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jiào）雠（chóu）形成理论，是一项独立的学问，始于西汉。

校雠（chóu）形成理论，作为一项独立的学问，始于西汉。根据《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义》：“按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由此可见，“雠”是核对之意。梁代以后校雠亦称“校勘”，指同一本书用不同版本相互核对，比勘其文字、篇章的异同，以校正讹误。

此外，校雠学亦包含编制目录之意，章学诚《校雠通义·叙》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记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一十焉。”这就明确指出校雠学作为一门学问，和狭义的目录学不同，其任务不仅是要甲乙丙丁地排列书的目录，更重要的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

由此，编者认为可以这样说：从范围角度而言，校雠大于校勘，校勘大于校对。

汉文字校雠的源流与传承

作者：孙培镜

首先要说明，这里所说的校雠，包括校勘和校对两者；有时也单指古籍整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校勘，或者单指新著（包括原创初版本和新的古籍整理本）复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校对。这在具体语境中是不难区分的。

概括地说，因为校勘与校对之间有很大的关联性和共同点，而且校勘在中国出版史中的成就之大和经验之丰，又远非校对所能及。这就决定了中国校对的“细胞”中有着校勘大量的“遗传基因”。因此，在中国，一向是校对从校勘中继承了丰富的宝贵遗产。这正是本文较多地论及校勘的原因所在。

关于校勘与校对的关联性和共同点，从两千多年前刘向的校雠实践中就能够窥见端倪。刘向在《别录》中告诉我们：他整理好每一种古籍后，总要提出，“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杀青”的本义是烘干竹简，以便于书写，引申为定稿。“书可缮写”，就是可以依照 定稿缮写在帛素（丝织品）上，使之成书。在这两个过程中，都需要“比勘图文”，以纠正 讹误，也就是都需要校雠。后人通常称前者为校勘，后者为校对。由此可见两者的关联性和共同点。至于两者的不同点主要是：校勘所纠正的是祖本或底本中的讹误，包括原著作者有悖于客观事实、事理的讹误和以往的整理者、复制者有违于原著本意的讹误。清代校雠学者段玉裁称前者为“作者之是非”，称后者为“本子之是非”，后者实即原著本与复制本之间的“异同”（详见后）。而校对所纠正的，则侧重于当前的复制样本中有“异”于定稿的讹误。也可以说，校勘一般是校是非和校异同并重，而校对侧重于校异同。

汉文字校雠源远流长，承先启后，连绵不断。要追溯其源头，就必须与中国的文字史和文明史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中国的文字史和文明史的发生和发展是平行的和同步的，至今已有不下千年的历程。中国校事的源头、流向和传承，也大致与此相当。以下试分期叙述如下：

中国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就由于需要逐步出现了文字的传递、传播和积累，从而出现了文字 的复制。早期的甲骨书、石头书、简牍书和帛书等，都是这种文字复制品。在这种复制过程 中，必然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差误，这就需要通过“校”来改正。据此，中国校事的出现，距 今大约也有五千年了。这里，有文献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校事，是距今约2800年的西周宣王时期正考父校先商王朝的《商颂》。此事记载在传为春秋时期鲁国太史 左丘明编写的《国语·鲁语》之中。原文是：“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 ，以 《那》为首。”这条记载告诉我们：居住在宋国的正考父请求在周王朝掌管礼乐的长官周太师校商代的十二篇《颂》诗，首篇的篇名为《那》（这件校事的背景是：周灭商后，让商王室的后裔、贵族和遗民建立一个诸侯国——宋）。正考父为孔子的七世祖，他的先世原是商王朝的贵族，后来有几代就在宋国做大官。当时，正考父虽身为宋国大夫，却仍对商王朝的礼乐怀有仰慕之情。其时能体现 商王朝礼乐的宋国礼乐，已经散失。而这十二篇“商之名《颂》”，却能直接地体现商朝的礼乐。所以正考父决定通过校事，还《商颂》以本来面目。正因为颂这种诗体是要 配以乐谱、伴以舞蹈来表演的，所以正考父要请求“乐官之长”周太师来校正。从这一校事中，可以看到校是非的萌芽，又可以看到后世“通儒校勘”和今天“专家外校”的萌芽， 也可以看到一个认真严肃的校雠者应有的念往思来、超越小我的情怀。中国历代校雠家所 遵奉的“不诬古人，不惑来者”，“于己甚劳，为人则甚忠”的校雠精神，现代校对人所遵奉的“既对作者负责，又对读者和社会负责”的校对准则，应该说也正是对正考父那种超 越小我和时空的情怀的继承和发扬。

