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唱法（意大利文：Nazionale cantanti）是由中国各族人民按照自己的习惯和爱好，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歌唱艺术的一种唱法。民族唱法包括中国的戏曲唱法、说唱唱法、民间歌曲唱法和民族新唱法等四种唱法。

中国民族声乐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千多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它产生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吴越春秋》中记载的黄帝时期的“弹歌”，和《淮南子》中记载的“劳动号子”，是中国民族声乐的基本雏形。它们的演唱形式多以吆喝、呐喊为主。严格地讲，中国古代民族声乐艺术的演进，就是从原始的劳动而产生的“号子”开始萌芽，到歌、舞、乐三结合的原始音乐形式的形成，后又演变成歌舞和各种戏曲、杂剧、曲艺及民歌等等，至到歌唱活动成为一门单独的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

从远古时期的《侯人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民歌以及形成的中国戏剧、说唱艺术各种民族音乐体系都离不开声乐。因此，中国古代民族声乐艺术应该把声乐的起源、萌芽、以及后来形成的各种戏曲、杂剧、诗词、小曲、说唱等纳入古代民族声乐艺术研究范畴。中国古代民族声乐艺术的演进，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声乐艺术的起源、萌芽、演变、发展的过程。远古时期，最原始的音乐是声乐，是人类劳动与自然斗争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由于劳动产生了语言，人脑的发达，为音乐的产生准备条件。原始的音乐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其中歌唱占最重要地位且节奏因素较突出。相传黄帝作有《弹歌》反映原始狩猎生活：《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有“八阕”，是一首共含八个曲子的组歌，表演者手执牛尾，边跳边唱。这个时期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声乐艺术形式，表现简单、原始，但已经有了固定音高，并出现了简单的音阶，节奏较明显和突出。这标志着古代声乐艺术开始萌芽。

公元前21世纪以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歌唱作为古代重要的音乐形式更加盛行。它几乎是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爱好。但唱的歌曲统治者和庶民是不同的。据《诗经》记载，当时存有305首歌曲，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有15首民歌，基本上是北方民歌。流行范围大约在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北的北部和四川的东部。这是周朝初年（公元前1066年）到春秋中期（公元前570年）近500年间的作品。“雅”分大雅和小雅，一般是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同情劳动人民、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品。“颂”大多为古老的“祭歌”。“风”是《诗经》的精华，内容涵盖极其丰富，传载也有多种多样：有爱情、有劳动、有生活风俗、有讽刺、有童话等。歌唱形式也丰富多样：有独唱、有对唱、帮腔等。

第一阶段可以追溯到中国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主要以郭兰英、王玉珍等老一辈歌唱家为代表。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等客观因素，致使这个时期的民族唱法要更加注重语言“说”的音乐感，其发声方法融入了中国许多戏曲的元素、发声方法和特点等，它主要以真声为主，声音自然、细腻，具有明显的传统民歌的特点。当时许多优秀的声乐作品，如《我的祖国》等仍广为传唱。

第二阶段是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主要以马玉涛、朱逢博、李双江等老一辈歌唱家为代表。这个时期的民族唱法无论是对歌曲的驾驭能力，还是在对歌曲作品的情感诠释，都有了很大的飞跃。他们打破了以戏曲为元素的这种传统唱法，打开喉咙、混入假声，使声音圆润流畅、上下贯通，改变了之前以真声为主的发声技巧。如《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依然盛行传唱。

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很多声乐爱好者开始系统的学习和研究西洋唱法，特别是以朱逢博为代表在具有中国民族声乐特色的基础上，融合了美声唱法科学的发声方法，在声音技巧上也有了质的飞跃，创造了新的民族唱法，后以宋祖英、张也、吴碧霞等这些新一代歌唱家为代表，形成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民歌唱法的特点是，声音听起来很甜美，吐字清晰，气息讲究，音调多高亢。民间歌曲源于人民之中，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中国有56个民族，不同的民族习惯，不同的民族语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歌。可以说，有的已形成了歌曲系列，如：茉莉花系列歌曲、摇篮曲系列歌曲、送情郎系列歌曲、山歌系列歌曲、号子系列歌曲等。有许多值得敬佩的音乐工作者，曾历尽艰辛的到祖国各地，跋山涉水去收集各种民间歌曲。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说，已收集整理完全。

民族新唱法主要是在继承中国民族传统唱法的基础上，借鉴了美声唱法的特点，经过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总结出来的一种完美的唱法。这种唱法既有民族唱法的优点，例如咬字吐字清晰，声音甜美，气息灵活；又有美声唱法的声区统一，音域宽广，真假声结合的特点。这种唱法使民歌歌唱演员的唱龄延长。同时，这种唱法能自如地演唱民族歌剧的大段唱腔，是中国优秀声乐教育事业工作者多年研究努力的可喜成果。

