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刺激政策，就是政府在短期内，用负债、用扩大的货币供应等一系列的方法来刺激经济。

经济刺激方案的成功意义，既稳定了中国经济、邻国经济，也稳定了全球经济。随后他指出了经济刺激方案的几个方向性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刺激方案的时间。方案实施时间太短不能达到效果，但如果实施时间太久，恰恰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会把后面提及的具体的陷阱和问题进一步加剧。

第二个陷阱，是经济刺激的方向。这种方向可能对GDP有贡献，但却没有效益，并且没有那么大的福利贡献。

胡永泰以基础设施投资举例指出，这是目前中国政府投资的重要领域，但基础设施投资的资本投资边际生产率正在下降。日本在这方面曾经走过这样的道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12岁以下小孩的数量在减少，日本却建设了更多的小学，另外跨海大桥和农村高速公路的建设也并没有那么多的车辆需求。中国可能会在经济刺激的方向上遇到类似的瓶颈。

第三个陷阱，是经济刺激工具的陷阱，比如有些刺激工具可以短期提高产能利用率，拉动经济增长，但却对长期的经济增长有害。尤其是以国有企业来作为经济刺激的执行者。

然而中国在此轮经济刺激中恰恰采取了膨胀国有部门的做法，甚至还推动国有企业收购私营企业。

胡永泰指出，每一家企业和每一项投资，应该是逐利的目的。但如果是行政命令，国有企业就会盲目投资，并不做风险评估。国有控股的银行，也在行政命令之下发放贷款。这可以在短期推动需求，并推动经济增长，但长远地看，这是经济刺激的陷阱。这种做法必须加以平衡，应该促进私营企业的扩张才对。

第四个陷阱，是货币信贷供应的加剧增长，这会带来通胀和坏账问题。

胡永泰指出，中国2009年的货币信贷增长，在整个30年改革开放中都是非常独特的，增长的规模巨大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即便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这肯定会在未来出现不良贷款。

也许可以说，美国、英国现在也在这么做，好像没有出现负面影响，中国为什么不能这么做？但胡永泰认为，中国的货币扩张，与美国和英国的货币扩张是不一样的。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金融市场出现危机，是因为银行系统资产负债表受到打压，没办法再放贷，这是对供应方的震荡。出现了负效应。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和英国进行的货币扩张，并不是直接去扩张货币信贷，而是为了去救市，去修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是直接推动支出。由于扩张的强度大、时间长，肯定会在中国出现不良贷款。

“不过真的如此，可能也不一定是坏事。下一轮不良资产的出现，国家财政不会再出手相救，国有银行将只能出卖股份来解决问题，而这可以进一步推动银行股权的多元化。”胡永泰说。

对于未来中国宏观政策的方向，胡永泰认为，中国有时候必须要接受暂时的经济缓慢增长，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比如1997年至2002年，这六年时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9.8%以下，9.8%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但正是这段时间，中国通过涉及整个产业体系的国有企业改制，抓大放小，推动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在具体政策上，胡永泰认为：一是应该推动更多的进口，借此改变目前中国资本输出的现实。进口既可以是货物进口，也可以是服务进口，比如支持更多的学生出国深造，推动人才体系建设等等。

二是推动农民工的创业。许多农民工都有工作的经验，回到老家应该可以创业，但前提是需要获得资本。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推动土地政策的改变，使得农民可以用土地来抵押，获得贷款创业。

三是推动新型城市化，目前政府政策是在鼓励城市房地产业，并希望以此来缓解危机，城市化应该提供更多的低成本的保障性住房。国内外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综述。

国际金融危机已有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已经显现，经济下滑的趋势得到遏制，世界经济形势已经得到改善，部分经济数据的好转，预示全球经济毫无疑问的出现复苏迹象。因此，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复苏明显的国家，如德国、法国等，均提出了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这也是2009年9月底G20的每个成员或早或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出现复苏迹象时经济刺激计划要退出？不退出后果是什么？

