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鹏，男，汉族，1959年6月生于湖北鄂州，中共党员。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1982年于武汉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至1987年在湖北大学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曾昭岷教授学习唐宋文学。1987年赴南京师范大学师从唐圭璋先生研治词学，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回湖北大学任教。1992年破格晋升教授，1997年至1999年任湖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2000年调至武汉大学任教。2016年调至中南民族大学。

1976年1月-1978年2月，鄂州任民办教师

1982年2月-1985年8月，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

1985年9月-1990年6月，在职读学位

1990年7月，湖北大学讲师

1992年6月，湖北大学教授

1992年7月，湖北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1995年6月，湖北省重点学科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湖北大学词学研究中心主任

1997年6月，湖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2000年1月，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2002年，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

2005年，武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主任

2005年-2008年，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2008年，武汉大学二级教授

2009年7月-11月，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

2017年，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理事；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湖北省社科联学术委员；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词学研究年鉴》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中国韵文学刊》副主编；《词学》杂志编委；《中华词学》杂志编委。

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唐宋金元词史研究，1991--199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1997—2000， 批准号：97BZW015，结项证书号：2004044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宋词人丛考，7万, 2003-2005，批准号:03BZW037,结项证书号:200710109， 结项等级：优秀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目录检索系统与定量分析,10万, 批准号: 09BZW026 2009.6-2012.12.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世纪词学研究论著的定量分析，5万，2003-2008，批准号: 03JB750.11-44013

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资助项目：词学史料学, 30万，2002-2006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重点项目：全唐五代词， 1992-1995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重点项目：中国古籍总目提要（词籍），1997-1999

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中国古代诗歌史的计量分析，1997—2000，批准号:960240

教育部“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20万，2002-2005

武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资助项目：唐宋诗词名篇的定量分析， 25万，2005-2008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文学传播史， 5万，2005-2008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唐宋词分类选分类选讲, 2万,2006-2007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词学研究方法十讲, 1万,2006-2008

教育部“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唐诗的经典及其经典化研究 5万，2009-2012

《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全唐五代词》（合作。中华书局1999）等词学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00馀篇。其中《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获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曾先后主编《词学通讯》和《词学研究年鉴》。

未到不惑之年的我，治学的时间不算很长，要谈治学经验，确实有些惶恐。但毕竟在求学的道路上已经跋涉了近二十年，其中有些甘苦，写出来供想入学问之门的同好们参考，也许不无启发。

一

我生长在乡村，从小读书虽然比较用功，但课外却没有什么书读。上初中的时候，才开始读小说，印象比较深的，是读了繁体字版的《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由于所读的书被撕得破烂不堪，无头又无尾，只记故事情节，不管书名和作者。所以上大学后系里举行摸底考试，我连四大古典小说的作者是何许人也答不上来，为此，没能进入快班学习。不过，由于在中学读的古典小说稍微多一点，在高中的时候已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文言文写书信，而且所读的小说大都是繁体字版，上大学后对于认繁体字倒是不觉得困难。后来我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与中学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我七七年考上武汉师范学院（即湖北大学），同年级的同学年龄悬殊比较大，老三届的同学比较多，知识基础也比我们年龄较小的同学要厚实。尤其是上大学后不久的摸底考试，我成绩不及格，更感到有些自卑。回想起来，自卑并不是一种不良的心理，自傲比自卑更可怕。因为知道自己不足才感到自卑，而知不足然后才会发愤图强，既求超越自我，也力求超越他人。读大学时，读书真有如饥似渴之感，那时并没有想到今后会走上做学问之路，只觉得成绩不如人，上的学校也不是名牌，总想赶上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赶上考入了名牌大学的同学，以摆脱自卑。自己觉得古典文学的基础稍为好一点，于是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古典文学方面。

记忆法。在弄懂作品文意的基础上，每天早上背诵一遍，晚饭后散步时再重背一遍，夜晚入睡前再默记一遍，第二天早锻炼跑步时又默背一遍。一周后，再把本周所背诵的作品全部复习背诵一遍，一个月后又把本月所背诵的内容全部过一遍。这样，一篇作品一天之内经过三、四次的背诵，一周、一月内又经过复习，就不容易遗忘。

论背诵的功夫，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已无法跟老一辈的学者相提并论。虽然现在的电脑可以迅速检索有关信息资料 ，但并不能代替人的记忆。尤其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大脑中不储存一些优秀的作品，就很难提高自己的艺术感悟能力和审判判断能力。创造往往是基于联想，而联想又常常源于记忆。要对作家作品有新的发现和创见，仅仅是增强理论的修养是不够的。要分析评价一篇或一类作品的优劣好坏，总得有另一篇或另一类作品作为直接或潜在的参照。临时寻找参照的作品，并非不可能，但总不如记忆来得快捷，最关键的还是记得多，能够随时产生联想，发现新问题。治学的根本在于解决前人未曾解决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善于发现问题。记忆则是发现问题的基础。

