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现代作家丁玲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48年9月。

富裕中农顾涌从八里桥赶着亲家胡泰的胶皮大车回到了暖水屯。村子里很多人都来打听是怎么回事，他不肯把胡泰怕土改没收财产而转移车子的真相告诉给大家，但钱文贵派儿媳妇回娘家打听到了真实情况。

村里人议论纷纷，贫苦农民都盼望着土改运动的到来。钱文贵指使小学教员任国忠制造谣言，说要变天，扰乱人心。钱文贵阴险狡猾、诡计多端——八路军解放暖水屯后，他见风使舵，把儿子钱义送去参加八路军，成了光荣的军属；把女儿嫁给村治安委员张正典，找了一堵挡风的墙；又搞假分家，使自己被划成中农成份。村里穷人不敢碰他，村干部们也对他无可奈何。

1946年夏，中共中央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下达不久，土改工作组来到暖水屯。组长文采是一个自以为是、主观任性、作风武断的知识分子，他一到村就决定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关起门来写讲话稿，在会上一讲就是6个钟头，大人听得懒洋洋，加上小孩子哭哭闹闹，结果大会毫无效果；张正典则暗中捣乱，使村干部人心不齐、群众顾虑重重、运动冷冷清清。而地主们却在暗中加紧活动，钱文贵最猖獗，他施美人计，逼迫侄女黑妮勾引农会主任程仁；他耍手段，企图将群众的斗争锋芒引向地主李子俊。在任国忠的恐吓之下，李子俊逃跑了。农会发动李家佃户，上门追索地契，李子俊老婆哭哭啼啼、下跪求请，佃户们被软化，觉得于心不忍，便纷纷离开李家，对李子俊的斗争便失败。

工作组组员杨亮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受到农民们的欢迎和信任；他与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党员、支书张裕民分别联络干部们，发动群众把全屯地主的果园都看管起来，统一收摘和出售地主园子里的果子，农民便得到了实惠，随后又发动佃户向地主江世荣要回地契，农民郭富贵带头与江世荣算租子账，迫使江世荣交出地契。这些胜利大大鼓舞了农民，他们要求斗争钱文贵，但遭到文采反对。在此重要时刻，县委宣传部长章品来检查工作。他原是第一个进暖水屯的八路军战士，对村里情况较为熟悉，他一进村，农民们都找他反映情况。在他主持的会议上，他支持杨亮、张裕民的意见，决定发动群众，斗争钱文贵。斗争会上，群众有苦诉苦，有冤伸冤。最后，大会决定留给钱义25亩地，钱文贵其余的土地和财产全分给穷苦农民。钱文贵是村里“八大尖”的第一个尖，他被斗倒之后，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并很快被发动起来，从而，使这场同地主阶级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农民再接再厉，分得了地主的田地和浮财，一片欢喜。为保卫胜利果实，100多名青壮年组成的民工大队开赴前线。工作组则回县里去汇报工作和接受新的任务。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决心到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中去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1946年夏天，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传达下来时，丁玲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桑干河两岸的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

在温泉屯，她走家串户，访贫问苦，与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兴致勃勃地和农民交融在一起，“那些老年人，那些最苦的妇女们，那些积极分子，那些在斗争中走到最前边最勇敢的人们”带给她“兴奋”和“幸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而进行的斗争，由此发生的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给作家以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使她和农民在思想感情上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她在农村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既转变了思想，又吸取了创作的源泉，获得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对于撰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目的，丁玲表示：“当时的希望很小，只想把这一阶段土改工作的过程写出来。”不过这并不表明丁玲仅以“工作札记”为追求，相反，她在故事主要原型地涿鹿县温泉屯村非常注意实际生活资料的发掘与收集：“她经常去这家看看，那家聊聊，讲形势，讲政策，也关心别人家吃什么，做什么，而村里面的女人没事都愿意和她坐坐。”

作家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思想、感情的基础上，于1946年11月初在阜平一个小村庄开始了长篇的创作。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较《“五四”指示》更为彻底的土地改革纲领。丁玲在创作过程中，又学习了《土地法大纲》，继续阅读一些土地改革的文件、材料，对于前阶段土地改革实践中的问题，得以从更高的理论政策水平上进行再认识。为了丰富小说内容，1947年春、冬，她又去土改尚在进行的冀中农村体验生活，修改写作计划。最后于1948年6月在河北正定联大完稿，同年9月由东北光华书店初版发行。