不可否认，各国的救市行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在稳定金融秩序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然而，从经济刺激计划的具体内容来看，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大部分国家的政策均存在很大的弊病，从而为经济的后续发展埋下了隐患，这个“隐患”就是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和巨额的财政赤字。如果经济刺激政策不及时的退出， “隐患”就会显现成为经济的“病患”。

（一）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菲利浦斯曲线”的理论分析指出，政府要想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通货膨胀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代价。这正是当前各国政府挽救经济的真实写照。经济增长引发通货膨胀的具体途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投资的乘数--加速数效应。经济体系中的投资可分为自发投资和引致投资，前者是与均衡增长相对应的投资，后者则是导致经济失衡的投资，在加速数效应的作用下大规模引致投资容易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二是经济结构中的瓶颈制约。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会带动短缺生产部门的产品和劳务价格迅速上涨，从而引起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三是出口规模的扩张。采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出口的快速上升，一方面扩大了总需求，另一方面在固定汇率下，出口收入增加国内货币供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刺激物价上涨；四是汇率的变化。当经济增长本身是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启动时，本国货币会随之发生贬值，这就使得进口产品的国内价格上升，进而形成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五是通胀预期的作用。

根据IMF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6月份，G20成员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所承诺的各种经济刺激措施涉及的资金总规模已经接近12万亿美元，这其中包括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和刺激性财政政策的各项内容。在危机高潮期，全球主要央行联手大幅减低基准利率，美国、英国等国家货币当局更采取了不寻常的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央行从最后贷款人转变为第一贷款人和唯一贷款人，向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注入大量基础货币。尤其是美联储一直致力于购买公债和抵押债券，导致其资产负债表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截至2009年9月30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规模出现八周以来首度减少，但仍达2.14万亿美元。随着危机缓和，经济逐渐复苏，一旦释放出的流动性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在中长期内将会引发新一轮的全球性通货膨胀。21世纪初，格林斯潘的长期低利率政策促成了美国房地产的畸形繁荣，为本轮危机埋下种子，就是很好的例证。

目前，全球流动性的充裕已导致各国楼市回稳、股市涨势迅猛。通过这一点可以确定，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已经确立，而通货预期必将加速通货膨胀的到来。例如，美、欧、日各经济体的股市，已较数月前低位反弹了30%以上；印度、俄罗斯股市反弹幅度更分别高达52%和106%。在实体经济复苏明显滞后的情况下，流动性充裕以及与此相关的股市和初级产品价格过快上涨，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滞胀风险已不容小觑。从以往经验来看，过剩的流动性，还会流入大宗商品，固定资产及原材料市场，造成该类资产的上涨，从而导致下游成品价格的上涨，最终导致物价的不断上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还不容乐观。一面是货币供应量大增，另一面是制造业不断衰退，此消彼长，通货膨胀率必将大幅飙升。

提出“拉弗曲线”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拉弗称：“尽管深度衰退带来的短期阵痛非常剧烈，但两位数的通胀造成的长期后果才是毁灭性的。”在他看来，现在美国的通胀风险甚至较70年代危机时更高，当时美国通胀率一度接近15%。

（二）巨额的财政赤字

根据历史经验，赤字财政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抵御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发生于1929-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日本政府在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出现后，一改50年以来实行的“紧缩”性财政政策；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实施的“赤字财政--负债增长”战略使该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当时的世界经济衰退；面对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受到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也从1998年起实施了以扩大国债投资为重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