在大学一、二年级，我学习古典文学的重点是在先秦文学。背诵的也主要是《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曾经一度对古代汉语产生过兴趣，阅读了一些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后来觉得还是古典文学更有意思。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即使将来做不成学问，学古典文学，也可以自娱身心。其实，只要有兴趣，做任何学问都能自得其乐。这一段时间对先秦文学和古代汉语的重点学习，为我后来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基础。

到了大学三年级，我开始学写论文。当时正逢学术界开展对唐代边塞诗的讨论，于是尝试写了一篇论边塞诗的文章。虽然文章没能达到发表的水平，但得到了任课老师张国光教授的大力鼓励和表扬，自信心大增，学习的重点也开始转移到唐宋文学方面。

我进行学术研究，是从宋南渡词人张元干文学史著作和词集选本对张元干的生卒年和籍贯说法不同，因此想探讨个究竟，看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读了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收集有关张元干的材料。三年后，考取了本校曾昭岷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曾师既长于古典诗词的创作，也长于鉴赏分析，对于文字学考古学和版本校勘，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唐五代温、韦、冯词用力更深，于是我确定以唐宋词作为主攻方向，而以张元干为突破口。在曾师的指导下，我广泛阅读了与张元干同时的数十家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从而写出了硕士学位论文《张元干年谱》，并积累了一些与张元干同时的南渡词人的史料。

二

1986年12月，我随曾师昭岷先生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词学讨论会，提交了一篇《王以宁其人及其词》的大会论文，由于王以宁其人其词，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生平事迹更鲜为人知，因此这篇论文得到了施蛰存先生的首恳，发表在他主编的《词学》第四辑上。这对于我这位初出茅芦的青年求学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在这次讨论会上，又获知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将招第二届博士研究生，曾昭岷师决定让我提前一年硕士毕业，去报考唐先生的博士。如果说考取博士后，是我求学之路的一根本性的转折，那么曾师让我提前一年毕业，则是关键，使我把握住了人生难得的一次机遇，而上海的词学会又是一个重要契机。

报考博士之前，我已经确定将做学问作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主要方式，把追求学问的高境界和高品位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而读硕士期间，虽然在资料文献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思维方式总摆脱不了原有的框框，于是想考取博士继续深造，以超越自我。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唐师圭璋先生门下攻博，从此眼界大开。

史部、子部书集，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史料，对《张元干年谱》进行了修订，并经唐师的推荐，1989年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原来在文献考据方面花的功夫稍微多一些，而思辨能力和理论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收获更大。读《手稿》时，我有时半天时间只读完其中的一两页，仔细琢磨原著的论证思路和论证方法，力图理解和把握其一个问题是从哪些角度和哪些层次进行分析。这本书啃完后，自己的思辨能力也不知不觉地大有提高。从此，也激发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每当文思枯竭时，读一读哲学著作，总能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或新的思路。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哲学是使人聪明、给人智慧、给人思想的学问。

除得益于唐师的具体指导外，我也比较注意广泛吸取校内外其他学者、先生的治学方法。比如，本校吴调公读书法比较阅读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名著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课后我认真地读了这两部名著，并从文学史观、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二者的异同，虽然我并没有写出有关论文，但由此而了解和领会了这两部名著的理论精神，增加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素养。

又比如已经作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沈玉成先生，在一次闲谈中曾说及中华书局的傅璇琮研究资料的同时，凡是有关其他词人的资料也一并收集。早先我写15万字的《张元干年谱》，搜集材料前后用了六年时间；而40万的《两宋词人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从专门为之搜集材料到写成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在阅读几部大部头的著作，如南宋史书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金石著作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一边收集有关宋代词人生平事迹的资料，一边也注意收集与我当时能想到的诸多课题有关的资料，自己编制这些著作的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这为后来写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博士毕业前夕写成的《宋代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系列论文，所需要的大量原始资料都是在收集其他资料时附带收集的，并没有为此课题而专门去查阅资料。

