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 即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包括一国国民经济总量、国民经济构成（主要分为GDP部门与非GDP部门）、产业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

宏观经济 指总量经济活动。是指整个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总体及其经济活动和运行状态，如总供给与总需求；国民经济的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物价的总水平；劳动就业的总水平与失业率；货币发行的总规模与增长速度；进出口贸易的总规模及其变动等。

一般认为此词1933年由挪威经济学家RAGNAR FRISCH（1895--1973年）在建立“宏观经济学”时所提出。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是维持高水平和快速增长的产出率、低失业率和稳定的价格水平。

微观经济是:指个量经济活动，即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是指个别企业、经营单位及其经济活动，如个别企业的生产、供销、个别交换的价格等。微观经济的运行，以价格和市场信号为诱导，通过竞争而自行调整与平衡；而宏观经济的运行，有许多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达到的领域，需要国家从社会的全局利益出发，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宏观调节和控制。

两者联系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的两个不同层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宏观经济的良好状况是微观经济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社会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宏观与微观之间，生产、流通、分配、交换的各个环节之间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调节手段。在现代社会化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合理运用计划与市场这两种配置资源的经济手段，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计划与市场两者，市场处在更基础的位置，计划则是在市场作用下发挥宏观调节功能和微观指导功能。只有将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才能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国家特别需要用宏观经济法律手段进行调控。

宏观经济是与微观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市场经济中以个人、家庭和企业为单位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即是微观经济。

现代市场经济虽然仍以单个微观经济主体为基本单位，但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商品交换日益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活动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日益呈现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特征。个人财富、家庭福利和企业利润的增加，已经不再单纯地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还必然要依赖于整体经济状况，整个经济运行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总量、综合和全局性特征。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

宏观经济

1、高的且不断增长的国民产出水平（即实际GDP）

2、高就业、低失业

3、稳定或温和上升的价格水平

政策工具是一种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能对一个或多个宏观经济目标施加影响的经济变量。

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是指：

宏观经济

⑴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平衡

⑵一个地区范围内的市场供需平衡

⑶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

⑷全国工业部门的生产和需要的平衡

⑴以间接调节为主

⑵以直接调节为主

⑶始终以调控总供给为主

⑷始终以调控总需求为主

⑴它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⑵它是实行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

⑶它是推动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客观需要

⑷它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的需要

⑸它是转变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需要

⑴宏观经济调节目标

⑵宏观经济调节方式

⑶宏观经济调节手段

⑷宏观经济调节政策

⑸宏观经济调节水平

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节目标的经济政策体系主要包括：

⑴财政政策

⑵货币政策

⑶收入政策

⑷产业政策

⑸消费政策

财政政策调节宏观经济活动的手段主要包括：

⑴财政补贴

⑵国家税收

⑶国家预算

⑷国家债务

⑸信贷政策

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活动的手段主要包括：

⑴国家预算

⑵公开市场业务

⑶利率手段

⑷再贴现手段

⑸存款准备金手段

根据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调节的影响，货币政策主要可分为：

⑴货币储备政策

⑵货币回笼政策

⑶扩张货币政策

⑷货币发行政策

⑸紧缩货币政策

中国经济总量缺口不大，潜在供给过渡

结构问题严重，三个过剩加剧：相对过剩；暂时过剩；局部过剩。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所实施的渐进式转型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中也逐渐积累了多种新的矛盾，这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要面对的和解决的主要挑战。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需求结构严重失衡；产业结构发展滞后；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政府间财政关系失衡。

由于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而且在中国经济型转型期，各种基本经济关系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宏观经济运行中也会呈现出许多新问题、新特征。因此，经济转型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只有不断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稳步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才能够最终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

三大迷思

一是通胀压力，二是流动性压力，三是增长下滑压力。进一步分析这三大迷思，其实都是受制于一个主轴的三种表象。而这个主轴不在内部，而在外部，这就是由美元贬值派生出来的问题。在解析“三大迷思”之前，先说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美元的异动。由于这是问题的关键，同时也是摆脱“三大迷思”的前提，因此，有必要先弄明白美元的走向到底如何。