民族唱法在第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真声运用的比较多，声音位置相对靠前，以口腔共鸣和头腔共鸣为主，发音时口腔用力较大，发音咬字的动作比较明显，吐字比较清晰，在当时提倡以字带声的唱法，音色明亮，声音相对比较单薄；第二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在继承了中国早期传统民族唱法的同时，改变了以真声为主的发声技巧，混入了假声，使音色不仅明亮，而且还具有了穿透性，让声音更加圆润通畅；第三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在中国传统民族唱法的基础上，结合并运用了美声唱法的发声方法，使音域和音量扩大，咬字轻松自然，呼吸流畅、声音明亮集中、极具表现力，同时，能够演唱的歌曲技巧难度增大，风格也更为多样化，这是民族唱法发展的一个新的篇章，是民族声乐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民族唱法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戏曲、民歌、曲艺、歌剧等。中国的戏剧品种多达上百种，它是一个将剧、歌、舞、技结合在一起的复杂的戏剧体系。戏曲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四功”即唱、做、念、打和“五法”即手、眼、身、步、法的艺术手段来塑造剧中的角色。民歌来源于民间，可分为山歌、小调、劳动号子和创作民歌这几种表现形式，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都有着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民歌。曲艺是民族声乐艺术中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主要是用说、唱、奏、演的综合形式来表现的。歌剧和戏剧的表现形式基本一样，只不过少了“打”的成分罢了，而歌剧中的民族唱段却是最能体现演唱者的技巧和水平的。

民族唱法的演唱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它是由其自身所处的地域环境、历史文化、人文风俗、民族语言、审美观念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中国由于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等因素形成了民族歌曲演唱的个性化特色。一般地说，南方气候温和，山清水秀，演唱风格秀丽轻巧、清脆甜美；北方四季分明，演唱风格高远嘹亮、热烈激昂。”在近现代的民族唱法发展中，由于受到了美声唱法的影响，其演唱的风格不仅保有了民族声乐艺术所特有的传统精髓，在发声方法和歌曲作品上也逐渐符合大众的审美要求。由此可见，民族唱法的演唱风格正在不断地完善，将日趋走向个性与成熟。

传统类型

传统的民族唱法以真声为主，大多采用腹式吸气法，其特点是气吸得深，但量少，而形成的吸气管道比较长，不利于高、中、低声音的统一。共鸣以头、鼻腔共鸣为主，辅以喉、咽、口腔，加上少量的胸腔。形成一个上至头腔、下通喉腔和胸腔的垂直柱状的共鸣通道，以求达到最佳的象戏曲的亮点共鸣效果，与美声唱法的混合共鸣有所不同。相对来说，民族唱法由于咬字和润腔等技法的运用，在共鸣腔管的使用上，比美声唱法要细一些和短一些，以求突出民族性。喉咙打开适度，喉咽腔不要求开得太宽，喉结相对稳定。放松下颚，抬高上颚。这样获得的共鸣集中在头鼻腔。

新唱法

民族新唱法这种新式的民族唱法以朱逢博为代表，由于借用了美声的胸腹式联合呼吸方法，吸气量足，易于控制，高音区主要以头控共鸣为主，增加了真假声的混合，发出来的声音亮丽、集中、穿透力强。以适当地运用口腔共鸣和胸腔共鸣，增大音量，加大民族声乐的震撼力和艺术表演力。使高声区不但亮丽，更有美声学派金属般的声音。歌唱中，三个共鸣腔往往配合着使用，而不用美声学派的混合共鸣的方法，目的突出民族性。在对语言的美化方面，胸腔、口咽腔共鸣的作用虽然不如鼻腔那么直接和明显，但在整个歌唱表演中对调节音色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他们头、鼻腔共鸣交替配合、紧密协作，便于咬字行腔，使声音通畅甜美。歌唱表现更为生动、灵活、风格色彩和风格更为鲜明。

这种新式的民族唱法使得新一代的歌唱家宋祖英、吴碧霞（美、民兼具）、阎维文、刘斌、王宏伟等，无论在演唱方法的科学性、艺术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还是声音的色泽、光彩、弹性、张力、技巧、美感，以及驾驭各种不同时代、地域、风格音乐作品的能力、表现力、吐字、行腔、韵味，乃至形象、气质、台风等方面都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在这种新风格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戏曲的演唱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出现了李维康、刘长瑜等少数能在传统的基础上“标新立异”人物，他们的唱腔既有传统的行腔韵味，又有现代感，更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人声艺术和配乐更融合了音乐的世界性，2004新年音乐会于魁智的演唱就是戏曲发展的一个亮点。