对于初入学问之门的探索者来说，有了观点和材料，怎样写成论文，如何驾驭和使用材料，从哪些角度切入和论证？也是一个颇费心机的问题。我也曾为此而感到困惑和迷茫。一次，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贻欣教授曾谈到他的门下高足读研究生时，常常拿他的文章来揣磨他写作时的思路和方法，并与他讨论和验证。我从中也受到很大的启发。练习书法，有一个临摹碑帖的过程，掌握了运笔、布局的基本规范后才能求变化。写文章出同样如此。不过写文章的临摹，是仿效前贤的写作技巧和方法，而不是因袭其观点和材料。我曾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集中研读了一批著名学者的论著，如先师唐圭璋先生的《词学论丛》、程千帆先生的《古诗考索》、吴调公先生的《李商隐研究》、陈贻 欣先生的《唐诗论丛》、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和《李德裕年谱》、袁行霈先生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等，阅读时的重点不在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主要揣磨他们写文章的思路和方法，对个体作家研究和宏观把握文学史现象的切入角度。从此开拓了自己研究的视野，提高了写作能力。我的博士论文在行文结构上就很得益于前辈学者论著的启发。博士论文分上、中、下三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宋南渡词坛的发展演变。上篇是探讨南渡词人的群体活动和群体意识。这方面的研究前人注意不多，需要大量的原始材料来论证。而整个论文是理论分析性的，过多的引证原始材料会影响行文的流畅。从陈贻 欣先生的论著中我受到一种启发，即将有关论证材料放入注中，正文只出结论性的意见。这样就保证了上篇与中、下篇行文风格的一致，读起来也比较简洁流畅。

从临摹到突破，还需要借鉴与会通。临摹是为了突破和超越。而要突破和超越，就不能仅局限于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必须借鉴其他邻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本学科原有的理论方法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开拓出新的研究课题，或提出新的见解。攻博期间，我比较广泛地涉猎了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传播学、科学哲学、叙事学、心理学等理论著作，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修养。

从文学社会学理论中，我借鉴了其中研究作家代群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在博士论文中，依据对宋代词人代群更迭嬗替的过程，对宋词作了新的分期。济南大学崔海正中国韵文学刊》1996.1）

文学遗产》1989.5）和《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等论著中。崔海正在评述近年来苏轼穿透力方法学

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中篇侧重对南渡词人的心态进行分析，这除了艺术感悟力和对词坛背景、词人身世的了解之外，也很得益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关于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及其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前人未曾留意。拙文《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首次予以具体的探讨，文章虽然都是从具体的历史材料出发，理论性的分析不多，也没有直接引用什么新的理论概念，但这一选题的思路，则是从传播学理论中受到启发的。

攻博的三年，是我求学之路中最关键的三年。由于求学心切，学习环境又比较好，南京学界名流荟萃，使我得以耳濡目染各家治学之长，而藏书又丰富，也使我如鱼得水，每天十一二个小时可以畅游书海之中。在这三年中，我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和理论修养都有着根本性的转变和突破。尤其是唐先生淡泊于名利、专心于学术的人格精神和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治学态度，更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他的人格风范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否则，愧对先师的培养，有辱先师的门风。

三

1990年博士毕业回到母校湖北大学以后，我的研究范围仍集中在唐宋词方面，也旁及唐宋诗和其他文献。就研究的层次而言，从目录版本、辑佚校勘、辨伪考据到鉴赏阐释、理论分析、从个体作家研究到作家群体研究、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近十年来都有所涉及。

目录学，是进入学问之门的基本途径。不懂得目录学，做学问就很难全面占有资料，也很难发现新的材料。要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先得了解他有多少作品和哪些作品。而要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情况，先须了解他的作品集有哪些版本。而要详细知道作品集的版本情况，就必须熟悉版本目录之学。先师唐圭璋先生长于词学目录版本之学，在他的熏陶下，我也比较留意版本目录之学。先后撰写了《张元干〈芦川归来集〉版本源流考》（《南京师大学报》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等。在《两宋词人年谱》中，对谱主葛胜仲父子、叶梦得、向子 和吕本中著述的版本源流、递藏存佚情况也作了详细的考查。又撰写了《宋词大辞典》（我和同门刘尊明博士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即出）中所有唐宋词籍的版本词条。近应约负责承担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国古籍提要》唐宋金元词籍提要的撰写任务。正在撰写中华书局约请的《中国文学史料学丛书》中的《词学史料通论》书稿。

