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主义_目标是从现存的主权国家中分离出部分建立独立的国家的思想

分离主义

目标是从现存的主权国家中分离出部分建立独立的国家的思想

分离主义，目标是从现存的主权国家中分离出一部分领土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分离主义的核心推动力一般是来自该国内的某少数族群，并且该族群有自己的集体认同和自己宣称的家国领土(homeland)。

基本介绍

分离主义是单方面的行为，其分离的要求且并不为当事国政府所接受。所以分离主义不是经过和平协商与谈判的程序达成协议转移主权或成立自己独立国家的行为，也不是非殖民化情况下的民族独立行为。前者如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手，后者如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这些严格讲都不是分离主义。可见分离主义有其特定含义，一般是指国内少数族群针对其所在的主权国家的单方面要求分离的行为，其正式表现方式一般是单方面宣布独立（可以是通过在其主导地区的全民公决支持独立的方式或在选举中选出主张分离主义的政府的情况下宣布独立），而其分离成功的标志一般是新政权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正式承认而且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分离主义的要求广泛存在；但是，真正取得最后成功的例子少之又少。

条件分类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手以及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这些严格讲都不是分离主义。可见分离主义有其特定含义，一般是指国内少数族群针对其所在的主权国家的单方面要求分离的行为，其正式表现方式一般是单方面宣布独立（可以是通过在其主导地区的全民公决支持独立的方式或在选举中选出主张分离主义的政府的情况下宣布独立），而其分离成功的标志一般是新政权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正式承认而且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分离主义的要

求广泛存在但真正取得最后成功的例子少之又少。就可能产生分离主义的条件中，少数民族要求分离的可能性最大，绝大多数分离主义实际上就是民族分离主义。当然少数民族本身是有其多样性的，并非所有少数民族都有分离主义的倾向或可能。据哈夫(Harf)和格尔(Gurr)的划分，有四种在现代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少数民族团体可能在国内政治和社会关系中造成分歧和冲突，一是最常见的种族民族主义族群(ethnonationalists)，二是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三是种族阶级(ethnoclass)，四是族群竞争团体(communal contenders)。前二者一般有“想象共同体”(imaged community)特征的集体认同、文化传统和曾经独立或自治的历史，同时也有与共同体历史命运紧密相连的聚集居住的住民领土，但现在又不是独立的政治体，比如巴勒斯坦人、库尔德人、车臣人、和美洲的印地安人(原住民)。因为以上原因他们要求分离或独立的愿望常常被归于民族自决的范畴，具备一定的道德正义性。而第三种主要是在社会经济分层中处于下层的少数民族如美国黑人或是在德国的土耳其人。最后所谓的族群竞争团体是在经济地位上并不处于下层但可能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如在东南亚诸国中的华人或二战前许多欧洲国家中的犹太人。因为后两种族群均散居于所在国家内并没有可以称为居住聚集地的住民领土，虽然他们常常面对主流社会或民族的歧视；但可能引起的社会冲突一般没有分离主义的因素。分离主义一般主要来自前二种族群。由此可见，分离主义发生的前提条件是领土、人口和历史文化认同的统一。同时，也因为分离主义挑战的是现存的主权国家，当事国政府一般都强烈反对分离主义分解国家的要求并且视分离的要求为非法行为，分离主义在当事国导致不同表现方式的社会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民族分离主义

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民族冲突剧增,民族分离主义成为世纪末的

一种重要现象。民族问题正成为当前局部和地区冲突的主要原因。从一年前的科索沃战争,到刚刚基本结束的俄联邦车臣战争,无不是民族分离主义祸害所引发。

表现

从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社会主义体制在苏联东欧的倾覆,前苏东地区一些多民族国家相继解体。并对欧亚非许多地区形成巨大冲击,卷起了一股民族分离主义的浪潮。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民族问题凸显出来。进入21世纪后,此现象仍将蔓延。南斯拉夫的解体是20世纪末多民族国家解体中最为残酷的一个。在解体过程中,几乎每次脱离都引起一场激烈的战争,只是时间长短、规模大小不同而已。而科索沃阿族的分离运动,在美国为首的北约插手之下,演变成一场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侵略南联盟的战争。

