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御膳，就是帝王世族所享用的饮食。中国古代宫廷御膳，其各个朝代的风味特点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中国历代帝王对其都很重视。帝王们凭借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势，役使世上各地各派名厨，聚敛天下四方美食美饮，形成了豪奢精致的御膳风味特色。尽管宫廷御膳为历代帝王们所独享，但每款美饮珍馔，都来自于民间平民百姓提供的烹饪原料和烹饪技术。如果说，民间家居及市肆餐馆的饮食是中国烹饪的基础，那么，宫廷御膳则是中国古代烹饪艺术的高峰。因此，每个时代的宫廷御膳实际上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中国烹饪技艺的最高水平。

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宫廷御膳经历了一个由粗至精、由简至繁、由朴素至豪奢的发展历程，进而形成了一个延绵不绝、高峰迭起的发展系统，如同一曲酣畅欢腾、相激相荡的交响乐，构成了中国烹饪艺术不断丰富、发展、自我完善之历程的主旋律。

早在周代，宫廷御膳风味即已形成初步规模。周代统治阶层很重视饮食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周人无事不宴，无日不宴。究其原因，除周天子、诸侯享乐所需，实有政治目的。通过宴饮，强化礼乐精神，维系统治秩序。《诗·小雅·鹿鸣》尽写周王与群臣嘉宾欢宴场面。周王设宴目的何在？“（天子）行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佩荷恩簿，皆得尽其忠诚之心以事上焉。上隆下报，君臣尽诚，所以为政之美也”（《毛诗正义》）。正因如此，周代的御膳种类与规格就很复杂，以御膳的参加者及规模而论，御膳席则有私席和官席之分。私席即亲友旧故间的聚宴。这类筵席一般设于天子或国君的宫室之内。官席是指天子、国君招待朝臣或异国使臣而设的筵席。这种筵席规模盛大，主人一般以大牢招待宾客。《诗·小雅·彤弓》写的就是周天子设宴招待诸侯的场面，从其中“钟鼓既设，一朝飨之”两句看，官宴场面一般要列钟设鼓，以音乐来增添庄严而和谐的气氛。“飨”，郑笺：“大饮宾日飨。”足见御膳官席的排场相当之大。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人重视祭祀，而祭祀仪式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荐献饮食祭品，祭礼行过后，周王室及其随从聚宴一处。从排场看，祭终御膳比平常要大，馔品质量要高。《礼记·王制》：“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庶羞不逾牲。”郑注：“故，谓祭祀之属。”只有祭祀时，周王室才可有杀牛宰羊、罗列百味的排场。《诗》中的《小雅·楚茨》、《周颂·有客》、《商颂·烈祖》等都不同程度地对祭终筵席进行了描述。

自周初始，统治者就很重视农耕，并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史称“王耕藉田”，一般于早春择吉举行。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及各级农官皆持农具，至天子的庄园象征性地犁地，推犁次数因人不同，“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皆御，命日劳酒”（《礼记·月令》）。 “藉田”礼毕，便是农飨，天子要设筵席，众公要执爵饮宴。《诗》中《小雅·大田》、《小雅·甫田》，《周颂·载芟》、《周颂·良耜》、《鲁颂·有駜》等，都对农事御膳加以程度不同的描绘。

这是私交故旧族人间的私宴，据《仪礼·燕礼》贾公彦疏日：“诸侯无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劳，二也；卿大夫又有聘而来，还，与之燕，三也；四方聘，客与之燕，四也。”后三种情况的筵席虽与国务政事有涉，但君臣感情笃深，筵席气氛闲适随和，故谓之“燕”，属私旧御膳中常见的情况。

