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1923年1月15日－2020年7月30日），男，又名岩里政男，客家人。祖籍福建永定，出生于台湾台北县三芝乡，台湾地区政治人物，1988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及中国国民党主席，台湾团结联盟精神领袖。早期为台湾的农业经济学者，曾任台大教授。1972年投身政界，历任农复会荐任官员、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等职。 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国民党主席。1990年及1996年先后当选第八任、第九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任内鼓吹“台独”，提出“两国论”，导致两岸关系恶化。2000年因选举失利卸任并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著有《台湾农业发展的经济分析》《台湾农业成长的过程与型态》《农产品价格政策与水准》《农业发展的初期条件与政策》等。

求学经历

李登辉，客家人，祖籍福建永定。1923年1月15日在台湾北部当时的台北州淡水郡三芝庄（今台北县三芝乡）埔坪村的“源兴居”出生。李登辉为次子；上有年长他两岁的哥哥李登钦，在台湾日据时期被调至菲律宾，并在当地战死；此外，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李炳男，从事贸易工作。

李登辉生长在一个小康之家，有机会接受完整的教育。因为父亲李金龙任职警察，职务调动频繁，因此李登辉也跟随父亲不断地搬家和转学。从六岁到十二岁之间，他念过四所学校，先后在汐止公学校、南港公学校、三芝公学校、以及淡水公学校就读过。

李登辉于淡水公学校毕业以后，先在私立台北国民中学（今大同国中）就读一年，然后在1938年转学至淡水中学二年级就读。李登辉在淡水中学几乎各科成绩都是排名第一。在校期间，他大多独来独往，唯一参加的团体活动是剑道训练，并学会了忍、准、狠的要诀。1941年毕业。同年，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运动”，李登辉在该运动中更名为“岩里政男”。

东渡日本

1942年，李登辉进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即台湾师范大学前身），班上只有四位中国学生。次年，李登辉还未毕业，便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求学。因日本不准殖民地的学生攻读法政科系，李登辉不得不选择农业经济。

随着日本在战争中的吃紧，文科学生也被纳入学徒出征。1944年，李登辉在短暂的回台受训以后，再度编回日本千叶市千叶高射炮部队做见习士官，但未及赴战地，就在千叶迎接了日本的战败。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台湾光复。1946年，李登辉返台，进入台湾大学农经系继续其学业。

农业学者

1949年，李登辉与曾文惠结婚，并毕业留校任教。

1951年，在台大担任助教的李登辉考取“中美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美国依阿华大学研究农业问题，主攻农业经济与物价的关系，并获得硕士学位。

1953年返台后，李登辉在台大同学郭婉容的帮助下，立即在台湾大学出任讲师，并担任了台湾合作金库的研究员。1954年，李登辉又经人介绍，兼任台湾省农林厅股长。1957年任“农复会”技正，并升任台大教授，兼中兴大学农经研究所教授。

1960年，李登辉被调查局逮捕，拘留四个半月。当时“农复会”的负责人沈宗瀚委托蒋彦士向治安当局交涉，后来调查局以无罪释放李登辉。

1965年，在“农复会”任职的李登辉近水楼台先得月，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及康奈尔大学的联合奖学金，赴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68年，李登辉取得农业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他的论文“Intersectional Capital Flows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1895-1960”，获美国农学会全美杰出论文奖，同时也在1971年由康大出版社出版。

1969年学成归台，续任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顾问。

1970年，联合国开发总署东亚支部拟邀请李登辉前往曼谷，就任农经顾问，但由于李登辉曾在美国期间与“台独”分子多有接触而未能成行。

1971年8月，“农复会”的上司沈宗瀚将李登辉以农业问题专家的身分介绍给蒋经国。当时蒋经国正准备组阁，接掌最高权力，十分赏识他，劝李登辉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在经济学者王作荣的介绍下，李登辉加入了国民党。

蒋经国时期

1972年，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李登辉被延揽为“政务委员”，主管农业。李时年49岁，是“政务委员和各部会部长”中最年轻的一位。李登辉在任期间参与制订了《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农业发展条例》等。

