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珪（1019年—1085年），字禹玉。成都华阳（今四川省成都市）人。北宋宰相、文学家、政治家。

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王珪出生于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王珪少年时机敏出众，出语惊人。堂兄王琪读他所赋之作，赞叹说：“骐骥刚出生，已有远大的志向，只是坚硬的筋骨未长成而已。”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二十二日，王珪高中进士甲科第二名（榜眼）。四月二十三日，被任命为大理评事、扬州通判。王珪到任后，吏民都轻视王珪，有大校（军官名，位低于将）轻视王珪不公谨，王珪将其捉拿依法论处。

庆历三年（1043年），王伦起兵，进犯淮南，王珪提议出城袭击王伦，王伦军逃走。

庆历六年（1046年）十月七日，王珪被召入京任太子中允，入集贤院。

皇祐三年（1051年）约八月初，王珪任盐铁判官，兼修起居注。八月十七日，任契丹正旦史，出使辽国，贺辽国国主正旦。

皇祐五年（1053年），王珪进知制诰。同年正月二十日，王珪权知贡举。

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王珪进翰林学士。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王珪与欧阳修、梅尧臣、范镇、梅挚同知礼部贡举。七月，因母亲去世丁忧而去职。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王珪被召入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嘉祐六年（1061年）正月，王珪权知贡举。六月，考察订定茶法。九月，判史馆。

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初一，王珪上书，驳斥有司庙祭与祭日同，乐备而不作之论。并奏议大祀、中祀、从祀分别所用牲、香数，宋仁宗同意了他的建议。同年，宋仁宗准备立太子，中书召他起草诏书，他说：“这是大事，非当面接受圣旨不可。”第二天，王珪请求觐见了宋仁宗，当面奏对：“天下臣民盼望立太子很久了，这果真是陛下的心意么？”宋仁宗道：“朕意已决。”王珪再拜祝贺后，才退下起草诏书。欧阳修听到后叹息说：“是真学士啊！”十二月，宋仁宗在宝文阁设宴，作飞白书分给侍臣，命王珪记下年月姓名。欧阳修得双幅大书，王珪夹题八字云：“嘉祐御礼赐欧阳修。”王珪也得到了赏赐书法。又在群玉阁设宴，宋仁宗让王珪作序，并以自己所用笔、墨、笺纸、砚赐给王珪。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驾崩，王珪草拟了《仁宗遗诏》。四月，上书请皇太后还政。七月二十九日，宋英宗命王珪议定仁宗的谥号与庙号，王珪作《仁宗谥号议》，定仁宗谥号为“神圣文武明孝皇帝”。十二月，王珪受命与贾黯、范镇、宋敏求等编修《仁宗实录》。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十一日，王珪再次上疏请太后还政；九月，经王珪、贾黯等奏议，复置武举。同年，知审官院。

治平二年（1065年），王珪上书，奏请宜称濮安懿王（即宋英宗生父赵允让）为皇伯，这样才合乎礼仪。同年七月，为礼仪使。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忽然召他来蕊珠殿。当初宋仁宗立太子时，王珪请求当面奏对，有人借此偷偷诬陷他。这时宋英宗传诏令他兼任端明殿学士，赐他盘龙金盆，告诉他说：“从前误信谗言，朕现在已全然消除疑虑了。”王珪致谢说：“不是陛下圣明，我早就死了。”正月八日，宋英宗驾崩，宋神宗继位。进封百官，王珪迁翰林学士承旨。

熙宁三年（1070年）正月九日，王珪权知贡举。八月，受命编修《三司令式》。十二月，拜参知政事。

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王珪任桥道顿递使。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罢相，王珪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熙宁十年（1077年）五月，宋神宗令王珪等修仁宗、英宗史。

元丰三年（1080年）三月，吴充因病罢相，王珪为独相。随后，宋神宗命王珪提举《两朝国史》，赐笔墨器币。九月，为正议大夫。随后因改革官制（元丰改制），王珪又被超授为银青光禄大夫兼门下侍郎，加监修国史。

元丰五年（1082年）四月，王珪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元丰六年（1083年）十一月二日，进封王珪为郇国公。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患病，王珪请皇太后立延安郡王为太子。太子立，是为宋哲宗。三月，宋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进王珪为金紫光禄大夫，封岐国公。同年五月十八日（6月12日），卒于任上，享年六十七岁，追赠太尉，谥号文恭。六月，赐王珪寿昌坊官第，加赠太师，命陆佃监护其丧葬事宜。

