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传播学派（Toronto School of Communication）是上世纪60年代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者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艾瑞克·亥乌络克（Eric Havelock）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共同创立的。后继工作由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文化与技术研究所(McLuhan Program in Culture and Technology)而得以开展，代表人物是戴瑞克. 德科柯夫(Derrick De Kerckhove)。多伦多学派提出了一种在人类文化结构和人类心智中传播居于首位的新理论和新的媒介分析技术，对后来的传播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多伦多传播学派一向以胆大睿智和最具原创性的媒介理论而闻名，他们考察媒介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分析传播媒介的偏向性和基于虚拟现实的赛伯空间和赛伯文化给人们带来了的媒介新体验，强调传播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提出了“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新主张，研究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对文化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总体上来说，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媒介文化理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奠基人英尼斯提出的“传播偏向论”（bias of communication）、核心人物麦克卢汉倡导的“媒介讯息延伸论”（media is the message, media is the extension of man）和80年代以来戴瑞克. 德科柯夫以新电子现实为研究框架所倡导的“文化肌肤论”(The Skin of Culture)。

“传播媒介偏向”

一、 英尼斯的“传播媒介偏向”理论

哈罗德·英尼斯（1894-1952）是大师级的学者和跨学科的奇才。他以其在政治经济学、经济史、传播学和文明史等诸多领域的杰出成就而成为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

英尼斯前期的研究着重于加拿大经济史，后期的研究侧重于传播学、媒介与文明等，两本代表作《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1951)和《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1950)成为后世传播学的经典。

英尼斯从媒介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提出了“传播媒介具有偏向性”的理论。对他来说，无论是从各传播网络所负载的信息还是从它们对各种社会组织形式所具有的更加广泛的影响角度来看，传播网络都是相当重要的。任何特定的传播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均有偏向性（biased）。也就是说，一种传播媒介对于知识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传输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对时间或空间因素的相对注重将意味着被植入其中的文化会出现意义上的偏向(bias of significance)。在印刷时代到来之前，诸如羊皮纸、陶土和石块等重型的材料是偏向于时间的主导性媒介，它们很难借助空间来传递，是一种能经得住时间消蚀的媒介。由于这类媒介能与具体地方的物质在场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相对来说是稳定的社会现象，能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结在一起。相反，那些轻便的纸莎草和纸张则属于“偏向空间的媒介”，它们更容易地被重新置放在其他地方，更喜欢跨越空间的各种行政关系的发展来促进世俗制度和政治权威朝着非集权化的方向发展。“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便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有利于维系传统的集权化宗教形式。就文化的角度而言，时间意味着神圣、道德和历史，与历史、传统、宗教及等级制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空间则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意味着帝国的兴起、扩张，它与现实的世俗政治权力有关。时间文化是信仰、来世、礼仪和道德秩序的文化；空间文化则是世俗的、科学的、物质的和扩展不受约束的文化。显然，在任何文化中，这两种价值观念都是起作用的，一种为显性而另一种则为隐性。不难看出，英尼斯是以建立在时间偏向基础上或是建立在空间偏向基础上这两种对立的知识垄断之间的辩证观点来看待文明的，特别是帝国的兴起与衰落。

一种文明只能在很罕见的历史时期内达到传播媒介的空间倾向和时间倾向之间的平衡，比如古典的希腊、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和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在英尼斯看来，西方文明由于不能处理好时间持续问题而处于分崩离析的极端危险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地经验告诉他，西方文明是咄咄逼人的文明，是扩展扩张的文明。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大帝国为了争夺资源、领土和市场，不惜血战。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因此而感受到强大的压力，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垄断和文化垄断以及商业主义万能力量的进一步扩张使加拿大的文化不得不适应美国的标准，从而“沦落到要和美国竞争又要仿效美国的两难境地。”[①]在加拿大自己的报业系统和广播系统中，美国的影响也无处不在。甚至加拿大的政治生活都要受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压抑，处于扭曲变形的危险中。美国当时的巨大优势，特别是美国先进传播技术的优势使他感到沮丧和绝望。为了自己国家的尊严和发展，为了保存、发扬和阐述加拿大的文化传统和文明传统，为了研究加拿大的特点和国民性，为了抗拒南边那个大国对加拿大的挤压，英尼斯开始潜心研究自己的国家，研究加拿大的宏观经济。他认为，加拿大不应该沦为边缘，而应该求得经济上独立和文化学术上的发展。