1976年11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1978年，李登辉被任命为台北市长。

1979年12月，李登辉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常委，踏进权力核心。

1984年，岛内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李登辉被蒋经国钦定为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由于李登辉资历太浅，升得太快，使各界人士跌破眼镜。蒋经国并提拔他进入中常会，刻意培植其为接班人。

1986年任“十二人革新小组”成员，后接替严家淦任总召集人，研拟政治革新方案。

台湾地区领导人时期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当天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在宋楚瑜的帮助下，李登辉压住宋美龄等元老派与非主流派的进攻，使自己顺利当上国民党代理主席。

1988年7月，国民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李登辉正式当选为国民党主席。这次会议还通过了《现阶段大陆政策案》，被视为李登辉新大陆政策的起点。

1990年2月，国民党内爆发“二月政争”，李登辉击败了党内“非主流派”，并最终导致“非主流派”的出走，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控制。1990年5月就任第八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嗣兼任“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

1991年4月30日，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对“惩治叛乱条例”等相关条例逐一废止或作修订。1991年5月1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止。同年，李登辉宣布“修宪”，将“国民大会”与“立法院”的选举与被选举范围限定在了台澎金马。

1993年，李登辉加紧对党内非主流派的打压，致使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重镇“新国民党连线”不甘受制，被迫出走另组新党，此后李登辉又通过多次改组“行政院”，进一步排挤非主流势力，最终取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

1996年，李登辉与连战搭档，以54.0%的得票率，赢得了台湾“大选”，获得连任。

1997年，李登辉再次通过“修宪”，实现“精省”，为行政区划的“台湾化”拉开了序幕。

在统独立场上，李登辉在公开场合多次宣称要实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国策”。然而，他在某些场合的发言，却又常常表达出他的台湾独立意识。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对德国媒体公开宣布两岸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即所谓的“两国论”，严重损害了两岸关系。

1999年，李登辉在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前一年出版《台湾的主张》一书，提出了引起轩然大波的“中国七块论”。

卸任后时期

2000年，台湾举行第十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国民党在此次大选中失利，民进党籍的陈水扁以相对多数当选台湾领导人。这导致国民党内部出现了要求李登辉下台的声音，认为是身为党主席的李登辉造成中国国民党近十年的分裂，并认为李登辉在暗中支持竞选对手陈水扁事。2000年9月，李登辉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职务。

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李登辉公开提出了台湾独立的主张。2001年7月，李登辉出面主导成立了“台湾团结联盟”。当年9月21日，国民党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以“李登辉同志公开抨击本党，结合其他社团与政党打击本党，其言行严重违反党纪”，一致决议予以“撤销党籍”。卸任台湾领导人后，李登辉常会前往台湾各大高校演讲并同青年学生交流。

2006年11月4日，“台湾团结联盟”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人周玉蔻发表该党“精神领袖”李登辉的公开信。信中提及，李登辉“不会和彻底腐化无能的民进党站在一起”，台北市民也不能再继续支持民进党候选人。

2007年1月，李登辉接受专访时表示，他不是“台独教父”，“我不是台独，也从来没有主张过台独”。李登辉还主张应该开放“中资”以及大陆观光客入台；他并表示，其实有很多团体和个人都希望他去大陆看看。

2007年5月30日，李登辉赴日本展开“学术交流及探访‘奥之细道’之旅”，并参拜靖国神社祭拜其兄长李登钦。6月9日，李登辉在成田机场准备搭机返回台湾时，遭到中国籍男子薛义投掷了两支饮料瓶攻击，李登辉没有受伤。

2008年3月20日，李登辉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前夕，表态支持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

2008年9月24日，李登辉在拜访冲绳时声称：“钓鱼台（钓鱼岛）以前就是日本的，如果想解决这块鱼场问题，台湾应与日本农林水产省用谈判解决。”这番谈话让在场的台湾“驻日副代表”非常尴尬，也引发吕秀莲的不满。

