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是纪传体北宋史。南宋孝宗时王称(以前曾长期误作“王偁”)撰。因为北宋建都开封（今属河南），称东京，故书名《东都事略》。全书一百三十卷，起自宋太祖赵匡胤，终于宋钦宗赵桓，计帝纪十二卷，为各代帝王在位时的大事记﹔世家五卷﹐记叙后妃和宗室﹔列传一百零五卷﹐载各种人物共六百九十七人事迹﹔附录八卷﹐列举辽﹑金﹑夏﹑西蕃﹑交趾的情况﹐没有表和志。

《东都事略》：是王称撰写的纪传体北宋史。

王称的父亲王赏曾在南宋绍兴年间做过实录修撰官，王称继承父业，根据国史﹑实录，还采用了野史的资料，写成该书。

虽然它的内容颇显单薄，但是叙事简明扼要，有些内容为《宋史》所无，或可纠正《宋史》的失误，可与《宋史》互相补充，为研究宋史不可缺少的资料。

清朝乾隆刊本是该书较好的版本。

王称，一作王偁，字季平，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父亲王赏，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官任实录修撰。王称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对北宋的历史十分感兴趣，就搜集北宋九朝的事迹，加以整理、排比，编辑成一百三十卷的《东都事略》。

洪迈编修《四朝国史》时，将《东都事略》上奏皇帝，皇帝任王称为承政郎，后任龙州知州，最后官至直秘阁。

清朝的王士祯认为《东都事略》和《史记》、《汉书》一样，是由父子两代人相继撰写而就。王士祯的看法是有根据的，在王称直秘阁的告词中有“能克绍先志，论次旧闻，裒上成编”的说法。而从“克绍先志”这句话看来，有可能是王赏已经做了一些资料收集及长编草稿的工作，而王称子继父志，继续修撰以成书。因为王赏在绍兴年间做过实录修撰，有条件收集北宋九朝的资料。

《东都事略》是一部纪传体北宋史，记载从太祖赵匡胤至钦宗赵桓共九朝的历史。

全书一百三十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太祖皇帝二卷，仁宗皇帝二卷，徽宗皇帝二卷，其余太宗、真宗、英宗、神宗、哲宗、钦宗各一卷。世家五卷，与其它史书不同的是，世家除记载皇子事迹外，把皇后事迹也放入世家，勒成二卷。列传共一百零五卷，记载北宋九朝政治、军事、学术上的重要人物。附录八卷，包括辽国二卷，金国二卷，西夏二卷，西蕃、交趾各一卷。

《东都事略》撰成后受到时人和后人的好评。洪迈认为此书“非国史所载，而得之于旁搜者居十之一，皆信而有征，可以据依”。意思是说，《东都事略》保存了大量可资征信的史料。

洪迈在撰写《四朝国史》时，有不少材料就引自该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该书“叙事约而该，议论亦皆持平。”并举《东都事略》康保裔不列入“忠义传”，“张方平、王拱辰不讳其瑕疵”，都是具有史识的例子。而对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哲宗元符年间的恢复新政的记载更是“三致意焉”。朱勔传后附录僧人祖秀所撰的《艮岳记》，虽然在体例上不合史法，亦是以保存史料、据以考证。

但是在南宋时也有人对《东都事略》进行批评。

到明朝人拟改重修宋史时才开始推重《东都事略》，并以该书为稿本。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书可与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书“鼎足而三”，是“考宋史者所宝贵”的重要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信手拈来几条《东都事略》的材料以证明《宋史》记载之有误，如“符彦卿二女为周室后而《宋史》缺其一”；“刘美本姓龚，冒附于外戚，《事略》直书其事，《宋史》采其家传，转为之讳。”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南宋高宗皇帝(赵构)时曾经三次禁绝私修野史，高宗以后的孝宗、光宗虽然没有禁毁私修野史，但是到了宋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春天，针对当时私史愈来愈多和民间争相传诵的现实，谏官上书皇帝要求再次下诏禁止野史流布，并在奏疏中开列了北宋以来较为著名的私修史书，而王称《东都事略》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都赫然在录，《东都事略》就这样被禁了。

《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南)宋王偁撰。偁，字季平，眉州人。父(王)赏，绍兴中为实录修撰。偁承其家学，旁搜九朝事迹，采辑成编。

洪迈修四朝国史，奏进其书，以承议郎知龙州，特授直秘阁。其书为《本纪》十二、《世家》五、《列传》一百五、《附录》八。叙事约而该，议论亦皆持平。如康保裔不列于《忠义》，张方平、王拱辰不讳其瑕疵，皆具史识。熙宁之启衅、元符之绍述，尤三致意焉。《朱勔传》后附载僧祖秀《艮岳记》，盖仿《三国志·诸葛亮传》后附载《文集目录》及陈寿《进表》之例。虽非史法，亦足资考证。而南宋诸人，乃多不满其书。盖偁闭门著述，不入讲学之宗派。党同伐异，势所必然，未可据为定论也。

近时汪琬，复谓元修《宋史》，实据此书为稿本。以今考之，惟《文艺传》为《宋史》所资取，故所载北宋为多，南宋文人寥寥无几。其余事迹异同，如符彦卿二女为周室后，而《宋史》阙其一。刘美本姓龚，冒附于《外戚》，事略直书其事，《宋史》采其家传，转为之讳。赵普先阅章奏，田锡极论其非，而《宋史》误以为群臣章奏，必先白锡。杨守一以涓人补右班殿直，迁翰林副使，而《宋史》误作翰林学士。新法初行，坐仓籴米，吴申等言其不便，《宋史》误以为司马光之言。至地名、谥法，《宋史》尤多舛谬。元人修史，盖未尝考证此书。琬之言未得其实也。其中如张齐贤以雍熙三年忤旨出外，而误作自请行边。以副使王履《楚辞》误属之李若水。又不载王履于《忠义传》。虽不免间有牴牾，然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唯偁与李焘、李心传之书而三。固宜为考宋史者所宝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