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俊（1468年8月20日—？），字抑之，号石潭先生，江西广信府弋阳县（今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旭光乡）人，祖籍江西广信府贵溪县（今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明朝中期官员。

成化四年八月初三（1468年8月20日），汪俊出生于江西广信府弋阳县（今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

弘治二年（1489年），汪俊参加江西乡试，中举。

弘治六年（1493年），汪俊考中会试第一名，随后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

弘治十年（1497年）五月，汪俊升任翰林院编修。

正德四年（1509年）五月，汪俊参加编写《明孝宗实录》的完成，因为不依附刘瑾、焦芳，被调到南京当工部员外郎。

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刘瑾、焦芳垮台后，汪俊被召回北京，官复原职。

正德九年（1514年）六月，明武宗提升汪俊为翰林院侍读，并给他增加二级俸禄。当初，汪俊因为参与编纂实录，应当提升二级，他和同僚们因冒犯权臣刘瑾，都被调离原职。刘瑾被诛杀后，汪俊才又恢复为编修。到这时，九年任期已满，吏部奏请朝廷，于是朝廷下达了这道命令。

正德十一年（1516年）五月，内阁因为翰林院和春坊空缺官员较多，推举了十一位资历较深的官员上报朝廷，汪俊升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汪俊升为礼部右侍郎。

嘉靖元年（1522年）四月，汪俊升任吏部左侍郎。

当时正讨论兴献王的尊号，汪俊与尚书乔宇、毛澄等人极力谏争。嘉靖二年（1523年）七月，毛澄称病告退了，接任的罗钦顺坚辞不就，于是明世宗就让汪俊当了礼部尚书。这时献王已经加过帝号了，主事桂萼又请求称献帝为皇考。他的奏疏被交给朝臣们商议。

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汪俊召集七十三名大臣联名递上奏议说：“祖训‘兄终弟及’，是针对亲生兄弟来说的。现在陛下以武宗亲弟弟的名份做了皇帝，自然就该以孝宗为父考了。谁说陛下给孝宗当儿子就是绝了武宗的谱系？《仪礼》说：‘继承别人的王位到底继承什么呢？继承他的大宗的地位。’汉宣帝起自民间，还是当了汉昭帝的后裔。光武帝中兴汉朝后，还是把汉元帝称作皇考。魏明帝的诏书说皇后没有儿子，选择庶子立为太子，以便继承大宗的地位。谁说入继皇位与过继做儿子不同呢？宋朝范纯仁说宋英宗亲自接到宋仁宗的诏书收他做儿子，宋英宗跟入继王位的皇帝不一样，他的意思是讲宋仁宗对宋英宗的恩义格外深厚，宋英宗更应该不顾自家的亲情，不是说先皇帝生前收做儿子的才是他的儿子，身后入继他的王位的就不再是他的儿子了。桂萼说：‘孝宗已经有武宗这个儿子了，怎么能再给他立个假子？’我们认为陛下在武宗统绪之后自然就该尊孝宗为皇考，并不是在孝宗身后给他立什么假子。桂萼又说：‘武宗把整个天下传给陛下，怎么忍心不继承他的谱系呢？’我们认为陛下既经称武宗为皇兄，难道非把孝宗改称为伯才算是继承武宗的谱系吗？桂萼又说‘礼官所认定的不过是北宋《濮议》中的道理’。我们这些人愚昧无知，所认定的道理着实不出乎《濮议》之外。北宋程颐的奏议说：‘虽说应专心于王位正统一边，也不能完全不顾及父子亲情。所以对于先皇帝的尊称，主要体现正统大义；对于亲生父的尊称，是为了成全父子间的骨肉之情。至于尊称的名号，关系着帝位的统绪和谱系，如果两者没有区别，就混淆了帝王家族的伦理。’这话差不多就是针对我们今天这事而说的了。我认真地搜集了大家的奏议，只有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桂萼的意见相同，其他八十多篇奏疏，二百五十多人，都和我们的意见相一致。”他的奏议递上后，明世宗压在宫中，而特别传旨从南京召桂萼、张璁、席书赴京。

过了十五天，明世宗才下达指示说：“朕入继大统，供奉宗庙祭祀，怎敢违背正统大义。但是对亲生父母的骨肉之情，也应当同时体现出来。希望你们再集中讨论一次，然后汇报上来。”汪俊迫不得已，于是召集群臣商议，请给献帝加一个“皇”字，成全他的徽号。奏议递上后，又被压了十多天。