2011年1月3日，李登辉于台湾台北圆山饭店邀请台湾政坛大佬共同庆祝90周岁农历虚岁生日。2011年3月，李登辉提出所谓制定“台湾基本法”，以及推动所谓“正名”，“以台湾代替‘中华民国’”。2011年6月30日，负责侦办台湾安全密帐案的台“特侦组”宣布，认定李登辉和“台湾综合研究院”创办人刘泰英涉嫌侵占779万余美元，当天依贪污治罪条例侵占公有财物罪将2人起诉。2011年11月，李登辉罹患大肠癌进行手术切除，并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休养。

2013年10月，李登辉再度抛出其“台独”论述，称台湾和大陆是所谓“国和国的关系”。

2013年11月15日，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李登辉涉“国安密帐”案无罪。

2014年1月，李登辉就2014年“七合一”选举称民进党“以个人为中心不团结”。2014年2月15日，李登辉出席公开活动时自曝患皮肤癌并已动手术切除。2014年3月28日，李登辉点名要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亲自出面讲话，为台湾台北学生占领“立法院”来收场。2014年4月23日，李登辉在对于核四兴建争议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核电问题自有看法，但台湾若没有核电，要用什么方法才有电，生活要靠什么，这些都要考虑，核电若不行，台湾未来会如何，是个问题。2014年8月1日，李登辉在接受BBC专访时表示，现在的两岸关系已经是“大鱼吃小鱼”的关系，并认为“习马会”没有必要。

2015年9月11日，针对李登辉媚日言论，新党秘书长杨世光11日代表该党，前往台湾监察机构提出声请弹劾李登辉，取消其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礼遇金。

2020年7月30日，据台北荣民总医院消息，台湾当局前领导人李登辉在台北病亡，终年97岁。

地方工作

1978年，李登辉被任命为台北市长。任内标榜“物质与精神并重、郊区与市区均衡发展”为市政建设原则，创办“台北音乐节”，推行都市更新计划，建立公务人员训练中心、台北市资料处理中心、兴建翡翠水库。

1981年，李登辉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提出了“建立农村新面貌、回复田园之乐”的口号，并声称要建立一支“八万农业大军”。尽管官方媒体广为渲染，各机构也全力配合，但李登辉的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任内还下令培养“核心农家”，同时处理二重疏洪道的纠纷。他在“省主席”期间“引进区域发展观念，促进农业改革及城乡的平衡发展，同时运用他的农业专业知识，推进稻田转作，改进农产品运销”。

台湾地区领导人时期

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职。但国民党派系林立，关系复杂，特别是一些元老重臣，根本不把李登辉放在眼里。李登辉为了站稳脚跟，掌握党政军大权、建立自己的权力班子，开始了大清洗动作。

刚开始，李登辉在宋楚瑜的帮助下，压住宋美龄等元老派与非主流派的进攻，使自己顺利当上国民党代理主席。接着，又利用非主流势力的内部矛盾，在1990年以承诺帮助林洋港竞选下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使蒋纬国等人意图从李登辉手中夺权的计划功亏一溃。之后，李登辉又以让李焕担任“行政院长”之职，使李俞（俞国华）相争，宋楚瑜也因此升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不到一年，又通过让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将李焕赶下台，并让郝释出兵权。两年多后，李登辉又借助岛内反对势力，让他们举行游行示威等活动，造成民众反对郝柏村的印象，同时，唆使党内亲信多方发难。1993年初，郝柏村黯然下台，李登辉的亲信连战又顺利接任“行政院长”。

尽管仅有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但李登辉已将党政军系统的政敌逐一收拾。然而，李登辉并未就此停步，而是加紧对党内非主流派的打压。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重镇“新国民党连线”不甘受制，被迫于1993年出走另组新党。此后，李登辉又通过多次改组“行政院”，将自己的亲信逐步安插到“部长”职位，进一步排挤非主流势力。1996年，李登辉一反过去对林洋港的承诺，亲自出马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使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等人负气出走。国民党也因此真正成了李登辉的政党。1997年，李登辉又使“精省”案得以“修宪”通过，意图使通过直选当上台湾省长的宋楚瑜失去政治舞台。

此外，李登辉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还以分阶段“修宪”的方式，将“行政院长”、“司法院长”、“监察院长”、“考试院长”等要职的任免权集中到台湾地区领导人即自己的手中；将“大法官”、“监察委员”和“考试委员”的提名权归于自己。同时，李登辉还提高了监督机关对台湾地区领导人弹劾罢免门槛，使自己根本不受制衡的约束。这样，李登辉就通过权谋最终成为岛内的“新威权”。