张裕民是暖水屯的第一个党员和党支部书记，是农民群众的领导人物。在小说的“第一个党员”一章中，集中描写了张裕民的生活经历和觉醒过程，突出了他的抗争精神和刚毅、顽强的性格，但也未讳言他曾沾染过喝酒、赌钱的坏习气。阶级的苦难是他通向革命的天然联系，和八路军一接触就被他们的“打日本、反汉奸”“打富济贫”所吸引，觉得八路军“讲平等，讲义气，够朋友”而与之推心置腹，终于成为暖水屯第一名党员，成了农民群众的领头人。但对党的认识，仍停留在“共产党是穷人党”的水平上。对于这次土改运动，他和其他村干部一样，怀着极大的热忱期待着，主动地迎接它，但比其他人更清醒更有远见。他懂得党的政策及其精神实质，充分估计到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并积极地以阶级觉悟和政治目的教育党员和群众。作品描写张裕民在工作组来后一段时间的所思所虑，他的期冀和苦恼，说明它能够总揽全局，从工作整体上观察和研究问题。他选定了斗争目标，摸准了群众的思想动态，看清了一些干部们的“藤藤绊绊”，严密地注视着周围情况的发展。他希望群众和干部能团结一致，胜利开展土地改革斗争，但一些群众和干部逡巡不前、工作矛盾多端、问题层出不穷，这又不是他这样的党员干部所能够解决的，他为此而焦急苦恼。总的看来，他的认识是清楚的，态度是积极的。但也不能否认，在章品来到之前，在地主和农民两大敌对势力的矛盾斗争处于相持阶段时，张裕民表现得审慎有余而锐气不足，逐渐摆脱了旧思想的羁绊，终于成为一名“勇敢而机智”，“诚实而能干”，“稳重而痛快”的第一个村领导人。

雇农，由于自己的苦难经历，对地主阶级有本能的仇恨。他在土地改革的斗争中觉醒较早，后来成了农会主任。照理说，他应该是这场斗争的带头人。然而，与地主钱文贵的侄女黑泥的爱情纠葛，却成了他的精神负担。土改工作组进村后，他感到工作很为难，群众的议论，干部的批评，他又觉得“委曲”和“烦恼”；后来竟“十分退缩”，“仿佛自己犯了罪似的”，“抬不起头来”。黑妮是钱文贵的侄女，实际上是钱文贵把她当做奴仆而收养的。长工和奴仆的爱情是合理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但由于程仁当时的政策水平的限制，斗争钱文贵他一百个赞成，怕的是把黑妮牵连上。阴谋狡诈的钱文贵，也确实利用他们的关系收买程仁。于是使程仁产生了难以解脱的犹豫和苦闷。但程仁毕竟是贫苦农民的代表，虽然政策水平不是一下子可以提高的，但经过激烈而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丢掉包袱，轻装上阵。在斗争钱文贵的大会上，他勇敢地站出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愤怒地控诉了恶霸地主钱文贵的罪行，在群众斗争中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他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表明了他是一个在斗争中经受得住锻炼，思想上逐步提高，性格上逐步坚强起来的农村新人。

这是一个“不止劳动被剥削，连精神和感情都被欺骗的让吸血者俘虏了去”的老贫农。他很希望获得土地，但宿命论思想使他不敢向地主索取土地。去年清算斗争时，农会分给他一亩半土地，他到底悄悄地给地主退回去了，这件事被人们当做笑话传说着，说他是“孱头”，是“死也不肯翻身的人”。今年这次斗争，开始时仍依然如故，并且不准老婆和儿子去开会闹斗争。运动的发展实际，有力地冲击着他的宿命论思想。当地主被革命风暴所震慑，偷偷地向他交契求情时，他被突然如其来的“事变”吓住了，他感到困惑，,他“怕是做梦”。但活生生的事实终使他“醒过来了”，知道“这世道真的翻了身呀！”侯忠全的愚昧落后及其终于觉醒，反映了落后农民的落后是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统治的结果，他们背负着旧社会遗留给他们的沉重的精神包袱来到新社会。

在文本最先出场的是富裕中农顾涌，他不雇长工，靠自家人吃苦耐劳地耕作而发家致富，却因拥有土地多而被划分为“富农”，同时遭受斗“金银地主”一样的待遇。这对于辛劳了一辈子的老农来说，无论是依据“耕者有其田”的说法，或根据农村社会“勤俭发家”的传统思想来说都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很不服气”。后来，顾涌在亲家的劝说下，相信共产党不会亏待他，新社会的生存只会更容易，自主献上土地。

