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平（1914年11月15日—2002年11月28日），原名刘志贤，曾用名卢荻。1914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33年2月初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2月底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部组织部部长、平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察军区、察哈尔军区、华北野战军三纵队政治部主任。1948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委。1952年后曾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黑龙江省委委员。1954年后历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中共北京市委委员。1975年后先后任七机部（后改为航天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会常委。1995年离休。陆平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14年11月15日，陆平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西南40里的新立城（现为新立屯）。

1921年，陆平一家迁到长春市自强街居住，其就读于长春市自强学校。

1930年2月，陆平初中毕业后，到沈阳东北大学附中文科班读高中。

1933年2月，陆平在吉林市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Y），旋即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担任共青团吉林市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兼西区书记。5月，为躲避敌伪追捕，陆平辗转至北平，后在河北省“革命共济会”任秘书。

1934年8月，陆平化名卢获，以英文100分及中文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文学院教育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陆平投身抗日救亡，先后来到济南和太原，担任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组织部长。

1938年12月到1940年10月，陆平担任中共晋察冀北方分局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1年6月到1943年3月，陆平担任平西地委常委、宣传部长，1945年后任平北地委副书记、书记。

抗战胜利后，陆平转入军队，先是在地方部队冀察军区政治部当主任，后任察哈尔军区政治部主任。随着战争规模扩大，陆平于1947年12月调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1948年12月，陆平调任华北局青委书记。

1949年5月10日，陆平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全国委员会正式委员；同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青工部副部长。6月，当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青工部长；6月15日，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铁道工作委员会书记。9月20日，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10月5日，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

1950年7月7日，陆平当选为政府铁道部政治部主任。1954年11月，陆平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1957年10月，陆平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1960年3月28日，陆平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966年，陆平遭“文革”“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及“评论员文章”等的诬陷，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群众专政。

1975年专政被解除，先后任七机部（后改为航天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会常委。

1995年离休。

2002年11月28日，陆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陆平同志逝世后，胡锦涛、李瑞环、李岚清、曾庆红、王兆国、贺国强、万里、宋平、薄一波、王光英、彭珮云、丁石孙、韩杼滨、任建新、宋健、李贵鲜、胡启立、罗豪才和肖克、杨成武、吕正操、马文瑞、郑天翔、李铁映、王汉斌、孙起孟、钱学森、邓力群等同志以不同方式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在关于1960年任务的报告中，陆平指出，“建立一支强大的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是巩固党的领导，建设共产主义大学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了尽快建立起这支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陆平认为首先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强烈意志，”来克服业务基础差，物质条件差等不利因素，勇往直前；其次是要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认真读书，从书本上学习；另一方面，积极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从实践中学习。”努力成为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能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完全的知识分子”。第三，他强调提倡老中青年教师互相帮助，集体协作精神的重要性，要求“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喜欢单干、害怕集体生活，不能接受纪律性和组织性等旧习惯”。他还重视青年教师的使用和培养，表扬了成立不久的无线电电子学系：该系教师平均年龄只有26岁，但他们开出了《讯息论》等反映当时最前沿的科技水平的课程，并完成了具有先进水平的自动扫描电离层观测仪、核磁共振波谱仪等科研项目。

1963年4月6日，陆平又在全校教师及有关干部大会上专门做了“关于师资培养问题”的报告。再次明确指出“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是我校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希望通过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使我们学校成为具有世界现代科学水平的最先进的大学之一。”在这里他提出了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是教师的见解。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陆平提出了具体建议：一、从工作需要和教师现有业务水平出发，确定业务提高的要求和步骤。对于青年教师，他指出“要加强严格的基本训练，力求把根基打扎实。”并在有经验教师的指导下有步骤有计划地提高教学与科研能力。中年教师则要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要培养自己的学术专长，又要学习老教师的经验和指导青年教师，是特别重要的力量。学术造诣深的老年教师，则应充分发挥学术专长，有较多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培养中青年教师和指导研究生工作。二、教师的进修提高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具体工作入手，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循序渐进，要克服和防止贪多、贪大、急于求成，不愿做具体工作等不良情绪。强调教师的业务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教学、科研实践和主要依靠个人努力，并与老教师的指导和集体的互助结合起来。接受指导的教师要尊重有经验的教师，虚心向导师学习；导师则应把培养青年教师做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把自己的学术专长和经验无保留地传授给指导对象，同时严格要求他们。陆平校长还特别强调了在遇到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时“大家应根据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精神，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讨论”，不应一言堂。但如果某些学术问题需要做出决定，而经过讨论意见仍难一致时，“导师有权做决定。”