此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投入巨资稳定金融市场，在创新多种信贷工具的基础上，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向市场提供流动性，随后又陆续出台新的刺激计划，巨额投入必然带来财政压力。仅美国而言，本财年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58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3%；其他经济体也面临类似问题，欧盟规定各国财政赤字占当年GDP的比例不得超过3%，但如今已有多个成员国越过这条“红线”，英国2009年财政赤字将达到1910亿英镑，其他欧盟成员国2009年财政赤字将超过GDP的3%；而日本经济刺激计划的总支出规模达75万亿日元，已占到GDP的5%左右；据汇丰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的经济学家预测，2010年欧元区公共债务占GDP比例将升至83%，预算赤字占比则将达到6%--7%。这两个数字大大超过了欧盟规定的公共债务60%、财政赤字3%的上限。我国亦将2009年预算赤字初步定为9500亿元，其中包括为地方代发的2000亿元地方债，这是我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最高额度的财政赤字，占GDP总量的比重约为2.93%，直逼3%的警戒线。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对外债严重依赖，这种不平衡很可能会成为下次危机的种子。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预计，美国的债务占名义GDP的比重将在2011年达到70%，成为上世纪50年以来的最高值。亚洲国家也承认，如果其对美国的债权继续增长，它们很可能会重复欧洲在30年前的命运，当时欧洲积聚了大量的美国债权并最后陷入通胀。

如此大规模赤字带来的最大挑战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当前的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可能仍将处于低水平增长，尤其是欧盟国家不可能长期靠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从短期来看，大规模发行国债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流债市和资本市场资金，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长期更会影响资本形成和私人消费，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的持久力。加之在当前条件下，财政赤字无法依靠加税扭转，只能凭借债支撑，沉重的公共债务必将推高长期利率，增加整体经济运行的成本。而当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持有公债时，通过货币乘数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1、国外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机尚未成熟。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各国政府应继续实施当前财政刺激计划。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持相同观点，并强调财政扶持计划应持续至经济出现“真正”复苏。对于退出时机尚未成熟的原因，国外学者各持己见。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约尔延?埃尔梅斯柯认为，全球金融系统较脆弱，刺激政策草率退出极易导致前功尽弃。林毅夫指出，全球产能过剩问题未及解决，企业投资增速缓慢，均表明此时不宜退出。韩国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金映旭将原因归于民间部门尚未恢复实力，不足以弥补政府刺激措施的逐渐失效；罗伯特·佐利克与其观点一致，并提出判断退出时机的主要因素是消费者信心。但也有个别政府官员持相反意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若撤出时机过晚，将滋生资产泡沫，导致股价和房价飙升，进而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此外，印度和澳大利亚已率先采取行动撤销经济刺激计划。

2、国内

国内学者意见较为一致，认为我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言之过早。中投公司监事长金立群在2009年11月14日APEC峰会上表示，各国政府过早退出财政刺激计划，会导致全球经济再次衰退，反之则会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必须选择恰当的退出时机。摩根大通中国证券和大宗商品主席李晶认为，尽管中国经济率先于其他经济体触底反弹，但实体经济的反弹后劲需要时间观察，因此目前言及经济刺激措施退出仍为时过早。申银万国研究所首席分析师桂浩明强调，中国经济复苏基础不扎实，应保持现行政策，决不能过早实施退出机制。

1、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路径

在货币政策退出方面。澳大利亚和印度已率先采取行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2009年底，澳大利亚央行已经连续三次累计升息75个基点至3.75%；印度央行将商业银行法定流动资金比率由24%调升至25%。尽管其他国家并未采取实际行动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但已开始着手准备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英国《金融时报》认为，针对欧洲央行而言，退出程序的第一步是撤出长期再融资操作，其次是收紧普通流动性政策的实施,欧洲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利率回收流动性。胡一帆提出美国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五种方法，分别为提高准备金余额利率、大规模反向回购、财政部抛售贴现国债、抛售定期存款以及向公开市场销售部分长期证券。包明友提出美联储可考虑通过准备金率及降低准备金水平两条途径实施退出战略。与欧美国家有所不同的是日本，该国长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故此次退出的动作不会太剧烈，分以下三步，一是停止针对企业的支援政策，二是经济恢复正常水平后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三是必要时上调利率。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方面。陆磊认为，财政政策拉动实体经济作用显著，货币政策遏制通胀作用显著，因此西方各国可能出现松紧搭配的政策，即在财政政策上保持宽松，在货币政策上从紧。李稻葵表示相反看法，他指出西方社会会保持一定的货币扩张政策，理由是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货币政策不宽松易致升值，进而引起本国实际产业恢复困难。同时，他还表示，由于西方国家公共财政情况不乐观，故财政政策先于货币政策退出。

