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佐木高行（佐々木 高行、ささき たかゆき，文政13年10月12日（1830年11月26日）——明治43年（1910年）3月2日）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末）至明治时代的武士、土佐藩士、政治家、维新元勋、宫中重臣，侯爵。幼名弥太郎、松之助、万之助、通称三四郎。初名高喜（たかあつ）、高春（たかはる）、信赖（ぶより），后改名为高行（たかのり）。与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并称“土佐三伯”。

高知藩士。早年文武兼修，研习国学，修炼剑术，曾游学江户，师从鹿持雅澄、麻田勘七、若山勿堂。在江户时代历任郡奉行、大目付，参与藩政。后来与坂本龙马有深交，积极推动“大政奉还”运动，戊辰战争期间率领海援队占领幕府的长崎奉行所。维新后进入新政府，历任参与、参议、司法大辅等职。明治4年（1871年）参加岩仓遣外使节团考察欧美各国司法制度。征韩论争后留在政府，西南战争爆发后抑制高知的士族反乱。明治11年（1878年）在大久保利通死后，与元田永孚等人推动天皇亲政运动。明治14年任参议兼工部卿。深得明治天皇的信任，在宫中拥有很大的势力。历任宫中顾问官、枢密顾问官，并担负皇太子明宫（大正天皇）的御养育工作。

文政13年10月12日（1830年11月26日）生于土佐国吾川郡濑户村（高知县高知市），土佐藩士佐佐木高顺（100石）的次子。出生前的5月19日父亲即去世，家禄被递减到48石，姐姐千代子的丈夫谷润三郎作为养子以佐佐木高下之名入继佐佐木家继承家督，高行的幼年时代在贫穷的生活中度过。

元治元年（1864年）因养兄去世，佐佐木高行继任家督。他向剑道家麻田直养（勘七）学习剑术，向山鹿流兵学洼田清音的门生若山勿堂学习兵法，向鹿持雅澄学习国学，还和同在鹿持门下的武市瑞山（半平太）等交流，响应尊王攘夷运动，是藩内尊攘派的上层武士，尽管与勤王党有明显的区别，但仍为幕末的政局努力奔走。后作为藩主山内丰信（容堂）的亲信而领藩政，历任文武调役、作事奉行、郡奉行、普请奉行、大目付（大监察）。庆应2年（1866年）奉藩命赴筑前国福冈藩太宰府观察时局动态，收集情报。庆应3年（1867年）作为大目付出使长崎，与坂本龙马合作为国事而周旋。同年上洛，和后藤象二郎、坂本龙马等商议萨摩和土佐结盟（萨土盟约）以及建议大政奉还等事务。他与后藤象二郎说服藩主劝告幕府奉还大政。

庆应4年（明治元年、1868年）戊辰战争爆发，幕府军败北。同年1月，江户幕府的长崎奉行河津祐邦出走，佐佐木高行率领海援队相关案件接管长崎奉行所，在长崎裁判所总督泽宣嘉和参谋井上馨的推荐下，被任命为参谋助理，主持处于真空地带的长崎的事务。明治元年（1868年）2月29日任长崎裁判所判事兼九州镇抚使参谋，审判了镇压天主教信徒的事件（浦上四番崩）和土佐藩士杀伤法国水兵事件（堺事件）等相关案件。废藩置县后，明治元年5月25日任富冈县知事、天草县知事，同年8月29日任镇将府判事。明治元年（1868年）12月12日——明治2年（1869年）5月15日任明治政府刑法官判事，受命调查横井小楠暗杀事件、参与东京奠都·明治天皇迎入事务、对戊辰战争战败的榎本武扬等战犯的定罪量刑。明治2年（1869年）5月15日——明治2年（1869年）7月8日任刑法官副知事。

