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荣作（Sato Eisaku，日文：さとうえいさく，1901年3月27日—1975年6月3日），日本政治家，日本第61任、62任、63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毕业于东京大学。其与岸信介一起，是日本实行内阁制以来唯一的一对兄弟首相；其在石桥湛山病退时，顺势上台执政，佐藤也是池田勇人病退后，未经选举就职的日本首相；任期内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首相任内，签订《日韩基本条约》，自行延长《日美安全条约》，推行亲美反华方针，把琉球群岛（如今称为冲绳）纳入日本的管辖范围，还因提出无核三原则而获得197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过此奖的日本首相。

佐藤荣作，日本政治家，前首相（1964年11月9日—1972年7月7日），曾多次担任自由党和自由民主党要职，历任邮政大臣兼电气通信大臣、建设大臣、北海道开发厅长官、大藏大臣、通商产业大臣、科学技术厅长官、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曾3次组阁，4次当选自民党总裁，执政7年8个月。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

其亲兄岸信介亦曾为首相。因过继给佐藤家，故和其兄不同姓。

1924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开始在铁道省任职；

1926年，佐藤荣作和佐藤宽子结婚，生有两子，次子佐藤信二曾为参议员；

1946年，为铁道总局长官；

1947年，为运输省次官；

1948年，加入自由党（自民党的前身之一）。在吉田茂任首相时，吉田大量开除党人派，官僚派得势，特别是其和池田勇人多番获得提拔；

1948年，获吉田任命为内阁官房长官；

1949年1月，成为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其后连任了11次）；

1949年2月，任自由党政调会长；

1954年，造船丑闻事件中，幸得吉田茂首相要求犬养健法务大臣发动检察指挥权，免于被捕；

1964年，池田勇人首相因喉部疑患癌症，决定辞职，并选其为继任者；

1965年上半年，日本经济萧条，政府实行以下政策以助经济：发行国债、增加财政融资、扩大公共事业投资、减税、增强出口，经济迅速转好；

1965年10月起，日本更出现了「伊奘诺景气」；

1965年，其与韩国签署《日韩基本条约》，邦交关系正常化；

1967年12月，其首次提出「非核三原则」：日本不会拥有、制造、运进核武器；

1969年11月21日，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联合公报，提出了台湾对日本安全是重要因素；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有访问中国大陆的计划。美国转变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使一向支持“台湾当局”的日本失利。另一方面同年8月尼克松宣布不再以美元兑黄金，对进口品征收一成附加税，令日元升值17%，固定汇率制瓦解。

1971年10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支持“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日本失败了，中国大陆成功取得代表权，令日本失态；

1972年7月，辞任首相；

1974年，因令日本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与肖恩·麦克布赖德获诺贝尔和平奖；

1975年6月，在艺妓馆应酬中突发脑出血昏迷而亡，终年74岁。

1901年3月27日，佐藤荣作出生于日本山口县。如前所述，他在三兄弟中排序第三，其二哥便是前首相岸信介。顺便说一句，与岸信介一样，佐藤也做了倒插门女婿，妻子便是他舅舅的长女宽子，结姑表之亲。而他的妻舅，便是甲级战犯松冈洋右。

佐藤的性格与岸信介恰好相反，从小少言寡语长于心计。山口中学毕业后，考入熊本第五高中，与池田勇人是同窗和好友。但他不像池田那样放荡不羁、好酒如命，而是经常带领一帮同学，去爬学校附近的龙田山，召开演讲会，还是一个叫“卧龙窟”的小组织的头头。熊本五高中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