对于英尼斯来说，西方文明不仅打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危机。在他看来，如果一味地向时间倾斜或向空间倾斜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事实上，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在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之间保持着平衡的机制。然而，长期以来，西方文明对时间的延续问题总是缺乏兴趣。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张，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英尼斯认为，真正的文明应该具有这样的特质：“文化在时间上延续并在空间上延展。一切文化都要反映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②]正因如此，他才特别推崇口语传统，尤其是古希腊的口头传统，认为该传统达到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相互平衡的理想境界。在他看来，希腊文明的成就反映了口语的力量。因为希腊口头传统中产生出来的《荷马史诗》表现出了对空间问题的强调。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上的平衡。英尼斯把印刷术和摄影术看成是向书面传统的回归，是“回归于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③]”是一种“视觉本位的传播”。英尼斯觉察到，这种传播所产生的垄断给西方文明构成了毁灭性的威胁，造成了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标语口号的幻觉。于是，英尼斯设想，一种传播媒介的长期使用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被传播知识的特性，这种传播的普及性影响终将创造出一种很难保存其活力和灵性的文明。一种新媒介的优势(the advantage of a new medium)在于，它将导致一种新文明(a new civilization)的诞生[④]。很显然，英尼斯希望通过自己的“媒介偏向论”来给倚重空间扩张的西方文明敲响警钟，希望西方人在考虑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时，能够更加清楚地看见他们自己文明的偏向，能够拥有更加谦虚的态度来认识他们自己文明的特征。因为在文明发展史上，达到媒介的空间偏向和时间偏向之间的平衡的历史时期并不多见。保持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平衡无疑是克服西方文明危机的一剂良方。能否克服过分强调时空层面中的任何一个层面的媒介偏向是关系到大规模的政治结构能否继续存在的关键。英尼斯声称并断言说，大型政治结构“倾向于在这样的条件下繁荣昌盛：不止一种媒介的倾向在文明中得到反映；一种媒介的分散化偏向被另一种媒介的集中化偏向所抵消”，而就西方世界而言，“能否发展出这样一种政府体制依然是个问题，在这种体制中，传播的偏向性可以得到抑制，而对于空间和时间的重要性则可以得出评价”。[⑤]

总的来说，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有着深厚的经济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背景。他所采用的历史“宏大叙事”和整体考察的文献研究方法明显不同于他同年代的学者所作的那种分析性的和非整体性的媒介研究方式。以人类文明史和加拿大本土经济史为研究视角，英尼斯关注的焦点是文明发展进程中媒介技术的作用，他的媒介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虽然有人对其“媒介媒介偏向”理论提出过质疑，虽然也有人认为他的理论存在着某种“技术决定论”的局限。[⑥]但是，英尼斯关于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必然会影响历史性社会的发展的观点，特别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而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仍然给后人以极大的启迪。

“媒介讯息延伸论”

一、 麦克卢汉的“媒介讯息延伸论”

马歇尔·麦克卢汉（1911-1980）是加拿大最为著名的媒介预言家和思想家，是多伦多传播学派的核心人物和关键人物。麦克卢汉在早期是一位传统的文学批评家，这段时期以他的第一本书《机械的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 Folklore of Industrial Man,1951）的出版而结束；50年代是他的转化时期，此时他接受了哈罗德·英尼斯的学说，沉浸于文化人类学中，并编辑了多伦多学派的《探索》杂志；60年代是他的成熟时期，三本传播学专著——《古腾堡群星：印刷文明的诞生》（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1962）、《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1964）和《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1967）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得以不断完善的。