2、我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路径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目前中国应保持适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厉以宁指出，现在改变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损害经济复苏的成果；唐双宁同意上述看法，并建议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把握“适度”重于“宽松”,当前应注意防止新增银行不良资产，防止通胀、财政赤字及产能过剩。贾康表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覆盖了2010年，因此我国财政政策将保持原计划的整体框架，继续保持宽松环境。连平认为，中央财政新增1.18万亿刺激计划中约一半额度剩余至2010年，将对经济增长继续产生刺激作用，因此财政作用依然积极。林毅夫指出，2010年有必要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货币政策可转向稳健；同时，他建议我国继续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即通过金融机构调整促进企业结构调整，进而使收入分配结构得到调整。约尔延·埃尔梅斯柯也建议中国调整公共支出结构，他认为中国政府果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有效促进经济复苏，此时持续适度宽松的政策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但公共开支应向教育、卫生、服务等领域转移。

国内学者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退出孰先孰后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磊认为，货币政策退出会晚于财政政策，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银行提供资金，因此，2010年流动性仍然宽松。东北证券金融与产业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鉴于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前期项目延续性需要，2010年仍将保持较大额度的财政投资，不存在较大规模的财政退出，但会调整投入结构，因此货币政策早于财政政策启动退出。

政策退出路径方面，李稻葵指出我国货币政策退出可以下四种方式。第一，逐步回收流动性；第二，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为中长期项目融资；第三，鼓励银行通过出售贷款资产等方式调整资产结构；第四，当市场流动性泛滥时利用利率政策回收流动性。

每一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均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救助政策，以帮助危机受损国恢复经济发展，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有些政策却带来了制约经济发展的“后遗症”。一方面，救助政策与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否吻合，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时机没有契合经济复苏的步伐。

（一）1929年大危机

这是美国历史上对经济的破坏作用颇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大危机期间美国股市暴跌，大批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大量增加，银行倒闭，生产持续下降。提到1929年大危机，与之密不可分的是“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在美国现代历史上基本上是一个进步现象，起着积极的、肯定的作用。但作为“新政”核心的货币政策，却经历了多次波动，致使美国经济的复苏经历一波三折。罗斯福一直不主张全靠增加政府债务而实行通货膨胀，他在“新政”初期执行谨慎的货币政策，尽量避免巨大赤字开支，但从1934年春季到1935年春季，全国经济仍停滞不前。在这种形势下，罗斯福不得不进一步摆脱平衡预算的正统观点，更充分地运用新货币政策，加大赤字开支，以解决广大群众的就业、救济等问题，经济继而出现回暖迹象。尽管如此，罗斯福并没有放弃平衡预算的主张，而经济当时大萧条的迹象仍在，在扩大赤字开支取得初步繁荣之后，罗斯福立即把扩张的经济政策改为中性，甚至紧缩政策，大幅度的削减补助，缩小工程振兴局和公共工程局的开支，将政府的新预算赤字从1936年的43亿减到27亿美元，并要求在1939财政年度平衡预算。事实证明，罗斯福过早退出货币政策再次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后不得不制定规模庞大的开支计划，以重振美国经济。

由此可以看出，在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固的条件下撤出经济刺激计划，不但不会稳定经济，反而会进一步挫伤经济发展，扼杀经济复苏的萌芽。

（二）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从而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在亚洲金融危机五个主要的受灾国中，马来西亚是唯一拒绝接受IMF救助的国家，它率先摒弃了IMF的经济紧缩政策，采取了经济扩张政策。