对目录版本的熟悉和了解，为我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应中华书局之约，我和同门师友编纂《全唐五代词》，这项辑校一代总集的工作，如果不熟谙版本目录，很难顺利进行。比如，晚唐人易静的《兵要望江南》，今出的几种校辑本收词《全唐诗》中，所收晚唐诗人唐彦谦的诗作有四十首和宋末元初戴表元的诗歌互见，究竟是唐诗还是戴作，颇有争议。我在弄清唐彦谦和戴表元诗集版本源流的基础上，并根据作品的内证，写出《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考实了这些互见诗作应是戴表元的作品，而由明人作伪羼入唐彦谦诗集中。这一研究成果已得到专家们的认可。我阅读和研究的重点本来是在词学方面，之所以能够解决一点唐诗中的疑难问题，也是得益于目录学著作。攻博期间，先师唐圭璋先生指导我读清末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志》，读书中发现了唐、戴诗作互见的问题，于是深入下去，终于取得了这份成果。

辑佚校勘成果，除《全唐五代词》外，另有《兰皋明词汇选》和《明词综》的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这次校点的《兰皋明词汇选》，是自康熙元年初刻以后首次校点印行。《明词综》初印后，本世纪曾有《四部备要》和《明词汇刊》两种直翻原刻本，未曾校勘。此次校点出版，既经校勘，又辑录有前人补选诸作，比原刻本要完善。

在对唐宋词人、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证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张元干年谱》和《两宋词人年谱》两本专著和《王以宁生平事迹考辨》（《中国文学研究》1988.1）等，对前人一直不甚了了的六位谱主和王以宁的生平事迹都作了详尽的考证。苏州大学杨海明洪炎、邓肃、谢逸兄弟、韩驹等比较著名的诗人的生卒年，也解决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或疑而未决的问题。

对于词话资料的考订，我也作了一点努力。在查阅编纂《全唐五代词》所需资料的过程中，常常见到古今学者引用《乐府纪闻》一书，却从未有人注明其版本来源和依据，引起了我的怀疑。于是写成长文《〈乐府纪闻〉考》（《文献》1996.4-1997.1连载），在一一考察清人词话所引《乐府纪闻》的五十多则史料的来源出处后，终于弄清了这部佚书的性质和成书年代。

一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不可能读尽天下书。虽然在考据中我力图充分占有材料，但有时也不免浮躁，将材料依据不足的看法急于写成文章。1995年我在《文学遗产》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据〈金石录〉考证杨炯的卒年》，依据宋赵明诚《金石录》中的一则史料对初唐杨炯的卒年作出了新的推论，但属于孤证。同年湘潭大学陶敏教授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指出拙文的孤证不能成立，而且据新史料订正了拙文的看法。我一方面去函对陶教授的指教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自我反思，从中吸取教训，以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更扎实和严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正常的学术争论和不同的学术见解有助于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的观点提出批评或商榷，而视为对自己的轻蔑。这也是先师圭璋先生生前倡导、要求的学风和门风。

在文学史研究中，考据是一种历史判断，主要在于求真和证伪；理论批评则是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就一个人的才性而言，可以重此而略彼，或者长于此而短于彼。然而就文学研究的系统而言，二者都不能偏废。文学发展过程的基本事实不弄清楚，就无从进行理论批评和分析；如果文学史研究，仅仅停留于弄清文学史实，而缺乏理论批评和价值判断，那么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无从谈起。我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是力图将这二者有机结合

在理论批评方面，无论是对个体词人的研究，还是对词人群体的观照，我都着眼于词史的流变，或者说是从词体词艺词境递嬗变化的角度来探讨词人词作，并力图建构出词史研究的新框架。在创作主体古典文学知识》1994.1），力图将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模糊性的感性的把握方式转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明晰化的理性阐释。《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实践。而这种努力和尝试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东方丛刊清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扬忠两分法北方论丛》1993.6）。

对于词史的研究，我力求把各个时期的词人词作放在同一层面、同一链索上来考察，看每位词人究竟有哪些开拓性和独创性文学遗产》1994.1）与《英雄的词世界稼轩词的审美特质及其新变》（《河北大学学报》1993.4）等系列论文，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不过是想变换角度，从词的审美内涵的三大层次人物层、情感层和场景层进一步揭示出唐宋词史发展变化的轨迹。

在治学的道路上，我不想自己的思维方式过早地形成一种框框，陷入一种模式，而试图不断地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扩大研究的视野，变换切入的视角，不断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最近我尝试将计量文献学、计量历史学和定量社会学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于词学研究，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和刘尊时博士合撰的《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4）首次对宋代词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量化衡定，引起了学界同行们的关注和兴趣。继续和刘尊明博士合作，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史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攻博起，已整整十年。虽然这十年中我出版了三本专著，主编了几本书，发表了八十余篇论文，但与学界同辈的同行们相比，成果仍微不足道，而未来的学术道路更漫长，还需要不断地开拓和进取。

对自己的求学之路作了一番简略的回顾之后，想起明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