麦克卢汉借用了英尼斯的“工具”来发展自己的媒介理论。英尼斯的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知识上的依据，这使麦克卢汉能够从研究被传播的信息飞跃到对传播形式本身的研究。英尼斯把对大宗经济商品的分析延伸到对传播形成和媒介偏向的探索同样给了麦克卢汉不少灵感和启发。在麦克卢汉眼里，英尼斯是能够为学生节约时间并提供文献宝库的“最好的老师”，是发现传播媒介技术变化进程的第一人。但另一方面，麦克卢汉却认为，英尼斯对传播研究的贡献只是一种纯方法论的东西。在评估电子媒介（electronic media）的社会效果方面，他们两人的观点大不相同。在麦克卢汉看来，英尼斯错误地把广播纳入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中去的做法是一种保守的思想，印刷媒介的视觉力量在于扩大了对空间的垄断控制，而电子媒介的听觉力量则在于废除了时间和空间的人为区分。麦克卢汉认为，电子技术具有知觉性、普遍性和非中心性（decentralizing），电子技术强调的是整体性和有机性而不是碎片性和机械性。[⑦]

与英尼斯不同的是，麦克卢汉的研究重点不是放在传播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上，而是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介对人类感觉中枢的影响上。《古德堡群星》一书表现了他对表音文字和印刷品造成的感觉和文化后果的深远沉思。在他看来，每一种新的媒介技术都具有令人入迷的力量，因为它把各种感觉分离，而在部落人中，各种感觉大体上是以完美的对称而存在着。当任何一种感觉或身体的功能通过技术的形式得以具体化时，官能的分裂和各感觉之间的比例变化就会出现。例如，表音字母实现了眼与耳之间、语义学的意义与视觉的符号意义之间的第一次关键性突破。与象形文字或有声词形式不同，表音字母给无语义学意义的字母标定无语义学意义的发音。由于它对视觉功能的扩展和加强，就减少了文字文化中其它感觉的作用，如听觉、触觉和味觉。麦克卢汉指出，“以无意义的符号联结无意义的发音，我们建立起了西方人的形态和意义。”[⑧]印刷术的发明巩固并扩大了视觉在应用知识方面的新作用，提供了第一批可重复生产的商品，完成了将人们从原始部落共享状态（即为一种“听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方式）中疏离出来的过程。印刷与在文字手段中表现的表音文字是显著不同的。印刷书籍自动强化了表音字母的效果，由于它加重了视觉偏向而进一步分裂了感觉生活，结果，它使阅读变成了更具个人化的无声行为。书本的方便携带也造成了对个人主义的新崇尚。麦克卢汉认为，印刷媒介一方面为民族的统一形式提供了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同时又催生了各种个体观念。德国印刷商古德堡在15世纪中叶首次成功地用拉丁文印刷《圣经》，这使得印刷媒介在有所成就的同时将空间和时间转换为一种能计算、可预知和理性的东西。印刷机的理性化影响为地图、火车时刻表和透视画观念铺平了道路。根据麦克卢汉的看法，印刷文化的到来尤其明显的是发展了人类的某些感官（视觉），形成了人类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印刷的发展促使方言规范化，扩大了传播的空间，培养了人们对抽象民族的忠诚（与部落文化中人们对与之生活在一起的，其音容笑貌听得见、看得到、摸得着的人的忠诚相对），促成了民族国家对城邦的取代。[⑨]

麦克卢汉是一个泛媒介论者，各种技术性的工具和发明，如电灯、车轮、铁路、飞机等在他眼里都成了媒介，都成了人类感觉器官或身体功能的巨大伸延。对他来说，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如上所述，麦克卢汉特别强调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他认为，电子媒介打破了旧的时空概念，使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了“地球村”，电子媒介使人们重新体验部落文化中村庄式的接触交往，使人类社会在高级阶段上又重归部落（tribe）文化而不是国家（nation）文化。

