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1918年11月10日—1991年9月23日），名起然，浙江宁波人，华人世界船王。

1918年11月10日，包玉刚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包兆龙是一个商人，常年在汉口经商。尽管他事务繁忙，但却对子女非常严格。由于家庭还算富裕，他决定让子女接受当地最好的教育。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是浙江省最大的港口城市，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宁波帮。包玉刚家所在的村落，离海不远，但自从跟其父到镇海后，他念念不忘那无边的大海和海上的商船，他上学时最喜欢的就是去看海，去看船，在这里，他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

13岁那年，父亲送他到上海求学。到上海不久他就一头扎进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前身）学起了船舶。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了重庆。在这里，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继续进大学深造，而是自做主张跑到一家银行当了一名小职员。

1938年，包玉刚来到上海，在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工作，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在银行里积累的经验，在7年短短的时间里，他就从普通职员升到了衡阳银行经理、重庆分行经理，直到最后的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前面的路途可谓一帆风顺。但在这时，他却辞职了，因为在这个方面没有兴趣，亲友对此都迷惑不解。

1949年初，包玉刚与父亲一起携着数十万元的积蓄，到香港另闯天下。开始的时候做些小生意，积累了点钱，但接下来干什么呢？包玉刚想起了童年对海的向往，于是提出了海运的主意。母亲劝他，“行船跑马三分险”，搞海运等于把全部资产都当成赌注，稍有不慎，就会破产，父亲认为，香港的航运业已经十分发达，竞争相当激烈，而包玉刚对航运完全是门外汉，凭什么经营航运？但包玉刚主意已定，矢志在海洋运输业谋求发展。他一面继续做好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说服工作，一面四处了解有关船舶和航运的情况，认真研读有关航运和船舶方面的书籍。

37岁的时候，包玉刚终于可以一圆自己的海上之梦了！虽然这个路程十分艰难。

开始的时候，资金不够，在朋友的协助下，筹集了70多万美元，包玉刚专程到英国买回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28年，排水量也只有8200吨。虽然这艘船很破，但包玉刚却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并取名叫“金安”，这艘船就是事业的开始。1955年，包玉刚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并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采取长期出租的方式。

这是一个冒险的决策，因为当时世界各国经营航运业的人，都是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个航程，就同租用船只的人结算一次。这样不但收费标准高，而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包玉刚与他们都不一样，他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把自己的船为期3年、5年甚至10年地租给别人，租用者按月交纳租金，但租金标准却要低得多。许多人都在嗤笑这个不自量力，不懂规矩的小孩子，但包玉刚自有他的打算，他曾对人说：“我的座右铭是，宁可少赚钱，也不去冒险。”他谋求的是长期则稳定的收入，这是放眼未来的一种经营方法。而短期出租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事实上，就是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让包玉刚区别于其他的船主，最后坐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

在香港会德丰大厦18层，环球集团总部包玉刚的会客室，墙上主人与各国政要会见的大幅照片分外瞩目。而在这些照片中，包邓两人的照片不但排在第一，而且是最高的位置，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包玉刚心目中的地位，他们的握手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特写镜头。

包玉刚自从解放前夕移居香港后，曾经数次回到内地，但第一次与官方接触是1978年。1980年3月，六机部以部长柴树藩名义邀请包来访，在给国务院的报告的附件中说：“1978年包应廖承志的邀请，曾以私人名义来华访问，会见过廖承志、孔原、卢绪章等同志。”这次包玉刚来京是和六机部谈合作造船的，这是包玉刚第一次正式访问祖国内地，他在北京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包括华国锋、叶剑英在内的中国最高领导接见了他。

其实包玉刚最想见到的人是邓小平。是邓小平1977年以来关于中国船舶要打进国际市场的英明决策，把包玉刚召唤回来的。船王需要造船，如果国内的船厂能够造，那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事实上，邓小平是安排了要见包玉刚的，只是临时因事而失之交臂。

一年后，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终于来临。那是1981年7月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快步迎向包兆龙、包玉刚父子，笑容满面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早就应该见面了”，说明此前“该见而未见”；而一个“早”字，道出了他们“相见恨晚”的迫切心情。虽是初次见面，但他们立刻像老朋友似地叙谈起来。他们互相问候，还序了年龄。包兆龙86居长，邓小平那年77岁，卢绪章正好70岁，包玉刚63岁。小平拍了拍包玉刚的肩膀，说道：“还非常健壮！”