《高校六十条》规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为了保证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北大党委还大抓了干部训练，受训人员包括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分批分期对全校处在工作一线的干部进行训练，以保证学校中心工作的顺利完成。

除对一线干部训练外，还加强了校级的领导力量。陆平选择任用了哲学家、佛学史家汤用彤教授，爱因斯坦相对论讨论班成员、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化学家傅鹰教授，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教授等做为副校长，协助校长抓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些位副校长都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来称院士），都有代表性的学术创建，是所在学科的英杰人物，而且都从事高等教育多年，是高教战线的行家里手，由他们协助校长抓教学抓科研其效果是指日可待的。校长选择任用大批著名学者作助手，可见校长贯彻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决心，以及知人善任的眼光。

1962年中共中央的“七千人大会”，和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全国戏剧创作会议等给全国人民以巨大鼓舞。当年全国上下一心想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忘记了“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然而“过犹不及”，根据全国反映的情况，1964年2月13日（夏历甲辰年正月初一），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了教育工作座谈会（通常称“春节座谈会”），参加人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郭沫若、章士钊、杨秀峰、蒋南翔、陆平等16人，包括了从国家主席、教育部长、科学院院长到北大、清华两校校长。可见中央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会议的主旨是学制要缩短，课程要少而精、减轻师生负担，以利德智体全面发展。陆平校长回校后立即传达贯彻座谈会精神，一时间减轻学生负担，贯彻“少而精”成了学校的主旋律。理科、文科分别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贯彻“少而精”的问题。陆平校长提出总的要求是“态度积极，步骤稳妥，方法对头。”在“理科教学工作经验交流会”上陆平校长谈了课程太重，注入式教学方法等原因造成学生负担过重，要求提高教师水平，实行启发式避免注入式教学，贯彻少而精等。此后全校开展了摆成绩、摆进步、摆经验，找差距、找原因，定措施的“三摆二找一定”活动，使学校活动进入了一个比较正常的新阶段。

陆平的子女：

在我们家，父亲始终具有一种威严感，每个孩子对父亲说话都不敢过于随意。而母亲一直是我们家善良温柔的象征。母亲遇到什么事都只为父亲想、为孩子想，我们有什么话也敢毫无顾忌地跟母亲讲，有时我们甚至忽略了母亲的感受，敢去和她发脾气。父亲说话声若洪钟，沉浑的中音，让他的话来得格外有力量。父亲的威严并不是从声音中来，而是从他的那种无可动摇的、精神上的坚毅中来，常常让我们觉得无法撼动他，而只能是服从。

父亲不但可以决定我们的事，而且，还参与决定妈妈的事，在母亲的人生经历中，几个关键的事父亲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父亲在我们的眼里就更加威严有力。

父亲一辈子喜欢读书，喜欢思考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从小到大，我们和父亲聊天谈话，从天文地理，到国内外历史事件、人物、故事，很少有父亲不知道的。他经常读马列的、毛主席的以及一些持其他政治观点的中外政治家、哲学家的著作，对一个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书，或者畅销书，他保持着“找来一读”的兴趣。报纸和文件是他每天必看的。