要分析美元走向，不得不谈美国推行的弱势美元战略。美元已持续贬值数年，已造成全球价格体系紊乱。也就是说，从美国的角度看，已达到了预期目标，再玩下去，就要对美国自身造成实质性伤害了。

首先，美元持续贬值造成了经济对手的困难。比如，人民币对美元在三年内持续升值近20%，使大部分微利的中国外向型企业遭受了汇率和成本的双重挤压，走向亏损甚至破产。也就是说，美元贬值已达到了挤压对手的目的。

其次，由美元持续贬值造成的全球价格体系混乱、通胀压力加大，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关键时刻。从美国的利益来讲，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就要对美国经济自身造成实质性伤害了。此时，若是美元由弱转强，可以稳定价格预期，有利于美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

而从全球角度看，迫于通胀压力，美元的走强也符合各国对稳定物价的期待。此时美国顺势调整弱势美元战略，既可以做“好人”，重塑美元霸主地位，又有利于全球金融资源再次流入美国。国债，就是一个重要的转势信号。

明白了美元大趋势之后，回头看“三大迷思”之一的中国通胀压力问题。

从主导性看，本轮通胀压力主要是输入性的，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美元贬值引起的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引起的压力。如果加上前两年所谓的“高增长、低通胀”，实际上是把价格压力往后推移，所以才形成了的价格形势。而这一点，很可能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

由此观察，本轮价格上涨，主要取决于美元因素。而已有多个国际机构对美元转势有了明确判断，对石油及其他生产资料价格的回落也有比较明确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我国的价格趋势和外围经济环境，调整相应的经济政策，就是一个不可以忽视的问题了。

再看“三大迷思”之二的流动性问题，同样也与美元趋势有关。近几个月来，在外贸顺差逐渐缩小的情况下，不明用途的外汇大量流入，造成了新的对冲压力。热钱为什么要挤进中国？就是想在短时间内从两方面套利，一是人民币升值，二是对中美利差扩大的预期。

宏观调控与改革

“很多经济问题是宏观经济调控不能解决的，比如说国内的社会阶层凝固化问题。”厉以宁解释，社会阶层凝固化或叫做“职业世袭制”，比如农民工的孩子是农民工，问题长期存在就会导致社会僵化，而这个问题就不是宏观经济调控能解决的。

厉以宁还举例说，中国长期存在着“投资冲动怪圈”的现象，地方政府希望加速发展，要求增加投资，增加信贷，然后信贷扩张，经济增长率提高，通货膨胀也来临。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减少投资，减少信贷，于是通货膨胀虽被抑制，但地方政府却深感困难，因为财政收入下降，GDP增长率下降，就业 压力增大了。中央政府不得已就再次启动外生力量，刺激经济。

“单靠宏观经济调控不能解决‘投资冲动怪圈’现象和‘职业世袭制’问题。”厉以宁强调，相对于外生力量而言，内生力量更为重要。而宏观调控只是一种外生力量，通过内生的市场经济机制发挥作用才是更彻底的改革。

外汇流入

为了应对外汇流入导致的流动性问题，央行持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加息措施又难以启用的情况下，这一政策工具的反复使用，固然对收缩流动性产生了明显作用，但也导致了资金的结构性淤塞，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而问题的缓解，也与美元走向有关。

第三个迷思，也就是经济增长问题，也与美元趋势有关。增长问题，本来主要是国内的事，但对于一个外贸依存度高企的经济体来说，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由于本币升值加上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大量原本微利的外贸企业失去了生存基础，出口下降，自然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

而要使外向型企业向内需型转变，从推动经济增长的结构上调整产业布局，无论在生产组织上还是在时间上，都需要花很大努力，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时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即便是为内需服务的企业，也要有国际经营眼光。也就是说，在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世界经济格局下，也需要注意美元的动向。