恶霸钱文贵，打倒他便是最艰难的任务。其掌握了宗法制中的乡绅精英的权力，“他不做官，也不做乡长，甲长，也不做买卖，可是人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摇鹅毛扇的，是一个唱傀儡戏的提线的人。他就有这么一份势力。”在钱文贵身上也体现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一个村庄之类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钱文贵将二儿子钱义送到八路军那里，他便成了“抗属”；将女儿嫁给村干部张正典，在干部队伍安插自己的眼线；有富裕中农顾涌的闺女作儿媳；有当贫农的哥哥钱文富；将孤苦伶仃的侄女黑妮收养在身边当仆人使唤，暗中计划把黑妮嫁给农会主任程仁。他诡计多端，通过假分家来降低个人土地所有量，加大了土改实施工作的难度。他并不支持共产党以及党下发的政策，于内心是希望蒋介石复辟的。打倒钱文贵的过程是小说的高潮，也是暖水屯土改胜利实施的前兆，体现土改革命对于农村中乡绅精英力量的瓦解,对农村的旧政权的摧毁和新政权的重建。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作者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自觉地坚持反映生活真实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精髓这个基本原则，根据作者参加土改运动的实际体验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研究，具体地、真实地表现了土改运动时期我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首先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复杂面貌。作者不是简单地表现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不是从概念和公式出发去反映土改斗争，而是循着生活的脉络，把延续千百年的中国农村社会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真实地生动地表现出来。小小的暖水屯阶级阵线虽然基本清楚，但人们的关系却错综复杂，例如，被错划为富农的富裕中农顾涌和农村中几乎所有的阶级、阶层都有密切的联系。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邻村富农胡泰和本村恶霸地主钱文贵做儿媳，一个儿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另一个儿子在村里担任青联会副主任，二儿子媳妇是贫农的女儿。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也表现在恶霸地主钱文贵的家里。钱文贵的大哥钱文富是一个老实的贫农，堂弟钱文虎是村里的工会主任，他的二儿子钱义被送去参加八路军，女婿张正典是村治安委员，收养在家的侄女黑泥和农会主任程仁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了暖水屯阶级矛盾、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小说在表现生活本身的丰富内容和复杂关系方面，是相当充分的。在反映贫苦农民和地主之间这一主要矛盾斗争的同时，也深人表现了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矛盾和斗争。就以地主阶级而言，钱文贵、李子俊、侯殿魁、江世荣，他们在土地改革大风暴面前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策略，并且在相互明争暗斗；同样是贫农，既有刘满这样怀有着深仇大恨、站在斗争第一线的积极分子，也有侯忠全这样白天分了地晚上又偷偷把地还给地主的落后农民；在村干部之间乃至工作队员之间对土地改革的认识、态度、政策的理解，都有明显的差异，形成了极其微妙的关系。农村的土地改革正是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在无声的刀光剑影中激烈地展开。

不同阶层人物形象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生动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全书写了四五十个人物，比较重要的就有三十几个，这些人物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有各自的身份、相貌和性格特征，他们无不在尖锐残酷的斗争中经受考验，表现着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适应着作品描写土改运动的需要。由于作家刻画人物的出色才能和本领，她笔下的人物大多给读者留下了清晰的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为读者提供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解放区农村的特定环境中涌现的先进农民形象。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成功地塑造了先进农民的同时，还塑造了一些落后农民形象，突出了他们在新社会的转变过程和心理变化。农民侯忠全的形象是有代表性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塑造了钱文贵、江世荣、侯殿魁、李子俊，李子俊老婆等几个地主形象。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钱文贵和李子俊老婆。作家没有停留写他们表面上的穷凶极恶，而是多方面描写了他们的阴险狡诈，在描写这些反面人物时，力避类型化、脸谱化、漫画化，按照实际生活的本来样子，刻画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展现他们在土改运动中从抵抗到垮台的真实过程。

匠心独运的艺术结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了暖水屯的土改斗争从发动群众到斗倒地主的全过程，情节波澜起伏，故事线索纷繁，但主次分明，繁而不乱。小说把与地主、贫农都有亲戚关系的富裕中农顾涌作为结构的中心，开始从他在胡泰家里赶回胶皮大车写起，最后又以胡泰到顾涌家要回胶皮大车结束。由顾涌串联了各个阶级人物交叉复杂的矛盾纠葛；小说又把农民与地主钱文贵较量的过程作为全书的主线，同时穿插着许多其他矛盾冲突。这种结构同土改斗争题材的复杂性非常吻合，表现了丁玲高超的组织结构的艺术功力。

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较少采用直接通过人物本身语言、动作的描写，来表现人物思想面貌和事件进程的方法,不少地方是由叙述人进行叙述、介绍描绘、评介，即便是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也往往由叙述人讲述出来。在作者专门介绍某一主要人物的身世经历、性格特点以及他们对土改的态度时，这种叙述方法采用的就更多，如《顾涌的家》、《妇联主任》等，几乎全是叙述。和这相联系的，作者仍采取早期长于运用细腻的心理刻画和人物心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写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例如，对地主李子俊老婆的刻画就很有特色。在《果树园闹腾起来》这一节里，作家用饱蘸着感情的笔触，在充满诗情画意的环境中，将农民翻身的喜悦心情与被剥夺者李子俊老婆的怨恨、沮丧嫉妒、恐惧、复仇的阴暗心理交织在一起描写，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不同阶级的心理、心情、心绪、心态的反映上写出了土地改革这场斗争的深刻性。对程仁、董桂花、顾涌、钱文贵等在某个特定条件下的心理描写，也深刻细腻，都很成功。