明治2年（1869年）7月8日——明治3年（1870年）2月5日任刑部省刑部大辅（相当于刑部侍郎），明治3年（1870年）2月5日——明治4年（1871年）6月25日任太政官参议（相当于参知政事），明治3年（1870年）10月7日兼任刑部省御用挂，同年12月20日，他与鹤田皓、津田真道、水本成美、邨冈良弼协力完成刑法的新律纲领的制定。明治4年（1871年）6月29日任制度取调御用专务。明治4年（1871年）7月9日——明治6年（1873年）4月17日任司法省（刑部省改为司法省）司法大辅，明治6年（1873年）11月13日——明治7年（1874年）1月15日任司法大判事（大法官）。明治6年11月作为岩仓使节团的成员（理事官），与平贺义质、冈内重俊等赴欧美各国考察司法制度。

旅途过程中，在访问美国前搭乘“美利坚”号蒸汽船时，佐佐木高行看到团员们的野蛮粗俗的动作紧皱眉头，抵达美国后，大使岩仓具视放弃和服而改穿洋装，他认为这是轻率和欠考虑的。对于“外国通”的副使伊藤博文所表现出来的欣喜若狂的姿态，佐佐木在日记中表示了愤慨。另一方面，出于社交活动的需要，他也身穿西服出入社交界，感觉很不习惯，在日记中以“不恰好”、“穷屈”的词汇来表述，意思是“不伦不类”、“不舒畅”。佐佐木高行批判了表面上的“文明开化”，主张保持日本固有的制度和精神，同时也强调重视西方文明的吸收借鉴。他认为应放缓改革的速度，循序渐进，尽量将改革的冲击所造成的混乱限制在最小的范围。继访美之后，接连访问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在各国的法院参观考察。明治6年（1873年）在使节团之前横渡印度洋返回日本，3月11日抵达横滨港。归国后，在给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应戒除激进的改革，采取稳健的步骤，主张渐进论。但是他的这种推进改革的思维受到留守政府的批判。

明治六年政变，佐佐木高行的同乡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辞职下野，他则留在了政府。明治7年（1874年）7月5日——明治8年（1875年）4月14日任太政官左院副议长。1875年（明治8年）大阪会议废止左院，设立元老院。明治8年（1875年）7月2日——明治13年（1880年）3月13日任元老院议官。明治9年（1874年）9月18日任诉讼法取调委员。明治11年（1878年）3月5日任宫内省一等侍补，明治11年（1878年）12月24日兼任海军省御用挂，明治12年（1879年）10月23日兼任宫内省御用挂。明治13年（1880年）3月13日 —— 明治14年（1881年）10月21日任元老院副议长。明治13年（1880年）6月5日任海上裁判所诉讼规则审查总裁，同年12月28日任日本海令草案审查总裁。明治14年（1881年）10月21日——明治18年（1885年）12月22日任参议兼工部卿（相当于工部尚书同平章事）。明治16年（1883年）3月16日代理海军卿。

明治9年（1876年）10月和明治10年（1877年）6月两次返回土佐，为了防止不平士族和板垣退助以及民权派的煽动，他和中岛信行受政府之命致力于对士族进行游说安抚。同年10月随着西南战争的结束，待土佐的局势恢复平静，佐佐木高行回到东京。明治11年（1878年）致力于地方议会的整备。根据担当明治天皇教育工作的元田永孚与右大臣岩仓具视的协议，同年3月5日，佐佐木高行任宫内省一等侍补。佐佐木高行作为天皇的侧近，极力促进天皇的心理成长和政治意欲的提高，大张旗鼓地向“天皇亲政运动”转移。所谓天皇亲政，又称天皇亲裁，就是天皇亲自裁决国家大政，近侍内臣助言辅弼。说白了就是将过去太阁、将军所掌握的权力归于天皇，内廷近侍取代幕阁大老、老中的角色，究其实质就是排斥受宪法和议会约束的君主立宪制，实行中国式的封建君主专制，即绝对君主制。