1924年，佐藤大学毕业后，选择在铁道部门工作，首先是一年多的实习期，随后历任尔日市站长、下关运输事务所营业主任、门司铁路局庶务课文书负责人。10年期间，平平常常，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以至于松冈洋右大失所望，说他“真是个没出息的”外甥女婿，1934年，佐藤受铁道省派遣，先后到美国、欧洲进行了两年的考察，回国不久，即被调到铁道省监督局业务课，任陆运管理官，从此时来运转，步步高升。1938年，他两次被派往中国，筹划开设铁道公司，其间升任监督局铁路课长，后任铁道省监督局总务课长、监督局长、监理局长、汽车局长、大阪铁道局长。日本战败后，他升任铁道总务局长官、运输省次官，当时与池田勇人一起，享有“铁道的佐藤，大藏的池田”美名。

佐藤象三级跳运动员一样，由战前的省属课局级官僚，一跃而成为战后的省级次官，立即引起各种党派政治势力的注意，尤其是得到当时的首相自由党总裁吉田茂的赏识。1948年，佐藤在吉田邀请下加入自由党，遂被委以自由党政务调查会会长、干事长、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并历任吉田内阁官房长官、邮政大臣、建设大臣，北海道开发厅长官，与池田一起，被公认为吉田茂的左膀右臂、吉田学校的优秀生，为吉田长期执掌日本政治大权立下汗马功劳。

鸠山一郎在战后创建了自由党，并首任该党总裁，后因被占领当局革除公职，将总裁一职让给吉田茂，使吉田继币原喜重郎后担任了首相。鸠山恢复公职后，吉田茂撕毁当初的君子协定，拒绝把大权归还鸠山，激化了自由党内的权利斗争。鸠山一怒之下，于1954年10月从自由党中拉出鸠山派，继而成立民主党，并于当年11月，继吉田之后出任首相。1955年11月、自由党和民主党实行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吉田茂被鸠山的举动搞得措手不及，下台后拒绝加入自民党。当时，在吉田的得意学生中，只有佐藤忠贞不渝，追随老师当了逍遥派。

鸠山下台后的1957年，佐藤加入自民党，任党内总务会长、选举对策委员会副委员长。1958年，任岸信介内阁大藏大臣，池田内阁通产大臣、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科学技术厅长官和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此间，他在党内急剧扩大自己的势力，虽然在池田内阁末期的总裁选举中败北，但已成为自民党内除池田外最有实力的人物。

1964年10月，池田首相因病提出辞职。继任首相没有采取以往的由执政党选出总裁，再经国会推选承认的办法，而是经党内各派协商之后，由池田首相提名产生。结果，佐藤的势力得到承认，于1964年11月9日就任首相，组成第一次佐藤内阁，随后又被选为自民党总裁。也许佐藤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上任后，竟连续三次组阁，执政七年八个月之久。

佐藤所以能长期掌握政权，很大程度上得惠于时代的恩赐和机遇。鸠山、岸信介在任时，通过恢复日苏邦交，日本加入联合国以及签订新安保条约，基本解决了战后 日本政治、外交上的最大悬案。池田时代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为继任政府进行统治奠定了物质基础。佐藤尽享了历届政府的成果，在国内外局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得以维持长期政权。 佐藤上任不久，自民党内最大派别的领袖和总裁职位的有力竞争者大野伴睦、河野一郎、池田勇人等相继死去，客观上进一步突出了佐藤的主导地位，而极大的削弱了党内的反抗势力。如此等等，佐藤的确是时代的幸运儿。

但是，只靠幸运，还不足与维持长期统治。佐藤的政治秘诀，是善于见机行事，长于“人事和金钱”。佐藤上任时，鉴于本派势力不够强大，完全接受了池田前首相的让位条件，几乎原封不动的保留了前内阁所有成员，还声称继承前内阁的既定方针。因此，佐藤内阁成立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人们几乎看不出新内阁有哪些特色，因而被称为“幻影内阁。”