1998年，马来西亚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而衰退陷入谷底，此后逐步恢复，但其过程并不平稳。马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在1998年进行较大调整后基本保持未变，不仅止住了经济的下滑，且保证了其后的恢复。在此期间，虽然马政府也希望扩大私人投资，并推出了相应的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但效果不明显，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仍是经济恢复的主导力量。实际上，马政府一直以赤字财政保持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直至度过危机时期也在继续沿用。1997年政府财政盈余相当于GDP的2.4%，1998年以后预算转为赤字，2000-2003年连续4年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超过5%。

从长远看，马政府的危机对策具有明显的副作用，危机对策只适用于挽救经济时期，在经济恢复之后选择继续沿用而不是及时退出，倒逼政府减少财政赤字，无论是削减开支还是大幅度增加税收，都抑制了经济长期增长。

（三）21世纪初纳斯达克泡沫

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后，为了防止美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布什总统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支持下推行减税政策，却没有使美国经济走出网络泡沫破灭带来的经济衰退。此后，美联储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实行了以降低利率为核心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随后的几年里，美联储连续十几次降息，联邦基准利率一度降到了21世纪来的超低水平（1%）。通常说来，低利率会促使企业更多地借钱，更多地投资，再用收益更好的资产来偿还增加的债务。可事与愿违，连续降息并没有极大地刺激企业投资行为。但美联储的这一扩张的货币政策却极大地促进了房地产业的持续繁荣，加之房地产业持续增长所产生的财富泡沫效应，一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房地产业因而成为刺激美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但在经济恢复稳定后，美联储并未制定措施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准备“后路”，长期的低利率水平带来了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大量的资金涌入金融市场，进而导致了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最终导致本次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很显然，目前全球正在品尝由美国21世纪初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的“恶果”。

由以上历史事实可以看出，经济刺激政策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副作用非常明显，只适用于危机应对时期，度过危机时期就要适时退出，否则或者会挫伤逐步企稳的经济，或者给经济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下面就来探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具体标准。

作为一项非长期的经济刺激政策，其退出是历史的必然。但在“退出”的时机选择上，要有审慎、合理、准确的判断，这也正是各国争议的焦点。政策退出过快，可能给复苏带来压力；退出过慢，则可能引发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和恶性通胀。总体来说，判定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时机的依据有：

（一）通货紧缩的压力是否已经完全消除

如前所述，资产价格上涨预示了市场通货膨胀的预期，通货膨胀一直是经济进一步持续发展的威胁，但这个危险的因素在短期内不会损害经济。相反，许多指标显示，当前各国的经济状态还很虚弱，银行系统还很脆弱，因此，各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依然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

据英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09年8月CPI年率升幅连续第三个月低于英国央行的目标水平2.0%，为1.6%，这是自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低于7月的年升1.8%；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8月份CPI月降0.1%年升5.4%，出现了近2年来的首次下降；日本总务省公布的2009年7月份CPI（2005年为100，不包括生鲜食品）为100.1，较上年同期下降2.2%，连续3个月刷新1971年1月有比较数据以来的最大跌幅记录，并连续5个月同比走低；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2009年8月份综合CPI按年跌0.3%；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以来，我国CPI指数同比持续负增长，上半年CPI累计同比下降1.1%。且亚行在近日发布的《2009年亚洲发展展望》中指出，中国在2009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将经历轻度的通货紧缩，预计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将下降0.5%。

以上数据表明，短期内，全球经济依然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

（二）失业问题是否出现好转

失业率是所有宏观经济数据中最重要的指标，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衡量经济成就的“晴雨表”，同时也是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虽然世界各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内容和方式有所区别，但共同的一点就是将拯救就业作为中心任务。可就目前数据来看，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金融危机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仍在继续。