明治10年（1877年）8月，宫内省设置侍补，职能是对天皇的辅佐和指导。翌年3月追加佐佐木高行为侍补。明治政府首班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对“天皇亲政”有一定的了解，他在萨摩藩的亲信吉井友实被选为一等侍补，使大久保与侍补建立了协调关系。大久保与兼任侍补的宫内卿商讨辅导天皇的事宜，期望明治天皇成为担负近代国家之主体的君主，期待侍补务必为培养君德而尽力。大久保建议将天皇的意图渗透进政府的构想。但明治11年（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被暗杀使计划受挫，侍补的构想与政府的应对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深感政治危机的佐佐木高行与元田永孚、吉井友实、土方久元、米田虎雄等侍补于“纪尾井坂之变”2日后的5月16日谏奏天皇立行亲政，受到明治天皇的赞许。他们向伊藤博文等政府要人提出宫府一体以强化天皇的政治权能和确立侍补的政治职能，具体而言就是天皇御临阁议，届时侍补列席旁听阁议内容并把握已包含的内容。

明治11年（1878年）5月18日，天皇参加阁僚会议，侍补们临席旁听迫在眉睫，继大久保之后任内务卿的伊藤博文和岩仓具视主导的政府反对宫中·府中混淆，坚持宫府分离原则，拒绝宫中侧对政府施政的干预。虽然天皇御临阁议被认可，但干预政治被抑制，天皇试图亲政受挫深感不满，伊藤博文和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三巨头政府认为年轻的天皇的姿态轻率、判断容易变化。佐佐木高行对政府提出抗议但没有被理睬。天皇掌握人事权的主张也被否决，天皇希望佐佐木高行就任工部卿一职没有实现。

明治11年5月29日，侍补们以“贪污嫌疑”反对井上馨接替伊藤博文的工部卿，兼任侍补的宫内卿德大寺实则与政府策划侍补解任以抑制侍补们的运动。同年12月24日，佐佐木高行任海军省御用挂，吉井友实任工部省御用挂。他与同为侍补的山口正定海军中佐致力于明治天皇与海军之间保持顺畅的关系。当时陆军试图创设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引起海军的强烈反弹。凭借天皇深厚的信赖，他们建议陆海军统帅权均直属天皇的提案（参议·海军卿川村纯义的主张）。侍补被允许参与政治意味着侍补与政府试图妥协。在此期间，佐佐木高行大力选拔录用人材，如选派山本权兵卫等留学英国，引荐伊地知正治、副岛种臣入宫内省。

但是，侍补集团的运动并没有停止，明治12年（1879年）3月向政府提交建议书，前年8月至11月，明治天皇巡幸北陆·东海地方时积极接待地方的民情，回朝后提倡“勤俭”，批判表面化的开化主义并表示紧缩财政。侍补们急于实现天皇之意旨，5个月后的3月10日天皇在咨询侍补后发布勤俭之圣旨。侍补们将天皇之意见制成意见书提交政府，内容是实现亲政和勤俭、消除政府对元老院越来越多的干涉、天皇之意见应反映在政策上。政府出于分裂侍补的目的而发布人事异动令，任命吉井友实为工部少辅，从宫中转到工部省，以公务繁忙为由不再履行侍补职，勤俭之理念被抑制并受到政府的笼络。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分断，政府为了改变侍补的空理空论、让彼等投入到推进开化政策现场，实地实践他们的“勤俭”主张，在现实中与政府妥协。工部卿井上馨和海军卿川村纯义受命监督引导。此外，天皇的近臣干预政治的想法引起德大寺实则的反弹，侍补的辞任、侍补的补充被打乱。

佐佐木高行和元田永孚继续推进亲政运动，但是元田的“侍补辞任、代之以参议之职责”的轻率言论使得局势转向有利于政府一侧。政府抓住时机于明治12年（1879年）10月13日废止侍补制度。这场政争以侍补派败北而告终。天皇基于对佐佐木高行、元田永孚、高崎正风等人的同情，在侍补废止之际，给予特许彼等遇事随时建言的待遇。

