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个人或群体社会地位的变化，即从某一社会阶层到另一社会阶层的变化。按不同标准可分为多种形式：（1）根据方向，可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2）根据范围，可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3）根据规模，可分为个体社会流动和团体社会流动；（4）根据原因，可分为结构性流动和自由流动；（5）根据方式，可分为竞争性流动和赞助性流动。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首先在《社会流动》（1927）中进行系统研究。此后人们注意到流动的测量、原因和障碍。西方社会学家视其为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认为其有利于人尽其才，并认为社会越开放，阶层的流动率越高，流动所需的时间越短， 流动的幅度也越大。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减少阶级冲突。1967 年，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确认，个体的教育水平、第一职业及父亲的职业与文化程度是影响流动的决定因素，其中的关键是个人的教育水平。

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它是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同时进行的。美国社会学家P.A.索罗金1927年出版《社会流动》一书，强调对社会流动的定量研究。他侧重研究了流动的数量、方向和地区分布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快，社会流动率提高，更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兴趣。在西方社会学界，尤其在美国，社会流动已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社会分层是一种普遍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是由各个阶级、阶层组成的分层体系。社会流动的程度与社会分层体系封闭或开放的程度密切相关。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社会的阶级、阶层体系是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社会流动非常稀少。如古代印度是一个实行种姓制度的封闭社会，各种姓之间的流动是不可能的。现代工业社会,社会分层体系是开放的,社会流动比较普遍。例如,美国许多年来都保持着相当稳定的社会流动率,1962～1970年间，美国的社会流动出现从非技术的体力劳动向着管理阶层、专业化的技术工作移动。这种变化60年代比50年代更突出。

社会流动会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大多数人流动的方向和频率反映着社会变迁的方向。因此，社会流动被人们看作是社会变迁的指示器，是社会选择的一种途径。西方社会学研究社会流动的趣旨在于探索什么人，在什么环境中，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一个社会能够创造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是社会充满活力的象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根据社会流动的方向、参照基点和原因，社会流动可相应地划分为如下3种类型。

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

垂直流动是指一个人从下层地位和职业向上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或者从上层地位和职业向下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垂直流动可以伴随地区间流动，也可是原地升降。水平流动是指一个人在同一社会职业阶层内的横向流动。它多半是地区间的流动，也包含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工作群体或组织之间的流动。

垂直流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极为重要。它影响社会的阶级、阶层和产业结构。如果一个时期内向上流动的频率超过向下流动，说明社会在进步，反之，说明社会在倒退。每个人都希望向上流动而不希望向下流动。但每个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分布是不均匀的，只有那些具备一定条件的人才有可能上升，这个条件就是知识、才能和机会。对社会来说，关键是要有各种合理的流动渠道，要有一套选优的标准和实施办法。这些渠道、标准和办法是在社会流动的实践中形成的，是一种社会选择而不是决策人的主观设计。

水平流动可以使自然资源、物质财富和人才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和使用，影响着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同一产业的内部结构。它带来人员的交往，有利于各地区和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能打破地区和人群的封闭状态，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一生的流动和代际流动

个人一生中的流动，指个人在职业和地位方面的水平的或垂直的流动。在现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在城市，这种流动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社会学对此种流动的研究,主要关注人的一生,在哪个年龄阶段，哪种职业地位的人发生流动的次数最多，他们向哪个方向流动等。研究的目的是探求人生中的一条流动曲线。

代际流动是两代人之间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流动，具体操作是通过测量儿子的职业与父亲职业的异同表示出来的。社会学尤其重视代际流动的调查研究，因为代际流动更能反映社会变迁的方向，改变着社会乃至家庭的职业结构。在封闭的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一出生就注定要在他父辈所属的阶级和阶层里终其一生，子继父业，代际流动很少。在开放的现代社会，每个阶级和阶层的大门都是敞开的，代际流动是必然的。但代际之间向上流动的机会，并非对所有的人都一律平等，它受到许多个人条件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研究影响个人职业选择的模式是，父亲的职业和父亲的教育水平同时影响儿子的教育和儿子的第一个职业，其中尤以父亲的职业对儿子的教育影响最为显著。儿子的第一个职业和他所受的教育同时影响他的职业，其中尤以第一个职业影响最大。父亲的职业和教育对儿子职业的影响明显减弱。从这个模式中看，家庭的代际流动是受到上一代人的职业和教育水平限制的，即家庭内部条件对代际流动起着制约作用，这是不以他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若把社会环境的变化因素加以考虑，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变迁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则有许多外力促进社会的代际流动。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代际流动都是双向的，即有上升也有下降。考察一个家庭内的代际流动只具有个案意义，无法排除许多偶然因素。社会学着重从总体上考察上升与下降的比例，从中发现社会变迁的规律。