三月初一，明世宗给礼官发布诏令，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让选择日期到郊庙祭告，并颁布诏书，通告天下，又另外指示在奉先殿一侧修建世室，以便恭敬地祭祀献皇。汪俊等人又争论说：“陛下入宫继承了大宗，就不该祭祀小宗，也正如小宗不能祭祀大宗一样。过去兴献帝在安陆做藩王，就不能祭祀宪宗。现在陛下入继大宗的谱系，也不能祭祀兴献帝了。这都是应依据礼制约束情感的事。不过兴献帝不能把寿安皇太后迎到藩王府供养，陛下能把兴国太后接来宫中，受到整个天下的赡养，又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兴献帝，这样作为人子的孝心已经尽到了。现在陛下的心竟然还不满足，我们不敢听从了。只有对正统大义无所嫌碍的事才能算是合乎礼制的。”明世宗说：“朕只是想在奉先殿一侧另外修建一间房子，用来表达我追念父皇的心情罢了。迎接太后到藩王府赡养，祖宗哪一朝都没这个例子，怎么允许在言辞之间乱讲呢？命令汪俊对此加以说明！”汪俊写了奏疏引罪自责，然后明世宗对他作了严厉批评。

明世宗接着更加急切地催促修庙。三月初五，汪俊等递上奏议说：“在宫廷里为献皇帝立庙，有点冒犯正统。我实在愚昧无知，但还是不敢奉命。”明世宗不肯听从，命令他召集朝中大臣们认真讨论。

三月十四日，汪俊等又递上奏议说：“谨按先朝的奉慈别殿，是当时孝宗皇帝在孝穆皇太后刚刚附葬以后，因为神主没有荐享的地方才修建的。当时提出这种主张的人都是根据周代礼制中姜女原的特别祭祀来立论的。至于为亲生父在宫廷中立庙，却是自古以来不曾有过的。只有汉哀帝在京师为定陶恭王立了庙。师丹认为不行，哀帝不听，最终受到后人的批评。陛下有成为尧、舜的资质，我们做大臣的不敢用衰世的例子来引导您。请在安陆为献帝修造永不迁移的祠庙，等以后袭封为兴王的子孙世代供奉祭祀，陛下逢年过节派遣官员拿着符节前往祭奠，也就可以表达陛下无穷无尽的孝心了。”明世宗还是命令遵照以前的诏书再行讨论，汪俊于是在三月十八日抗言上书请求退休。

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二十一日，汪俊第二次请求致仕，态度更加坚定了，明世宗恼了，批评他放肆、无礼，批准他退休还乡。召席书来接替他，席书没到，就让吴一鹏代理。

嘉靖七年（1528年）六月，《明伦大典》成书，明世宗下诏剥夺了汪俊的官职。

最后，汪俊在家中去世。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朝廷追赠汪俊为太子少保，谥文庄。

汪俊在大礼议期间，坚决反对献王尊号，与尚书乔宇、毛澄等人力争，甚至在毛澄引疾去职，罗钦顺拒绝就职的情况下，他勇敢地接任了礼部尚书的职务。他率领七十三位廷臣，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明世宗应当考孝宗，而非献王，这坚持了正统的原则。

汪俊的立场坚定，他主张嘉靖皇帝应以后继者的身份继承孝宗的大统，而非作为献王的儿子。他坚决反对桂萼等人的观点，认为嘉靖皇帝继承孝宗的大统，并非为孝宗立后，这是对正统观念的坚定维护。在争议中，汪俊以理服人，他引用了宋代的《濮议》和程颐的议论，提出了“所继主于大义，所生存乎至情”的观点，这在当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领导群臣，成功地使大多数人的观点与他一致，这体现了他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立场。然而，汪俊的坚持并未完全得到明世宗的认同。他被迫接受皇帝的特旨，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建议为献帝建立庙宇，但坚决反对在皇宫内建立。

汪俊其学以程朱理学为宗。在宇宙观方面，汪俊认为整个宇宙是由一种气构成的，这种气分为阴阳两种。气有虚实之分，未成形的气是虚的，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制约，难以统一；已成形的气是实的，如天地法象、万物形色等，它们有明确的形态和特征。实的气是由虚的气转化而来，形也是气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本质上来说，气并没有实体，可以称之为“太虚”；而当气以神妙的方式应对万物时，就称之为“神”；神有常性，可以称之为“天”或“性”，这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

