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源是指金融领域中关于金融服务主体与客体的结构、数量、规模、分布及其效应和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系列对象的总和或集合体。

金融资源这一词条在实际部门和学术研究中出现频率比较高，但它的含义怎样科学规范，却少有研究。也许不需要学究式的规范，只要大体认同就行了，则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作为资金的货币和能够流通的证券，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接受信用也能够称作金融资源。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能够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能够带来增值。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必须掌握资源，其中包括金融资源；金融资源的配置状况与经济宏观调控密切相关，现阶段我国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除了政策法规外实际上掌握着两种资源，即货币资金和土地。因此，分析研究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状况是有意义的。

现阶段，我国的金融格局仍然是国家或者政府掌握金融资源，这不仅表现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国有政策性银行占领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绝大部分(70%以上)，而且表现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也是国家或政府控股。它们的业务活动不仅受政府监管，而且受政府指挥，有人说监管部门接二连三地发文件具体指导商业银行的业务操作，简直成了银行的“业务总监”。在这种状况下，全国金融系统的业务操作“全国一盘棋”。金融资源的分配呈现为“要紧都紧，要松都松”，基本上没有原则。

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归根到底是我国的金融制度性质和体制设计决定的。我国金融制度体制改了这么多年，改了什么呢?改变了机构设置，改变了名称，但性质没有变，机制没有变，也就是说国家或政府统一掌握金融资源的性质没有变，按级别运作的一套机制没有变。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负责人既是老板，更是官员，既要完成利润目标，更要完成政府目标，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放弃自身追求利润的目标，首先服从大局需要。有人说，在我国没有真正的商业银行，因为它不完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际，可以讨论。但有一点能肯定，在我国商业银行没有完全按“商业化”运作，也不可能完全按商业化运作。换句话说，完全按“商业化”运作，要有个过程。

在实际中，非商业化运作的表现是：贷款失误，不是按市场原则去处理，而是要受到政府、上级处分；对民营经济发生业务带来的风险大于对国有经济发生业务带来的风险；对国有经济贷款收不回来，能够大事化小，说得清楚，平安无事，而对民营经济贷款收不回来，就涉嫌贿赂，而要追究责任等。这种做法，虽然少见，但它有力地证明：在国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资源的条件下，商业银行的经营还没有完全的自主权。

为什么在我国，国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资源的状况改不了，不能改?概括地说，是保国有经济。因为国有经济(包括国有控股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换句话说是“执政之基”。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除了没收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外，绝大部分是基于国家财政投资。多少年来国家投资项目注重建设资金到位，缺乏运营资金配套，使得国有企业缺乏流动资本。流动资本靠银行贷款，大多数企业，负债率都很高。应当说这种状况改变不了，首先是理论上的误导：银行为国家积累资金；其次是投融资制度的严重缺陷。实际情况是国有经济和国有控股经济负担过重以及其他众所周知的原因，赚不到钱或赚不到更多的钱，甚至严重亏损，而在这种状况下又不让它们破产，要让它们生存下去，要让它们继续维持和发展，使得国有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处于困境状态中。为了解除国有企业所处的困境，只有靠外部援助，包括外部融资，而外部融资，主要靠银行，不仅靠银行贷款，而且靠股市，曾记否，当年相关人士曾明确提出：要让国有企业的股票优先上市作为缓解企业困境的重要渠道，说白了就是“上市圈钱”。靠外部救助、融资保生存不破产、保发展续业绩，而在“包袱”又未减轻的状况下，亏损继续，在企业继续亏损的状况下，上市股票价值趋跌，融资贷款难以偿还，造成大量的金融不良资产，也就在所难免了。可以说，在国家掌握金融资源的状况下，政府为了维持发展国有经济，使得金融与经济胶合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也金融，败也金融”。在这里我们有理由做这样的预言：如果保国有经济的制度不改革，国家掌握金融资源的局面难以改变，则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也不容乐观。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在我国金融成了国有经济的“钱袋”，不仅企业缺钱找银行，政府缺钱也找银行，银行成了填补资金缺口的“蓄水池”，似乎这个“蓄水池”不会干竭。其实这个“蓄水池”的量是有限的，因它所积蓄的资源主要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的钱来自“老百姓”的货币积蓄，在老百姓的货币收入有限从而货币积蓄有限的情况下，要银行成为资金缺口填补的蓄水池，只有增加货币供给，发票子，导致货币贬值。