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因邢恕等人诬陷，王珪被追贬为万安军司户，削夺诸子官籍。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宋徽宗下诏，恢复王珪赠谥。崇宁二年（1103年）四月，又剥夺追回王珪所赠谥号。崇宁三年（1104年）二月，将王珪列为元祐党籍。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去除王珪的元祐党籍。政和三年（1113年）七月，再次恢复王珪的赠谥。

接待辽使

皇祐初（1049年），辽使来宋，宋仁宗派遣王珪为接伴使，负责接待辽朝使臣的相关事宜。但在此次接待辽使过程中，出现突发事件。史料记载，辽使经过宫门，过去皆穿着盛服以表达尊重，而这次欲穿便服以示不屑之意。王珪注意到此事，拦住询问，但辽使却假称将盛服忘在了后面的车里，王珪敏于应对，立马派人去取衣服，让他们着盛服合盛礼，以维护礼仪，彰显国威。作为接伴使，王珪还协助安排辽朝使臣的住宿馆舍、饮食起居以及车马出行等事务。旧例接待辽使常“应办疲扰”，王珪针对过去不合理的地方提出建议，确保安置周到，给予辽使尊重。

参与详定郊庙礼仪

嘉祐六年（1061年），多处发生水灾，时人认为发生水灾预示郊庙礼仪不当，于是宋仁宗下令太常院检查详定郊庙礼仪。

中国古代的祭天礼制度是在祭祀上天的同时，以祖宗配享，有配神做主之意。但神位有尊卑，祖宗有等，礼有隆杀，因此不同的祭天仪式必须由相对应地祖先配享。宋前期南郊配享无定制，出现祖宗并配的情况。这是由于，宋太宗是以兄终弟及的身份登上皇位，为了显示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南郊以宣祖、太祖配天。到真宗朝，以太祖、太宗并配，自然含有突出皇位传承关系，因为真宗是太宗之子。既然配享可兄弟并配，至仁宗时，发展成以三祖并配，含有崇父示孝之义。当然，这样的做法不符合过去南郊配享的礼制规范。因此，礼官对仁宗以三祖并配并不认可，主张以太祖一人配享。

王珪在礼院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议论，认为祭祀以祖先配享，是仁义之至。从尊卑等级来说，祖宗有别，祭祀有等，郊无二主，不可以僭越。三圣并侑，虽是想表达对祖宗的孝敬之心，却有违礼制，也是对祖宗祭祀的不尊敬，故主张以太祖配享。由礼院和王珪的言论可知，两方都主张遵循传统礼制，即南郊祭祀以祖配享。在配享数目上，礼院认为神无二主、礼崇一配，以及“祖一”，但“宗无数”不好选择，且推崇开国之君，故以太祖配享。王珪从尊卑等级角度进一步论证南郊配享以太祖配的观点，显然理论上更为精致。朝廷采纳了王珪的建议。嘉裕七年（1062年）正月，宋仁宗下诏南郊以太祖定配，确立了北宋一朝南郊配享以太祖配的制度。

此次郊庙未顺还涉及温成皇后庙事宜。至和年间，宠妃张氏死后，宋仁宗不顾曹皇后还在世，追赠张氏为皇后，是为温成皇后。当时礼官为迎合仁宗，违背礼制规定而赞同之，甚至主张葬礼并同皇后之制，且祭祀同太庙之礼。至嘉祐六年（1061年），由于天降灾异，礼官趁机将此事提上议程。礼院认为温成皇后享太庙之礼，僭越等级，是缘于当时礼官有失礼法，因此导致灾异。且举例唐高宗因宠武则天导致国变，希望仁宗以此为鉴能及时改正，避免因己之欲导致灾祸发生。王珪也积极参与详定，称此行为不合礼制，亵渎太庙。最终促使宋仁宗下诏改温成皇后庙为祠殿，才合于礼。

翰林任上维护礼制

一、谥号当先告天议

宋仁宗逝后，朝堂进行谥号议定，王珪针对不规范的议谥程序提出改进意见，即当时仁宗谥号仅词臣撰议，朝中官员不得参与议定，且不在南郊请谥，有违谥法。

王珪从典章制度中寻找史实依据，在古代遵循“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即一般是尊者给卑者颁谥号，尊卑等级严格。而天子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天子谥号的制定并非其他人所能决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皇帝的谥号往往会在南郊大典时，告知于天，以达到受之于天的目的。此外，他还举例本朝真宗谥号制定，即先百官议谥，然后在南郊告之于天，重点强调南郊请谥环节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他主张诏有司考察旧典，诏臣僚集议，再于南郊告天，以定先帝盛德美业。王珪的提议，符合传统谥法议定程序。最终宋英宗采纳王珪建议，下诏请谥于南郊。王珪作《仁宗谥号议》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仁宗谥号成。王珪的意见纠正了当时不规范的议谥程序，符合传统的谥法制度，即遵守百官议谥、南郊请谥等，保证后世谥法议定程序的传承与发展。