苏联解体并未使俄罗斯的民族问题彻底消失,一些更小的民族仍为脱离俄罗斯联邦而蠢动。车臣分离主义一度成为俄政府头痛的问题,在车臣的影响下,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日益增长,成为俄联邦中最动荡的地区,为俄原本已困难的政治经济形势火上浇油。尽管俄政府军打赢了第二次车臣战争,但最后剿灭残匪的战斗恐怕还要延以时日。另外,以鞑靼为代表的伏尔加河流域以及西伯利亚地区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倾向始终存在。在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如缅甸、菲律宾、印尼和南太平洋群岛上,存在着多种民族矛盾和分离运动,斗争时起时伏。印尼20多年前吞并的东帝汶重获独立地位刺激了印尼的民族和地区分离主义,从最西端苏门答腊岛北部盛产石油天然气的亚齐特区到最东端的新几内亚岛西部的巴布亚省(原伊里安查亚省),分离主义不断滋生。菲律宾棉兰老岛摩洛人穆斯林分离主义组织始终未放弃独立的希望。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干维尔岛和所罗门群岛也长期存在着民族冲突和分离要求。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土著人与印度族争权也引发了政变和动乱。

在非洲大陆上,几个长期内战的国家,问题也都与民族问题有关,冷战后,随着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门格斯图政权被推翻,厄立特里亚脱离埃塞俄比亚获得了独立。前一段埃(塞)厄双方又为领土问题大动干戈,这实际上是上次分离的遗留问题。　苏丹南部黑人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居国家主导地位的北方阿拉伯穆斯林中央政权的战争,最终结果很可能是苏丹的分裂。因连年的战争困扰,有消息说苏丹领导人已产生了同意让南苏丹独立的念头。

非洲大湖地区的几场冲突实质上都是民族冲突。卢旺达布隆迪两国的胡图族与图西族进行了一场又一场血腥的屠杀,最终以图西族的胜利告终。这场冲突也牵涉到邻国刚果(金)即原来的扎伊尔。历史上迁徙到刚果(金)东部的图西族即现在的班亚穆伦格人,在帮助刚果(金)现总统卡比拉推翻了蒙博托政权后,又因权力问题同卡比拉反目为仇。目前在邻国的支持下,成为盘据东部地区的反政府武装,造成东部地区事实上的分离状态。

从巴尔干半岛起,经过小亚细亚、南北高加索、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细亚、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南洋群岛,直至南太平洋的一条斜线上,集中了当代世界诸多最为突出的民族宗教冲突和分离主义。有学者认为在21世纪,世界国家的数目将会继续增多,其中一些将是分离主义的产物。

特点

1、诉诸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手段。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是

当前民族分离主义常用的手段。比如科索沃解放军,就是一个以暴力手段争取分离的恐怖组织。在科索沃战争前就经常使用恐怖手段袭击塞族军警、行政人员和无辜百姓。战后改头换面,继续采取疯狂的报复行动,杀害、驱逐留在北约占领区内的塞族人,制造了一系列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印度总理英·甘地被反对镇压锡克人独立运动的锡克族卫士近距离开枪打死。车臣分离主义分子更是动辄绑架人质,包括外国人、记者、谈判官员,并随意加以杀害。在车臣暗杀事件层出不穷,许多俄国人甚至是军政要人死于恐怖袭击。

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巴斯克人分离主义组织“埃塔”也经常采用恐怖手段以期达到自己的目的。

菲律宾摩洛人伊斯兰分离主义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今年越境从邻国绑架21名外国和本国人质长达一个多月。缅甸克伦族分离主义游击队“上帝军”也在泰国绑架人质。