侍补职废止后，元田留在宫中，佐佐木高行于明治13年（1880年）初被政府派往北日本巡视。同年3月返回东京后就任元老院副议长，吉井友实亦升迁工部大辅，远离宫阙。以废止侍补换取政府的天皇辅导的约定。明治12年9月井上馨官加参议、明治13年2月田中不二麿就任司法卿都是天皇受制于政府的结果，辅导之约没有被遵守，天皇之政治干预被政府持续打压，亲政运动随着侍补废止而受挫。

明治13年5月，首席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主导的“大隈财政”引发纷乱，佐佐木高行等人再次加入政争。大隈重信试图以募集外债来填补财政的财政政策，政府内分裂为赞成派和反对派，佐佐木高行、元田永孚、土方久元等原侍补与反对派阵营结盟并上奏天皇，政府中的反对意见被整合起来奏请天皇停止向外国举债。以此问题为契机，原侍补集团挟政府的人事和财政问题为口实再次集结，虽然提议没有实现，但天皇的信任往往取决于相关的咨询之中（谷干城和内海忠胜出处进退、西园寺公望之拜谒问题之协商）。

明治14年（1881年），大隈重信提出激进的制定宪法·开设国会论引起伊藤博文的反弹，同年7月，开拓使官有物出售事件导致世论的激化，佐佐木高行认为这是动摇政府的好时机。因此，以宫中和元老院为舞台的元田永孚和谷干城共同主导“天皇亲政运动”，以反对出售、驱逐大隈、强化元老院职权和废止参议为诉求。他们掀起拥戴天皇再度亲政，排除伊藤等政府要人的派系活动被称为“中正党”。同年9月结成的中正党，其阵容由原侍补集团和谷干城、鸟尾小弥太、三浦梧楼、曾我祐准四将军为首的非主流派军人、河田景与、中村弘毅等元老院议官、三好退藏为首的少壮派官僚构成。

但是，明治14年10月政府主导“明治十四年政变”，大隈被追放，出售被中止，政府出台《开设国会之诏》（国会开设の敕谕）以应对中正党的分裂活动，政府的方针是延续参议兼任各省省卿的体制。10月21日在政变后的人事异动中，佐佐木高行就任参议兼工部卿，废止参议自始至终在政治改革中没有被采纳，天皇亲政运动销声匿迹，佐佐木高行入主工部省开始推行新的政策。

工部省的职能是推进“殖产兴业”，自明治3年成立以来就一直是长州藩士的据点。工部卿一职在长州阀的政治家中间交替，土佐阀出身的佐佐木高行的任用属于特例。这里面同样有着像吉井一样达到矫正勤俭思维的政府之意图。明治12年吉井由工部少辅升迁为大辅，明治14年内定转任日本铁道社长。佐佐木就任后，长州阀的芳川显正任工部少辅，芳川的职责是担当辅佐并抑制佐佐木在试行勤俭和西欧化开发事业之间的折衷妥协中出现的错误。

对于推进大隈重信于明治13年制定的工厂、矿山等官营事业出售计划（也就是今天的“私有化”），明治15年（1882年）12月和明治16年（1883年）夏季，向政府提交工部省的既定方针的意见书。内容是“官营的规则将束缚商业流通，官僚担当将会减少利润”，“事业的整理·统合不需要移交各省，工部省应专注于道路、港湾等土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勤俭为适应现实所作的实践，虽然认同产业政策的意义，但也批判了官营的低效率和官商勾结，得出了大规模的土木事业应由国家运营的结论。

虽然建议没有被政府采纳，佐佐木高行仍积极参与工部省的改革进程、组织改造和工厂、矿山出售。虽然阁议不愿意放弃事业，但在佐佐木极力推动和财政困难的压力下不得不批准，深川水泥制造所、品川硝子制造所、中小坂矿山、长崎造船所、阿仁矿山等众多官营模范工厂向民间出售。此外，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明治17年（1884年）3月和10月再度提交工部省的改革案，由于阁议不能作出结论而陷入停滞。