经正考父校过的十二篇《商颂》，后来由孔子收入《诗经》一书，删去七篇，剩下五篇。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以《那》为首的五篇《商颂》时，应该怀念正考父这位中国文献记载中最早从事校事的人，他堪称汉文字校雠萌芽期的杰出代表。

汉文字校雠的奠基期，启动于春秋时期，其代表人物为孔子和子夏师生；完成于汉代，其代 表人物为刘向及其子刘歆。

距正考父大约280年，其七代孙孔子和孔子的弟子子夏， 开始了比较正规的校书活动。据载，孔子曾删《诗》、《书》， 定《礼》、《乐》，赞《 易》，修《春秋》。可见他对六经做了大量的整理、编校工作。他修《春秋》时，明知原文“伯于阳”为“公子阳生”之误（即“伯”与“公”义近而讹 ，“于”与“子”形似而讹，“阳”下脱“生”字），却故意保留原文中的讹误而不改。其用意是，借此以启示后人：校书切不可对文献和原著妄加臆断和轻易改动。又如，孔子 明知《春秋》原文中“夏五”之下脱“月”字，也故意保留原文脱漏而不补。他认为“文 或不尽于此”。这就是说，此处可能不止脱一“月”字。如果只补上一“月”字，使文从字顺，后人不再生疑，便可能把存在的更多的错漏给掩盖了。上面两个例子，是中国校雠史上以严肃性见长的“死校法”的最早记载。孔子校书，也和他日常的待人处世那样，竭力 倡导“多闻阙疑”，坚决反对轻率和臆断。据此，孔子堪称是中国最早善于运用“死 校 法”的典范。

子夏长于文学，曾“序诗”（为《诗经》作序），“传易”（为《易经》作文字解说）。他的校事活动，见于《吕氏春秋·察传》：子夏前往晋国，路过卫国，“有读史 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 原来古文字“己”与“三”、“豕”与“亥”形似，所以“三豕”为“己亥”之误。子夏得知卫国史书中如此记载后，不仅能知其误，而且能改其误。这一事例，是中国校雠史上以灵活性见长的“活校法”的最早记载。子夏提倡校书要“择善而从”，不泥古，不迷信，对文本中的差错应该有所发现和改正。他不愧是中国最早的善于运用“活校法”的典范。

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校书之事“放于孔子子夏”。他认为中国真正的校书活动，开始于孔子和子夏。总之，中国校雠事业的奠基工作，可以说是由孔子、子夏启动的。

距孔子和子夏500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校雠事业的奠基工作。

西汉成帝时，为了整理 秦火后幸存下来的书籍，刘向奉朝廷之命，专职领校经、传、诸子、诗赋等宫中藏书，并在校书的基础上写成《别录》。刘向死后，刘歆继续领校群书，并在校书的基础上写成《七略 》。

刘向领校时，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这正是继承了正考父以来“通儒校勘”的好传统。刘向还继承了孔子“多闻阙疑”的“死校”精神和子夏“择善而从”的“活校”精神，并把“死校法”的严肃性与“活校法”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刘向最早提出了“校”和“雠”两个校书方法和校书功能。他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曰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或作‘读析’），若怨家相对，曰雠。”校， 就 是据同一本书的前后互证，以校是非；雠，就是据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相对照，以校异同。后人 把“校雠”作为概括校书活动的专业术语，一直延用至今。

近人孙德谦（1874～1935）把刘向校书的做法和经验解析为二十三条，这也是对校雠内容的具体分析。其中有十一条与现代校对有传承关系（其余十二条与编著有关）。这里只讲这十一条 ，它们分别隶属于校对活动的三个阶段：

⒈准备阶段。有“备众本”，“准经义”。现代校对要备有校样与原稿，还要备有字典、词典等通用的工具书，国家公布的有关标准、规范文本，以及有关学科的专用工具书和其他参考书等。这可说是继承了刘向“备众本”的做法。现代校对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准绳，也要以语言文字规范为准绳。这可说是继承了刘向“准经义”的经验。

