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曾根康弘（中曽根康弘/なかそね やすひろ、Yasuhiro Nakasone，1918年5月27日—2019年11月29日），日本政治家，日本第71任、72任、73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战后任期第三长的日本首相，被公认为日本最“国际化”的政治领导人，绰号风向鸡和红武士。他在位时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以这个为基础，追求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突破自卫队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参拜靖国神社，联美反苏，在战后的日本政界相当另类，成为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坛上响当当的右翼政治家。

中曾根康弘，1918年5月27日出生于群马县一个富裕的木材商家庭，母亲姓中村，是一个基督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女性，对他有很大影响。194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进入日本内务省任职。后任东京府事务官、香川县警务科长，1942年应征入日本海军任主计中尉。开战的时候是在南方舰队的青叶号巡洋舰上，至日本战败是长门号战列舰的主计少佐。经手过70万日元巨款的军用劵，参加过爪哇海战和莱特湾大海战，他的军校110个同学中战死22个。而他却在战后带着一个妻子（他同学的妹妹小林茑子）回到了家乡。海军的经历对他的世界观有决定性的影响，还给了他宽广的人脉，即使战败他仍对海军充满自豪感。以后任内务省军需事务官，香川县警察科长，东京警视厅警官等职务，调查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1947年他放弃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怀着籍慰战死者，必须冲上政坛的愿望而开始政治生涯，他把自行车涂成红色，插着日本国旗周游全县，声嘶力竭的宣扬他的反对共产瘟疫的右翼主张，为争取新近才获得选举权的女性选民的支持，甚至隐瞒了已婚的事实，靠俊朗的外表挖去选票。当时右翼政客多被占领军当局整肃，但还是有很大的潜在势力，在他们的支持下，他当选为国会众议员，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之一。他当时是标准的反吉田茂的青年领袖，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发起国旗游行运动，并亲赴东京与大藏大臣和国税局长谈判取消了农作物附加税。后来他认为，日本在战后的反思中面临着丧失传统价值的危险。他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长达28页的公开信，批评美军对日本的占领，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是大胆之举。麦克阿瑟在看到这封信后，将它扔进了废纸篓。这一事件使得他成为了人们心中的一名爱国政治家，在以后的历次选举中，他都保持了议席，1949年任民主党政调会副会长，在党内斗争中支持芦田均反对币原喜重郎，1952年历任改进党政策委员会副委员长、宣传、情报委员会委员长。1954年参与组建日本民主党，任组织局长，借造船丑闻事件对吉田茂内阁穷追猛打，迫使吉田茂狼狈下台，被党内的干事长松村谦三称之为“年轻的赤备武士”。1955年自民党成立后任副干事长，在党内原属河野一郎派。1956年鸠山一郎访苏成功，日苏两国终于恢复了外交关系。中曾根故意标新立异，在议会发言说什么，他是“含着眼泪同意日苏恢复外交关系，如果不是为了西伯利亚的日本战俘和日本以后能进入联合国云云·····”此言一出，招致一片反对之声，成为自1940年斋藤隆夫反军演说以后，日本宪政史上第二个被全文删除发言记录的议员。同年12月自民党竞选总裁时，他以在战争中失去弟弟和战友为由，违背派系领袖河野一郎的意志，坚决不肯支持对战争负有责任的岸信介而投了石桥湛山的票。1958年任总务会副会长，1959年经河野推荐在第二次岸信介内阁科技厅长官、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1965年河野去世后在松村谦三等人支持下组成中曾根派“新政同志会”。成为最年轻的派系领袖。

