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君彦（1932年3月8日～2012年9月6日），浙江慈溪人，出生于杭州，经济学者，美国问题研究学者。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曾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等。1993年退休，定居于香港，2012年9月6日病逝，享年80岁。

洪君彦的父亲是前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1952年在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洪君彦便在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1953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来，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近四十年。1980年，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东亚研究所出任访问学者。1986年，转到美国密西根大学任经济学系和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任访问学者。1988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1993年退休，定居于香港。大约于2004年在香港《明报》著有连载《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2012年9月6日去世，享年80岁。

1957年，洪君彦与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含之结婚，并育有女儿一名，名叫洪晃。1973年两人离婚。

香港《明报》编者按：洪君彦先生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国家经济专家、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他与近代文人章士钊之女章含之的恩爱情仇、悲欢离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主政之后所经历的种种坎坷遭遇。

本版今起连载洪君彦的回忆文章，从中不难看到中共建政、反右、文革等时代事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冲击和人格损伤。

自一九九三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一九九五年我再次看到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要把我扯进去？而且她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竭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谋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自一九九三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十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统统为我鸣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一九九五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文革」一开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校系两级干部中揪出一大批陆平黑帮。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当作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有大字报揭发我是「陆平黑帮五大白专标兵之一」。

「文革」前我的确升得比较快，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北大要研究世界经济，我在北大经济系参与创建了世界经济专业，并担任了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二十七岁就当上了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这种情况很少见，于是到「文革」来临我就遭殃了。有大字报揭发说：陆平重用洪君彦。陆平提拔我当教研室主任时，有人反对，认为洪君彦年纪太轻，不适合担任正职，可安排副职，正职先空缺。但陆平坚持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教研室主任。那时造反派给我罗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当上了小领导，理所当然地被划为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我当时是教美国经济的，我曾经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生产力发达，生活水平高，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些言论被说成是「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美化美帝国主义」。我被定性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我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反党言论，给我扣上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把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的处境可想而知。

当时的我，从早到晚都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连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批斗我，呵斥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们一边向我吐口水，一边高举紧握的拳头喊口号，用皮带抽打我。晚上我拖著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尽凌辱和折磨。因为文化大革命来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当时不明白，时至今日仍然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历史清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坐「喷气式」时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感到十分惊慌。后来一次红卫兵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向周围望一眼，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统统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批一顿、打一顿。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著帽子。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经济系里几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辆大卡车，几十个红卫兵把卡车挤得满满的。他们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的口号，直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驶去。我预感到要出大事，显然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经得住红卫兵的折磨？我怀著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完全麻木了，根本听不清究竟批我什么。紧接著红卫兵对着章老嚎叫：「滚出来！」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着，就是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拚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接着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回北大。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家出事。

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红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您。」自从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心里就想：红卫兵怎么样糟践我不要紧，千万别殃及我的家人。可是这次抄家还是把老人连累了。虽然章老没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宽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续了很久。我女儿洪晃在上海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父亲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对他是灾难性的，史家胡同51号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为他。洪晃还记得那时他对外公章士钊说：『「我连累您了。』外公说：『不，是我连累你了。』挨批挨斗时爸爸都没有哭，一听此话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上海电视》周刊2003年7 月第27期：〈洪晃 几年未见凯歌了〉)

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捱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著女儿也整天戴著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五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著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

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我是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捱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我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但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著想，试图去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著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中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

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那时我已朦胧感觉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文革是一阕灾难之曲，「知识分子」这不幸的身分、事业、爱情、婚姻以至生命……往往只能是其中一个悲伤的音符，与苦为伴，有难相随。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连，名曰革命小将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一九六六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职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岁，一直非常疼爱我。一九六四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暑假我如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那时大姐看到章在上海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捱斗受罪，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章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里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真是心如刀割，她认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寻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简直无法忍受，但又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她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一九六七年三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清界线是必然的。

一九六七年中，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著，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自杀、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缠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我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著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不要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妹妹说得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著想。而她却背著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

此时我联想到「文革」后章含之对我的种种。「文革」中自从我被剃阴阳头后，她对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审查期间，星期六如允许我回家，我如蒙大赦地飞也般回到家中。她就千方百计避开我。她借种种藉口，如教研组要开会、战斗队要开会等等，买了一大堆吃的，带上日常用品回外国语学院去了。剩下妞妞和我在一起。那个阶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时妞妞也很惨，因为爸爸是黑帮，所以连她上幼儿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当时还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章串联返京后，一次周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随我去看妞妞。章东翻西翻找出几幅相片。那是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装戴领带的结婚照，正是我和她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著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统统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不如自己剪了算了。」然后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掉。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为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没有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死寂，气氛十分凝重。后来外甥问我：「舅妈是怎么回事？」我只报以苦笑。其实1957年我们结婚时已不流行拍婚纱照了。但她坚持要披婚纱，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应该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而却把我的一半剪下来扔掉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和她理论，她一时间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了。」（指她生母）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十年，女儿也六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当时岳母奚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马迹，觉得情况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君彦，要是可能的话，你要多回家。」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此事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一书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著，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著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整夜眼睁睁望著天花板。即使每晚吞服三四片安眠药也无法入睡。当时我正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但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对党对人民做过坏事，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所以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八年，结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的危机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百倍。