李登辉上台后，为了获得岛内民众的支持，提出了两个口号：一是“本土化”。由于蒋氏父子所信任的人都是外省籍，李登辉利用本省籍长期受压、盼望“出头天”的心理，把国民党定位为“外来政权”，极力煽动省籍矛盾，以便为自己独揽大权做准备。二是“民主化”。国民党长期推行专制统治，几无政治民主可言，“民主化”成为岛内民众向往的目标。

1990年5月20日， 李登辉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就职演说”中声称， 将于最短时间内宣告终止“动员戡乱时期”， 恢复“宪政体制”的正常发展；以两年为期，修订“宪法”中有关“中央民意机构”、“地方制度”及“政府体制”等问题的规定，由此揭开了台湾当局“宪政”的序幕。同年6月28日至7月4日，国民党主导下的台北朝野各界人士142人在台北召开了“国是会议”，就“宪政”改革和大陆政策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磋商。

1991年4月30日， 李登辉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从次日起终止“动员戡乱时期”。 5月1日， 李发布台湾地区领导人公布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于5月1日起生效。

1991年底，李登辉迫使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自动退职”，并举行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从而废除了台湾的“万年国代”。同年12月底，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正式选出。第二届“国大”第四次会议于1994年7月29日完成第三次“修宪”，决定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再由“国大”选举，而改由“公民直选”。“立法院”也在同一年通过“省县自治法与直辖市自治法”，允许“台湾省省长”以及台北、高雄“直辖市市长”直选。

1997年，李登辉再次通过“修宪”实现“精省”，为行政区划的“台湾化”拉开了序幕。此后，又以修改法律的方式，将台湾领海确定在台澎金马及其附属岛屿。

李登辉主导的大陆政策，将两岸关系定位于“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定位于“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在国家认同方面，“新台湾人主义”成为国家认定和共识的开始；在法律层面上，李登辉主导的修宪确定台湾作为“独立国家”的法理基础；两岸关系的核心是所谓的“两种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在两岸谈判中，两岸将进入“国对国政治谈判”阶段，以“三通”、两岸经贸关系为筹码迫使大陆在政治上作出让步；以所谓台湾“安全”、“民众福祉”为优先政策考量；其政策目标是和平地走向分裂分治，达成“两个中国”的目标。

早期政策

1988年7月，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现阶段大陆政策案》是李登辉新大陆政策的起点。台湾当局成立了大陆工作指导小组等加强了对两岸事务的研究、分析和控制，并希望通过“务实外交”，突破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状态，力争以独立的政治实体的身份重返国际社会。

1991年2月23日，“国家统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正通过的《国家统一纲领》，是台湾当局四十年来第一份系统的大陆政策文件，是大陆政策的最高原则。《国统纲领》确认“一个中国”的目标，强调“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

《国统纲领》出台后，在“国统会”、“陆委会”和“海基会”的大陆工作系统的主持下，台湾当局加快了两岸事务性交流的步伐，根据《国统纲领》近程规划，台湾当局制定了规范两岸人员、信息、物资和资金流动的法规和政策，两岸交流进入一个新阶段。

为使两岸交流朝着法制化方向发展，“立法院”于1992年7月通过了《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暨施行细则》。这是台海两岸间第一部系统地规范两岸关系的法典，是一部涵盖了两岸经贸往来、婚姻家庭、财产继承、交通通讯、旅游居徙、学术交流与社团联谊、民刑事和司法协助、乃至官方政治往来等问题基本原则的母法。

1992年11月，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就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达成了以口头方式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即“九二共识”。

全面转向

1994年是两岸关系发展从前进转向倒退的一年。3月间，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暴露了李登辉的真实心态。在谈话中，李登辉无视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文化和血缘的联系，把台湾称作“无主之地”、“化外之地”，国民党政权是“外来政权”，自称摩西，要率领民众建立“台湾人的国家”。这一谈话在台湾报纸公开披露后，岛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李登辉意识深处对日本的“尊崇”，对祖国大陆的敌视，昭然如揭。