中曾根虽然能力气质在日本均属一流，但他的优点在日本政坛却没有多大用处，日本政坛看重的是金钱和人脉，而中曾根派只不过是一个极盛时不过50名议员的小派系，无论他怎么表演，党内大佬都无动于衷。他经过一番苦思，打出了首相公选这张牌，搞起了群众运动，口号是首相情人皆由我选，一时之间搞得轰轰烈烈，中曾根更为不惜余力，甚至随日本科考队赴南极时也不忘宣传一下首相直选。但在日本政治现实下很快败下阵来。这次事件后，他更注意占领现实的阵地，即当大臣扩大影响。当有人问他的政治观点是左还是右时，他有一句名言：“寒流和暖流交汇之处，必有丰富的渔场。”据说，他老师德富苏峰的教诲，“识时务者应顺天下大事，政治家不是救世军，故不必拘泥于意识形态和既定概念，只要无妨大局，尽可妥协退让”。1966年不顾自己一贯反佐藤的历史，在佐藤荣作内阁任运输相（1967～1968）、同年还担任了由桂太郎创办的拓殖大学的校长。他对他的追随者说，他进入内阁是为了向对手捅刀子，但实际上他却对佐藤言听计从，以至于1970年如愿以偿的成为防卫厅长官，因其一贯主张修改宪法以重整军备、上任以后首先前往前任们从未去过的北海道，与士兵们同吃同住，还破天荒的以防卫厅长官的身份乘坐T33喷气战斗训练机去北海道和九州视察空军基地。任内主持修订了第四次防卫计划，首次提出了“自主防卫五原则。”具体计划在1972年开始的五年内，使军费每年递增30多亿美元，把日本海变成日本湖。这一连串的行动，使媒体将其称之为咄咄逼人的鹰派，苏联和中国一致批评佐藤内阁及中曾根企图复活军国主义。

1971年出任自民党三要职之一的总务会长职务，获取了任首相的重要资本。1972年的自民党总裁竞选中，他不顾重用他的前首相佐藤的嘱托和家乡人的期盼，出人意料的以恢复日中邦交为条件，支持比他大一岁的田中角荣而反对同乡福田赳夫，使53岁的建筑公司老板出身的田中戏剧性的登上了首相宝座。中曾根这一变节行为不但又一次使政界人士瞠目结舌，更令本以为稳操胜券的福田恼羞成怒，大骂中曾根是风向鸡，风往那边吹就往那边倒。更惊险的是，他在家乡也差点落选。在为期两年半的田中角荣内阁中，他担任过重要大臣国际贸易与工业（1972～1974）等部门要职。洛克希德事件爆发后，中曾根迅速反戈一击，和田中划清界限。随之而来的福田派和大平派对立，另一小派系领袖，素有清廉之名的三木武夫继任首相，中曾根当上了被视为首相敲门砖的自民党干事长，好景不长，势力小而又非要查清洛克希德案的三木，终于惹恼了福田、大平、和田中三派而下台。而和三木结盟的中曾根则被扣上贪污受贿，伪造政治资金报表等罪名。遭此重创的中曾根泪水涟涟的向本派议员表示，只有辞官将来才能复出，跑到日本各地去躲了一年，美其名曰体察民情和充电。1978年11月，韬光养晦一年多的中曾根正式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尽管他为了这次全体党员直接投票选举而深入地方甚至边远山区，甚至于和农民、渔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孩子们的游戏，还是因势力悬殊，得票居于大平和福田之后。此后，中曾根先是与三木和福田结成反主流派，后又在在野党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时，抛开反主流派，转而支持田中，大平派，风向鸡的绰号又被叫响。1980年6月大平正芳首相突然病逝，他有田中派的支持，自认应该能入住首相府，舆论对他也很看好，但铃木善幸靠着大平死于任内的光，玩悲情成为新首相。他这回认定了主流路线，担任内阁行政管理厅长官。宣称“拼上政治生命也要进行行政改革，”并力请财届首脑，曾任东芝公司总裁的土光敏夫出山，担任第二届临时调整委员会长，目标也很明确：整顿臃肿的机构和解决财政赤字，加强地方自治，给民间放权。在这个位置上，中曾根一开始就显示出“与铃木首相共患难。行政改革成功了，功在首相，失败了责任在我”的高姿态。在任内，确实四处奔波，恪尽职守，博得党内外的好评。1982年11月铃木突然引退后，自民党四巨头中曾根，河本敏夫、安倍晋太郎，中川一郎协商的结果是，福田当总裁，中曾根当首相的折衷方案，被中曾国根断然拒绝，他有田中，铃木两派的支持，人数上占优势，还在国有铁路和电信电话公司民营化改革及在不增税下重建财政体系等政绩，自然不肯退让。11月20日，日本电视台采访中曾根，单刀直入的问：“人们说你是风向鸡，·····”早有准备的中曾根迅速回答，“得此绰号，不胜荣幸。作为政治家，就是应该及早查知世界风向，以便制定政策。”11月24日总裁选举开票，他比第二名河本高出一倍，当选已成定局，1982年11月出任首相。成为三角大福中五位干将中最后一个成为日本首相的人物。他喜极而泣，只说了一句话“真有千山万水之感呀······”就掩面而泣，让泪水流了足足两分钟，多年来追随他的议员几乎都是第一次看到中曾根流泪。这个自称名字为德川家康和弘法大师结合的男子最终攀上了日本政坛的顶峰。