⒉操作阶段。有“辨异同”，“究得失”，“订脱误”，“删重复”，“增佚文”，“ 辟旧 说”。现代校对也要对“异”、“失”、“脱误”、“重复”、“佚文”和“旧说”这六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校正，既要校异同，又要校是非。这也可说是从刘向那里继承而来的。

⒊善后阶段。有“述疑似”，“存别义”，“待刊改”。现代校对遇到有疑问而无把握 的地方，不作“校改”、“径改”，而是提出质疑或改动的建议。这可说是对刘向“述疑 似” 、“存别义”的继承。现代校对忌用黑墨笔涂盖改动处，而要用红色笔涂改，以便后来的检 校者得见原文，便于比较取舍。这可说是来源于刘向的“待刊改”。

从以上三个阶段十一条内容的介绍中，不难看出刘向校雠与现代校对的传承关系。清代校勘家们称誉刘向为“后世校雠之祖”。用现代校对者的眼光看，这也是恰当的。刘向为汉文字 校雠的全面奠基作出了杰出贡献，堪称中国校雠学的奠基人。

在上述奠基期，校雠对象的物质载体主要是简牍和缣帛。那时校书的具体方法是与这种物质 载体的笨重和翻阅不便的状况相适应的。刘向死后约110年，东汉发明了书写用纸。到了隋唐，开始出现雕版印刷。发展到宋代，雕印普遍地应用于印刷图书。这时的图书载体 ——纸张轻便，校雠操作大为方便，复制周期大为缩短，出书的品种和数量成倍地增多；同时，人们对图书的需求范围和需求量成倍地加大，书商的售书活动日趋活跃，市易图书以谋利的行为日益突出。这些方面互为因果，互相推动，终于形成了官刻、私刻（家刻）、坊刻 三足鼎立的刻书多元化局面。

从校雠的利弊得失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刻注重精校，家塾的私刻也大都注重精校；以谋 利为目的的坊刻，有的主持人懂得只有提高校雠质量才能获利的道理，也较为注重精校。官刻有专职的学者型的校勘官和校书人员主持和参与，有些私刻和坊刻也以重金聘请专家校书。这是有利、有得的积极的一面。但也存在有弊有失的消极的一面，主要是：书坊刻书为了“速成而易售”，往往忽视精编精校；私刻与官刻，也往往为了求速和图方便而忽略校雠。这样一来，不论是古籍整理中的校勘，还是新著复制过程中的校对，出错率都大大地 增高。于是校雠工作日益繁难，也渐趋粗疏。对此，当时的一些正直学者和政府官员都深为不满和关切，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其中可供我们借鉴的有：官方明定了《校雠式》用来规范校雠格式和符号，内容如：“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用“乙”字形状的符号）……”此外，规定和提倡作者、编者、校者以及刻工、写工和装潢工 在书中署名；在官刻的大型图书上，书首还要刊登都勘官（总校勘官）和校勘官联名的表文。以此明确个人职责，并使出版物的质量与个人的名声、利益挂钩。还有，继承并强化了前代设官校雠的传统，在中央设置的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龙图阁、天章阁等馆 阁中，设有校雠官，名称有正字、校理、学士、郎中等，级别虽然一般不高，但学习气氛 较浓厚，发展前途也被看好，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不失为育才场所和晋升的阶梯。因此，包括一些贵族子弟在内的年轻人都乐于来此任职。

宋代精校与粗校的斗争，促进了校雠业的全面发展。宋代的校雠家们，在实践中和理论上都发展了刘向的“校”与“雠”，提出了“脱、衍、误、倒”等书中常见讹误的校雠术语， 以及“考异”、“对同”、“纠谬”、“正误”等校雠方法。他们还制订了校雠格式、体 例，官方的如前述馆阁《校雠式》，私家的如南宋学者方崧卿制订的校勘体例，内容有“ 误字当刊（修改），衍字当削，脱逸当增，次（倒）当乙”等。南宋学者楼大防还制订了通用的“正误表”，表格列出“卷”、“版”、“行”、“字”、“误”、“改”六个项目，后面留有空格，以备填写。上述格式、体例和表格，都为后 人所借鉴或继承。

