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派是西方民族学学派之一，一译“播化学派”。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形成于德国，其创始人为民族学家R.F.格雷布纳。属于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W.福伊和B.安克曼。当时，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转向反动。

传播学派否定各民族人民的文化创造性，将民族文化的进步、发展与各族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割裂开来，把文化现象看成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物质文化、社会制度和宗教观念等）都是在某个地方一次产生的。一旦产生出来，便开始向外“传播”。

各个文化现象传播到某个民族中间以后，便在那里机械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定的“文化圈”（Kulturkreise）。他们认为，各族人民并不是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而只是从世界上到处传播着的各种文化现象中“借用”了某些现成的东西。这种文化“传播”和“借用”的过程，便是“文化历史”的基本内容。

英国传播学派以G.E.史密斯和W.J.佩里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文明的中心只有一个，即尼罗河流，所有高级文化的各个因素，都是从古埃及传播出去的。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泛埃及主义”。传播学派的观点，在当时也曾对以民族学家F.博厄斯为首的美国历史学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欧洲传播学派与美国历史学派一般也被称为文化历史学派。

这一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科佩斯，早在1931年就指出过“文化圈学说的危机”，到1952年又进一步指出：“危机确实开始赤裸裸地呈现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学派的继承人J.黑克尔和R.von海恩-格尔登，基本上放弃了“文化圈理论”，主张研究具体的社会和文化，承认各族人民及其文化的独立发展；并开始怀疑火地人、安达曼人、阿埃塔人、塞芒人等一系列采集狩猎部落的原始性，从而对施密特以此为基础而作出的结论提出了挑战。然而，他们并不完全否定其前辈的反科学议论，仍继续片面强调“传播”和“借用”的作用，坚持原始一神论和私有财产自古就有的学说。

这一学派的代表著作有：格雷布纳的《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05）、《民族学方法论》（1911）、《民族学与历史》（1911）、《民族学》（1923），安克曼的《非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05），施密特的《近代民族学及其起源、性质和目的》（1906）、《南美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13）、《民族和文化》（1924）和《民族学方法》（193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