在几乎经历了内阁和自民党内所有重要的职位之后，中曾根于1982年起就任并蝉联日本第71、72、73届首相，共计执政1806天，是继吉田、佐藤之后日本战后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长命政权之一。应该说，在当代日本政坛，无论是外在形象与内在气质，还是任内政绩与任后影响，鲜有出其右者。其高大俊朗、侃侃而谈的个人魅力不仅在日本政界显得卓尔不群，而且声名溢出了国界，被公认为日本最“国际化”的政治领导人。中曾根与罗纳德·里根、撒切尔夫人和胡耀邦均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人们还记得，1983年的威廉姆斯堡八国首脑峰会上，在拍纪念照的时候，中曾根堂而皇之地站在了美国总统里根的身边，甚至比“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离里根还近。这个精通英文、与里根互以昵称相唤的日本人，其实是以这种强势的姿态向国际社会表明：“日本要成为西方成熟的一员，平等的伙伴。”

在政治上他强调日本要以同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参与世界事务，在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下对战后政治，经济和外交中悬而未决的难题开刀，积极主张修改宪法和《国家机密法》，但受阻未果。他说什么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财阀等等都是战败国的政治后裔症，他的职责是使国民恢复对国家的信任，恢复国家的尊严和责任。他公开说日本要在亚洲和太平洋发挥领导责任，要迎接日本世纪的来临。

在防卫问题上他重视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突破了三木内阁时期制定的防卫费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积极分担义务。主张1000海里防卫权，战时封锁三海峡，封锁苏联太平洋舰队。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实力跃居世界第三，反潜能力世界第一。

在外交上他主张日美关系是外交基轴，同时强调日美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平等互利解决日美经济摩擦及其双边问题，对苏主张不能受雅尔塔协定的约束，归还北方四岛是缔结日苏和约的先决条件，他放弃了前任首相的唯唯诺诺，在一次多边峰会上，以一个高调的姿态，公开支持里根政府在对抗苏联上的强硬立场，立即赢得了里根的赞赏。他1983年1月1日成为第一个正式访问韩国的日本首相，和韩国全斗焕互相对唱对方国家民歌已拉近关系。还用40亿美元解决了日韩间的经济援助和军事合作问题，形成了日美韩三国同盟的格局。他主张发展日中经济合作和友好关系。1983年邀请胡耀邦总书记访日，1984年访问中国，和赵紫阳总理会谈。并宣布5年内给中国4700亿日元的低息贷款。

1985年，中曾根成为第一个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在任首相，引发了中韩的强烈抗议，并直接构成了中国1986年学潮的导火索。他还在光华寮案上推脱责任，严重损害了中国政府的权益。1986年他的内阁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公开说：“我不认为东京审判是正当的”，“南京大屠杀和广岛市原子弹爆炸哪个规模大？“所以，必须要重新考虑东京审判的性质和意义。”