2、煽动极端民族主义,进行民族清洗和仇杀。这一特点在前南斯拉夫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波黑和克罗地亚战争中,对立双方在战场上采取民族清洗和仇杀的手段,使大批无辜者遭殃。在科索沃战争前,塞族人镇压阿族人,时有伤及平民等事件发生。战后,阿族则野蛮清洗塞族人。在非洲大湖地区各国,民族清洗式的屠杀达到了疯狂的地步,造成上百万人死亡。在库尔德斯坦、在斯里兰卡泰米尔地区、在俄联邦的车臣战争中、在北爱尔兰新旧教徒冲突中,这种情况也时有所闻,人们以民族划线,非我族类者不分男女老幼,皆是该杀的“敌人”,颇有些古老的血亲复仇味道。

3、利用宗教获取支持,使用“圣战”雇佣兵。当代世界的民族分离主义,愈来愈多地打起宗教旗帜作为鼓动和争取国际支持的手段。现在最常见的是以伊斯兰为旗帜的分离主义运动。车臣民族分离主义属这方面的典型。车臣匪徒打着伊斯兰圣战的旗帜煽动分离情绪,获取世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人力物力支援。在科索沃、棉兰老也都有类似的情况。爱尔兰的民族矛盾更强调新旧教之间的对立。泰米尔猛虎组织则以印度教信仰同政府和僧伽罗人信奉的佛教对立。南苏丹黑人则以基督教和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来对抗中央政府的伊斯兰化。

雇佣兵的使用正成为当代民族分离主义的新动向之一。在车臣战争、科索沃动乱中都有此现象。这些雇佣兵中,有些纯粹是为钱而战,有些则是“志愿”冒险家。这些人往往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训练,以所谓支持同教的兄弟或同族兄弟的名义参加别国的分裂战争。

4、民族“母国”插手邻国分离主义运动。

现在世界上不少跨界民族“母国”甚至希望将所有邻国内有本血统民族的地区统一起来,以建立“大XX”国。如“大阿尔巴尼亚”,就是要把南联盟的科索沃,马其顿阿族区与阿尔巴尼亚合并,大突厥斯坦则鼓吹要将从小亚细亚半岛到中国新疆的讲突厥语的各民族全部统一在土耳其的领导之下,另外还有“大匈牙利”、“大塞尔维亚”、“大图西国”、“三蒙统一”的“大蒙古国”等等……

5、国际强权势力的介入。科索沃的民族冲突可以说集中了当代世界民族冲突的所有特征。既诉诸暴力恐怖手段又搞民族清洗和仇杀,既有民族母国的插手,又有国际强权的干涉。去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道主义为借口,用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霸权逻辑对南联盟实施猛烈的空中打击。在南联盟拒不屈服的情况下,美国又威胁南将失去对科索沃的主权。欧盟提出了国际托管的方案。由于此次美国和北约得逞,在今后类似的冲突中,国际强权势力将会更多地插手,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库尔德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帮助土耳其抓获厄贾兰,一方面又继续保持伊拉克北部的禁飞区,策划伊北部库尔德人联合反对萨达姆政权,这在客观上将助长伊北部最终脱离伊拉克。美国早已插手苏丹南部的分离战争,也曾多次插手波黑战争,现正为搞垮米洛舍维奇而鼓动黑山共和国脱离南联盟。西方国家到处支持不听从其旨意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将是21世纪的一种危险倾向,应当引起高度警觉。

原因

民族分离主义产生和持续不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而且往往是各种原因综合交织。

1、历史宿怨。现在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绝大多数是在封建时代建立的。毋庸讳言,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民族对国内其他被统治民族,不可避免地会采取某种歧视压迫、剥削掠夺的不平等政策。武力是当时解决民族纷争常用的手段,更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是用武力吞并的,如苏联的一些民族地区。这种历史上的恩怨在各民族关系中必然会留下印记,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特别是有一些国家,进入现代后仍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民族关系,使历史上冲突纷争留下的宿怨积淀下来,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爆发出来。