宋代校雠名家辈出，有关校雠的新著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些新著包括宋人当时的原创，也包括经宋人校勘、句读、注释等整理后的古籍，后者的书名中大都镶嵌着“考”、 “考异”、“纠谬”、“辨证”、“勘（或刊）误”等字样。这些名家与名著有郑樵与《校雠略》、吴缜与《新唐书纠谬》、朱熹与《韩文考异》、彭叔夏与《文苑精华辨证》、岳珂与《九经三传沿革考》等；还有大型的类书如李昉奉敕编的《太平御览》，王钦若、杨亿 等奉敕编的《册府元龟》；大型丛书如俞鼎孙、俞经合编的《儒学警悟》，左圭编的《百川学海》等。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宋代，在相当于刘向所说的“书可缮写”的复制阶段，学界和出版界在更加重视校异同的同时，对校是非的重视也较为凸显。然而，在当时个别的国家级 出版物的校事中，却出现了忽视、无视校是非的偏向：有关的校对者不能、不敢校是非， 也就是不能、不敢挑新著原稿的差错，不能、不敢向作者、权威挑战。这一偏向一度引起了当时校雠界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甚至抗争。前述吴缜著《新唐书纠谬》就是这种抗争的产物和见证。吴缜，北宋成都人，通文史，善校雠。《新唐书》为当时知名人士欧阳修、 宋祁修撰，由裴煜、文同（就是自称画竹先要“胸有成竹”的文人墨竹画家）等五人校雠。后人多批评欧阳修撰《新唐书》“着意文字而忽略考证”（近代学者王欣夫语）。因而《新唐 书》中留下不少作者造成的谬误。吴缜在《新唐书纠谬·自序》中指出该书多有“舛驳脱误”，“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吴缜把《新唐书》中的谬误，分列为二十门，如 “书事失实”、“事有可疑”、“自相违舛”、“年月时世差误”、“官爵姓名谬误”、 “纪志表传不相符合”、“载述脱误”、“义例不明”、“先后失序”、“编次未当”等。他在《自序》中指名批评裴煜等五位校雠者，“但循故袭常，唯务喑默”，没有“讨论击难”，只有“执卷唱读，案文雠对”，致使“讹文谬事，历历俱在”，“未闻有所建明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批评裴煜等五人只是字对字地死校，对原 稿中的问题视而不见，一无发现。于是吴 缜反问：“若止于执卷唱读，案文雠校，则是二三胥吏足办其事，而假文馆之士乎?”这就是说，即使在新书“杀青”定稿后的复制阶段，凡是负责任、有学识的校对人，都不仅要校 异同，还必须校是非。

可见，宋代这场吴缜与裴煜等人之争，实质上是能不能实事求是地 对待“双校”（校异同和校是非）消长变化之争。这一桩公案留给后人的思考是多方面的，而 且是意味深长的！

高峰期出现在清代。清代初期的康熙、乾隆二帝，为了巩固其统治，采用笼络汉族知识分子 的文化政策，令通晓文史的汉文官编纂了数以百计的大型图书。这种图书不但数量大大超过宋、元、明三代，而且复制技术也达到此前的最高峰。其中最著名的出版工程有：康 熙年间原辑、雍正年间重辑并用铜活字排印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该书一万余卷 ，仅目录就有四十卷，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铜活字版印刷工程。还有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丛书，共收书3 503种。编纂此丛书的人员，除设有总编纂外，另有纂修、总校、分校、提调、总目协勘、督促、收掌、监选等人员，连同缮写的书手，先后动用近四 千人。历时九年。还值得一提的是，与纂修部门设分校官并列，还在缮写处设分校官，也就是在新著复制阶段设专职校对。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早期出现的编校专业分工的一个显证。

清代初期，以顾炎武为首的学者们，深恶明人擅改古书、校雠粗劣的流弊，吸取了“明人刻 书而古书亡”的历史教训，大力反对臆断，推崇实证，大兴考据之学和精编精校之风，使 校雠学成为清代学术成就上最大的学科之一。