在经济方面他解决了国营铁路民营化问题，成功的将原来的日本国有铁路公司分割成七个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并上市发行股票。这两个企业很快就扭亏为盈，而且在国有铁路部门的40万职工中，分流下岗了22万人（大都是社会党系统职工），这也是一场政治上的胜利。针对日美经济摩擦和日元坚挺，他制定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刚要》，在税制方面欲引进大型间接税。

在任职期间，1983年在自民党大选中议席未过半数的危机中，他巧妙地采取联合新自由俱乐部的手法渡过难关。1986年7月参众两院同时选举中自民党获得了300席的空前优势，舆论哗然，称55年两大政党体制已为86年一党独裁体制所代替。后来因急于求成“销售税”而引起各界强烈不满，“销售税法案”也由于在野势力的联合抵制而成为废案，终于在1987年10月辞职。由竹下登继任。

纵观中曾根任首相五年间所作所为，尽管褒贬不一，但具备开拓性首相之才的评价却无争议。在其任内，提出修改和平宪法，国际化时代日本的历史观和国家观，突破日美军事合作及防卫限额，参拜靖国神社，提出战后总决算，政治大国，国际国家等战略、目标，都表明日本处于战后以来重大时代转化的开始。这一切都表示21世纪日本必须是中曾根政治的继续。

下台以后成立世界和平研究所，他的爱好是绘画、俳句和高尔夫。1988年利库路特贿赂案事发后，因涉嫌遭到国会传讯，后引咎退党。其派系领袖职务由渡边美智雄继任。1990年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当选众议员。海湾危机爆发后率自民党议员访问伊拉克，就解决人质问题与萨达姆会谈。1991年5月复归自民党。1997年受大勋位菊花大绶章。1999年以-江藤隆美，中尾荣一，与谢野馨，村上正邦，佐藤静雄构成的中曾根派和龟井静香带领的龟井派组成村上(江藤)·龟井派。中曾根成为最高顾问。2001年在森喜朗辞职后的总裁竞选中反对龟井静香竞选总裁。

新世纪以来，中曾根的外交思路逐渐跟不上“接班人”小泉的急进步伐。2003年10月，小泉纯一郎借解散众院、提前举行大选之机重组自民党，并要求中曾根和另一位元老级政治家宫泽喜一“退阵”，以腾出众院席位给小泉拔擢的年轻实力派“国防族”政治家。尽管在一番抵抗后，中曾根不得不让出了议会的位子，但作为天生的、真正富于政治“自觉”的政治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是继续以自己的形式，对日本政治，特别是面向21世纪的日本国家战略保持着不懈的关注。

2007年6月19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日本日中青年世代友好代表团主要成员。

胡锦涛深情地回忆起1984年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的情景。他表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年份里，当年参加联欢活动的日本朋友们来华故地重游，共叙友情，很有意义。

胡锦涛指出，中日关系正向着改善的方向发展，双方一致同意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今后一个时期，双方应该遵循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认真落实双方达成的共识，从双边、区域、全球3个方面加强协调和合作，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扎实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以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胡锦涛强调，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友好，中日青年加深友谊，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希望所在。我们欢迎更多青年加入中日友好队伍，希望两国各界友好人士和友好团体再接再厉，为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推动中日友好事业深入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曾根表示，日本青年代表团访华期间受到热情接待，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情令日方代表团成员们深受感动。通过访问，代表团成员们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变化，更感受到中国人民同日本增进友谊、发展合作的真诚愿望。代表团将把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带回日本。他指出，中国和日本都是重要国家，发展日中友好关系对两国和两国人民、对亚洲和平发展都非常重要。我们将承担起责任，为推进两国关系作出努力。

2019年11月29日，中曾根康弘去世，终年101岁。

2019年12月3日，中曾根康弘的遗体在日本东京都文京区的一座寺庙被安葬。

2020年2月25日，原定于3月15日举行的中曾根康弘的葬礼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迟举行。

在中曾根漫长的从政生涯中，留下了近50部著作。其中，出版于2000年6月的《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是诠释“中曾根流”政治理念和国家战略的集大成者。在书中，作者检讨了“屹立于20世纪与21世纪分水岭上”的日本包括“大东亚战争”在内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外交、安保、教育和科技等关乎日本在21世纪命运的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一整套战略构想。