包玉刚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搞航运的经历，从1955年第一艘船，8700吨，到1981年拥有210条船，总吨位2100万吨，包括在国内订造的6条。邓小平静静地听着，有时也提一点问题，而“如何发展中国的造船业的问题”就成了他们的热门话题。邓小平是殷殷嘱望，包玉刚则是满怀信心，邓小平非常高兴：“那好啊，你帮我们把这事搞起来嘛！”会见不知不觉地进行了38分钟，该握手告别了，邓小平意犹未尽地说：“过去我们没有见过，这次见到了。”“是的，谢谢，感谢邓副主席的接见！”

对包玉刚来说，从这第一次会面他就深深感受到了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人格魅力，感受到了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雄才大略和务实作风，而这一切都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从此，邓、包就常常见面了，有时甚至一年数次，有时是两家人亲如一家的欢聚———他们的关系从个人的友谊发展成了通家之好。说到邓小平的政治魄力与人格魅力，包玉刚忘不了邓小平和他谈起的哈默的故事。原来，就在他们见面的前三天，邓小平刚刚会见了哈默。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休斯顿，举世闻名的石油大王哈默先生慕名拜会了小平。小平对石油大王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啊。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我们欢迎你到中国访问。”哈默说：“我很愿意到中国去，可是我年纪大了，坐民航飞机受不了，中国又不让私人飞机降落。”小平当时就说：“这个很简单，你来之前先来个电报，我们会做出安排的。”

三个月后，哈默的私人飞机果然就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了。在别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邓小平那里却如此举重若轻。这一点，包玉刚是切身感受到了。原来，就在1980年3月包玉刚来京谈合作造船时，华国锋和几位副总理都接见了包玉刚。包玉刚提出：父亲包兆龙和我本人愿捐赠1千万美元给国家旅游总局，用以在北京建造一座现代化高规格的旅游饭店和办公楼，建成后归旅游总局管理与使用。3月21日，包玉刚又亲笔给华国锋总理写信，再次表达上述愿望，并且小心翼翼地说：“我只有一个要求：纪念我的父亲，我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饭店就叫兆龙饭店……”而就在邓小平这次会见之前的1981年1月，包玉刚在广州和柴树藩商谈合作时又表示愿意向上海交通大学也捐赠1千万美元，用来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惟一的要求也是以包兆龙命名……

但是令包玉刚父子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热心肠遇到了冷面孔。当时的思维习惯是：难道我们要接受一个资本家的捐赠？而且还要用私人来命名？所以，尽管卢绪章为局长的国家旅游总局在1980年4月和1981年5月两次给国务院打报告，尽管国务院两次都批准了，但眼看包玉刚都要来了，他的那张1千万美元的支票还是没有人敢接。

报告终于又摆到了邓小平的面前。小平发话了：“用他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不可以？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别人不同意，我来替他题字。”不久，邓小平批示：“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一千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营，搞得不好，谁还来呀！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包玉刚听到了消息，说：“好！我马上把支票送过来。”转眼就是包玉刚父子到京的日子。1981年7月3日，包氏父子一行9人来到北京，这是包兆龙老先生几十年来第一次来到自己国家的首都。

邓小平接过了包玉刚当面捐赠的1千万美元的支票，并且践诺题写了“兆龙饭店”，而且后来还破天荒地为一个饭店剪了彩。一年后的1982年11月11日，包兆龙去世。他一定欣慰有个人终于帮他圆了他为他的祖国做了一点贡献的梦。邓小平不仅题写了“兆龙饭店”，此后还题写了“宁波大学”，在包玉刚去世后还题写了“包玉刚画册”。在包、邓第一次会面十年后，包玉刚溘然长逝，邓小平发了唁电深情悼念。

包玉刚航运生意继承人———大女婿赫尔墨特·苏海文在上海宣布，环球航运已成功控股挪威航运业老大本格森集团（Bergesen）。环球航运集团船队由此增加108艘，总载重量近2200万吨。而据环球航运驻内地首席代表宦国栋透露，这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总吨位最大的航运公司，苏海文也当之无愧地被加冕成为新“世界船王”。而据了解，此前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班轮公司马士基，只不过是世界集装箱运输界的老大，总吨位仅1000万吨。

