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文选》是于2015年11月19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一本图书。本书是为了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

这部文选收入了胡耀邦同志1952年5月至1986年10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77篇，约49万字，包括文章、讲话、报告、谈话、批示、书信、题词等，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些著作集中反映了胡耀邦同志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和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集中反映了胡耀邦同志信念坚定、心系人民的高尚品格，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革命干部的作风问题》（1952年5月15日），是在川北区土改工作团干部会上的讲话要点。这是本书的开卷篇。当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政治委员。指出，作风是革命队伍的一个重要问题，要做一个人民政府和党的好干部，必须把自己的作风搞好。革命干部的作风基本有三条：理论与实际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引导我国青年向最伟大的目标前进》（1956年9月24日），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当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指出，要坚持正确的建团路线，既反对把团变为狭隘的青年组织，又反对把团降为一般性的群众团体。要运用适合青年特点的方法，开展既有益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发挥青年积极性的独立活动。要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武装青年，提倡勇于克服困难、勤俭建国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发扬青年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通过多种形式，帮助青年学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和现代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

《抓规划，抓管理，组织推动生产高潮》（1963年3月4日），是在中共湖南省湘潭地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当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指出，要抓生产规划，凡是经过努力今年可以办到的事情，就一定要集中主要力量，把它办起来；凡是对今后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但是今年还不能用较多的力量去办的事情，就要认真说服群众，拿出一定的力量为它创造条件；凡是经过同群众反复商量，群众坚决反对而又实在办不到的事情，就一定不要硬着头皮去办。还指出，集体生产的经营管理问题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必须切实解决经营管理上社员最关心的问题。

《放手大胆地抓工作、抓生产》（1965年2月12日），是在视察陕西安康地区的安康、宁陕、汉阴、平利、旬阳、石泉、白河七县时的谈话要点。当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代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指出，要集中抓生产，一切为生产服务。在生产上，“两手抓，双丰收”。各级党委要算大账，抓关键，向前看。要教育干部立大志，鼓干劲，往前奔，往前赶。安康地区要大力治山，开发山。要做出计划，一步一步使山区的人民富起来，要有这股劲，要有雄心壮志。

《一定要把科研搞上去》（1975年10月），是在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和有关会议上四次谈话、讲话的节录。1975年7月，胡耀邦同志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同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指出，我们的根本目标是把科研搞上去，离开把科研搞上去而搞整顿是要走偏方向的。要一手抓基础理论，一手抓新技术的研制。我们同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来比，同国际上先进水平来比，差距很大。在本世纪末我们一定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一定要站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前列去。所有工作都要为这个目标服务，为把科研工作搞上去扫清道路、创造条件。

《对当前如何治理国家的建议》（1976年10月10日），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提出的三条治理国家的建议。这三条建议是：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冤狱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理论要联系实际》（1977年11月29日），是在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指出，要很好地、尽同志们最大的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帮助辅导对象弄懂一些。要引导大家思考、讨论、研究、解答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尽可能地通过讨论研究，解答一些解放以来特别是所有制改造以后的重大的实际问题。还指出，要经常接触世界上的现代科学技术，要看一些世界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资料，要经常接触全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实际，要接触政治经济学理论界的思想实际，要联系我们的历史实际。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批语》（1978年4月－1979年12月），是组织与领导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一组批语。指出，过去搞的错案、冤案，一定要抓紧纠正，愈快愈好，拖久了更被动。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弄得太不正常。党内正常生活必须严格恢复起来。对一切人的复查，一定要着眼于大是大非、敌我性质的区分，不可在细微末节上费工夫，要敢于实事求是。

《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979年3月），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分别同《人民日报》、《理论动态》编辑部有关同志，以及在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有关会议上讲话、谈话的节录。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错了没有呢？没有错。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许多同志不懂。我们要尊重实践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所以我们要研究新问题。还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起了解放思想、面向实际、真正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巨大作用。要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坚持这个原则：实践证明是对的一定要坚持，实践证明是错的一定要改正。