运气的要求

在气息的运用上强调下述4点：

1、讲究气口。气口是中国民族唱法中用来说明吸气点和吸气方式的术语。中国民族声乐的曲调结构复杂，有时一字数音，一腔数板，必须在正常的气口外，补充一些气口。如有时为了美化唱腔，常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的长音之后加进临时气口；或者为了渲染音乐气氛和感情的高潮，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临时的感情气口等等。使用气口的方式除一般歌唱吸气的方法外，还需采用偷气（不让人察觉的吸气）、抢气（在短时间内的急速吸气）、快吸气、慢吸气、浅吸气和深吸气等。

2、气息的支持。中国民族唱法在声带使用上张力较强，共鸣比较集中，采用以腹式呼吸为主的胸腹式联合呼吸法，其呼吸对抗力量的集中点（支撑点）在脐上至腰间，这样便于贮存气息，控制呼气，以灵活地支持发声。

3、气息的控制。在呼气发音时，气流外围的肌肉（吸气肌肉群）始终做与气流相反方向的下沉运动，以此形成与呼气动作明显对抗的力量，起到节制呼气，保护声带，发挥充分共鸣和变化音色的作用。

4、气息的灵活运用。除经常使用的基本呼气方法之外，还要做和灵活变化的呼气训练，以便在声带和共鸣的配合下，完成各种不同的润腔发声。如润腔中的“嗽音”是一股较粗散的气流，刹那间冲破声门的阻力弹发出来；“顿音”是呼气在支点处做半顿半连的弹性的对抗运动形成的；其他如：“截音”、“颤音”、“沉音”等的呼气使用方法也都各不相同。

声带的运用

声带的运用中国民族唱法对声带的使用较重，要求声带的功能强，音质坚实、脆亮，有利于咬字和唱词。1．声门积极靠拢闭合，主动向下挡气，使呼出的气流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声波，使发音集中明亮。2．保持声带的弹性和运动中的平衡，以此来减轻声带的负担与疲劳，获得更多的谐音振动，以便与头腔共鸣相策应，产生全面的广泛的共鸣效果。3．声带振动的灵活多变，如声带可做不同张力、厚薄、长短、整体与边缘等各种不同程度的振动，以及振动幅度的大小、声门不同程度的闭合等，从而奠定发出各种不同声音的物质基础。

共鸣的运用

共鸣的运用使用各种不同的共鸣方法来变化音色和音量，润饰唱腔，表达情感。

1、全面地平衡地使用共鸣腔体。

2、共鸣腔管的使用适度。总的说来，中国民族唱法的共鸣腔管相比欧洲唱法要细一些和短一此，喉、咽腔并不开得太宽，喉结相对稳定，发出的声音比较集中、结实、明亮，便于咬字行腔。

3、打开喉咙，抬起软腭，放松下巴，在咽腔形成一个开阔的“三腔”（“三角区”），获得良好的泛音共鸣（即鼻腔、头腔共鸣），使声音更加通畅甜美。

4、两种共鸣焦点的使用。中国民族唱法的歌唱家们在演唱中通常采用两种共鸣焦点。一个共鸣焦点是指鼻腔、头腔共鸣的最高位置——固定共鸣焦点，这是永久性的，是演唱中始终保持的，起保证头、鼻、胸共鸣的作用；另一个共鸣焦点是指在演唱的行腔韵味中临时形成的特殊共鸣焦点——游走共鸣焦点，是形成中国民族唱法中各种特殊风格、韵味的主要技法。

民族新唱法在强调“唱情”这一传统特点的同时，借鉴了西洋美声唱法的发声技巧，合理地安排了真假声的比例，形成了一整套不断完善、自成体系的演唱方法，这就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混声”唱法。

我们都知道混合声使高音明亮，低音结实，由于它具有真声色彩，比较接近我们民族的语言，容易做到吐字清楚，声音上下贯通又比较方便，也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随着人们对声乐艺术的不断认识，混合声已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唱法歌唱者所采用，如阎维文、刘斌等。其实，在中国传统戏曲、曲艺、民歌中混合声早已有应用，如京剧演员浩亮的行腔就很好的运用了混合声。只不过由于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剧种风格、语言和地方欣赏习惯，因而不广为人知罢了。

因为有这样悠久的创新历史，虽然民族唱法出现所谓“千人一声”的现象，但这只是暂时的。只要在此基础上，再完善、再创新、再丰富。多样性和多元性统一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民族唱法必将展示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