1994年3月31日，“千岛湖事件”发生后，台湾当局乘机大造舆论，把这一起刑事案件政治化，宣布大陆为“高风险区”，阻碍台湾民众到大陆进行文化、教育及科技的交流。两岸关系的发展陷于停顿。

1994年7月《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的出台，标志着台湾当局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根本性突破。它作为大陆工作的主管机构——“陆委会”的文件，从文字上看，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然而，它采用虚化“一个中国”原则的手法，抽掉了现在时，只用过去式和将来式来描述中国，这样从根本上否定政治上、法律上拥有高度主权的中国的存在，这是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根本转向。之后，台湾当局的官方文件已不再使用“一个中国”。

从1994年起，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不断挑起争端，两岸关系日趋紧张：在军事上对内加紧厚植军力，对外采购先进军事装备且寻求对台湾安全的国际保证；在经贸政策上，1996年8月台湾当局紧缩其大陆政策，提出“戒急用忍”原则；在国际社会中，台北利用“度假外交”、“过境外交”、“元首外交”等方式公开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活动，“务实外交”在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时达到高潮。在台湾当局的一系列举措影响下，两岸关系步入低潮。

走向台独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广播公司采访时，就两岸关系发表了一段令世界震惊的谈话。李登辉以“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把两岸关系定位于国家与国家之间，这严重动摇了90年代以来两岸和平交流的基础，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面临重大转折。

在李登辉的授意下，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委托相关法政专家，针对“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及相关法律问题”展开研究，陆续提出了“中华民国主权论”、“波茨坦宣言对中华民国的肯定”、“民主统一的价值与概念”等。1998年辜振甫的大陆之旅，重启了中断已久的两岸协商的管道。两岸交流面临着从事务性谈判向政治性谈判过渡的转变。

1999年，大陆开展的以汪道涵访台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攻势及美国提出的“中程协议”的倡议，都推动着两岸关系朝着政治层面逼近。同时，大陆在恢复行使对澳门的主权后，统一问题只余台湾，解决台湾问题的迫切性日渐显现。“一国两制”模式也有了更有力的注释。为因应日益增大的来自大陆和国际社会的压力，李登辉及亲信幕僚们提出重新检讨“一个中国”、“两岸是对等政治实体”的主张，并且提出了研究报告，但其决策程序饱受世人的指责。而且“两国论”的结论更是引起轩然大波，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的基础严重动摇。至此，李登辉的分裂本质完全暴露，与“台独”分子所主张的“一中一台”政策毫无二致。李登辉成为地道的“台独同路人”。

1999年5月，李登辉在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前一年出版《台湾的主张》一书，提出了引起轩然大波的“中国七块论”。李登辉写道：“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李登辉的“中国七块论”一出，立即在岛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认为，李氏的“七块论”是明目张胆地分裂中国的论调。

1949年，李登辉从台大农经系毕业，并留在学校当讲师，这时他是26岁。毕业不久，他与淡水地主之女，两家是祖父辈是世交的曾文惠相亲结婚，她毕业于当时的台北女子高等学校台北第三高女（今中山女高），为一基督徒。李登辉与曾文惠膝下共有三个孩子：长子李宪文、长女李安娜、次女李安妮。对于孩子，夫妻俩管教甚严，主要由曾文惠承担。1983年，李宪文因患鼻癌过世。

台湾监察机构2013年年初通过一份调查报告中，记录学者戚嘉林在接受访谈时，曾提及李登辉“他应该是日本人的私生子没有错”等语，成为台湾官方文件中谈论李登辉身世的首例。他说，“台独”人士再怎么样，对日本的情怀还是不太有的，还是以“台湾主体意识”为主，唯一的一个就是李登辉，他在晚年写的书，尤其是2000年以后写的东西，都对日本充满着“爱意”的情怀，“他的亲生父亲应该是日本人”。