另一方面，明治15年7月以芳川显正调离为契机，佐佐木高行摆脱掣肘，掌握了工部省的实权，任命井上胜为工部大辅。同年8月书记局长林董出使俄罗斯，留守的安川繁成主持事务，这都是有利的动向。佐佐木与安川搭档调整制成改革案，在铁道敷设上全力支援井上。明治15年2月中山道通车区间（长滨驿—大垣驿间、东京驿—高崎驿间）的建设呈报书采用了井上的提案。明治16年，他一方面与井上讨论铁道工程的继续和中山道路线敷设，另一方面极力阻止设立私营铁路，批准井上的敷设日本铁道东北本线的要求。

明治18年（1885年）5月的阁议决定工部省废止，同年12月，随着伊藤博文创立内阁制度，其业务职能被分散，以电信和邮政一体化设立递信省，铁道直属于内阁，工部省完全解体。这是卷入大藏省和内务省之间势力范围的争夺而败北，工部省的土木事业部门谋求脱胎换骨被大藏省和内务省拒绝的主要原因。在此情况下，佐佐木高行随着工部省被废止和内阁制度的实行被排除在阁外，其政界的影响力逐渐消退，重心向宫中转移。

明治17年（1884年）7月7日，日本颁布华族令，实行华族制度，佐佐木高行以维新以来之功勋而被特旨叙爵伯爵，列入华族。明治18年（1885年）12月22日任宫中顾问官。明治20年（1887年）5月23日任日本赤十字社监督。明治20年（1887年）7月26日任明宫（大正天皇）教育局主任，明治21年（1888年）4月5日任明宫·常宫·周宫养育系主任，担负天皇子女的训育工作。明治21年（1888年）4月30日——明治43年（1910年）3月2日任枢密顾问官。明治23年（1890年）和吉井友实、千家尊福等人促进神祇院复兴运动没有被采用，又竭力推动西村茂树等人敬神·尊王·爱国思想的普及。明治29年（1896年）在有关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就任皇典讲究所的第2代所长，竭力重建经营状态恶化的皇典讲究所。虽然在宫中明治天皇的信任一如往昔，但再也没有干预政治的机会。

明治42年（1909年）4月29日，升叙侯爵，并任帝国议会·贵族院侯爵议员。明治43年（1910年）3月2日病逝，享年81岁。葬于东京都港区青山灵园。嫡子佐佐木高美已先逝，爵位由孙子佐佐木行忠承袭，行忠曾任皇典讲究所所长、国学院大学长、贵族院副议长。

明治元年（1868年）12月12日-叙从五位下。

明治2年（1869年）5月16日-叙从四位下。

明治14年（1881年）7月16日-勋二等。

明治15年（1882年）11月1日-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明治17年（1884年）7月7日-伯爵。

明治17年（1884年）12月27日-叙从三位（特旨进升位阶）。

明治20年（1887年）4月12日-叙正三位。

明治22年（1889年）11月25日-大日本帝国宪法发布纪念章。

明治26年（1893年）6月16日-叙从二位。

明治29年（1896年）3月28日-以明治二十七八年事件之功，赐金杯一组。

明治32年（1899年）1月31日-以七十高龄下赐御纹付御杯并酒肴御料。

明治36年（1903年）6月30日-叙正二位。

明治39年（1906年）1月29日-以高龄老臣特旨赐宫中杖。

明治39年（1906年）4月1日-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

明治42年（1909年）2月1日-以八十高龄下赐御纹付御杯并酒肴御料。

明治42年（1909年）4月29日-侯爵。

明治43年（1910年）3月2日-叙从一位（特旨进位一级）。

佐佐木高行著有《日本魂：日本精神》、《佐佐木伯爵时局谈》、《佐佐木高行日记：希望之樱》、《保古飞吕比：佐佐木高行日记》、《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等。

佐佐木高行与国久市兵卫之长女贞子结婚，婚后育有2男3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