二、仁宗明堂礼配享议

明堂礼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祭天礼之一，周公以周文王配享明堂是中国历史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明堂礼。后世对明堂礼配享对象历来争议不断。孔子认为，明堂以父配享，是行孝的表现，对其大加赞赏。受此影响，严父配天观点自唐朝尤其是宋朝以来日渐成为明堂礼配享实践中的主流观点。但同时也存在着祖宗配天观点，明堂配享对象当为祖、考，有祭天配祖之意。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后，下令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议论仁宗是否当配享明堂，以及真宗当配享何祭的问题，由此引发一场关于祭天礼配享资格的讨论。

王珪主张严父配天，继承唐制明堂礼以父配天的实践，王畴、孙拚等纷纷加以补充论证，他们认为仁宗配享明堂符合《孝经》之意，以弘扬孝道。而钱公辅、司马光、吕诲等人，反对王珪提议，坚持祖宗配天，他们认为明堂礼应以祖宗配享，即有创业继体之君才能配享明堂，提出唐代严父配享，是礼官未能推明《孝经》之意，主张太祖配享南郊、太宗或真宗配享明堂。

这场争论并未很快结束。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十月，朝中再次掀起了关于严父配天的议论，其争论实质是若仁宗配享明堂，真宗是否还有配天资格？王珪认为明堂既用严父之道，理当罢真宗配天之祭、代之以仁宗配，同时指出宋真宗也不存在递迁配享雩祀的可能。在此次讨论中，王珪指出明堂礼以父配享，是唐以来实践的结果，故主张继承唐制。同时提出真宗照旧制不存在递迁祭天配享的可能。严父配天是长期以来不断得到实践的观点，最终英宗下诏采纳王珪的提议，支持明堂礼以考父配享。这一次关于明堂礼配享问题的争论意义重大，它确立了北宋明堂礼以严父配享制度，进一步完善北宋祭天礼制，王珪在此次议论中，其主张影响之大，是促使英宗下决定的重要因素。

濮议之争

宋仁宗生前无嗣，在大臣催促下，便收养了宗室濮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后改为赵曙），并将其立为皇子。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驾崩，宋英宗即位。但由于宋英宗是北宋历史上第一个以宗室子的身份继承皇位，在丧事办完后，对宋英宗生父如何称呼的问题，便被及时提上了议程，按规定宋仁宗去世两年后才可以再议。鉴于宋仁宗在立英宗为皇子时，多次推辞迟迟不愿下诏，英宗心中十分不满，再加上对亲生父亲天然血缘之亲，内心欲尊濮王为皇考。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执政韩琦等人为迎合英宗以获得皇帝在政务上的支持，便提议称濮王为皇考。于是英宗下令诏集礼官及待制以上官员“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及三位夫人尊号问题，引发一场持续时间持久、程度激烈的争论，王珪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针对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提议，在王珪带领下，与司马光联合上议，王珪等人从宗法礼制角度指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当只顾私亲，并提出自古以旁支入继皇位，以生身父母为帝后者，常被后世讥笑，不合国家礼法。英宗于宗室中被仁宗选拔出来、收养得以继承皇位，继而才享有天下。王珪主张仁宗当称皇考，为避免进一步扩大事端，安抚反对派，给予濮王高官大国及三夫人尊荣称号。反对派的成员主要是宰执大臣，包括韩琦、欧阳修、曾公亮等人，奏称：“王珪等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企望一举封口。于是王珪查阅国朝以来相关典礼，再次作出回应，他指出依楚王、泾王旧例，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应称皇伯而不名。从以上争论看出，王珪坚持仁宗为皇考，对反对派的提议予以反驳，他的主张符合传统的宗法礼制。

随后执政派依据五礼中“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及《五服年月敕》中“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母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这一主张认为濮王乃英宗生身父亲，有着天性血缘之亲，当称皇考。此外，他们以前朝故事为鉴，“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放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议奏。”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执政派，不顾宗法礼制，始终坚持以濮王为皇考，意在迎合英宗以争取其信任。 但上述言论遭到台谏、御史等官员的反对，他们皆上书支持王珪，主张按王珪之议，称濮王为皇伯，仁宗为皇考。