正是在上述精编精校、多出好书的实践基础上，清代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校雠家和校雠学论著，有代表性的如：卢文弨与《群书拾补》，钱大昕与《廿二史考异》，段玉裁与 《与 诸同志论校书之难》，王念孙与《读书杂志》，章学诚与《校雠通义》，阮元与《十三经 注疏校勘记》，顾千里与《思适斋集》等。他们明确地提出了校雠的精神内容上的客体和基该方法。段玉裁提出校“本子之是非”和校“作者之是非”。校“本子之是非”，旨在 捕捉复制本中不同于原稿的“异”。他说，不校正这种“异”，就不能恢复“底本”的原貌 ，“则多诬古人”（这里的“古人”指原作者——笔者）。段玉裁所说的“作者之是非”，又 称“立说之是非”，“义理之是非”，相当于今天我们常说的原稿中的作者留错。他说， 不校正这种“非”，“则多误今人”。可见，这里的两个校是非，实际上一个是校异同， 一个是校是非。还必须看到，这里所说的校“本子之是非”的校异同与现代校对中的“校 异同”是有较大不同的：现代校对的“校异同”有作者的原稿可作为比照的标准，“同” 即“是”，“异”即“非”，不言是非，是非自明。而校“本子之是非”则无原稿可比照，只能在同 一种书的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复制本中比照异同；发现了“异”，未必就是“非”，要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就必须由校者在此校异同的基础上再定是非。阮元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 序》中对此记述得很清楚，他几次提到，某书由某人先“考异同”，或先“胪其同异”， “元（阮元称自己）复定其是非”。从上述中可以看到，段、阮等校雠学者已能从精神内容（不是物质载体）上提出校雠客体——“异”和“非”，并提出了“校异同”和“校是非”两 个基本校法；尤为可贵的是，能够把据异同以定是非的“双校”结合法自觉地付诸实践。

清代的校雠家们还首次提出了“死校”与“活校”这一对概念，并分析了它们的长短。例如 ，认为“死校法”的长处是，尽心为“古人”（作者）负责，忠实于原稿，不轻易改动原文 ；其短处 是，盲从古人，迷信权威，只顾保存原文真相，虽知误而不改。“活校法”的长处是，尽 心为来者（读者）负责，能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择善而从”，勇改而且善改；其短处是，忽视考证，凭臆断而擅改原文。据此，近代藏书家兼校雠家叶德辉把清代校雠家分为死校派和活校派。实际上，死校与活校完全能够兼容并恰当结合，不是不相容的。前面讲过，刘向就做 到了这种兼容和结合。堪称一代校雠楷模的顾千里，更进一步地做到了取死校与活校之长，弃二者之短，提出“书必以不校校之”这句校书名言。“不校”，就是不校改，旨在保存原文真相；“校之”，就是校出书中的是非和疑点，并且据以写成“考证”、“校勘记 ”等附于书中。总之，“不校”与“校之”都是为读者留下继续研究的线索和思考的 空间。这样，也就把死校与活校更好地结合了起来，并把中国校雠的实践和理论推向了高峰。顾千里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流的校勘家，是当之无愧的。

分流期的分流，既包括校勘与校对的分流，又包括编辑与校对的分流。这种分流的滥觞或萌芽状态，大约早在校雠业全面发展的宋代就出现了。而作为分流期，则应以由隐而至于 显，由孤例而至于迭出为界。据此，中国校雠的分流期大致开始于清末民初，活版机印引 入中国之后；基本上结束于20世纪80年代，激光照排在中国兴起之时。这一时期的出版业，在生产和流通上的主要特点：一是活版机印取代了雕版手工印刷，即出版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发展；二是图书交易行为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即图书空前商品化。这两点的综合效应， 有在人们意料之中的，即出书和读者得到书更多更易了；也有出乎人们意料的，即校对更 繁难也更重要了。这一合乎规律的的反差，早在清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齐召南（1703～1768）已有所认识。他在《进呈前汉书考证·后序》（这里的前《汉书》指宋版——笔者）中说：“自唐以前，书皆钞写，而校对极精。”自从有了“版本印染，日传万纸，于人甚便，人 间摹刻以市易者滋多”。于是，“读者甚易，而校者转难，固其势然也”。请注意，他在这里道出了“校者转难”的两个客观原因：一是“版本印染”取代了“书皆钞写”，即 出 版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发展；二是“人间摹刻以市易者滋多”，即图书空前商品化。特别可贵的是他指出这些是固有的客观形势使然，即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齐召南指出的是在这一规律支配下“全面发展期”的“校对转难”。今天，我们在这同一规律的指导下，应该看到，在“分流期”，“校者转难”是合乎客观规律的，校对作用的加大、校者地位的提 升是合乎客观规律的，校对从编校合一、勘校合一中分流出来而独立地成为专业，也是合乎客观规律的。还要看到这种分流的萌芽状态，大约出现在纂修《四库全书》之时。前已 提及，那时除了在《四库全书》的纂修部门设置总校官、分校官外，还在复制部门缮写处设有分校官，前者是编纂过程中定稿前的校对，后者是复制过程中的校对。这样的分工与分流，在当时只是个别的、临时性的；只有到了后来铅活字排版、机器印刷在中国推广以 后，才逐步普遍化、固定化和制度化。其标志性的事物，当是商务印书馆在建馆后不久，就设置了与编辑机构并列的校对机构和专职校对人员。