当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老百姓投资没有回报，老百姓的经营也没有回报，股市连续下跌，老百姓投资股市没有赚钱，而是总体亏损。在这种状况下，人们为什么仍然向银行存款，使银行存款继续增长呢?通常的解释是为了安全，其实仅此解释是不够的，比较全面的合理解释是：(1)老百姓的趋利性弱，求安全性强；(2)对货币的隐形贬值不觉察(因为存款未成为现实的购买力)；(3)有额外货币收入，可弥补。有人说当前我国进入了负利率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负利率不利于储蓄转化为投资，不利于人们的选择，不利于金融产品创新，不利于金融市场发展，不利于金融业的运行，可是在我国这样的负面影响呈现得不明显。怎么解释，应当说与国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资源的条件下，能够不按市场价格去配置金融资源，能够无视利率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作用。这表明：我国现阶段金融资源的分配仍然基本上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并且可以不讲效益。

人们在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时，常常以金融相关率(rpe/GDP)去表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其实“m2/GDP”能够表明什么，不能表明什么，需要研究。金融相关率FIR(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是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提出的，戈斯认为“金融理论的职责就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从而形成金融发展”。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状况要以金融结构去衡量，金融结构是一国的金融上层结构。一国的经济基础体现在拥有的国家财富中，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体现在金融相关率上。戈德史密斯设计出的计算FIR的基本公式的内容并不简单，但人们为了简化，便以m2/GDP去代表。这样的公式：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融资的市场化程度。

也就是说，通过FIR考察当家庭、企业、政府的资金短缺时，多大程度上需要外部融资，多大程度上靠内部融资。外部融资靠发行债券和银行借款，如发行债券和银行借款占国民产值的比率越高，表明储蓄与投资的分离程度越显著，而二者的分离程度越显著，反映融资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化与货币紧密相连，经济货币化意味着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关联程度和对市场的依存度，所以经济货币化的金融解释，其含义应当是融资的市场化。而融资市场化的程度反映金融业的发展，所以，FIR与其说是表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不如说是表明金融业的发展程度。经济的发展与融资的市场化相关。

其次，经济发展与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相关。

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决定于供求，而供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率。当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上涨时，意味着利率下跌，利率下跌，有利于投资，投资扩大使国民产值增长；相反，当利率上升时，金融资产市场价值下跌，利率上升，不利于投资，投资缩减，使国民产值降低。所以，概括的说，这种相关性是：资产价格——利率——投资——经济等这组经济变量的互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变量的互动(包括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取决于人们的心理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FIR反映了人们的心理预期的变动，比例趋高，反映人们的心理预期“利好”，金融工具作用于有形财富的力度增大，相反，力度缩小。可以说，FIR是人们的一个信心指数。

第三，要表达的是金融资源的利用程度。

这些年来，我国m2/GDP的比值持续上升，其数值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有人由此认为我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迅速提高，其实，这只是一个认识误区，m2/GDP值的迅速提高，难以真实地反映我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相反，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浪费，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指标，即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个指标的分母是GDP的增长，分子是资本增长，也就是投资，其含义是增加1元钱的产出，要增加多少投资。如果m2/GDP的值以增量表示，并假定吨的增量转化为投资，则金融相关率与增量资本产出率的含义趋同。我国m2/GDP的值大约在2左右，即增加1元的GDP，要增加2元的投资，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值一般保持在1—1.5左右，这表明我国投资效率低下，金融资源的配置并不节约，而是浪费。

总体上看，中国经济与金融运行都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一方面是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是农村、中小企业等经济领域仍难以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一种有益的思路，是从促进金融资源的供求均衡着手，探索实现金融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的路径与原则。

金融是现代经济中最具魅力而又变幻莫测的领域，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存续基矗进入2007年，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外资银行的进入、农村金融的放开等重大事件，使金融问题成为最吸引眼球的话题之一，而中央政府也把金融改革重要性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毋庸置疑，在二十多年的市场化进程中，中国金融发展之路是迅速而杂乱的，亟待改革之处也是千头万绪。