他曾说，天皇和教皇都是他最崇敬的伟人。日本实际上是以天皇家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大家族，日本正是因为有儒、佛等传统的宗教意识，对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从未动摇过。天皇是大义名分之所在。1986年，他还搞了庆祝昭和天皇在位60年即位周年活动，对反对党的质询，他批评说：“对此持有异议的人，实际上是心存颠覆国家的企图。”

首先，中曾根康弘认为，日美安保体制和东亚集体安全保障应当成为日本外交战略的基轴。对于前者，随着日本“普通国家”化进程的深化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调整，这种体制还有可能进一步强化。而对于后者，中曾根提出，美国在亚洲的驻军及以美国为中心的、在东亚地区呈放射状的同盟条约网（日美、美韩、美泰、美澳）是维持东亚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之一，正是这种安保网络，构成了亚太经合组织及东亚各国间经济合作的强有力的基础。在中曾根看来，这种状况就好像在欧洲，欧盟和通用货币欧元存在于北约的背景中一样。他甚至设想，有朝一日，中国和朝鲜也会加入到这一机制中来。联想到15年前，日本不主张“孤立中国”，并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宣布解除对华经济制裁，再次给中国经济注射了强心剂，直接促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回归”的史实，多少能感受到以中曾根为代表的日本鹰派战略家在后冷战时代的“统战野心”。而对朝鲜，他主张加强美日中对话，给朝鲜以安全感，使其通过改革，尽早加入到“普通国家”的行列。从小泉上台后不久即启动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并通过六方会谈客观上酿成有利于朝鲜门户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情势来看，中曾根设定的对朝统战的“中期目标”遥远归遥远，但并没有偏离轨道。

作为日本鹰派保守重镇，中曾根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与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德国总理科尔一起，共同构筑了“保守主义”战线，并承担了其在东亚的一翼。以“星球大战计划”奉行对苏强硬政策的美国里根政府要求日本成为其在远东遏制苏联、在亚洲安全保障上起更大作用的同盟国。对此，中曾根深孚所望，在访美之际，与《华盛顿邮报》女老板凯瑟琳共进早餐时，竟有“日本是所谓不沉的航空母舰”的惊人发言，令世界舆论哗然的同时，却轻易拂拭了美国心中因贸易摩擦等因素对日本的不信、不快，使日美关系再度升温。这等亲美的姿态，直到10多年后才有小泉纯一郎政府可与之媲美，但后者的疏远对象却不幸地由苏联换成了中国。

其次，对于关系到战后日本将走什么样道路的改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中曾根也不乏一以贯之的思路，用他在其回忆录《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庭的被告》中的话来说：“我从日本刚刚独立后的1952年起，就一向提倡宪法改正和自卫军创设。”他反复强调，根据政府对宪法的解释，集体自卫权虽然是一种权利，但却不能行使，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无论是日美安保条约，还是联合国宪章，都承认集体自卫权。而作为日本政府自卫权论的思想基础，就是要确保日本防卫时“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战斗力”，但何为“必要的最小限度”？其边界并不清晰，“这种暧昧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宪法应当明确这种界限，规范地行文，正确地作出解释，包括对行使集体自卫权条款的具体化。看一下日本最近的民调结果就会明白，对于这一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无论国际上反对、批判的声浪有多高，事实上，改宪已然被提上了政治日程，剩下的几乎只是程序和时间的问题。

最后，在已成为日本与邻国关系中难以逾越的“恶障”的历史问题上，中曾根的“检讨”与“反省”颇具代表性。他一方面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另一方面却从结果出发，为战争寻找合理化解释，“从世界史来看，作为战争的结果，可以说以大东亚战争为导火线，在亚洲和非洲的独立国家都急剧增加了……从结果论的观点来看，或许也是在借日本之手使民族运动高涨，导致了独立国家的剧增”。在谈到“大东亚战争”前夕的状况时，他认为：“人们曾对希特勒有过幻想。希特勒的思想哲学是肤浅偏狭的东西。而且希特勒从内心轻视日本。我想如果能冷静地预测到德国和希特勒的失败，就不会参加那次悲惨的战争了。”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类似成王败寇式的阴冷算计的背后，是历史正义、道义立场的缺失，而这种貌似“冷静的学术研究”的态度，正是典型的日本右翼保守的所谓“自由史观”的写照。