分流期校对的主要功能，因为排字差错较以往的雕版差错更加突出，所以更加强调消灭校样中一切不同于原稿的“异”，即强调校异同；同时对发现并提出原稿中与客观事实、事理及有关标准、规范不合的“非”，即校是非，也更加重视。可作此例证的是，198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的《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该条例是在总结了已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其中对校对工作的规定是：“对原稿负责，消灭一切排字上的错误。发现原稿有错漏与不妥之处，应及时提交编辑部门解决。”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校对的两个功能——校异同和校是非。后来的实践证明，有些人却错误地把发现并提出原稿中的“非”排除在校对功能之外，并进而否定校是非为校对责任之一。

今天，从该条例中可以察知，当时的条例制定者，一方面认识到，编辑在原稿中留错不可完 全避免；一方面又认识到，现有的大多数校对人员由于文化水平和专业能力的局限性，又 由于实际工作量与任务期限的矛盾，难以承担消灭原稿中编辑留错的全部责任。因此不把 校是非作为对专职校对员的硬性要求，而只把校异同作为硬性要求。当时这样规定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只做好校异同，也往往不是轻易的事。典型的例证是，20世纪50年代人民出版社对《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校对工作。那时，原稿经专家们校勘，又经编辑们认真、 细致地处理，“齐清定”达到很高的水平。这样的原稿，经工厂排出的校样，才能要求专职 校对员不校是非，只校异同。为了做好校异同，当时在该社的专职校对员、人称“校对王”的白以坦的率领和直接参加操作下，经过许多专职校对员反复校对了十多个校次， 终于使排字差错率逐步下降为零。这虽然是一个特例，但足以说明，只校异同而不校是非 的 必要前提，必须是怎样完美无缺的定稿和发排稿！而要做到完全消灭校样上不同于原稿的“异”，又需要多么高超的专业水平和多么巨大的投入！

在分流期，不论是综合类出版社还是专业类出版社，中国专职校对人员的职责实际上都是以校异同为主，甚至为惟一。这与当时著作界的写作水平较高、出版界的编辑能力较裕如， 从而“齐清定”稿留错率较低这种具体情况是基本相适应的。这样，在改革开放前的近百年期间，中国出版界就在校异同方面创造积累了大量好的方法、经验，同时又继承了中国历代校勘、校对好的方法、经验，也借鉴汲取了外国校对好的方法、经验，形成了汉文字校对的新传统。首先，广大校对人员从大面积的“同”中捕捉“异”的猎异意识空前浓烈，校异同的水平空前提高。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书报刊由直排改为横排后，出现了旨在校 异同的折校法，从而使人工校异同的速度和准确率大大提高。折校法的兴起和普及，促使广大校对人员更加善于识别脱、衍、误、倒，特别是形似致讹、音同或音近致讹等校 样中的“异”，熟悉和掌握了敏（敏锐）、准（准确）、快的猎异方法和规律。同时，日复一日、积年累月地“字对字”，磨炼了校对人员感知入微、纤毫必较的认真细致作风， 培 养了他们耐得寂寞、甘于为人作嫁、“于己甚劳、为人则甚忠”的奉献精神。

在分流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和专业校对人员队伍有了极大 的增长和壮大，又由于校对的方式方法和经验有了极大的发展和丰富，校对的科学管理，校 对的规范化，与校对有关的各种标准的统一，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从著作权 法、 汉语言文字规范，到校对数质量要求、校对奖惩、校对人员职务职称评聘，以至校对符号使用等等一系列的法规、条例、办法、准则等等相继出台，校对手册、指南之类的工具书也开 始出现。这样粗具规模的建章立制，堪称继往开来，承先启后，对加强校对的科学管理，保 证校对工作的科学运转，提高校对人员的专业水平，促进出版业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更新期单指校对而言，不再指校勘。