2、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某些少数民族的发展长期滞后,与主体民族差距不断拉大,导致少数民族对主体民族不满,从而产生分离情绪。有时情况则相反,有些少数民族发展较快,甚至超过主体民族,不愿意承担对其他落后地区,特别是主体民族的落后地区的援助任务,认为是负担,被拖了后腿。这两种情况在前南地区都有表现。还有些是争夺对资源的控制权和收益的分配权。如伊拉克库尔德人与政府几次达成自治协议,但均因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和利益分配问题而流产。印尼亚齐要求分离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中央政府垄断资源和由此带来的收益不满。巴新布干维尔岛的独立运动也是要谋求铜矿控制权和收益,这种情况在一些富资源的少数民族地区出现得愈来愈多。

3、民族政策失误。有些是民族政策不平等,对少数民族实行高压政策和强制同化,或虽然名义上给了自治权,但又处处限制形同虚设,如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犯过不少类似的错误。在苏丹,北方阿拉伯穆斯林的中央政权对南方黑人地区强制实行伊斯兰化。也有些则是民族政策失之偏颇,导致离心倾向加剧,如前南斯拉夫。南联盟在重组后,注重维护国家统一,纠正原来的一些做法,但又走向另一极端,取消了科索沃阿族人的自治权,为那些分离分子提供了口实。

4、权力之争。一些国家境内各民族的综合实力对比不太悬殊,同为国家主体之一的民族争夺对国家的领导权,结果导致冲突,有些则解体,如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普什图人与塔吉克人之间,泰米尔人与僧伽罗人之间等。

5、少数极端主义者刻意地煽动、操纵和利用。他们利用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国家出现的政治经济困难,刻意夸大、渲染、煽动民族仇恨,制造动乱,甚至投靠外部势力,蒙蔽、裹胁、逼迫本族群众参与分离主义运动。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想利用民族分离运动,达到自己的政治野心,满足其权力欲望,甚至是邪恶企图。如车臣前总统杜达耶夫,缅甸前“掸邦独立国”领袖坤沙,前者是权力黑手党,后者则是不折不扣的大毒枭。

6、外部势力的插手。这里既有民族“母国”,如阿尔巴尼亚支持与之同一民族的科索沃分离分子;也有某些出于自己利益考虑的邻国,如叙利亚、希腊支持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分离主义者,因为叙希两国均同土耳其有着国家矛盾和地缘战略利益的冲突;还有以同一宗教和教派为名义的国际宗教势力或国家,如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更有国际强权势力,为达到其霸权主义的国际战略目标和地缘安全目的的干涉,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分离势力的公然武力支持和保护。

防范对策

今日世界,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着自己的民族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多民族国家都会分裂。一方面,民族政策和防范措施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国家的稳定和实力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防止民族分裂的对策,应该建立在以下几方面的基础上:

1、正确的民族政策是使民族问题长治久安的先决条件。多民族国家要想阻止民族分裂的产生和发展,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一整套正确的民族政策,给予少数民族政治上真正的平等,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就难以争得少数民族的人心,使少数民族对国家有坚定的认同感。平等的民族政策是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团结一致,建立和拥有共同国民意识和国家效忠意识的基础,只有平等的民族政策才能给民族分裂分子的分裂“理论”釜底抽薪,从而使其丧失群众基础。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民族分裂分子之所以得逞,同一些国家的中央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失去人心有相当关系。武力是制止民族分裂的重要手段,但如果不注重人心的向背,取得的成果是难于长久保持的,如土耳其库尔德地区的分离运动,就是屡打屡起,绵延不绝。