无疑，中曾根在日本核事故中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二战后的日本，沉浸在核恐慌中。日本电力短缺，所以一直需要一种有效的发电方法。当时的首相已经有核电的想法，但众人不同意。直到中曾根出现，提出应该如何利用核发电的具体安全有效的方法：日本可以修订一味依靠美国“核保护伞”的《日美条约》来进行有利于日本的核力发电。日本的核能利用正是从中曾根开始的。他甚至曾想过开发核武器。在日本成功摆平民意开始造核电站时，中曾根表示：可以全部照搬美国那一套。以至于惨剧的发生

中日建交中途夭折

中曾根康弘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日本老资格的政治家松村谦三，松村谦三被称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掘井人”，和中国领导人陈毅、周恩来都关系良好。中曾根认为，松村谦三战后很快从事并献身于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事业，其实是有作为战前政治家忏悔的意味。

佐藤荣作内阁末期的1971年，人们已经知道美国的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对日本冲击很大。那时松村谦三已经重病卧床，松村先生在病床上说，“佐藤也可以去中国”。从当时的情况分析看来，不久美国就会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日本不能就那样保持沉默，必须做与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准备，然而，日本却在这一项上落后了。松村先生对此感到很焦急。

所幸，佐藤首相听取了松村先生的意见。他经香港向中国派了密使，这一工作委托给了江阄真比古，佐藤首相对江阄说，“你现在做的工作要直接告诉可能成为新一代首相的三名侯选人”，江阄因此把自己的秘密工作汇报给了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和中曾根康弘。

佐藤荣作1971年9月托江阄真比古带给周恩来一封亲笔信，想就日中邦交正常化和佐藤访华交换意见，但由于当时日本与台湾关系不明确，建议被周恩来拒绝。据说佐藤后来又写了一封尊重对方意向的亲笔信，第二年4月转到周恩来手中，6月江阄真比古把周恩来的回信交给佐藤，然而，此时佐藤已经注定下台，中日建交计划中途夭折。

1972年1月末，中曾根康弘集中派干部举行会议，认为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是重大问题，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是田中角荣，要通过田中角荣进行。因此，派内干部决定支持田中以后，中曾根康弘对田中说：“因为我不作自民党总裁候选人，所以请你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我已经和三木武夫和大平正芳三人约定，如果你不这样做就不支持你。”

1972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一次投票，田中角荣获165票，福田赳夫150票，大平正芳101票，三木武夫96票。田中当时勉强答应中曾根和他的约定。但在田川诚一和公明党的竹内义胜访问中国之后，田中改变了态度，开始大力支持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海外领导人”这一章中，中曾根把周恩来称为“中国的贤者”。1973年1月，他作为田中内阁的通产大臣访问中国。这使他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第一个与周恩来总理会谈的内阁成员。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分三次，共8个小时左右。有意思的是，中曾根当时虽然是作为通产大臣访华，却基本没涉及贸易、经济问题，而是和周恩来就世界安全保障问题各抒己见。

中曾根对周恩来说，“我虽然现在作为通产大臣访华，但前不久还在当防卫厅长官，我们现在以苏联为假想敌建立防御体制，并不敌视中国。”当时中国正在提倡反对霸权主义，日本也和苏联对抗，因此当中曾根说自己的观点是日本应该和中国联合后，周恩来非常高兴。以此为引子，他们在探讨东亚整体安全保障等前景的过程中，不觉间会谈了三次。

“最后一次会谈结束是在午夜1点，我要回宾馆时，周恩来总理特意把我送到人民大会堂台阶下面，并给我披上了大衣。中国的总理把日本的通产大臣送到外面并给披上大衣，这是很难得的。我因此感到周恩来这样的人格魅力仍是表现了东方人的特点，欧洲的领导做不到这一点。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我上车时只是出来挥挥手。”