虽然这场争论最后以双方意见的折衷而结束。但王珪作为皇考派的一员，深受儒家传统宗法礼制的影响，坚守国家礼法，称英宗生父为皇伯，仁宗为皇考，得到朝廷上下支持。

支持熙河开边

熙宁元年（1068年），王韶上平戎三策，主要目的是先复河湟，使西夏有腹背受敌之忧，最终消灭西夏。平戎策符合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派的目标。于是在王安石的支持下，王韶开始主持拓边，并在边地推行新法。王珪积极赞成熙河开边事宜，并建言纳策，支持王韶。

在开边过程中，宋神宗有鉴于王韶掌握军权甚重，欲令宦官王中正去监军，王珪提出异议，劝神宗不要怀疑王韶，给予将领足够信任。

熙宁五年（1072年）七月，王韶招抚西蕃首领功劳显著，功劳虽大却赏薄，于是宋神宗召集大臣讨论如何奖赏王韶，王珪建议让王韶直龙图阁，但遭到文彦博反对。王珪认为王韶也可以任用为集贤殿修撰，得到宋神宗同意。同年十二月，正值熙河用兵之时，宋神宗与王安石、王珪、冯京讨论用将人选。王珪推荐了蔡延庆，结果在熙河之役中，蔡延庆总负军需供应，他不仅有经办军需之功，还具有优秀的军事才能，协助王韶，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巨大作用。

骈文

北宋是骈文公文发展的重要时期，名家辈出，而王珪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北宋初年，沿袭晚唐五代的浮糜之风的西昆体骈文盛行于世，骈文公文也受其影响，往往一味用典，支离破碎；刻意雕琢，华而不实。北宋骈文公文的文风得以改观，始于夏竦。夏竦的骈文公文，偶对工整而不造作，用典精当而不冷僻，而王珪对夏竦除继承之外还有发展，不仅偶对、用典恰到好处，而且词藻华丽不下于宋初杨（杨亿）、刘（刘筠），气势非凡不亚于盛唐燕（张说）、许（苏颋），与稍早的“二宋”宋庠、宋祁相比，其亦不遑多让，连皇帝本人也有“学士独王珪能为诏，余多不称职”的感慨，可见其文名盛于一时。

王珪在变革西昆体骈文浮糜之风、开创北宋骈文新局面的关键时期，继承和发展了夏竦、二宋等人的成就，与欧（欧阳修）、苏（苏轼）领导的古文运动并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其创作的台阁骈文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诗歌

王珪现存诗歌418首，诗歌涉及的内容丰富，有咏物写景诗、送别诗和怀古抒情诗、题诗、唱和诗、宫词、帖子词、挽词和应制诗等。诗歌内容涉及面较广，上至皇帝高官，下至花木亭雪，政治与生活多面俱到。王珪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富贵与清丽俱存；巧用叠词；喜好用典；讲究对仗。王珪在学习李商隐的华丽语言的基础上，发展成自成一家的语言风格，世号“至宝丹体”。王珪诗承袭前期“西昆派”，诗文为“颂声”，语言上华丽富贵，同时又趋于清丽，精工用典，具有明显的后期“西昆派”的诗风特点。王珪诗歌初具宋诗的特征，具有典型的过渡性，在宋诗由前期“西昆派”浓艳诗风向后期“西昆派”清丽诗风的发展上发挥着链接和提升的作用，在诗歌由“唐音”向“宋调”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他的“至宝丹”体对后来明代的“台阁体”之诗有一定的影响。

北宋王琪：骐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兰筋未就耳。

北宋欧阳修：真学士也。

宋神宗赵顼：王珪诰有体，他学士不逮远矣。

北宋李清臣：① 然太师陪辅十有五年，其赞策纳议为最多，及先皇帝厌万几，托国事宝慈宫，建立皇太子以定大统，未几，今圣践祚，太皇太后同听断，所以安慰人心，肃宁宫禁，流泽兆庶，怀服戎貊，至于天下卒无事，原其功德，实自宝慈宫开佐圣孙，为宗庙计，而太师一时元臣，与其列请命福宁阁以及双日朝，延和谋谟，陟降癯瘁，滋力克终大事，有勋烈焉。②公平居言色安，徐猝应事物，初若不用意，而敏捷精尽，虽素虑者，无以加也。③尤明典章、善谕事，其语洁齐易听，故多施行。④公泛通六经，深于诗书，善史学，其为文豪赡有气，闳侈瑰丽，而不失义正，自成一家，掌文诰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传诵之。⑤公自奉甚约而厚于昆弟，然于亲属终不敢私援荐。（《王太师珪神道碑》）

元代脱脱（《宋史》）

清代纪昀等：①其文章气象宏达，词笔典赡，足继二宋后尘。至其诗以富丽为主，掞藻敷华，细润熨贴。②珪少掇高科，以文章致位通显，不出国门而参预大政，词人荣遇，盖罕其比。（《四库全书总目》）