《落实干部政策，关键在于实事求是》（1978年9月25日），是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当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指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1979年1月18日），是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同志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指出，理论工作务虚会，要分清是非。分清是非就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今天摆在理论宣传工作者面前的，有这样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理论工作从实际出发又能走到亿万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前头，生气勃勃地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飞跃前进。这是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批语》（1979年1月－1982年12月）。指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认真抓一批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并且反复核实，严格实事求是，充分说理，予以大张旗鼓地报道，向全国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知识分子，无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文艺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确实还有一大批人的政策要落实，有更多的人可能是落而不实，有关部门要亲自抓，联合抓。要经常掌握情况，亲自去办，一竿子到底。狠抓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主要不是靠一般号召，而是靠检查督促，要不断地检查督促，发现一起就解决一起，抓住不放。谁不落实，就严肃批评。

《在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10月5日）。指出，邓小平同志讲的组织路线还没有解决，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把纷繁复杂的组织工作，用明确的、科学的语言概括出来，像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那样具有法规的性质，为全党同志所理解和掌握，并遵循这条路线前进。新时期的组织路线就是，要使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能够促进和确保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就是使我们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去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实现。当前党的组织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提高全党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坚定性、积极性、创造性上，或者说放在提高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坚定性、积极性、创造性上。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1979年10月9日），是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讨论经济问题，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虚实并举，多谋善断。二十多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是：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经济建设实行了一条不对头的方针；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的发展。还指出，速度问题、平衡问题、简单再生产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利用外资的问题，是经济工作应该研究清楚的几个问题。

《在北京郊区考察工作时的谈话》（1980年4月26日、27日）。指出，首都究竟要搞成什么样子？首先要解决城市污染，否则叫什么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要将北京的旅游事业搞好。首都不搞安定团结，不搞方便群众，不行。北京服务业紧张，这关乎安定团结和方便群众。把北京的树种起来，是一件大事。要用美化环境来引导群众改变社会风气。还指出，我们农业的教训，最重要的两条：想得太窄，限得太死。要富起来，一个是干部、群众人人出主意，一个是政策要对头，要搞多种经营。

《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1980年7月11日、12日），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毛泽东同志对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第一，是历史上形成的，为全党所公认的；第二，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科学总结，是添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宝库中的新财富；第三，是毛泽东同志个人智慧的结晶，也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反映了党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过程；第四，是一个科学体系；第五，主要反映在《毛泽东选集》上，还体现在党的重要文件和其他领导人的重要著作中；第六，是发展的。

《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1980年11月23日），是在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立场、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问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一定要走到脱离唯物主义。他从五个方面作了阐述。第一，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上级的指示；第二，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工作；第三，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我们国家的大事；第四，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群众；第五，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党的领导。

《搞好党风的几个问题》（1980年11月26日），是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深刻认识搞好党风的巨大意义。党风好不好，是党能不能站得住，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要认真地、扎扎实实地在全党进行党性、党规、党法的教育，从多方面来提高我们抵制不正之风的自觉性。要认真联系实际，同现在存在着的不正之风作坚决的斗争。一个时期内，要集中抓几件主要的、群众最不满意的事情。坚信我们的党一定能够以更高大的形象出现在十亿人民当中。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1年7月1日）。指出，六十年来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一定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要有一个能够确立和坚持这条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任务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党。我们全体党员要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不顾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要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纪律。我们要善于经常清除自己身上的灰尘，在执政条件下永葆革命青春。我们要把更多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我们永远要坚持国际主义，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从社会治安、社会风尚和党风抓起》（1981年12月15日），是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取得更大进展的标志和含义之一，就是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努力争取社会治安、社会风尚和党风有一个决定性的好转。实现这一任务，需要采取一系列切实有力的措施，要造成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大而持久的社会舆论，要带头开展“五讲四美”、开展绿化祖国、美化环境等社会主义的公益活动，要切实整顿城镇和农村的基层组织，要继续加强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政法部门的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上层建筑，精简机构。

《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1982年1月14日），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他从十个方面谈了对外经济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对外经济关系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为什么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对外经济关系要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应该如何吸引国外资金；如何正确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如何大力开展国际劳务合作；如何更大规模地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如何正确地支援第三世界；要正确认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扩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深远意义。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82年9月1日），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981年到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报告还阐述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及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等问题。