2、坚定的反分裂立场和有效的预防措施是维护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手段。应该看到,尽管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先决条件和争取人心的重要基础,但并不能完全消除民族分离主义。不管民族政策多么平等,各族人民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得多么快,仍旧会有少数的野心家、阴谋家以及外部势力煽动和从事分裂活动。对此,鲜明坚定的反分裂立场和必要的强制措施是维护国家统一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民族政策上不可左右摇摆。在防止主体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同时也应坚定不移地反对“小民族主义”。在处理民族分裂问题上不能优柔寡断、投鼠忌器、使之坐大。在民族自治权问题上,既不能否认民族权利,或搞名义自治,实际操纵,如苏联那样;也不能像前南斯拉夫后期那样,各共和国乃至自治省轮流坐庄,“一票否决”,造成中央失去其权力,地方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盛行,使“友谊”的联盟成为“仇恨”的渊薮。

3、国家政治稳定和国力强盛是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保证。在新世纪转换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多民族国家解体现象,并不单单是民族问题,而且是国内政治转折的伴生物。20世纪末的几次多民族国家分裂,都是伴随着社会制度的剧变出现的。苏联,南斯拉夫,以及埃塞俄比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如此。民族分裂是这些国家剧变的原因之一,但绝对不是其主要原因,而原有政治制度的崩溃则是国家解体的催生剂。

只有坚持不懈地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才能不使民族分裂分子有钻空子的机会,只有国力的不断增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状态,使各族人民对共同的祖国拥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认同感。

现在最危险的是来自外部的支持和干涉,特别是国际强权势力为一已私利对其敌国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怂恿、包庇和支持,尤其是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对主权国家的民族问题横加指责和干涉的作法,这种“新干涉主义”是霸权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和变种之一。有关国家应加强联合,采取共同立场,坚决抵制和斗争,防止这种危险倾向的进一步得逞。

中国

台湾问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台湾地区，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中央人民政府对峙，由此产生了台湾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五十年来，中国政府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一九七九年后，中国政府以极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和平统一。自一九八七年底以来，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逐步背弃一个中国原则，极力推行以制造“两个中国”为核心的分裂政策，一直发展到公然主张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严重损害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危害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危害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政府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图谋。中国政府与以李登辉为首的分裂势力的斗争，集中表现在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还是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上。

我们于一九九三年八月发表了《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系统地论述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的由来、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有关政策。现在，有必要进一步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和政策。

西藏问题近代中国的西藏问题，其核心是反分裂斗争，它又是当代西藏问题的历史根源。因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正确全面、实事求是地研究和阐述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内容，具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是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西藏的稳定与进步，同国内外藏独及分裂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的迫切需要。鉴于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的复杂性，要正确全面地了解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就必须首先澄清反分裂概念的含义和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的具体内涵。