虽然对该言论的确凿性争议颇多，但风言风语，其来有自。媒体考证称，李家迁台后，落脚于桃园县龙潭乡的三合村，后因谋生不易，而迁居台北县大屯山下靠海的三芝乡埔坪村。李家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是十分驯服的“良民”，李登辉之父李金龙在当日本刑警时就起了个日本名字叫岩里李龙男。李登辉上中学时他老爸也给他起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日本名字叫岩里政男。

李登辉的日本姓氏“岩里”非常冷僻。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虽然在日本担任过刑警职位，但有学者表示还是很难将如此深奥的姓氏同李金龙的文化水准联系起来。同时，由于李登辉父亲李金龙身材矮小，而李登辉本人异常地高大，所以如此不相称的对比也令人对李登辉的身世疑虑又加重了一分。

李登辉本人的“亲日情结”非常严重。李登辉从出生到大学二年级，接受的都是日本文化的熏陶。从日本熊本县九洲大学肄业的高材生藤本辰男是李登辉小学六年级的级任老师。藤本辰男到台湾后，希望使殖民地的子弟能够成为忠于天皇并为日本做出贡献的人才，于是刻意挑选学生进行课后辅导。藤本辰男看中了成绩优秀的李登辉，于是李登辉就成了他的入室弟子。此后，李登辉还搬进了学校为藤本租住的福兴宿舍内。

否决派兵夺钓鱼岛

国民党市“议员”李新2012年9月21日在台北市市政总质询时面对台北市长郝龙斌大爆内幕，“您的父亲郝伯伯（郝柏村）在1990年已经计划派兵拿下钓鱼台，代号叫‘汉江演习’，直升机都准备飞出去了！”李新说：“郝伯伯这条铮铮铁骨的汉子，碰上认贼作父的李登辉反对此事！”郝龙斌并未答复此一“内幕”。

参拜靖国神社

2007年6月7日，李登辉以祭拜兄长亡灵为由参拜了靖国神社。他于当天上午10时许携其妻抵达位于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并在靖国神社神职人员陪同下进入正殿，进行了约40分钟的祭拜。1945年2月，为日本军国主义充当炮灰的李登辉之兄李登钦（日本名叫岩里武则）在菲律宾丧命。此后，他被作为日本战亡军人入册靖国神社。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李登辉参拜靖国神社再次暴露了他“台独”分子的丑恶嘴脸。

称钓鱼岛为日本领土

李登辉2008年9月24日参加冲绳知事的午宴上公开声称，钓鱼岛在日据时代就是日本领土，而当时台湾也是日本领土，因此，很多台湾渔民都会去钓鱼岛捕鱼，不存在“主权”和捕鱼权的问题。李登辉说，战后台湾不再是日本占领，台湾渔民仍希望在钓鱼岛继续捕鱼，因此，才会产生渔权争议，另外，李登辉还声称:“中国在东海进行油气田开发的海域在海洋法上属于日本”。

支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

李登辉2014年9月21日在东京演讲，还向21日生日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达祝福之意，期待他今后更加活跃。李登辉“盛赞”安倍决定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政策，也建议日本应重新思考美日同盟关系，应修宪让国家拥有武力，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李登辉指出，安倍2014年7月决定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美国随即发表欢迎声明，他也大表欢迎，认为这是导正日本战后长期以来不正常的状态、迈向新生第一步。他最后强调，“台日是命运共同体，日本好则台湾好，反之亦然。”

李登辉出生于日本殖民地（台湾），自幼受过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其兄死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战争中，使其萌生强烈的“亲日”色彩，一定程度上阻碍其评价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关系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也直接损害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不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李登辉在其任内多次搞“台湾独立”，使其自身的形象在中国大陆民众中陷于低谷，并以负面政治人物的形象而为中国人所熟知。

李登辉在任期内搞黑钱政治，损害了得来不易的台湾“民主”成果，也使其政客的本质暴露无遗，并曾被李敖多次在立法机构起诉，其本人涉嫌经济贪腐问题更为人所不齿。

蒋经国临终感叹选择李登辉是人生败笔，在病逝之前，曾对身边家人哀叹说：“我看错了人！”。

放在浩浩荡荡的几千年中国历史当中，李登辉就是个大大的民族罪人，“遗臭万年”将会是他永远也甩不掉的历史标签。（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