“世上新人赶旧人”，“新船王”的运力，甚至已经超越了“老船王”包玉刚巅峰时期2100 万吨的规模。除总吨位刷新记录以外，这次并购金额创下航运史上并购之最。环球航运驻内地首席代表宦国栋指出，苏海文家族本次收购出价并非媒体所称4.063亿美元，而是近14亿美元，折合港币约110亿。这一金额远超1999年的那次“世纪并购”。1999年，马士基航运的母公司A.P莫勒集团购买了海陆的国际班轮业务及相关的18个码头，斥资不过8亿美元。

本次收购可谓是“双剑合璧”之作，此前环球航运是全球最大石油运输商，总载重量900万吨，本格森则是全球最大液化气、天然气运输商，总载重量1230万吨。而新环球航运已将主业定位于石油、液化气、天然气、矿石、煤等能源运输业务。其实早2001年环球航运已为本次收购做好准备。2002年4月，苏海文即购买本格森一成多股份，2003年4月则从其集团两主席中再购44.3%的股份，从而一举控股本格森。苏海文在上海时还透露，将继续收购本格森剩余股份。

如此巨额收购，环球航运之财务压力有多大？苏海文声称，没有资金上的压力。但据宦国栋介绍，“这么大笔的资金投入，还是有一定压力的。”据了解，本次收购的主要财务顾问是汇丰银行，汇丰提供了部分财力支持，而苏海文是汇丰银行董事。苏海文还表示，另一部分资金来源于环球航运自身之收入。

苏海文在上海同时宣布，环球航运在内地惟一一家办事处正式成立。苏海文很爽快地承认：“这一重大收购与我们进入中国市场有联系。因为本格森的特长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而这连同石油运输恰恰是环球航运集团未来开拓中国市场的重点领域。中国市场战略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此次收购决定。”

自1984年以来，环球航运与内地市场久违已20年。而本次的进入策略，与环球航运当年颇具相似之处，就是向国内船厂订购新船。此前已有媒体认为，此举为政府公关策略，宦国栋对这类评论不置可否。

宦国栋只是透露，“虽然造多少新船还要视具体项目再定，但我们已经着眼于内地船厂。”宦对内地船厂的情况如数家珍，并表示内地已为伊朗造过5艘VLCC（巨型油轮），其中一艘交付使用已一年，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所以内地船厂的技术没有问题。

据称，国内三大石油巨头均为环球航运客户，而环球航运内地办事处将为这三家客户提供更到位的服务，苏海文还预测，仅需5年左右，内地原油进口就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

但新成立的内地办事处只有三个人，所做的也仅仅是搜集市场信息。“有些媒体说我们要参与广东—澳大利亚LNG项目也不客观，事实上我们还没跟那边接触过。”苏海文回复记者书面采访时，还表示暂不会增加上海的员工，也不会在内地其他城市开设新的办事处。

但苏海文已表示希望将本格森的LNG（液化天然气）业务嫁接至内地市场。尽管LNG业务是技术和资金双密集型的业务，但从2002开始，招商局和中远已纷纷开展此项业务，并拿下2005年后澳大利亚—深圳每年330万吨的LNG业务。而本格森的LNG业务仍集中在非洲和欧洲。环球航运刷新历史的这次并购要在内地市场获得回报，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包玉刚1984年意外得知自己原是包拯的后代。1984年10月，已离开故乡多年的包玉刚怀着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回到宁波访问，这次回乡之旅，他参观了江南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这一天，“天一阁”的古籍管理工作人员听说来访者是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就特意将“天一阁”珍藏的一套《包氏家谱》捧出给包先生看。这套线装古本的《包氏家谱》记录了包家绵延繁衍的根系。包玉刚当即查看了《包氏家谱》，并顺着包氏绵延脉络查下去，意外发现自己是包拯的29代嫡孙，高兴得呼喊起来：“我是包青天的子孙！”

