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后期对邓小平开展的错误的批判运动。1975年年初起，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明确、坚定地提出进行整顿的要求，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叶剑英、李先念等的配合下，果断地对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四人帮”及其亲信的诬告，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11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并从不点名发展到点名批判邓小平。江青等人利用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全面攻击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煽动层层揪“党内资产阶级”。全国再次陷入混乱之中。运动遭到广大干部群众不同形式的抵制。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问题，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坚决反对派性，大力促进安定团结，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加上江青等人诬告邓小平在搞“翻案”。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主流是好的，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开展全面整顿期间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右倾翻案风”。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小平偏袒刘冰。”从此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江青一伙趁机对邓小平等进行诬陷和迫害，全盘否定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的政治方针和工作成就，使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末期由毛泽东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邓小平为扭转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的努力被全盘否定，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华国锋仍然推进对邓小平的压制，直至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方告结束。

1975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泽东为稳定国内形势，加快经济发展，重新起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进行整顿。

邓小平重掌大权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对“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造成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解决。1975年7月4日，他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重新调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状态。但是，他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视作自己晚年的重要功绩之一，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所以，毛泽东不可能容忍邓小平或任何人对所谓“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至少在他有生之年是绝对不希望看到这样情况发生的。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病重，与外界的联系基本只能靠毛远新传达。在这种情况下，毛远新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妄图“翻案”，这最终促使毛泽东作出决定：反击邓小平。

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首要战略地位，因此发展为对文革的全面纠正。尤其是经济的明显转机，证明了批林批孔运动的错误性。这同时触怒了江青集团和毛泽东，毛泽东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需要也就非常迫切。

在9月中旬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对他力主的“全面整顿”思想作了系统阐述：“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指实现四个现代化——编注），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这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开始好转，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7%，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5%，农业总产值增长3.1%。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又说，经过整顿“局面就大不一样”。

1975年年中，毛泽东病情加重，由侄子毛远新担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在1975年11月1日向毛泽东汇报说：“1975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提了。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这些话对不允许有人否定文革的毛泽东产生极大影响。第二天，毛泽东表态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认为文革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泽东指示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对文革的评价问题。

1975年11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指控信的批示，这封信指控了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由邓小平转交毛泽东。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头争的反映。”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而对毛泽东希望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的要求，邓小平婉拒之。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在原则上不让步，遂使对他的批判逐步升级。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

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要求邓小平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遭到邓小平的拒绝毛泽东决定停止让邓小平统管全面工作，让其“专管外事”。

11月下旬，政治局召开有一百三十余名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称：“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这就正式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的问题，此后，运动逐渐扩大到全国，邓小平从3月开始的持续九个月的整顿工作因此中断。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各地开始开展学习，发动运动。

1976年4月5日，四五运动爆发，中共中央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将其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认定邓小平是这一系列活动的总后台。1976年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场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之后，以梁效为代表的全国各地的批判组对邓小平一致展开又一波的大规模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