冷媒介（cool media）逐渐替代热媒介（hot media）是把电子媒介的变迁与现代性经验属性的嬗变联系起来考察的最佳表征。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所谓的热媒介，就是一种不允许参与并具有丰富信息内容的媒介。相反，冷媒介则能给受众留下更多的参与空间，表现出较低的信息强度。麦克卢汉笔下的“冷媒介”主要包括电视、电话、漫画、谈话等，“热媒介”主要是指电影、广播、照片、书籍、报刊等。在他看来，电影之类的“热媒介”是集中化和权威性的，需要制作人将受众转换到另一个世界；而电视等这种较冷的媒介实践却给受众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给区域性的方言提供了更多表达的机会，是一种更加非集中化的媒介。就麦克卢汉写作的当时情况而言，由于大多数电视机的图像并不逼真，所以，在他看来，这正好使受众在意义产生的过程中成为更加平等的伙伴，从而促进了受众的深度参与。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向电子传播形式的转变改变了英尼斯的时空偏向，具有深刻的意蕴。麦克卢汉声称，在现代条件下，各种文化形式“即时并继续不断地向我们铺天盖地卷来”[⑩]。现代各主体与传播网络之间的互动作用，不再局限于就寝前的单独几个小时。全球公民的生活似乎都被包裹在与物质的和象征的传播模式无休无止的接触之中。人们在公共汽车和火车阅读各种各样的报纸，用汽车收音机接收早间新闻，慢跑者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可以收听书刊录音唱片，人们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做爱。现代性的信息传递变成了一种“旋转而变幻不定的情景”。各传播系统使人们与各种不同的视点保持经常和直接的接触，结果，时间和空间的彼此协调已经消失，人人都与每一个他人相关联。诸种新媒介的迅猛发展，破坏了文字传播形式对视觉的偏向，使全球公民都回到了一种与口语社会的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共同文化。地球村已将等级、统一和个体化的印刷文化弃置一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可触知的同步文化。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措词奇特，文风洒脱，观点新颖，思想深刻为主要特征。他对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贡献在于：他始终坚持研究媒介的各种形式和讯息的生产及其对个体、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他富有启发性地揭示了新媒介技术，特别是电子媒介对重构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当然，与此同时，他又将电子媒介的这种作用做了过分的渲染，具有明显的唯技术决定论倾向。

“文化肌肤论”

二、 戴瑞克. 德科柯夫的“文化肌肤论”

如今的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文化与技术研究所(McLuhan Program in Culture and Technology)是多伦多学派媒介理论得以继承和发扬的主要源泉。该研究所是北美地区乃至世界上最杰出的媒介研究机构。主要是在麦克卢汉理论的框架内及每位学者各自研究课题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去研究最新科学技术或媒体技术的发展对文化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开拓并超越了早期多伦多学派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作为该研究所的负责人和和多伦多学派的学术继承人，戴瑞克. 德科柯夫(Derrick De Kerckhove)20余年来一直在为多伦多有关传播和媒介技术之终极影响的不断论辩而推波助澜。

（戴瑞克. 德科柯夫教授）

戴瑞克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基于虚拟现实的赛伯空间和赛伯文化给人们带来了的媒介新体验。《文化肌肤》(The Skin of Culture: Investigating the New Electronic Reality,1995)一书是戴瑞克所有著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曾被列为加拿大第一畅销书，他因此而赢得“媒体预言家”的桂冠。戴瑞克在这部著作中以其先辈们的理论为基础，扩展和深化了他们的见解和思想，形成了戴瑞克自己既富有创造性,又具有煽动性的理论。[11]

戴瑞克以预言家的胆识和学术勇气讨论了通讯技术与电子媒介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最终塑造作用。他认为，人类正处于一个崭新的电子时代，在这个电子时代，我们以全人类为自己的肌肤。电子媒介爱抚着我们，并在我们的肌肤之下揉擦着其意义，为我们提供一种外在于身体和心智的“精神”现实。电子媒体和赛伯空间(cyber space)将会改造我们的心理状态，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将会填补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我们正在创造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智慧的集体心智。在戴瑞克看来，虚拟现实和远程存在（Telepresence）的机器人是一种新的视频技术，这种新的视频技术提出了作为我们可实际消费之对象的集体想象力，保证我们在心理技术集体化的强大潮流中保持个人自主的一种力量，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意识投射于身体之外来“客观地”看上一番。借助于实验，戴瑞克告诉我们：当人们在虚拟现实中四处闲逛时，人的整个身体都与周边环境接触，就像在游泳池中身体与水的关系那样。三维的中心要旨是渗透力和深度，而不仅仅是视觉的透视角度。事实上，计算机模拟的过程就是逐渐地延伸进入到一种触觉环境中。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和神经网络正在拥入所有媒体，通过广泛的数字化集成电子技术来促进音频、视频、远程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等的融合。从二维到三维，再到触觉和力反馈感觉能力的迅速发展，我们正在被一个有着丰富结构的电子化的旋涡所吞没。