那段时间，每到深夜我躺在床上两眼望著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像章会在感情上背叛我。我们相识在一九四九年，我十七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十四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始，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拖手到结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帐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吻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后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份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回想我们相识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我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她是我同班同学朱文□的舞伴。那时我见到一位相貌秀丽、气质优雅、谈吐得体的女子。她穿着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她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们一班同学只把她看作小妹妹。那时章一家人在朱文□家借住，因章士钊与朱文□的祖父朱启钤是世交。每逢周末，我们一群合得来的同学有时到朱家玩，有时到北海划船。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玩。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又活泼健谈，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没有覆信。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章含之对我有意思，曾因为我不覆信而伤心落泪。他还对我说，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她的爱慕者，但她却对我一人情有独锺。这位同学催促我表态，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当时燕大也有不少女同学对我有好感。所以也有几位同学持相反意见，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现成的。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开始与她交往。我单独约她到北海划船，或约她出来喝咖啡。

后来我们过从甚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约会。多数是我进城约她出来见面，找一个她喜欢的地方游玩、谈心。晚上我便在城里寄宿在同学家中。有时我约她到燕京大学玩。一九五O年从燕大到城里，每天往返只有一班校车，所以她来一次便是一整天。我们一起在未名湖畔漫步，促膝谈心。她爱好文学，特别爱看翻译小说。记得当时她介绍我看俄国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集等等。还讨论过徐訏的小说《风萧萧》。我觉得她虽是中学生，但文学修养比我好，写的信也充满感情，有文采。对她这方面我很欣赏。

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终于双双堕入情网。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中，在花前月下度过许多浪漫时光。

我是一个有承诺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认定了章含之是我的女朋友，就一心一意等她成长。我决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又一年春来秋去整整等了八个年头。八年间不论遇到什么诱惑，我从未见异思迁过。倒是章曾经动摇过，闹过分手的风波。

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一九五O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一九五一年，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法学院在校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广西省土改工作。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总之，从依据五O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而更炽热了。

一九五七年我和章结婚一个月，我俩就分别下放劳动。我作为北大（五二年院系调整，燕京合并入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成员，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她随外国语学院到南苑大红门劳动。一个西一个东，两人分隔两地整整一年。我俩正当新婚燕尔，难免依依不舍两地相思。那时我俩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鱼雁传递相思之苦。一九六四年我又到湖北省荆州市参加「四清运动」半年。那时只要我与妻子分隔两地，来往信件不断，除互诉思念之情，也有关于工作、学习互相勉励的词句。从相恋到结婚，直至一九六六年，我俩的两地书信至少超过百封。章的情书既有对我的绵绵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壮语，读来令我感动，令我振奋。所以我把她全部的书信珍藏著。曾经幻想：将来要是出本《两地书》也挺有意思。当然，随著我遭到家变，早已打消这个念头。我想：如果局外人读过这些信件，读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热情澎湃的词句，定可感受到她对我的一往情深；定会慨叹人生无常及人心之变幻莫测。

我和章含之随著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两人的感情又迈进一步。一九五二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组织上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五三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来因工作需要，学校领导又把我从研究生班调出来当政治经济学助教，开始教书生涯。从此以教书为毕生事业，直至退休。一九五三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标志。一九五二年章在贝满女中加入了共青团，五三年她高中毕业由组织上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那时我俩志同道合，关系愈来愈亲密。章带我见过了她的父母章士钊与奚夫人。章老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况。我如实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解放后银行收归国有了。我在杭州出生，小学、中学都在上海受教育……」两老对我印象很好。他们对我出身自银行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学业均感到满意，认为是门当户对。同时我把我与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一九五三年我俩肯定了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著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作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喜乐，分担她的愁苦。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一九五三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四十度，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她一见我就激动得哭了，含著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很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

那时她把我当作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她刚得悉章士钊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有我陪伴她，开解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

一九五三年章含之十八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炯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炯明当时在北京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已加入了共青团，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士钊「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在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

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著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自出生后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儿女。一九五三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吃饭、游玩。但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很多隔阂，代沟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再回北京。

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作者洪君彦停稿启事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