周人重射礼，“此所以观德行也”（《礼记·射义》）举行射礼，是周统治者观德行，选臣侯、明礼乐的大事，且不能无筵席。《诗·大雅·行苇》不吝笔墨，为我们描绘了射礼之宴，“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或献或酢，洗爵奠斝。醯醢以荐，或燔或炙。嘉肴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坚，四锻既钧，舍矢既均，序宾以贤。敦弓既旬，既挟四镞。四鍭如树，序宾以不悔。”开宴期间，人们拉弓射箭，不仅活跃了筵席气氛，更体现了周人的礼乐精神。另据《左传》载，杞大臣范献子访鲁，鲁襄公设宴款待他，并于筵席间举行射礼，参加者需三对，“家臣：展瑕、展玉父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耦；鄫鼓父、党叔为一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这种诸侯国之间的“宾射”之宴在当时相当频繁，而且多带有一些外交活动的特点。

“聘，访也”（《说文·耳部》），聘礼之宴即天子或国君为款待来访使臣而举办的筵席，周人又称之“享礼”。《左传》对此载录颇多，气氛或热烈，或庄重；参加者或吟诗，或放歌；场面或置钟鼓，或伴舞蹈。宴饮期间，有个约定俗成的要求，就是“诗歌必类”，即诗、歌、舞、乐都要表达筵席主题。据载：“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诗歌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苟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苟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日：‘同讨不庭!”’（《左传》襄公十六年）可见，享礼的外交色彩浓重，它以筵席为形式，诗歌舞乐为表达手段，外交是目的。参加者通过对诗歌舞乐的听与观来理解和把握外交谈判的内容，甚至以此为依据来做出重大决策。

即针对国师或王师出征报捷后凯旋而归开设的筵席。这类筵席场面宏大，规模隆重，美馔纷呈，载歌载舞，气氛热烈，盛况无比。《诗》中《小雅·六月》、《鲁顿·泮水》、《鲁顿·宓宫》等对此场面都有描述，虽具体程度有异，但犹可见一斑。公元前632年，楚晋之间为争霸位打了一场恶仗，这就是战争史上很有名的晋楚城濮之战，此役晋师告捷。秋七月丙申，晋师凯旋而归，晋文公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功大宴（详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筵席是在晋宗庙中举行的，晋侯以太牢犒劳三军，遍赏有功将士。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不言而喻。

周王朝对天子及其王室的御膳还设计了一整套的管理机构，根据《周礼》记载，总理政务的天官冢宰，下设五十九个部门，其中竟有二十个部门专为周天子以及王后、世子们的饮食生活服务，诸如主管王室御膳的“膳夫”、掌理王及后、世子御膳烹调的“庖人”、“内饔”、“亨人”等。根据现存的有关资料看，《礼记·内则》载述“八珍”，是周代御膳席之代表，体现了周王室烹饪技术的最高水平。周天子的饮食都有一定的礼数，食用六谷（稻、黍、稷、粱、麦、菰），饮用六清（水、浆、醴、醯、凉、酏），膳用六牲（牛、羊、豕、犬、雁、鱼），珍味菜肴一百二十款，酱品一百二十瓮。礼数是礼制的量化，周王室御膳礼制对养生的强调，其依据就是儒家倡导的“贵生”思想，其具体表现就是“水木金火土，饮食必时”（《礼记·礼运》）。以食肉为例，宰牲食肉要求应合四时之变，春天宜杀小羊小猪，夏天用干雉干鱼，秋天用小牛和麋鹿，冬天用鲜鱼和雁。从食鱼方面看，当时的鲔鱼、鲂鱼、鲤鱼在宫廷御膳中是最珍贵的烹饪原料。《诗·衡门》：“岂食其鱼，必河之鲂。……必河之鲤。”《周礼·虔人》：“春献王鲔。”周代御膳中蔬菜的品种并不多，据《周礼·醯人》载，天子及后、世子食用的蔬菜主要有葵、蔓菁、韭、芹、昌本、笋等数种，由于蔬菜品种有限，故专由“醢人”将它们制成酱，或由“醯人”把它们制成醋制品，以供王室食用。