自由流动和结构性流动

自由流动是指个别发生的流动，是由个人原因造成的地位、职业的变化或地区的移动。自由流动不会对社会结构和人口的分布产生重大的影响。结构性流动是相对于自由流动而言的。凡是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突变，或由于某项社会发明与创造而引起的相当多的人的流动，包括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流动，都是结构性流动。结构性流动会在短期内影响社会结构和人口分布的变化。自由流动和结构性流动在有些场合下不易划分。例如移民，有的是自由流动，有的是结构性流动。自由流动是随时随地经常发生的，结构性流动只有在自然环境或社会发生剧变的时候才会发生。自由流动无定的方向，不能从个别的自由流动中发现社会变迁的性质和趋势；结构性流动是有方向性的，从每一次结构性流动中都可发现社会变迁的性质和方向。

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大体可归纳为自然、人口、社会3个方面。

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引起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引起的社会流动多半是空间上的流动,调节着人口和资源的重新分配。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如地震、火山爆发、洪水、干旱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等，都会使一定地域内的人口短期内大量外流。自然生态的变化虽然较缓慢，但也会引起一个地方的人口逐渐迁出或迁入。例如中国自汉唐以后，渭水流域的关中地区由于受到西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风沙侵袭的影响，最终失去了自然环境的优势，从而使人口逐渐向长江三角洲流动。

人口是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并依靠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动物、植物、矿物和淡水）而生存的。自然资源中较突出的是土地资源，它有一定的承载力。若人口密度超过资源的承载力，势必引起人口的向外流动。人口的密度主要由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造成的，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并不是直接由资源的贫富决定的。当一个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过高或过低，就会产生人口的压力或吸引力，于是出现人口流动。

从一定意义上讲，引起社会流动最根本的原因来自社会。从个别人的流动探究原因，是纷繁复杂的，只有从总体上分析流动才能真正把握其社会原因。社会原因概括起来表现为：①社会价值观。这是引起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被一定的社会价值观肯定的东西,如地位、声望、财富等，人们竞相追求,成为推动人们向上流动的原因。价值观念的转变，会改变人们的流动方向。例如，在中国流行一时的“知识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变态社会价值观，曾一度使人们回避向知识阶层流动。②战争、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这是社会流动的一个常见原因。中国人曾把由自然灾害引起的流动叫“逃荒”，而把由战争和民族压迫引起的流动称为“逃难”。哪里有战争和民族压迫，那里就有难民逃出。难民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社会问题。③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这是引起社会发生结构性流动的原因。社会改革调整了政治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迁，必然引起人口在空间和职业阶层间的流动。

中国从1979年以来发生的社会流动便是证明。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革命过程中和革命之后，阶级关系发生大调整，在调整中各阶级的成员必然出现上升或下降的流动。④由发明创造引起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流动的根本原因。前三种原因都是由它派生的。前者引起的社会流动是个别的、局部的或暂时的，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些原因都不可能出现。归根结底，社会流动的根源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传统社会里，社会流动之所以稀少，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到了工业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分化，社会流动率才不断提高。一个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向上流动的比率也会提高；反之，就出现众人的向下流动。

古代中国是一个长期封闭的农业社会，封建的生产方式长期占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安土重迁的价值观念,以安居乐业,“士者恒士，农者恒农”为其理想目标，对社会流动采取排斥态度。“新贵”、“暴发户”、“破落户”、“外来户”都是对流动者的贬称，在古代中国社会流动甚少。不过垂直流动和人口的横向流动还是存在的，接受教育、参加科举是庶民向上流动的一条重要途径。人口流动主要是由自然环境和战乱引起的，流动的大方向是从西南向东南方向的流动。除此之外，还有由内地向边疆、由东北向西北的人口流动，这些流动主要是由垦荒戍边而引起的。封建社会末期出现了从华北向东北的流动，以及从闽粤向东南亚各国的流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除了建国初期一次规模较大的结构性流动之外，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职业阶层间的垂直流动和职业内部的水平流动都受到严格的控制，流动率较低。但是，由于部分优秀工人、农民参加了各种行政、事业管理，职业阶层出现了某些流动。同时,随着劳动人民的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向上流动也有一定的增加。在1966～1976年期间，曾一度出现过由政府动员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这是一次代际之间的向下流动。所以出现限制社会流动并组织向下流动的情形，除了政策制定者认识上的偏差之外，主要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甚至有时某些方面出现倒退造成的。

1979年以后，中国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实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制，政府部门的部分权力下放，一部分地区放宽了农村与城镇间的人口流动限制。于是，社会流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开。据统计，至1987年全国农村已有8000余万劳动力从农业转到非农业，实现了就地的职业转变；全国城乡出现了个体劳动者阶层；城市改革使有知识、有才能的人有机会上升到管理阶层。以上流动多半为垂直的向上流动。这个时期的水平流动的主流，是从全国各地向南方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流动，各个大城市和闽粤两省人口向海外的流动也重新活跃起来。这次以向上流动为主流的较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标准和途径各异，或许是社会改革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然而从长期趋势看，教育水平和技能将成为向上流动的首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