近来在藏史研究中有人提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即是独立与统一的斗争。对于西藏地区而言，就只能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同国内外主张西藏独立的各种势力的斗争，不能也不应包括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略、干涉我国西藏地区的历史内容。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西藏地区近代反分裂斗争的起点，最早只能始于清末，即20世纪初。我们认为，反分裂斗争与反侵略战争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又是两个紧密联系而又相互交错的概念。对于西藏地区而言，至迟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干涉同时已涉及分裂问题，此后的侵略与分裂更无法分割开来。这是因为，西方殖民主义是分裂西藏和藏独问题出现的总根源，而英帝国主义又是侵略和培植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势力及制造“藏独”活动的总导演、总根源。其中，作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西藏开路先锋或者说是前奏的是从17世纪即已开始的传教活动；到18世纪，则是以东印度公司为工具的英国殖民主义企图以“商品重炮”来轰开中国西藏大门的活动。尽管西方传教士的渗透活动和东印度公司的“商战外交”尚没有直接从领土或主权上涉及对西藏的侵略和分裂，但是这些活动在客观上不同程度的均服务于英国的战略目标，即以印度为中心基地而逐步建立包括中国西藏及大陆在内的东方殖民体系，应当看做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分裂中国西藏的前奏和序曲，必须进行研究和论述。早在1600年，英国即已在印度成立了从事殖民掠夺的东印度公司。18世纪中叶将印度变为其殖民地后，即把印度视为大英帝国逐步建立包括中国西藏及中国内地在内的东方殖民体系的中心基地，称为“英王皇冠上闪亮的明珠”。为此，大英帝国的战略家们在19世纪初开始提出了所谓“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的侵略思想。其中第一个缓冲区和第二个同心圆就将中国西藏纳入其中，要求逐步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来，变成“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从而达到为进一步控制中国、保卫以印度为核心的东方殖民体系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地位。而在第一个同心圆中，则将印度西北边境地区—尼泊尔—锡金—不丹—东北边境即与西藏接壤的喜玛拉雅诸山国纳入其中。正是从这一战略构想出发，英帝国主义者从18世纪开始，陆续从印度西北入侵喜玛拉雅诸山国，进而在入侵中国东南地区的同时对西藏地方进行经济、政治、军事侵略，以谋分离中国的西藏，这已成为它既定的方针步骤之一。因此，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在取得大吉岭为进入喜马拉雅诸国的根据地，侵占原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拉达克地区后，又陆续侵占或控制了锡金、不丹、尼泊尔等喜马拉雅诸国，为此后的两次侵藏，以谋将西藏纳入自己殖民统治范围奠定了基础。我们认为，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史的正式展开，是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基本同步的，即最早可以从1855年的尼藏战争算起，至迟也应从19世纪70年代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算起。这是因为英帝国主义发动公开入侵西藏的侵略战争之前，先是怂恿尼泊尔侵藏，曾向英国要求过援助的尼泊尔“想使西藏从清帝国的控制下彻底独立出来”，“并接受尼泊尔的保护”[1]（P54）。而英国确实向尼泊尔提供了武器。英国又于1876年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关于英人入藏的附款，从西方对这一附款颠颠倒倒地解释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英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晚清政府对列强的妥协退让和掌握着对清政府在藏主权的是否承认来驱使清廷同意其进入西藏，另一方面又利用清政府的腐败和噶厦对清廷的不满来实现使西藏脱离中国进入英帝国主义殖民势力范围的双重企图。

印度

LFA是阿萨姆邦的分离组织,从1979年起从事反政府武装活动，声称要夺取阿萨姆邦，迄今已经造成超过2万人死亡。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邦,几乎被孟加拉国和尼泊尔隔断,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与印度本土相连。部分的为了改善该邦的孤立状况，印度于1976年吞并了锡金（正好位于通道上）。该邦历史上原来是一个独立王国，1820年左右被缅甸吞并，英国占领缅甸和印度后被殖民当局划归印度。主要居民为黄种人，信奉原始宗教，佛教等。与信奉印度教的本土在人种、宗教上的巨大差异，是分离活动激烈的原因。

西班牙

截至目前，在“埃塔”为争取巴斯克地区独立而发动的暴力袭击中，共有800人丧生。

1937年：佛朗哥将军占领巴斯克地区，取消巴斯克自治权，当地的独立运动受到压制。

1959年：“埃塔”成立，以争取巴斯克地区独立为宗旨，计划建立一个独立的巴斯克国家，“埃塔”全称是“巴斯克祖国和自由”。

1961年：“埃塔”展开暴力行动，首次策划制造火车颠覆

事件。1968年：“埃塔”枪杀了第一个牺牲品---一个地方秘密警察负责人。

1980年：118人死于“埃塔”制造的血腥事件，“埃塔”暴力达到顶峰。

1995年：“埃塔”企图炸死反对党领导人（现在的政府首相）阿兹纳尔。

1996年5月：右翼多数党赢得西班牙大选，有人预测政府更换后仍会继续执行镇压“埃塔”的政策，“埃塔”也视多数党为佛朗哥统治的继承者。

1997年：“埃塔”展开对抗地方多数党政治家的行动。

1997年7月：“埃塔”绑架、杀害了西班牙议员布兰科，引发了国民的愤怒，致使600万西班牙人涌上街头举行示威活动。

1998年6月：“埃塔”制造了最后一桩谋杀案，用汽车炸弹炸死了西班牙议员扎纳雷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