如果说周王室的御膳代表着黄河流域的饮食文化，那么，代表着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南方楚国宫廷御膳则与之遥相对峙，共同展示着三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御膳的文化魅力。《楚辞》中《招魂》、《大招》两篇，所描述的肴馔品种繁多，相当精美，是研究楚国宫廷御膳的午要文献资料。春秋时，中原文化多为楚人吸收。至战国，楚国土向东扩展，楚国多次出师于齐鲁之境，中原文化对楚国的渗透更加深入，楚国御膳对中原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既精巧细腻，又富贵高雅，形成了楚地御膳风味形态。

秦汉以后，宫廷御厨在总结前代烹饪实践的基础上，对御膳加以丰富和创新。从有关资料看，汉宫御膳中的面食明显增多，典型的有汤饼、蒸饼和胡饼。加外，豆制品的丰富多样又使汉宫御膳发生了重大变化。豆豉、豆酱等调味品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只用盐梅的情形；豆腐的发明深受皇族帝胄的喜爱，成为营养丰富、四时咸宜的烹饪原料。汉宫御膳已很有规模，皇帝宴享群臣时，则实庭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满玉觞，御以嘉珍，飨以太牢。管弦钟鼓，妙音齐鸣，九功八佾，同歌并舞。真可谓美味纷陈，钟鸣鼎食，觞爵交错，规模盛大。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分裂与动荡交织、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特殊时期。在饮食文化方面，各族人民的饮食习惯在中原地区交汇一处，大大丰富了宫廷御膳，如新疆的大烤肉、涮肉，闽粤一带的烤鹅、鱼生，皆被当时御厨吸收到宫廷中。《南史》卷十一《齐宣帝陈皇后传》载，宋永明九年，皇家祭祀的食品中“宣皇帝荐起面饼、鸭臛，孝皇后荐笋、鸭卵、脯、酱、炙白肉，齐皇帝荐肉脍、菹羹，昭皇后荐茗、米册、炙鱼，并平生所嗜也。” 起面饼、炙白肉原是北方食品，为南朝皇室所喜爱，成为御膳席中常备之品。此外，由于西北游牧民族入居中原，使乳制品在中原得以普及，不仅改变了汉族人不习食乳的历史，也为宫廷御膳风味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隋唐时代御膳不仅相当丰富，而且大有创新，这与隋代的统一，经济基础和餐饮市场分不开。唐代御膳主食如“百花糕”、“清风饭”、“王母饭”、“红绫饼餤”等，菜品如“浑羊殁忽”、“灵消炙”、“红虬脯”、“遍地锦装鳖”、“驼峰炙”、“驼蹄羹”等都已成为唐宫御膳颇具代表性的美味，皇帝常将这些美味分赐给朝中的文武百官。唐代宫廷中举办宴会，很重视“看席”。《卢氏杂记》载：“唐御厨进食用九飣食，以牙盘九枚装食于其间，置上前，并谓之‘香食’。”韦巨源为唐中宗设计“烧尾宴”，御膳中的“看席”为“素蒸音声部”，即由七十个面制食品组成的舞乐场面，乐工歌伎之造型甚为逼真。唐宫御膳不仅场面规模大，而且馔品种类多，御膳的名目和奢侈程度都是空前的。仅以韦巨源“烧尾宴”看，水陆杂陈，山珍海错择其奇异者就有五十八味之多。这不仅反映了唐宫御膳挥金如土、奢侈浪费之惊人，也说明了这时的御膳的烹调技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宋代宫廷御膳，前后有很大差别。一般认为，北宋初叶至中叶较为简约，后期到南宋则较为奢侈。据史料载，宋太祖宴请吴越国君主钱俶的第一道菜是“旋鮓”，即用羊肉醢制成；而仁宗夜半腹饥，想吃的竟是“烧羊”（《铁围山全谈》卷六）。诚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言：“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可见当时以羊肉以为原料烹制的菜肴在宋初御膳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南宋以后，高宗对御膳的要求很高。他做太上皇时，其子孝宗为他摆祝寿御膳，他却为这席御膳不丰盛而对孝宗发火。他还常派御厨到宫外的酒肆餐馆购回可口的肴馔，以不断丰富御膳的品种，满足自己的口欲。据《枫窗小牍》载，高宗派人到临安苏堤附近买回他喜食的“鱼羹”、“李婆婆杂菜羹”、“贺四酪面脏”、“三猪胰胡饼”、“戈家甜食”等。宋宫节日御膳也很隆重。《文昌杂录》载，皇帝举行正旦盛宴，招待群臣百官，大庆殿上摆满了御膳筵席。《梦粱录》卷三亦载：“其御宴酒盏皆屈卮，如菜碗样，有把手。殿上纯金，殿下纯银。食器皆金棱漆碗碟。御厨制造宴殿食味，并御茶床看食、看菜、匙箸、盐碟、醋樽，及宰臣亲王看食、看菜，并殿下两朵庑看盘、环饼、油饼、枣塔，俱遵国初之礼在，累朝不敢易之。”可见当时盛大的御宴排场。然而，食遍人间珍味的皇上也有不合口味的时候，“大中禅符九年置，在玉清昭应宫，后徙御厨也”（《事物纪原·卷六·御殿素厨》）。这显然是为了调解皇上口味而设，但也未必能使皇上满意。有一次，徽宗不喜早点，随手在小白团扇上写道：“造饭朝来不喜餐，御厨空费八珍盘。”有一学士悟出其意，便续道：“人间有味俱尝遍，只许江梅一点酸。”徽宗大喜，赐其一所宅院（见《话腴》）。足见宋宫御膳的奢靡程度。