诸多的华人企业家中，从事海运的可谓少之又少，毕竟中国不是海的国度，在陆地上生长出来的人，喜欢土地那种厚实、安稳的感觉，提到大海，第一个感觉就是波诡云谲，难以捉摸，本来商海就更变化莫测了，更何况是海上商战，其中的变数谁也无法预料，有“人和”已经难能可贵，更何况还得看老天的脸色，可是竟真的有这样的冒险家、这样的成功者，而他就是举世闻名的华人船王——包玉刚！

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包玉刚在经营方式上选择长期出租的同时，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在银行干事的经验让他明白资金对一个企业的重要性，要使自己的航运事业迅速发展，光靠自己是不行的，必须得到银行的支持。于是，包玉刚到处奔走，积极寻找门径。他找到了早年搞进出口贸易时结交的朋友——香港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桑达士。众所周知，香港英资汇丰银行是香港金融界的巨头，是100年来香港资金最雄厚的银行。凭着自己流利的英语和娴熟的业务，1956年，包玉刚以一艘船向汇丰银行承作抵押借款，得到桑达士的同意，取得了一小笔贷款。稍后，包玉刚得到一个用100万美元买一艘7200吨船的机会，而且也找到了租主了，可是没有钱，买不下船，怎么办？于是包玉刚向桑达士贷款100万美元，100万美元！在当时绝对不是小数目，桑达士认为包玉刚简直是开玩笑，一无资金，二无保证金，万一赔了怎么办，但是包玉刚利用租船人迫切心情，竟然真的弄来了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桑达士对这个年轻人的毅力算是彻底折服了，他同意贷款给包玉刚。这次“空对空”的胜利，是包玉刚与汇丰银行建立借贷关系的开始。在后来的无数次借贷合作中，他以诚信为本，取得了银行的信任和支持，使自己事业的发展有了一个雄厚的资金来源。后来，包玉刚作为“亚洲第一人”荣任汇丰银行董事。

1956年，埃以战争爆发，由于苏伊士运河关闭，货物积压严重，海运业务十分兴旺，别人劝包玉刚趁此机会大赚一笔。但独具慧眼的包玉刚仍然按照旧的租金为东南亚的老雇主运货，以避免与实力雄厚的西方船主直接竞争。果然，十几年后，埃以休战，西方大批商船无事可干，还要耗费惊人的费用去维修、管理。而包玉刚的船仍然稳扎稳打地立足于东南亚，业务蒸蒸日上。

60年代初期，包玉刚想把他的租船业务扩展到英美石油公司，虽然这些大公司把价格压得很低，但因为时间长，看起来好像很吃亏，其实中间有着很大利润，就这样，包玉刚稳中求胜，在海运这个充满风险的行业中脱颖而出。

有了雄厚的资金来源，有了良好的经营方式，环球公司的船队迅速壮大，1974年，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在美国曾拜访了包玉刚，风趣地对他说：“搞船队虽然我比你早，但与你相比，我只是一粒花生米。”1980年，环球达到巅峰，船数达到200多艘，总吨位达2000万吨。国外报纸上都以大量篇幅介绍包玉刚，用的标题是《比奥纳西斯和尼亚科斯都大——香港包爵士》。第二年，包玉刚的船队总吨位达到2100万吨，比美国和苏联的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还要大，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弃舟登陆 　在海洋上，包玉刚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但他并不满足，70年代，他决定逐步把重心转移到陆地上来。将赚得的部分财产投资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业，兼营酒店和交通运输。为了在陆上也能取得海上那样辉煌的成就，他和香港首富李嘉诚一起，和英国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就是著名的“九龙仓”之战。

在当时，“九龙仓”是香港四大洋行之首的怡和洋行旗下的主力，也是香港最大的英资企业集团之一。在李嘉诚的帮助下，包玉刚暗中购入了大量“九龙仓”股票。1980年4月，包玉刚属下的隆丰国际有限公司宣布，已控制了约30%的“九龙仓”股票。而怡和财团属下的另一个主力置地公司手中才有约20%的“九龙仓”股票，形势对怡和财团明显不利。为了保住“九龙仓”，置地公司气势汹汹地调动了大批资金，以100元一股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想把包玉刚从“九龙仓”中挤出去。包玉刚面对强敌，沉着应战，奇迹般地在三天之内调集了21亿元现款，只花了两个小时，便使“九龙仓”股份增加到49%，彻底控制了这个企业。一向看不起华人资本的置地公司，不仅没有争得“九龙仓”，还伤了自己的元气。