《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1983年1月20日），是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相配合。改革是一场革命，甚至是很深刻的革命。改革的总方针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有领导有步骤地改。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还指出，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勇于改革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1983年3月13日），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指出，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他和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一起，为批判旧世界、开创新世界，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争取解放的斗争，提供了最强大的思想武器——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自己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国内情况，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向马克思请教，认真学习他的著作，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还指出，要确立尊重科学文化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观念，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在新的伟大斗争中重新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中国国内和对外关系的十个问题》（1983年8月15日），是在会见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山内大介时的谈话。就党的十二大后中国的国内形势特别是国内经济建设、党政军的整顿和交接班、中国边远地区的开发问题，以及亚洲地区的总体形势、中日关系、中苏关系、中美关系、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等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中国党和人民对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目标充满信心，中国政府也愿为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继续努力。

《整党要抓什么》（1984年1月17日），是在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整党先抓学习文件，武装思想，并抓住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这两个问题作为突破口，边整边改。这个抓法是对的，要继续抓下去。在适当时候，要着重抓一下统一思想的问题。整党必须狠抓政策落实。还指出，关于清理“三种人”，这件事很重要，要抓紧抓好，多做少讲。整党要继续抓好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的调整。把有问题的人调开，大胆提拔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上来，这样才能打开局面。

《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实质》（1984年5月19日），是在欢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马尔科维奇为首的南共联盟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实质，就是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同样，中国在不断加强与第三世界和其他友好国家团结合作、信守自己承诺的国际义务的同时，也不谋求同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结盟。还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也坚决反对利用与外国党的关系来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

《关于党的新闻工作》（1985年2月8日），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党的新闻工作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用大量的、生动的事实和言论，把党和政府的主张，把人民的各方面的意见和活动，及时地、准确地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办好新闻的基本要求是真实性、时间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提高新闻干部队伍素质的方针，一是增强党性，二是增强业务能力，三是增强同志之间的团结。

《形势、理想、纪律和作风》（1985年7月15日），是在中共中央党校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指出：抓住局部现象，以偏概全，或者从某种抽象概念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都不可能正确判断客观形势。我们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要注意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讲基本原则，讲基本精神，不能离开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第二，又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把我们的理想同现实的斗争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还指出，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坚强的纪律不行。所谓有纪律，就是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不该怎样做就不准那样做。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该撤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现在我们大声疾呼一下，要转变作风。希望大家都来实事求是，都来做有胆有识的干部。

《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1986年1月9日），是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前五年，我们确确实实开创了新局面，确确实实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下个五年，必须在继续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件大事抓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各方面都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成为团结奋斗、扎实奋斗、坚韧奋斗的五年。为了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中央机关担负着特殊重大的责任，应当在以下四个方面起表率作用：第一，应当提高效率；第二，应当努力学习；第三，应当严肃纪律；第四，应当增强党性。还指出，这四条要求，只要我们大家都认真做起来，中央机关的风气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全国两千多万国家工作人员就会跟我们学，就会影响全民族。

《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的问题》（1986年4月9日），是在端正党风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一般不是对抗的。但如果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才说得上矛盾带有对抗性，才能对这样的人严肃进行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其中触犯国法的，还要依法处理。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

《中国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三大任务》（1986年10月14日），是接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德意志报》副主编维尔纳·米克和德意志通讯社第一副社长罗尔夫·沙布林斯基采访时谈话的节录。这是本书的收卷篇。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是我国建国以来经济、政治形势发展最好的时期。政治方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动乱，使我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济方面，确立了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正在探索和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我国外交政策也进行了调整、充实和完善，同更多的国家、政党建立、恢复和发展了关系，同许多国家发展了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和合作。还指出，我们当前面临三大主要任务：发展经济，全心全意搞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国家的统一。三大任务相互关联，而第一个任务是最根本的。中国发展了，就可以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可以推动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

《胡耀邦文选》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了解胡耀邦同志的思想业绩和革命精神，深入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历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书也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