法国就业部发布公报称，2009年8月份法国失业人数达到255万人，同比增加25.8%，其中25岁以下青年和50岁以上的人群受影响最大，同比分别上升33.6%和26%；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美国2009年8月份失业率升至9.7%，创近26年来新高，且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会升高；英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三个月里，英国失业人数增加21万人，总失业人数增加到247万人，失业率攀升至7.9%，为1996年1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内阁府的数字显示，7月份日本失业率为5.7%，与6月份相比增加了0.3个百分点，在2009年日本有多达100万人失去工作，目前日本总失业人数为359万，创下二战以来最高记录。

可见，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依然突出，就业压力相当大。

（三）持续性的需求增长态势是否已经确立

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没有需求，经济的复苏就无从谈起，更毋须说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与复苏，意味着消费需求的逐步升级，但对消费的刺激不是一蹴而就的，毕竟居民的资产在危机中缩水相当严重，信心也受到重创，重新积累财富需要时间。从整个世界经济的需求表现来看，消费持续增长态势尚不明朗。

这一点，我国的出口量变化应该是很好的证明。总体来看，世界经济仍处在衰退之中，外需的严重萎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加深，我国全年的外贸形势仍将十分严峻。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我国2009年8月份的出口增速依然没有脱离-20%以下的区间，下降23.4%，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同比降幅，分别比7月扩大1.1个、0.4个和2.1个百分点；经季节调整后，环比分别增长2.3%、3.4%和1%。另外，8月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15.4%，降幅比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这表明，世界市场需求并没有表现出强劲回升的态势，完全复苏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作为中国最大出口国之一的美国，其经济仍在衰退中，而美国消费是全球外贸经济的引擎，引擎发动不起来，全球贸易仍将低迷。中国的出口表现滞后于美国经济一个季度左右，所以中国短期内的出口仍将维持缓慢回升态势，同时给经济复苏带来压力。

（四）财政赤字率是否已经接近或达到警戒线

从前文数据得知，许多国家的财政赤字状况已经超过警戒线，隐藏了巨大的债务危机，不再赘述。从这一点来讲，各国应该缩减财政支出的规模。

因此，就目前国际整体经济形势来看，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做准备是必要的，但时机还不成熟。并且，如果在全球范围内讨论政策的退出问题，还需要综合考虑各国经济现实状况，毕竟各国在经济背景、经济发展模式、受损程度等各方面均有所不同，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步伐、力度就不能做到完全一致。因此，针对目前的状况，各国在退出时机或政策退出力度方面要加强协调和信息沟通，以促进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一是各国应密切关注物价水平、就业率等多个经济指标的走势，增强对经济形势走势判断，加强各国经济信息和经济政策的交流和沟通，提高对经济形势的预见性；二是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退出的协调，一旦经济走好的形势得到确认，各国要共同采取措施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否则某一个国家的退出政策效果将较弱，同时难以抵挡通货膨胀的威胁。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9年11月29日在南京会见了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兼国库大臣容克，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和欧盟委员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阿尔穆尼亚，同他们就世界经济形势、货币汇率政策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温家宝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中国积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保持了经济平稳增长。当前，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仍然应该是应对危机、刺激经济增长。过早“退出”会使成果得而复失。中欧作为两大主要经济体和重要贸易伙伴，要以实际行动共同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容克等说，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及取得的积极成效令人印象深刻。欧盟赞赏中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希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对欧洲有利，对世界有利。当前世界经济中确实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不是轻言“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时候。欧盟也主张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温家宝指出，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对世界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将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我们希望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也能够保持稳定。

容克等说，世界主要货币储备国应该负起责任，改善其财政和货币状况。欧盟愿与中国加强货币政策沟通和协调。

当天，温家宝在南京会见了来华出席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温家宝说，世界正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欧关系要增强战略性、全面性和稳定性。增强战略性就是扩大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共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增强全面性就是加强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增强稳定性就是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确保双方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持续向前发展。中国高度重视对欧关系，欢迎欧洲一体化不断取得进展，认为一个强大、联合、繁荣的欧洲对世界有利。中方愿与欧方共同努力，充分发挥中欧领导人会晤的引领作用，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巴罗佐表示，《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机构进行改革，内外协调能力加强，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这有利于欧中关系的发展。欧盟高度重视中国，将一如既往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拓展共同利益，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欧盟委员会愿同中方保持业已存在的良好合作关系，坚定致力于推动欧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010年1月25日世界银行在京发布《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预计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为9%，高出此前预测的8.7%。