在心性论方面，汪俊认为心是由阳动阴静、流行不息的气构成的，而性则是这种气的常体。性是心的本体，心是性的作用。但两者是浑然一体的，不可分割。从造化的角度来看，万物虽然散殊不同，但无处不是气的充塞。理虽然万古不变，但理气也是浑然一体的。因此，他不同意朱熹“性是心所具之理”的说法，认为这是将心性和理气分离开来，违背了程颐、程颢的思想。他指出，耳目口体等感官是由气聚集而成的形体，而视听言动等则是气的作用。虽然气可以分为阴阳两种，但它们都统一于心，不可分割。气与神合一，这就是不可预测的变化。由此而通达于性与天道，就是君子的上升之路；而如果被见闻所束缚、沉溺于物欲之中，则是小人的下降之路。

汪俊认为心是虚灵应物的主体，而性则是心的本质。性是心的实体，心是性的存在场所。心有动静之分，但本体之性则是无声无臭、寂然不动的。性本善，所以好善恶恶是性的表现，而好恶则是情感的表现。喜欢和厌恶的行为则是由心所发出的。

汪俊赞同“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以及“器亦道，道亦器”等观点。他认为万物虽然散殊不同，但凡是有形迹可指的都是器物，而这些器物也就是道的体现。器物有成有毁，但道却是常存的。道散布于天下而具体存在于人的一心之中，即所谓性；道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其实体只存在于我的一性之中。心性和道都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圣人之心就是道，六经都是出自圣人之心，所以说心就是道。但常人的性与道相去甚远，所以必须通过穷理读书来扩大见闻、明理；必须克己治心、强恕才能恢复性的本然状态；学习至于成性之后才能谈论圣人之心。天地之性是性的本然状态，最初并不外在于一心。如果能够生于形而不被形所役使、超然独立、物我并照，则可见到本性。学者要求恢复本性就应当从心上去寻求。

明世宗朱厚熜：汪俊继为礼部尚书，仍主邪议，公言于朝。（《明世宗实录》引）

顾清：其意气之相得，议论之相合，箴规丽泽之相须，又有不可以槩言者。予同年友三百，为庶吉士翰林者二十人。而抑之自初登第，辱爱予。其赡蔚之文，迈往之气，明悟该博之学识，既非流辈之所能齐。而其胸次之坦夷，性情之真率，不为崖异诡激之行，又有夐出于时俗之外者。（《东江家藏集》）

崔铣：蒋冕、汪俊宿学，旧听吕楠等乘时竭忠，非敢有他。（《明世宗实录》引）

雷礼：行谊修洁，立朝光明端介，学宗洛闽，学者称石潭先生。（《江西通志》引）

王慎中：维公晬是淑精，东南之美。在类别丰，居群殊趾。（《祭汪石潭公文》）

黄宗羲：先生之学，程、朱为的。（《明儒学案》）

张廷玉等：俊行谊修洁，立朝光明端介。学宗洛、闽。与王守仁交好，而不同其说。（《明史》）

秦蕙田：明大礼议发端持正，莫如杨廷和、毛澄；斟酌尽善，莫如汪俊、吴一鹏、蒋冕，皆侃侃不阿。（《五礼通考》）

据《玉堂丛语》记载，李东阳的门生回乡探亲并养病，李东阳召集众门生为他饯行，大家赋诗赠别。其中汪俊才思最敏捷，首先写好，中有一联云：“千年芝草供灵药，五色流泉洗道机。”众人传阅玩味，认为写得极好，便把诗稿呈给李东阳。李东阳却将后句抹去，要汪俊修改。众人不解，汪俊想了好久也没改成。众人就问李东阳：“我们觉得这两句诗绝佳，不知老师为何感到不好。”李东阳说：“探亲与养病是两件事，现在两句诗都说养病，没提及探亲，这就显得偏狭单调，且有重复之嫌。”大家请李东阳续写，李东阳提笔即书：“五色宫袍当舞衣。”大家这才叹服。

根据《弋阳县志》的记载，汪俊通过占卜来决定退休的时机，并得到了《易经》中涣卦的九二爻辞，爻辞说：“吾得安地矣。”因此，他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机轩”。

汪俊著有《汪石潭集》《濯旧稿》，另著有《四夷馆则例》二十卷、《四夷馆考》二卷。

据《江西通志》记载，汪俊墓位于弋阳日轮山，隆庆间敕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