元代宫廷御膳以蒙古风味为主，并充满了异国情调。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原以畜牧业为主，习嗜肉食，其中羊肉所占比重较大。宫廷御膳很庞杂，除蒙古菜以外，兼容汉、女真、西域、印度、阿拉伯、土耳其以及欧洲一些民族的菜品。元延佑年间，宫廷御膳太医忽思慧著述的《饮膳正要》在“聚珍异馔”中就收录了回回、蒙古等民族及印度等国菜点94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元代宫廷御膳的风味特点。由该书可知，元宫御膳不仅以羊肉主，且主食亦喜与羊肉搭配烹制。御厨对羊肉的烹调方法有很多，最负盛名的是全羊席，据传是元宫廷为庆贺喜事和招待尊贵客人时设计制作的御膳，因用料皆取之于羊而得名。由于用料不同，烹饪方法不同，故其菜品色香味形各异。发展到清代时，全羊席更加豪华精美，“蒸之，烹之，炮之，炒之，爆之，灼之，熏之，炸之。汤也，羹也，膏也，甜也，咸也，辣也，椒盐也。所盛之器，或以碗，或以盘、或以碟，无往而不见羊也。” （《清稗类钞·饮食类》）技法之全面，品类之丰富，由是可知。元宫御膳对异族风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如“河豚羹”在御膳中颇负盛名。此菜的主料是羊肉，所谓“河豚”是以面做成河豚之形，入油煎炸后放入羊肉汤煮熟。这本是一款维吾尔族的名菜，蒙古族人引之入宫，成为皇族贵戚喜食的一道美味，反映了元宫御膳对各族传统饮食兼收并蓄、从善如流的特点。