清代毕沅：硅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时号“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既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故也。又与蔡确比以沮司马光，而兴西师之役为清议所抑。（《续资治通鉴》）

中国近现代钱基博：①宋之文章，大端不出二者，而推其原皆出于唐：其一原出李商隐；自宋初西昆之杨亿、刘筠、钱惟演以迄宋氏庠、祁兄弟、夏竦、胡宿、王珪，词取妍华而不免庸肤，此承唐人之颓波，而未能出新意者也。②珪以文学进，流辈咸共推许其文宏侈瑰丽，自成一家。（《中国文学史》）

王珪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有一年中秋，宋仁宗召他到宫中饮酒、赏月、赋诗。宋仁宗和他一起谈诗论文，并将自己写的诗给他看。王珪极尽逢迎之能事，“叹仰圣学高妙”，起身拜贺，令仁宗非常高兴，一直谈论到深夜。仁宗还让身边的宫嫔拿出她们的领巾、裙带或团扇、手帕等物向王珪求诗，并拿出自己的御笔供王珪使用。王珪不假思索，提笔就写，并能根据宫嫔的不同特点题诗，构思遣句，皆有新意。得诗的宫嫔个个高兴，把所得之诗呈仁宗过目。仁宗大为赞叹，并对宫嫔说，你们要给他润笔费。于是宫嫔们又纷纷取下自己的首饰，放到王珪的袖中。此事一时传为佳话，王珪也因此更受宋仁宗喜欢。

王珪虽身为宰相，担负着管理国家的重大责任，但他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唯皇帝旨意是从。他上殿奏事，没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只是说去“取圣旨”，皇帝表态之后，他也不问正确与否，只是恭恭敬敬回答说：“领圣旨。”退朝之后，见到部下，便说“已得圣旨”。“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几乎成了他办事的固定程序。时间久了，人们便给他起了一个“三旨相公”的绰号。相公，是古时对宰相的称呼，人们平时就对王珪只知奉承谄媚、不关心国事的做法多有指责，所以，“三旨相公”绰号一出来便很快传开了，成了他毫无作为和没有建树的标志。

主词条：四相簪花

韩琦知扬州时，官署后园有芍药一枝分四杈，每杈各开一花，上下红，中间一圈黄蕊，俗称“金缠腰”，又叫“金带围”。这种花不经常开，传说一旦花开城里就会出宰相。韩琦觉得很奇异，想再约三位朝官一起观赏，以应四花之瑞。当时王珪以大理评事为扬州通判，王安石以大理评事任淮南判官，都在扬州，便都请了。还差一位客人，就以州钤辖诸司使充数。到了当天，钤辖使忽然患腹泻不能来，恰巧朝官陈升之（一说是吕公著）路过这里，就顺便请了他来参加。四人聚会，各簪金带围一朵，甚为欢乐。结果此后的三十年中，这四人都先后当上了宰相，成为千古佳话。此事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又见于《后山谈丛》《墨客挥犀》等多种笔记。

元丰五年（1082年），宋神宗对执政大臣说：“官制将要实行，我希望新旧人双方都加以任用。”又说：“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王珪、蔡确相顾失色。王珪很担心，不知该怎么办。蔡确说：“陛下很久就想收复被西夏侵占的灵武，你如果能负责此事，那么相位可以保住。”王珪大喜，感谢蔡确。于是王珪举荐俞充知庆州兼怀庆路经略安抚使，献上平定西夏、收复失地的策略。王珪内心以为既然派兵深入，皇帝就一定不会召见司马光，即使召见，司马光也不会到朝。不久，司马光果然没有被召见。到了后来宋军永乐战败，死了十多万人，《宋史》认为这都是王珪引起的。

（以上参考资料）

王珪著有《华阳集》，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考《华阳集》版本流传，《东都事略》卷八十《王珪传》、衢本 《读书志》卷十九、《读书附志》卷下、《直斋书录解题》 卷十七、《文献通考》卷二三五、《宋史·艺文志》皆著录为一百卷，“盖宋代所传别无他本”。其本明代犹传世，其后各本皆散佚，仅存四库官臣由《永乐大典》中所辑出之版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集部别集类五《华阳集》条云：“厘为六十卷。……别为《附录》十卷。”今《全宋文》虽收录其绝大部分，且另辑得遗文三十四篇，而受体例所限，尚缺律诗三卷，宫词、挽词各一卷，仍不如四库全书所辑永乐大典本完整。

《王文恭公珪神道碑》

《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英宗、神宗、哲宗朝部分

《东都事略·卷八十·列传六十三》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传第七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