美元有由弱转强的迹象。此时，如果不从本质上看问题，而是继续被表象所蒙骗，在战略和策略上做出不恰当的选择，那是要引来后遗症的。而美元也不是完全可以自以为是的货币，也会受美国经济自身和国际经济与金融格局的影响。

适时把握美元转折的有利时机，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中国经济完全有条件从的“三大迷思”中走出来。而就反应过度的沪深股市而言，更前瞻、更全面、更理性、更历史地看待中国经济走向，也许会平缓这两个市场的非理性躁动。

三次调整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国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政策工具，两者充分搭配协调才能达到最佳宏观调控效果。据有关统计表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7%。在看似一路平稳递增的经济增长背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调整：

1994~1997

1、宏观经济背景：

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国家相关部门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2、相关措施：

1994-1997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政策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合理压缩财政支出，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定期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1998~2003

1、宏观经济背景：

宏观经济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外贸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相当大的比重来之于外贸出口，进而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把宏观政策的定位转为扩大内需方面。 国内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使本应再次回升的经济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

上次调整的力度过大，虽然通货膨胀得到治理，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调控的惯性下滑，加之外部的冲击，使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度降低。

为此国家不得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从1998年起，为缓解通货紧缩，保证经济增长，中国实行近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刺激投资、拉动内需；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于防范金融风险，并与财政政策相配合。这样的政策组合在通货紧缩，经济景气度较低的情况下，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2、具体措施：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双松”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5次下调存贷款利率，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大力发行国债；大规模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和投资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扩大转移支付；实施财政赤字政策。

2004~2012

1、宏观经济背景：

2004年年初，承接上一年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但同时信贷规模增长偏快，消费价格指数高位运行，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大。其主要表现为：央行每月发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在2004年的头四个月比同比上涨了6.3%、7%、8.3%和9.3%；油、电、煤、运全面紧张和基础原材料价格也大幅上涨。狂飙的价格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反映了上游行业的热度。

这主要是由投资膨胀造成的。这年开始的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开始了新一轮“政绩工程”的基建投资热潮。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带来严重后果。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以鼓励投资为主要手段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通货紧缩的态势也在逐渐淡去，宏观财政政策也应相应进行调整。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2、具体措施：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

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提高存贷款利率等灵活多样的货币政策手段来适当控制银行信贷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与产业政策结合，控制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贷款来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

2013年

经济增长发生温和反弹。虽然全球需求水平仍将保持疲软，我们依然认为经过2012年第四季度的经济触底，2013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将恢复到8.6%，高于市场一致预期的8.1%。

由于大量新项目上马，基础设施投资将获得新的动力。同时，受益于住房销售的回暖，房地产投资正趋于平稳。此外，消费支出仍保持活力。以上多方面因素的结合将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反弹。

通货膨胀保持温和。相比2009年的V型复苏，这次的经济增长反弹会更加温和，经济仍将继续在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之下运行，并抑制通货膨胀回升空间。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仍将保持宽松。基于未来温和的通货膨胀预期和2012年经济触底反弹的判断，我们预期2013年央行将保持利率水平不变(之前预测利率水平下调25个基点)。预期在2013年央行将主要通过逆回购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我们预测下调的幅度为合计100个基点)等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供应M2的增速在14%左右。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出需要继续扩大，同比增速可能超过16%。

2013年将是十二五规划的关键年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着力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加强政策协调配合。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促进投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继续严格控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要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落实和完善扶持政策，加大农业科技投入，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加强农田水利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挥自主创新对结构调整的带动，支持企业牵头实施产业目标明确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推进产能过剩行业兼并重组、扶优汰劣，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强生态建设。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发展海洋经济。

要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外贸结构，完善稳定出口政策，积极增加进口，抓住机遇推动企业走出去，支持内陆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要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促进重要商品市场供需平衡，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规范市场价格和收费秩序。

要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健全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和农村改革，抓好科技、教育、文化、行政审批等领域改革。要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健全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稳步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住房保障工作，强化社会服务和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国际上通用的判断宏观经济四个常见经济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通货膨胀，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