更新期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大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今天，我们不过是才迈进更新期的门槛。更新期的标志，集中一点，就是在校对功能上校是非由次要上升为主要。与此相关，校异同中属于人校的部分逐渐削弱，而属于机校的部分则逐渐取代了人校的一 部分 或大部分。这样，从总体上看，从人脑和电脑（也是人校和机校）结合上看，校异同并没有 削弱，校是非和校异同都成为校对的主要功能。出现这一变化的主要背景是：（1）改革开放， 使中国出版物市场迅速扩大，出版物商品化的程度大大提高；（2）高新科技引入出版界，印刷与发行开始朝电子化、数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出版生产力取得长足的进步。这两者的综合效应，正像前述清代学者齐召南所说的那样，“于人甚便”，“读者甚便”，而“校者 转 难”。在今天，这难就主要难在校是非上。事实上，今天不仅“校者转难”，编辑也越来越不容易。编者要使所编书稿的品种、质量和出书速度都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并获得经济效益， 必须参与出版物市场的激烈竞争，编辑工作的战线由是拉长，编者往往因超负荷运作而疏略对待原稿的审读和加工，在编辑定稿中留下错漏，让后续者校对去匡补。这就必然使校对人员校是非的功能和职责加大。然而，就在这时，出版理论界却有人不是强调改善校对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他们校是非的水平，以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和需要，而是认为，“让专职 校对员校是非，还要编辑做什么！”“这是越俎代庖，也是强人所难。”这正说明他们不明白当时校者和编者都“转难”这个势所必然、理所当然的道理。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从实质上看，是要求编辑在更新期承担编辑和校对双重职责，取消专职校对员，否定合理的编校分工合作。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在更新期，编校分工合作仍然是必要的，编辑代替不了专职校对。这不仅因为编辑在时间上、精力上不可能全部包揽校对任务，还因为专职校对员在 校对猎错（包括猎“异”和猎“非”）的意识、理念上，在对待校对客体“异”和“非”的心 态上，在校对方法和校对操作技术上，以及在与校对有关的标准化、规范化知识的掌握上， 都是一般的编辑所难以取代的。据此，编校必须分工，但又必须互有交叉，不能各管 一段，截然分家；编校必须合作，但又必须各有侧重，不能彼此混同，合二而一。

更新期刚开始，有些出版单位一度取消了专职校对，实行编校合一。结果所出书刊的编校质量愈加严重滑坡，编辑、校对都叫苦不迭。最后，他们才终于明白：要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必须扩大专职校对人员的功能、作用和职责，特别要培养、提高他们校是非的能力。

以上说的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扩大，编辑人员必须参与日趋激烈的出版物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校是非功能必然加大。以下再说，在先进出版生产力迅猛发展，特别是电子技术 引入著作界和出版界，磁盘书稿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校是非功能也必然更为加大。

大家知道，磁盘原稿集作者差错与录排差错于一体，也就是集原稿中之“非”与校样上之“ 异”于一体，并且把校是非与校异同的功能混同在一起。校者面对的是磁盘原稿这一个“本 子”，没有同一版本的不同“本子”来对照，所以不得不采用通读校法，即校是非。至于那 些在录排过程中出现的不同于作者原意、本意的“异”，由于不能单独地剥离出来，也就只 好通过通读校是非，作为“非”来处理。这样，这里所说的不同于作者原意、本意的“异” ， 加上作者留在原稿中的“非”，再加上编辑留在原稿中的“非”，大都要通过通读校是非去 猎 取，从而使校是非功能上升为主要，这就事有必至，理所当然了。必须指出，这里的“非”，大都是显性差错，而不是隐性差错；在校法上，主要从异同切入，据异同以 定是非，也就是要运用“双校”结合法。