明代宫廷御膳风味十分强调饮馔的时序性和节令时俗，重视南味。据《明宫史》载：“先帝最喜用炙蛤蜊、炒海虾、田鸡腿及笋鸡脯。又海参、鳆鱼、鲨鱼筋、肥鸡、猪蹄共烩一处，名曰‘三事’，恒喜用焉。”由于明代在北京定都始于永乐年间，皇帝朱棣又是南方人，其妃嫔多来自江浙，故这时期的南味菜点在御膳中唱主角。自洪熙以后，北味在明宫御膳中的比重渐增，羊肉成为宫中美味。据《明宫史》载，羊肉主要用于养生保健，且多在冬季食用。另据《事物绀珠》载，明中叶后，御膳品种更加丰富，面食成为主食的重头戏，且肉食类与前代相比，不仅品种增加不少，而且烹饪方法也有很大突破：“国朝御肉食略：凤天鹅、烧鹅、白炸鹅、锦缠鹅、清蒸鹅、暴腌鹅、锦缠鸡、清蒸鸡、暴腌鸡、川炒鸡、白炸鸡、烧肉、白煮肉、清蒸肉、猪肉骨、暴腌肉、荔枝猪肉，燥子肉、麦饼鮓、菱角鮓、煮鲜肫肝、五丝肚丝、蒸羊。”可见，御厨对各地美味的网罗及其自身烹调技术的提高是明宫御膳不断出新的前提。

清代的宫廷御膳在中国历史上已达到了顶峰。御膳不仅用料名贵，而且注重馔品的造型。清宫御膳在烹调方法上还特别强调“祖制”，许多菜肴在原料用量、配伍及烹制方法上都已程式化。如民间烹制八宝鸭时只用主料鸭子加八种辅料；而清宫厨御烹制的八宝鸭，限定使用的八种辅料不可随意改动。奢侈糜费，强调礼数，这虽说是历代宫廷御膳的共点，但清宫御膳在这两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皇帝用御前，必须摆好与之身份相符的菜肴，御厨为了应付皇帝的不时之需，往往半天甚或一天以前就把菜肴做好。清代越是到后来，皇上用膳就越铺张。有关资料显示，努尔哈赤和康熙用膳简约，乾隆每次用膳都要有四五十种，光绪帝用膳则以百计。因此，后期清宫御膳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空前的。清宫御膳风味结构主要由满族菜、鲁菜和淮扬菜构成，御厨对菜肴的造型艺术十分讲究，在色彩、质地、口感、营养诸方面都相当强调彼此间的协和归同。清宫御膳宴礼名目繁多，清朝时,地方官吏就以藕面常年进贡皇宫,故得名“宫面”。直隶总督李鸿章以此进贡慈禧时曾说:“藁邑之粮如意宫面，系乡人所艺，食材考究及粮如意，味极适口，相传数百载，乃名产也。”唯以千叟宴规模最盛，排场最大，耗资亦最巨。

宫廷菜的特点是作为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登峰造极的产物,其用料上乘,制作精细,形色美观,极为精致鲜美,多山珍海味,揉和满汉,既有白煮烧烤,又可煎炒烹炸,技术较任何地方菜系更为全面。经历代御厨不断加以完善,使之品种繁多,味道的复合性与层次感强,口味以清鲜酥嫩见长。

特色菜有: 熘鸡脯,荷包里脊,炸佛手等。

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诸多朝代的诸多皇宫，不过大家如今所说的宫廷菜，特指清朝皇宫中御膳房的菜点。据清宫御膳房满族御用厨师那拉尔衮家族的第九代嫡传后人尔红林师傅介绍，它同时也吸收了明朝宫廷菜的许多菜式，尤其康熙、乾隆两个皇帝多次下江南，对南方膳食非常欣赏，因此清宫御膳房的菜点中，已经吸收全国各地许多风味菜和蒙、回、满等族的风味膳食。有天下第一味之称的宫廷菜可谓是鲜活的历史，它体现了北京800年为都的历史特点，有着十足的贵族血统，品尝宫廷菜的过程不仅是享受美食的过程，也是体验世界上最尊贵珍稀的菜肴的过程。