总体上看，中国经济与金融运行都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这表明资金融通机制确实存在问题。而在城乡、地区、企业之间，金融资源配置也体现出种种结构性失衡。从金融资源的需求来看，这种失衡主要包括三方面。

其一是对居民的金融资源供给失衡。我们常常羡慕美国人的富裕，因为美国人能获得空前丰富的金融产品，以此在时间和空间上最大化自己的福利。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社会福利的不断提高是目的，金融资源对居民的可得性是重要手段。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居民可获得的金融资源有限，表现在可用于个人投资、理财、经济便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极其匮乏。此外，政府金融政策对居民的重视也有所不足，如在股市改革、金融产品设计中，仍然偏重企业和政府的利益，其结果就是金融应带来的财富效应严重不足，个人难以分享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好处。强化居民利益导向的金融改革与政策选择，才能使金融具有更多的现代服务特征。

其二是对企业的金融资源供给失衡。首先从整体上讲，企业生产还缺乏稳定的长期信用供给。在工业化中后期，规模经济和产业升级都使企业往往需要大规模长期投资，在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还是主要依靠“短存长贷”的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来满足。对此，有两方面问题不容忽视。一方面是需要有专门的长期信用银行，为长期投资提供稳定的金融支持。这种长期信用银行往往有政策性特征，受到特殊政府支持，如开发性银行、住宅储蓄银行等。我们知道，当前的政策性银行改革是以商业化转型为主线，在此必须注意避免政策走极端，因为保留和发展一套政策性金融体系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从公司债券开始发展企业融资产品。各国经验表明，公司债券是企业成长中的重要融资来源。债券市场监管与企业债规模，都无法满足企业的基本需求。尽快理顺机制发展公司债，才能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并为其他创新奠定基矗另外就是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农村企业的金融供求不足。对此，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创新机构。健全的金融体系需要多样化的机构，银行也要有不同规模和业务领域，在不同层面上进行金融资源配置。农村金融领域放开了，这是一个重要起点，今后应进一步转变观念发展各类民间金融机构。

其三是对地方政府的金融资源供求失衡。在快速城市化时期，需要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加上现有政府政绩考核机制，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自然很大。由于税制体系不完善，以及没有发债权，地方政府只能通过银行贷款、卖地或者用各类投资公司来获得建设资金。前两种途径会受到中央政府调控政策约束，而通过投资公司采取信托、证券化、项目融资等各种手段来筹集资金，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经济秩序混乱和金融风险积累。应该说，这种金融失衡不仅会影响当前经济稳定，而且会通过影响城市化进程而产生深远的负面后果。我们坚持认为，尽快赋予地方政府以发债权，使地方隐性负债得以显性化，总是利大于弊。此外，应针对城市化需求，发展多样化的城市投融资产品，包括正确看待打包贷款在内的结构金融产品。

从金融资源供给来看，应该同时加强间接金融资源与直接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

一则，促进信贷资金配置的优化，需要多方面配套改革。除了制度和政策因素，从技术的角度看，有必要在规范和调控信贷一级市场的同时，尽快发展和完善信贷二级市常在发达国家，信贷资产转让非常普通，已成为银行资产管理和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客观上使信贷资源在高速流动中获得更好的配置效率。我国自2002年开始批准银行同业信贷资产交易，信托、财务公司也逐渐介入，但总体上交易规模有限、资产质量不高，很多交易仅仅是基于规避监管的目标。从长远来看，逐步建立起规范的全国性信贷资产二级交易市场，无论对银行改革还是间接金融结构优化来说都是有益的。

二则，增加直接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除了继续发展传统的股票、债券等市场之外，加快各类金融衍生品创新也是必要的。我们要强调的是，金融创新应同时关注体制内和体制外创新。首先，当前国内金融创新的一个典型特点是政府主导，在金融机构自主创新能力普遍不足、金融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政府主导创新体现出成本低、效率高的特征，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合理性。这种政府主导创新通常集中在银行业市场，因为该市场包括了银行、保险等最大的资金主体，同时又吸纳证券公司、投资基金、财务公司乃至众多法人企业。除此之外，政府还应给与体制外的民间金融创新以更大空间，因为民间自主创新毕竟是金融自由化的源泉，如私募基金、合作建房融资等理应获得更多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