早在1991年初，中国版协为了缓解当时出现的“校者转难”的问题，特别是校对员校是非的观念淡薄、水平不高的问题，开始筹办与校对培训相结合的青年校对员竞赛活动。竞赛和培训内容涉及百科知识，强调知识面宽；测验和考试的操作题，突出通读校法，强调校是非。目的在于提高校对员既能猎“异”又能猎“非”的能力，使他们成为校对的全能猎手。围绕这一目的，中国版协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如接连分别开办全国性的校对员培训班、校 对科长培训班和校对师资培训班，多次举办全国性的校对理论研讨会和校对专题讨论会。1994年，成立了全国性的校对行业性社团组织——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随后，再次对全国校对员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制订并颁发了《关于加强校对工作实施〈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议》和《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等文件。一些省市自治区陆续成立了校对研究委员会分会，开始了校对理论研讨、校对论文写作和编校质量检查评比等 活动。一些报刊的校对专栏中，出现了普通校对员写的论文。中国第一部校对论文集《校对的学问》于1998年由金盾出版社出版， 中国第一部现代校对学著作《图书校对学》于2000年在广西诞生。与此同时，中国广大校对员对校对有术有学，特别是对校是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并相应地有了实际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校对研究委员会再次提出了（此前提出过）现有的校对职务职称 档次偏低，与变化了的校对功能、校对员责任不相称的问题，并向有关部门作了申述。在20 世纪90 年代的最后几年里，广大的校对管理者和校对理论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今天，校是非功能的大小，不但与出版物编校质量的高低成正比例，也与专职校对员地位和待遇成正比例。一些出版单位为了加强校是非，有的成立了校审室，有的成立了与图书编辑室平列的“校对编辑室”，有的把传统的校对室分流为“校对室”和“质检室”……在组织形式上呈现多元化的同时，他们对校对的两大基本功能——校异同和校是非，也都是始终坚持的。

在原稿磁盘化的发展趋势下，人们对校是非功能上升为主要并且日趋加大的必然性的新的认识，日趋一致；对这一功能让专职校对员承担的道理，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而作为这种新旧认识分水岭 的当是第四届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但就在这次会议上也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今后校是非是否将成为校对的惟一功能，校异同是否将终归消亡。这里归根结底涉及专职校对员的专长和优势，以及他们独立存在的根据和必要性问题。因此一时成为争论的热点。就在此时，一些专职校对员站出来说话了。他们把自己长于校异同即 从大“同”中觅出小“异”的特殊感知、思维、心态和具体经验看作是他人难以取代的“看家本领”。他们承认，原稿磁盘化，必然使过去习惯了的折校法越来越用不上（但不是全无 用），但比照异同的对校法，亦即校异同法，在预见到的将来，却会永远存在；据异同以定 是 非的方法和功能，也会永远存在；他们在校异同上特殊的专长和优势，也会“熟练迁移”和永远有用。就在这次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上及会前会后，一些专职校对员和校对理 论研究者，对今后校异同必将长期存在和永远有用的事实上的根据，列出以下几条：

⑴校样与原稿对照异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校异同虽然随着原稿磁盘化将日益减少，但不可能完全消 失。因为至少核红、对红等对校法（也是校异同法）会永远存在，折校法（也是校异同）在今后 也不会毫无用武之地。

⑵同一种书的两个不同“本子”（没有原稿本）之间对照异同，既可发现“本子之是非”， 又可发 现“作者之是非”。此法对古籍校勘和旧书再 版永远有用。

⑶原稿与“他书”（此处专指可资对照异同的字词典等工具书，有关国家标准、规范文本及参考书等，不包括“他书”中可供判定是非作参照的那部分）对照异同，旨在发现 原稿中的显性差错。此法一般是从校异同切入，然后据异同以 定是非，即先校异同，再校是非，可叫“双校”结合法。此法离不了校异同。

⑷原稿与电脑校对机软件（字词库之类）对照异同，即原稿与电脑化了的“他书”比照异同，旨在发现原稿与录排中的显性差错。在此人机结合校对的条件下，也是从校异同 切入（由机执行），留下的不确定性再由人来消除，这也是“双校”结合法，离不了校异同。

⑸原稿与人脑储存即人脑化的“他书”（此处特指可资对照异同的有关的标准、规范知识等知识储存，而非“他书”的全部）对照异同。旨在发现原稿中的显性差错。此法一般同样是以校异同为突破口，然后以校是非来消除不确定性。此法也离不了校异同。当然，有时直接校是非，不校异同，主要是校正隐性差错，那就不是“双校”结合了。

有了以上共识，他们便肯定了“双校”的永存和并重，从而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更加关 注两个“结合”：一个是先校异同后校是非的“双校结合”，一个是人校辅以机校的“人机结合”。他们又进而认定：专职校对员们的作用和地位、报酬和待遇，今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他们实践这两个“结合”的水平。

上述这些都是更新期的新生事物和新的理念。希望广大校对员们，从中国源远流长的校雠史上“双校”的消长变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高度自觉地不断丰富、充实内化了的“他书”——人脑知识存储；高度自觉地利用、使用电脑化了的“他书”——电脑校对机软件，并积极 参与它的继续开发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