可拼凑、假借和生造。每当先生治印之始，必先考究其字宜于法秦，或宜于仿汉，若《说文解字》有其字，再考虑其字体是适于朱文、还是白文，或二者兼施。如果缺字或字不相称，则要改变整个安排。他认为《说文解字》没有的字，靠借偏旁来拼凑，或者生造，“会滋生出许多现代的篆书，就为后人加了无限的麻烦”。

罗福颐先生治印，主张布局严整、匀称、规矩、不出规格。先生认为：“古人印章，文字严整，起初并无破损，因在土中千百年，铜质腐朽，或损及字体，它并不是有意为之”。因而他最反对去敲边破角，故意做旧。故此在先生的刻印中，致力追求古人的真意，顺应自然，在严谨之中求其变化，于平稳之中显其精神，故其作品秀丽端方，清雅可爱。

至于刀法，罗福颐先生反对狂放怒张，推崇清人万寿祺之说：“近世刻印，多讲章法，而不究书法之弊也，是以书法寝而书法亦亡”。先生认为自元、明以来，治印学铸印者少，学凿印者多，所以就有一种“刀法”之说，尤其那种一刀刻下来就是一笔的刻法，更是近世人所为，不足为法。故先生治印，初刻，笔道较细，再一点一点揣摩修饰，直到满意为止。因而稳健、沉着、舒展、洒脱，于石质的印章上，既有古铜印的质朴雄劲，更兼古玉印的典雅秀丽，这与先生的字体、布局诸方面艺术的要求是一致的。

罗福颐先生曾说，篆刻“雕虫虽是小技，却也要有恒心的修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精通的”。先生治印，之所以造诣极深，成就卓著，正是他坚持不懈，毕生努力的结果。

罗福颐先生研究文物考古的面极广，除玺印、古文字外，对清廷史料、古代官制、甲骨、汉简、古尺度、古量器、镜鉴、银锭、石刻、墓志、汉魏石经、古代医书及西夏、辽、金、元少数民族等都有著述。其中《汉印文字徵》《古玺文编》《古玺汇编》《古玺印概论》《印章节概述》（合著）等考证严谨，对篆 刻艺术影响极大 。他生前为故宫博物院四级副研究员、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又任中国科学院考古学会、中国古文学学会、西泠印社理事等职

《古玺汉印文字征》（1930年）

《印谱考》（1933年）

《印章概述》（合作，1961年）

《汉印文字征》（1978年）

《古玺文编》（1981年）

《西夏官印汇考》（李范文释文，1982年）

《秦汉南北朝官印汇存》（主编）

《古玺印纽制图录》

《贞松堂集古遗文》（与其侄合作，正编1930年、补遗1931年、续编1933年）

《三代吉金文存》（1936年）

《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8卷）及《补遗》（1卷）（1933年）

《内府藏器著录表》（2卷）及《附录》（1卷）（1933年）

《三代吉金文存释文》

《〈国朝金文著录表〉校记》（1933年）

《大库旧档整理处汇目》（1935年）

罗福颐先生平生勤奋治学，于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古玺印之形制与文字、战国西汉竹简、古代石刻、敦煌经卷、西夏文物等，皆有深入论述，先后撰写论文一百二十三种。

在当代印学史上，罗福颐的功绩首先在印学研究，其后才是他的篆刻。他的篆刻专事秦汉印的规摹。据说学印之初，取古谱中春秋以至魏晋有代表性印作数十方精心钩摹，因此获得治印门径及篆刻矩度。罗振玉对幼子的治印非常赏识，特意于一九二一年选其佳者一百三十方用《待时轩仿古印草》之名影印行世，当时罗福颐只有十七岁。