基于虚拟现实（VR）的赛伯空间给人带来了一种新的“共同感觉”，它是一种数字化的过程。通过数字化，所有的信息源、包括物质现象和自然过程、包括人们的感官模拟——如在虚拟现实系统中的模拟——都被一元化为0、1顺序排列的数字串。虚拟空间内随心所欲的对象是“符号”、“声音”和“图像”而不是任何实体，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将能够选择他们在通信过程中需要多少带宽和比特（也即是每秒钟信息的单位），并为此而付费，这被称之为“按比特(bits)付费”或“按需带宽”（bandwidth－on－demand）购买。这是一种把整个国家连线时最民主、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观众和听众将在一种“按比特付费”的可寻址的数据库网络之网络中去购买时间及其所需要的内容。戴瑞克认为，人类正进入第三个媒介时代：即赛伯文化的时代。借助于电话和计算机网络这类穿透性极强的技术，我们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并与那个地方相互作用。借助电子显微镜和核磁共振仪，我们可以深入分子、基因和原子结构等无限小的领域，这些领域是人类以前从未进入过的，但已经在为这些领域构建显微结构和原子发动机，这些领域正在成为制造业无法满足的市场。网络的智能环境带来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的心智时代（Mind Ages）。公共的心智和私人的心智通过地球上开发的、互连的网络而连在了一起。结果，旧的体制，即以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开放中立空间和空间管理为基础的体制，必定要让位于以IP地址、速度和存取控制为基础的新体制。在未来的远程计算机网络中，随着广播电视系统被分解成为越来越小的单元，个体既将成为消费者，又将成为生产者，个体的创造动力将会把它们从消费者改变成预言家托夫勒所说的那种“生产消费者”(prosumers)。

戴瑞克.德科柯夫向来不去追求所谓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他也很少会像一些理论大家那样去详尽阐释和论证自己的理论观点。相反，他喜欢调用自己熟悉或感兴趣的多学科资源，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和实践提出富有创见性、预见性、大胆性、睿智性的媒介思想，以达到前所未有的综合高度和深刻的穿透力。

至此不难看出，以哈罗德·英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和戴瑞克. 德科柯夫三人为代表的多伦多传播学派对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通过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他们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他们着重研究传播媒介技术同整个文化之间的关系，揭示媒介在传递的内容意义之外的意义，包括传播媒介与经济的进程、媒介技术的性质与权力结构的特征、媒介的形式特性与社会的文化特征、媒介特征与人的感官、心理活动过程等等，一反以媒介传递的信息内容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开创了一种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技术史为主线把文明发展史贯穿起来的新的研究传统，为后人充分认识各种传播媒介带给人类文明的影响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与方法，具有十分深远的启迪意义。

[①]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黄静生、黄禾生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第171页。

[②] 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3页。

[③] 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页。

[④] Harold Innis,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1,p.34.

[⑤] Harold Innis,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p.217.

[⑥] Nick Stevenson, 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 Social Theor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p.177.

[⑦] Paul Grosswiler, Method Is the Message: Rethinking McLuhan through Critical Theory,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8,p.9.

[⑧]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黄静生、黄禾生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第189页。

[⑨]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4,pp.155-62.

[⑩] Marshall McLuhan & Q.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p.16.

[11] 关于他的理论的详细内容，可参阅陆道夫，《戴瑞克.德科柯夫媒介文化观述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