父亲始终对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有科技含量的民用新产品保持着“尝鲜”的兴趣。我们家是最早的半导体收音机、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傻瓜照相机的使用者。为了买到这些东西，一家人颇费周折。记得1959年家里买了第一台国产北京牌黑白电视机，当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父亲听说并且看到了这个新的电子产品，执意要买一台回家。当年，一台电视要500元，是我们全家十口人几个月的开销，可是父亲亳不动摇！“文革”前，我们家日子过得紧，历来没有积蓄，为了防备万一，家里总锁着200块钱上下，以备不时之需。父亲先是动用了这笔款，而后紧缩开支，压全家的生活费，经过三四个月的筹备，钱依然不够，于是，又迫不得已向家里的阿姨借了50块钱，总算把这台电视机请回了家！于是赵忠祥憨厚朴实的面孔，沈力俊俏端庄的面容出现在全家人的面前。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说，这回好了，我们可以在家里看天下事，孩子们的眼界可以打开了。

陆平之女陆莹：

在我们孩子的眼里，“文革”前的父亲，年轻，有知识，有文化。他任铁道部副部长的时候只有40岁，意气风发，敢作敢为。父亲的不少老同学、老同事因为他从“一二·九”运动时就表现出的在重大问题上敢于直言的性格，而呼他为“大炮”。但是，“文革”以后，父亲变得更善于理解别人的痛苦。他对重大问题不轻易向外人表态，每每带着我们去看望的人，大多是身不在重位、命运也不尽顺利的老同志。对于“文革”，特别是“文革”中的揪斗、吊打，父亲几乎从不提起，家人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因为任何一个细小的话题都可能触发大家的伤感。

父亲晚年头脑一直很清晰，大事小事都很难瞒得过他。父亲对党的历次会议、文件，制定的每一个方针、政策都非常关心，而且有自己的看法。但他毕竟高龄，晚年谈北大的历史，通常原则性强，细节谈得少。

广西医科大附属医院白晓琪：

与陆平同志的初次相遇已过去62年了，但他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时刻想着战友而完全不考虑自己的作风，还有他开朗的性格、幽默的谈吐和处理事情的周到，还时常让我回想起。

中国科学院李德仲：

另一件事反映了他的为人品质和作风。那是在他准备就任七机部（航天部）副部长之前。当时中央任命郑天翔同志为部长。这事定了之后，他有些为难，来找我。因为过去他的职务曾比郑天翔高，他很谨慎，想得很深，怕处理不好这种关系。后来我说：“不要紧，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年，彼此都很清楚。你只要脑子里没有'私'字，你是可以处理好的。”事实证明，他处理得很好。事后我和郑天翔在一起开会时，曾向他提起过这件事。我说：“陆平去你们那里前，当时他有顾虑，怕处理不好关系。”郑天翔说：“他很好啊人品很好，关系处理得也很好，大事小事都跟我商量的。”后来他和郑天翔还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件事反映了陆平良好的政治品质和为人。

陆平之女陆微：

“他一个人默默地来到这个世界，一生做到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原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

“历史是对人最好的鉴定，陆平同志就是一位久经考验、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值得所有人去学习。”

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

“作为那个特殊时代的北大校长，陆平同志不仅做出了时代的贡献，而且还承受了时代的苦难，但是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北大呕心沥血，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殚精竭虑，这种精神力量必将鼓舞着后来的北大人去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

北京大学新闻网：

“在北大担任领导期间，他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有力地推进了北大各项事业的发展。”

《人民日报》：

“陆平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充满了热情与理想的一生。”

李德仲：

我和陆平在平西朝夕相处的两三年时间里，感到他为人正派、耿直、考虑问题周到、办事认真稳妥，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影响力。

周绍铮 宋德敏 朱作霖 卫宏 杨续先 张永年 张建安 林安娣：

“在近七十年的革命岁月里，他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在十年文革中他遭受了无法忍受的凌辱和迫害，然而在政协工作时，他从无半句谈及自己的贡献，更绝口不提文革中身心所受的摧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陆平同志从青年时期就坚信社会主义，并终身为之而奋斗。在斗争实践中，他不断提高和加深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认识，并在坎坷的经历中不懈地身体力行。直到陆平同志病危时，仍在关心我国改革开放进展的前景，坚信社会主义一定会在大地上取得最后胜利。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陆平同志给后人留下的是深深的怀念和无比的激励。”

兄弟：原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刘居英

女儿：陆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