这次战役轰动了整个香港，大长了华人志气，打击了英资财团的嚣张气焰，包玉刚在谈笑之间，调集了20个亿的事情，也成为一个传奇。

1985年，包玉刚又以5亿新加坡币夺得英资集团会德丰股权，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夺得英资四大洋行的第二个香港人。1986年，包玉刚又一举收购香港另一个发钞银行渣打银行14．5%的股份，成为该行最大的个人股东。船王“弃舟登陆”创造了又一个奇迹！

至此，包玉刚的海上王朝和陆地王国都达到了顶峰。他的财富也多得令人咋舌，有人说他曾经考虑买下一个国家。他自己也开玩笑说：“我不愿意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因为害怕由于不知所措而引起心脏停止跳动。”

但是有多大的成功，就会付出多大的辛苦，同一切成功的人一样，包玉刚之所以能够称王于海上，是因为他刻苦钻研、勤奋不已，有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海运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千头万绪的航运经营知识。包玉刚又是半路出家，怎么就变成了专家，包玉刚的回答很简单：“看看书嘛！”仅仅几个字，看似轻描淡写，寓意却是十分深刻的。包玉刚好学不倦是出了名的，就是靠这种精神，永不疲倦，永不停滞，他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香港拥有船舶450多万吨，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航运中心之一，而这些发展是与包玉刚对航运事业的贡献分不开的。由于他在国际船运中的地位，他受到各国首脑和大企业家的关注和赞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封他为爵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巴西总统、日本天皇都曾授予他高级勋章。这是世界上任何大企业家都未曾获得过的殊荣。英国前首相希思曾特地邀请他到别墅赴宴，详细询问他的经营方法。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举行就职典礼时，特邀包玉刚作为贵宾参加。他的电话可直通白宫，随时可与美国总统对话。

尽管这样，他却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人，一个勤俭节约的人，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和亲属的生活过分奢侈。他每年只准许家属在夏威夷度假10天，他的女儿们一次只能买一双鞋，他从不让孩子参加香港“富翁环球游览团”……他一直遵循着父亲的教诲：“脚踏实地地工作，平易近人地待人，身体力行地做事。”

1991年9月23日，包玉刚因病在香港家中逝世，引起了世界巨大轰动。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宁波的面积是香港的十倍。香港550万人口，有4所综合性大学，而宁波500万人中，没有一所大学。在全国向四化进军、宁波要改变面貌的今天，高等教育那么落后，怎么行呢?”

对旧有观念的突破，最早发生在1981年。“1981年7月6日，包玉刚与父亲包兆龙一起访问北京，首次受到了邓小平接见。邀请并陪同包玉刚的是他的表兄弟、外经贸部顾问卢绪章。然而偌大的一个北京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宾馆招待这位大老板，最后好不容易才在北京饭店安排了一个套间，而包玉刚的大批随从却住不进去，包括他的妹夫——他最得力的助手。”王耀成说。在北京，包玉刚向卢绪章提出，他想为国家做点实事，第一件事不是造船，而是要捐1000万美元给北京造一座像模像样的大饭店。他不要求任何回报，只提出一个条件：饭店以他80多岁的老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1000万美元，在1981年是个天文数字。“然而这张沉甸甸的支票却没人敢接。”王耀成说道，“这件事在北京的各个部门讨论来、讨论去，一直通不过。持反对意见的人发言说：‘他是一个海外资本家，不过出了点钱，就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永久留名，这怎么行？’”

邓小平此举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在他发表“宁波帮”讲话后不久，包玉刚马上行动起来，满足家乡的办学渴望。他把建校方案交给卢绪章时，两人一拍即合。在卢绪章的大力促成下，包玉刚当场答应拿出5000万元人民币，助建宁波大学。1984年12月20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包玉刚提出了在宁波办一所大学的设想，希望得到支持。“我赞成。”邓小平非常高兴，称赞包玉刚“爱国爱乡，有见识，这件事办得好！”并欣然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宁波大学的建校速度是一个奇迹。1985年10月29日，由包玉刚总捐资2000万美元、占地1283亩的宁波大学，在他的老家庄市附近举行了奠基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