王国维为这部印谱作序云：“子期年甚幼，志甚锐，浑浑焉，浩浩焉，日摩挲耽玩于其中，其于世之所谓高名厚利，未尝知也。世人虚骄鄙倍之作，未尝见也。其泽于古也至深，而于今也若遗，故其所作于古人之准绳规矩无毫发遗憾，乃至并其精神意味之不可传者而传之。”对少年罗福颐治印业绩称许备至。年少而获学术界名儒的奖掖，更使罗福颐信心倍增，益坚所诣，从此爱好垂老不懈。罗福颐的篆刻以拟汉铸白文印为多，浑厚端严，酷似汉制；刻古玺则多作朱文小玺，秀挺自然，得其意趣。圆朱文不常作，偶有所为亦典雅可观。罗振玉对罗福颐期待甚高，寄以厚望“其平日摹仿古玺印数十，不失典型……慎毋与时贤竞逐，以期诡遇，一艺之微，亦当端其趋向，汝曹其勉之。”

罗福颐的治印就以“印宗秦汉”为指针，忠实笃行，一生不移，成为当代仅见的，以还原历史风尚的心态，直接秦汉的印人。他依据对大量古印的接触观察，对篆刻刀法提出自己的见解：“余幼学治印，读前人谈篆刻诸书，审其号召，皆以宗法秦汉为主，次之则喜谈刀法。窃以为秦汉铜印多出铸造，何有乎刀法之说？当时殊不得其解。稍长读家藏古铜印谱，见其印文皆严肃整齐，仅汉晋官印中间有将军印及赐属国君长诸印，其文字放逸，皆出锲刻，是即前人所谓急就章。以其不出铸造，故又称为凿印。此外则战国白文玺，以及秦或西汉私印，亦有出契刻者，其文与当时书法同。更读明清印人诸谱，见其刻款精雅，为汉魏所无。审其印文虽称仿汉，而书体放纵无谨严者，于此始悟前人所作皆仿汉晋凿印，仿古铸印者百不二三，其重刀法，固其宜矣。窃以汉晋急就，乃出于军中便宜封拜，是非汉印之正宗可知。至清代中晚期，吴让之、赵悲庵、吴缶庐诸印人出，其作朱文有突过前贤，而所作白文印，方之汉魏，不免逊色者，皆由刀法之说有以贻误。”从还原的角度上来说，罗氏持论不错，反观罗福颐的治印，他所取法的对像也是历史上那些未经风化残泐的秦汉铸印，视此为篆刻正宗，刻印既反对破损笔划亦主张不露刀痕，其实践与他本人重“篆”而薄“刀”的篆刻立场遥遥相接应。此外，他治印的正宗观念还反映在对边款的态度上。明清以来印人盛行在印面以外另刻边款文字，作为印面创作的扩展，罗氏恪守秦汉，只刻印面不及边款，自嘲为“半个印人”，实际上却是他自标高古的表现。依秦汉人为印习俗，罗氏对明清印人热衷的边款的冷视，实是他对“印宗秦汉”理解后从精神到形式层面的贯彻，正符合王国维对他的评价：“其泽于古也至深，而于今也若遗，故其所作于古人准绳规矩无毫发遗憾。”

罗福颐先生晚年深居故宫，以著述研究为乐，印选所收他为故宫工作人员的刻印甚多，大都为仿秦汉印式，精密稳厚，一派秦汉风范，虽无突破，其学术上的意义远远胜于艺术上的贡献，可视作当代少有的还原派复古印人。图为罗福颐晚期的仿汉作品：“浩气长存”“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篆印遵循“书同文”，穿插安排，笔势自然连贯，气韵绵密，通常以细腻刻法为之，绝去锋锐，自具浑厚端严之相。

他在印学方面的论述有《古玺文编》《印章概述》《古玺印概论》《印史新证举隅》《印谱考》《近百年来古玺印在学术上之进展》《刻印私议》等。所辑谱录有《战国汉魏玉印集》《古玺汇编》《战国汉魏古印式》《古画印集》《隋唐宋官印集》等。此外，早年所集《古玺文字征》，后增订为《古玺文编》连同《汉印文字征》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后经过数次再版，对印林的影响尤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