宫廷菜的特色可用“稀贵、奇珍、古雅、怪异”八字概括，它在色、质、味、形、器上都特别考究，带着皇家雍容华贵的气质，极富艺术美感。从吃客的体验和尔红林师傅的介绍可知，宫廷菜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浓汤厚味”又不失“软糯清雅”。能达到这一点从选料到操作都需要很多秘笈。比如很多宫廷菜都需要吊汤，而这个吊汤的过程就极其复杂：通常要天津宝坻家养的老母鸡，还要配上其他的老鸭、老鸡、老凤爪和各种海鲜，然后按照不同菜式的要求炖以不同的时辰，并在不同的时辰里加入不同的香料，只有这样，出锅的汤才够浓厚，香味才够醇厚。所以，绝不是打个招牌就算是宫廷菜，真正的宫廷菜只能靠有祖传秘笈的衣钵传人才能还原其真实面貌。

清朝，在内务府下设专门机构，管理皇帝、后妃及宫中其他皇室成员等人员的饮食及典礼筵宴等事宜。顺治初年，分别称为“茶房”、“膳房”。乾隆十三年（1748年），茶房、膳房合并为“御茶膳房”，其长官为管理事务大臣，由皇帝在王、大臣中特简。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御茶膳房下设档案房，管理御茶膳房的题奏本章、文书档案事宜，其中的文书档案包括“膳底档”等。[2]

御茶膳房的下属机构有膳房、茶房、肉房、干肉房，其中膳房、茶房各设有银器库。御茶膳房设总理事务大臣，无定员，下属人员有尚膳正、尚膳副、尚茶正、尚茶副、尚膳、尚茶、主事、笔帖式等。[3]

清雍正二年六月谕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类，食毕有余者，切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则哺猫犬。再不可用，则晒干以饲禽鸟。”

御茶膳房设在南三所西侧。《内务府册》载，“茶膳房在中和殿东围房内。乾隆十三年，以箭亭东外库改为御茶膳房，门东向，门内迤北，东西黄琉璃瓦房八楹，西南黄琉璃瓦房十有二楹，又南北瓦房九楹。”

御茶膳房下属各机构的地址为：

膳房：紫禁城内的膳房众多。景运门外的膳房，称“外膳房”，又称“御茶膳房”。另一座膳房是专为皇帝服务的膳房，位于养心殿正南，称“养心殿御膳房”，又称“大内御膳房”，为一独立院落，院内有一座东西走向的排房，其南侧为南库。此外，在圆明园、颐和园等等御园内，也设有膳房，称“园庭膳房”；在热河、泺河、张三营等行宫设膳房，称“行在御膳房”。紫禁城内还设有膳房库，其位置在熙和门西南，《国朝宫史·卷十一·宫殿一·外朝》载，熙和门“西南隅旧为国史馆，今为膳房库。”

茶房：御茶房位于乾清门内东庑。

干肉房：干肉库设在西华门内的御书处以东。

在分布于皇城紫禁城内大大小小的宫院里，都有各自的膳房。仅后妃们差不多就有八个等级，她们的常例饭费，从五十两到十来两不等，份例越低，膳房越小，菜点越少，所用餐具也从金、银到锡、瓷不同。

在众多的膳房中，最大的是为皇帝服务的“御膳房”。

故宫内的御膳房有两处：一处是在景运门外（珍宝馆南面），叫“外御膳房”，又叫“御菜膳房”。“御菜膳房”不但制作大宴群臣的“满汉全席”，而且有时还为值班大臣备膳。另一处在“养心殿”侧，叫“内御膳房”，又称“养心殿御膳房”，无数珍馐异馔都出于这里。

御膳房设有荤局、素局、挂炉局、点心局、饭局等五局。荤局主管鱼、肉、海味菜；素局主管青菜、干菜、植物油料等，挂炉局主管烧、烤菜点；点心局主管包子、饺子、烧饼、饼类，以及宫中独特糕点等；饭局则主管粥、饭。

在“圆明园”、“颐和园”等御园内，设有御膳房，称“园庭膳房”；在热河、滦河、张三营等行宫的御膳房，称“行在御膳房”。皇帝每次出行时，都带有一个御膳班子，以供其吃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