周恩来1976年逝世后，中曾根访华时见到了其夫人邓颖超。1984年，邓颖超对中曾根说，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对面有历史博物馆，那里正在展示周恩来的遗物，其中的日记记录了中曾根作为通产大臣访问中国的情景。邓颖超回忆说，周恩来当天晚上和中曾根结束会谈后，回家对邓颖超说，“他不久会成为首相”。

在中曾根眼中，中国另一位领导人邓小平是“伟大的乐观主义者”。他写道：“与邓小平的相遇让人难以忘记，那是我当首相前，1980年4月访问中国的时候……”在会谈中，中曾根问邓小平，迄今为止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邓小平回答说：文革的时候我被打入牛棚，那时也曾有自己已经完了的想法。然而，因为我本来是乐观主义者，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我确信愚昧不会持续永远，只要有耐心，就能挺过去。

中曾根随后又问邓小平，他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邓小平说，“讨伐蒋介石，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那时作战一切和预想的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了”。解放军渡江时邓小平正是第二野战军政委。中曾根认为，邓小平能够这样心直口快谈他的回忆，从根本上是因为邓小平认为中曾根和他一样同是东方人，能够互相理解。

谈到台湾时，中曾根认为这是一个有深度的问题。他认为，中国至少在10年内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对外采取尽量减少磨擦的政策，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2010年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在此之前中国不想把事情闹大。

1964年，日本东京曾举办奥运会，1970年大阪举行了世界博览会，通过建设新干线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中曾根判断中国也正进入这一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因此中国当前希望和平应该是基本路线。他认为：“中国每遇到事情总会强调一个中国，如果遇到奇耻大辱或许会使用武力。但只要没有这种事情发生，我认为台湾问题会基本维持现状。以这种认识为前提，中日构筑友好合作关系是明智之举。而奥运会、世界博览会以后的10年，即到2020年前后，中国追赶日本是目标，这10年很难预测，有必要认真研究。”

中曾根强调，他一直主张对台问题的五项原则：一、日本和美国要遵守与中国签订的条约和共同宣言，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一个中国”；二、中国说一旦有事时对台湾实行军事战略，但这并不是说实施军事战略，这样是要申明彻底的和平统一；第三、不要有支持台湾“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等刺激中国的言论；第四、台湾和中国大陆恢复定期政治会议，重新举行两岸和谈；第五、台湾承认“三通”政策，实现“三通”。他认为，日本考虑对华和对台关系时，应该牢记这五项原则。

父亲·松五郎（木材商）母亲·去

哥哥·吉太郎，弟弟·良介战死，昌吉病死

妻子·茑子（元明治大学教授小林仪一郎の三女）

长子·弘文（政治家·外务大臣(麻生内阁）)

长女·美智子（双河文吾妻子(律师双河喜文的长子，原明治大学专务理事双河喜一的孙子)）

次女·美惠子（渥美直纪(原鹿岛建设名誉会长渥美健夫的长子，原大阪商船董事渥美育郎的孙子，兵库县武士家族渥美遂的曾孙)的妻子）原NHK广播员。

中曾根康弘曾获得大勋位菊花章颈饰。

从中曾根康弘从政的起点上看，最终能够登上日本政治权力的顶峰实属特别，这当然首先应当归于他自身的政治嗅觉与手腕。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曾有过一段被人称作“墙头草”的历史。然而，中曾根康弘并非没有自己的主张，在他羽翼丰满之后，对内他积极推行行政、教育改革以及国铁的民营化，对外则使日美关系达到空前的密切程度，此外在国家战略问题上也有不少大的手笔，令世人对其刮目相看。由于他在日本政坛乃至国际社会上的空前活跃，自民党特意为他修改了自民党总裁不得连任三届的有关规定，从而为他三次连任日本首相铺平了道路，而他本人也因此获得了日本皇室的菊花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