该报告指出，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全球GDP下降了大约2.2%。2010年预计增速达到3.2%。不过，随着财政刺激政策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也将放缓步伐。

而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最引人注目。“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得益于中国政府采取的有力措施。”世界银行预测局局长汉斯·蒂莫说。

他预计，中国在2010年的通胀压力不会太大，但是资产泡沫价格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他建议中国逐渐退出刺激政策，“因为退得太早，或者太晚，都会对经济带来不利因素。”

日本过去就是因为过多地刺激经济，而没有选择在适当的时候退出，进而引发10多年的负增长。

这种情况也在全球存在，刺激政策退出太早或者太迟，都会造成经济第二次衰退（经济负增长），但是，“暂时经济再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

出口正增长弥补投资下降

世界银行预测局在2009年预测，2010年中国GDP增长率的预测值是8.7%。

不过新近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为8.7%，特别是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强劲，达到10.7%，这使得世行判断，2009年中国经济增幅仍将很快，并于近期上调了2010年的经济预测。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解释说，经济增长的第三架马车——消费，呈现平稳、中立的态势，另两驾马车表现一消一长的态势。

“我们判断，2010年全球经济的出口前景好于去年，中国的净出口也将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而出现回升；投资则相反，去年危机情况下的投资上升太快，不太可能继续保持这样的增幅，将会呈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他说。

国家统计局迄今没有给出09年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一般认为，09年的出口对经济的贡献是负数，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最大，消费则次之。

2009年中国全年名义投资增速是30%以上，实际增速则更快。全年出口12017亿美元，下降16.0%；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196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94亿美元。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比上年增长15.5%。

不过，汉斯·蒂莫强调，中国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在信贷过于宽松的情况下获得的，这使得经济增长更多的依赖资本而不是劳动，这种增长存在一定的问题。

特别是在2009年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转正之后，通胀压力不会有大的增加，但是房地产泡沫等问题日趋显现。“这是刺激政策需要逐步退出的重要原因。”他说。

逐步退出经济刺激政策

汉斯·蒂莫在回答本报记者的提问时说：尽管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内在的增长潜力，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经济的增长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将是最好的方式。因为经济刺激政策总是有一定限度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刺激政策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的日本政府连续实行了几个经济刺激计划，希望通过公共建设项目和贷款计划来迅速振兴经济。但是结果却很令人失望，从1996年到2002年，日本经济依然停滞不前，人均GDP只有0.2%的微小增长。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最终并没有提高日本的经济增长率。

导致如此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没有转换成通过服务业和消费来拉动。因此政府刺激经济的效果意义不大。

汉斯·蒂莫认为，在经济复苏的初始阶段最大的推动力通常是政府，但是，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私人资本必须取代政府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恢复和增长。否则，就会出现经济的螺旋下降，出现泡沫风险。

不过，经济刺激政策的撤退也不能过快，因为民间资本的复苏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民间资本尚未准备好，经济刺激政策就完全撤退，也会导致经济再次出现危机。

汉斯·蒂莫强调，“刺激政策的调整与经济复苏的快慢没有必然关系，经济刺激政策撤退的时机应该取决于各国的财政空间。”

比如东欧各国虽有财政刺激但经济复苏仍然缓慢，而他们的财政空间已经不大，可以考虑撤退。而中国的政府财政现在仍有一定的空间，可以有效地实行刺激政策。

汉斯补充说，现在探讨中国什么时候撤出刺激政策并不难，关键是如何保证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的实现，如何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以避免经济对重型工业的过度依赖。

韩伟森也表示，人们往往过于关注如何刺激经济，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刺激本身有不利的一面。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找到合适的替代刺激政策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