第三人称全知叙述的基本方式

小说采取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的基本方式，但“路途是这样的难走啊”“好凉快呵”显然并非出自叙述者的体验，而是叙述者紧贴人物感受生成的表达，“何时自己也能有这末一片好地呢”则作为人物的心理活动，以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融入叙述之中。在小说中，顾涌的阶级身份始终难以被明晰地锚定于既有的政策框架之内，他常常为此陷入疑惧和徘徊，极少在公共空间现身或介入讨论场景，但通过上述种种叙述方式的调用，他的话语并未在小说层面被湮没。临近结尾，叙述者又以大量自由间接引语带出了斗争大会后顾涌被说服、决定献地、转而产生顾虑并放弃的心理动因，尽管顾涌最终被认定为富农，但对他心理状态和情感经验的瞩目，则使划分标准本身成为了有待讨论和辩驳的“问题”。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非完美无缺之作。也许因为出场人物太多，而笔墨又不能太分散，有些人物的塑造还是不够充分的。由于写作计划改变，小说里留下的伏笔后来没有再写，因而显得有些情节的进展仓促了一些。语言上，虽然看得出来是在努力于大众化、通俗化，但有的地方，特别是描写人物心理时，还有些知识分子腔调。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红色经典和土改政治小说，以独特的视角，记录和再现了当时土改运动在华北农村地区的推行状况，关注现实又关怀广大农民。虽然因为处于当时的国内国际的战争环境之下，不得不遵循主流的创作意识和路线和追随着政治力量指示的方向，也使得文本带有政治化艺术的“时效性”。但是对于丁玲本人而言，政治化小说的创作是其重要的转型，具有不可抹杀的文学意义和价值。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优秀长篇，也是延安整风后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之一。1948年出版后，受到普遍关注，1949年被译成俄文，在苏联《旗帜》杂志上发表，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1984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英文全译本由外文出版社正式发行。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改编的连环画1954年由全球书局发行，新美术出版社1955年将之再版。

2022年5月，入选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布的在“讲话”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

1952年6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我国荣获斯大林奖金的三部文艺作品在国外得到广泛的赞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白毛女》，是在毛泽东文艺方针指导下的新中国文艺界的重大收获。它们不但受到中国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而且受到国外读者和观众的赞扬。”

现代诗人、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这是一部艺术上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似的作品；同时，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这就是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

现代文艺理论家陈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个作品最使我们不能忘记的，正是作者注意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注意到了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作为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作者是从多方面注意到它的复杂性，尖锐性。她把这个斗争在一种严肃、紧张而微妙的气氛下加以描写。可以说，在这方面，我们目前还很少有别的作者象她表现得这样真实。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是1946年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初期的情形，通过暖水屯这样一个普通村庄的土改运动，反映出当时在中国北方大地上广阔开展的这场历史性斗争的风貌。小说以工作组领导群众如何揭露出狡猾、隐蔽的大地主钱文贵为线索，揭示了农村阶级关系和人物性格的复杂变化，突出地表现了土改运动中农村阶级的、宗教的、伦理道德的、文化心理的变化。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教授王晓琴《“女性的笔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风格谈》表现土地改革和农民的翻身解放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翻心。丁玲在她的这部小说中创造的这一独特语汇，正表明了一个女性作者对历史变革的独特感受......‘翻身’是社会制度的变革，而‘翻心’则是农民社会心理的变革，所以，丁玲.....把全部注意力投向了历史巨变中的人的情感世界，以农村中新生的革命势力和旧有反动势力之间的心里较量为小说构思的基点。

丁玲（1904—1986年），中国女作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出身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1921年中学毕业后，入上海陈独秀等创办的平民女校读书，后转入上海大学中文系。1925年赴京，认识了胡也频并结为伉俪，开始了创作生涯。1927年用丁玲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卷首发表处女作《梦珂》。1928年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从此驰名文坛。1931年加入左联，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193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1936年经营救获释。抗战时期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丁玲早期创作以写觉醒的资产阶级女性的叛逆性格与时代苦闷见长，感情浓烈、率:真、细致。自1931年发表《水》之后，有意识地表现工农生活，倾向于力之美的追求。她的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后者曾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创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