但是，佐藤并不是那种政治上得过且过的人。随着统治基础的加强，他开始动手改组政府和党内人事，其中对内阁的大幅度改组，前后共达八次之多。他把频繁调整党政人事，作为有效控制党内派系势力消长的筹码，并在确保本派势力优势前提下，使其他派系都从属于自己。此外，由于经常更换内阁成员，使佐藤一再摆脱政权危机。在他执政间，先后有五位内阁成员因疑案、失言等事件受到社会谴责和国会弹劾，但因佐藤行事罢免权，总是不等大火烧到自己身上，便使事态平息，象“蜥蜴断尾巴”一样，一次次脱离险境。 “人事的佐藤”如此有效的操纵政权，多得助于他布下的庞大情报网。有人说佐藤耳目之多，消息之灵通，以至于无论在自民党内还是在野党内，“只要发生象一根针落地那样的声响，他马上就会听到。”此外，佐藤一向沉默寡言，内心的想法从来密不授人，每次人事变动，常令对手猝不及防，从而增加了这种“政权操纵法”的有效性。

掌握充足的政治资金，是维持长期政权的又一秘诀。佐藤本人有超群的聚财能力，办法之一是通过身边的助手的亲信，与财届人士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各种名义，定期和不定期的与财界人士聚会，如长荣会、心道会、三水会、月一会、旧制五高同窗会、首相周围亲戚会等，参加者不外是财界各方面的实力人物。佐藤在任的1965年，自民党收到的政治献金达48亿日元，相当于池田在任四年总和的一倍半，创历史记录。由于有如此充裕的资金，使自民党在历次大选中处于主动地位，金钱的力量转化为政权的力量。

池田执政时，日本经济出现高速度增长。但在佐藤接任时，经济景气有所变冷。表现在国际收支状况好转和民间投资者增加的同时，企业收益明显下降，国民生产增长速度减慢，即所谓“宏观景气，微观萧条。”另一方面，一般群众急切希望政府在抑制物价上涨，加强社会保障及保护中小企业方面采取对策。

佐藤最关心的当然是经济增长速度。当时在政府内部，围绕着如何刺激景气，出现了日本银行主张的金融缓和论和大藏省坚持的金融紧缩论两种对立路线。佐藤采纳了日银的意见，在1965年1月至6月间，三次降低公定利率。结果表明，单纯靠调整金融政策的方法，已不能收到刺激经济高度景气的预期效果。1965年6月，佐藤起用福田纠夫为藏相。福田大胆采用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扩大国债发行和大幅度减税等方法，在1965年度追加预算中，发行了2590亿日元赤字国债，增加财政支出2100亿日元，以加强住宅、国营铁道和电气公司建设。在1966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又发行国债7300亿日元，实行减税3069亿日元。福田称上述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日本进入“财政新时代。”佐藤内阁的这一财政政策，果然收到明显效果。从1966年起，趋于消沉的日本经济，出现了堪于池田时代媲美的“超高速增长”，1966年至1970年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由1026亿美元增长到1977亿美元，实现了年均11.7%的实际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地位，也由1966年时的第五位，一跃而成1968年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超过西德，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大国。”

佐藤在任时亲自进行的外交活动，是一次访问韩国，两次访问东南亚各国，四次访问美国。从访问的国家和次数上也可以看出，佐藤外交仍以维持日美关系为轴心。日韩关系式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从1952年起，日本在美国的督促下，与韩国当局共进行了六次谈判。由于历史问题和韩国政局动荡，都以谈判破裂告吹。佐藤上台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迫切希望日本代替自己在亚洲，特别是韩国发挥作用。日韩间举行第七次会谈，并很快达成协议，1965年6月，在东京正式签订《日韩条约》及其他协定。佐藤两次出访东南亚，是在美国侵越战争升级情况下进行的。每次他都跑到南越，表明追随美国的立场。

归还冲绳、小笠原群岛，被认为是佐藤在任时值得一提的政绩。美军撤出日本本土后，仍赖在冲绳、小笠原群岛等地不走，并以侵越战争基地为由，不断扩大军事设施，冲绳人民从50年代初开始就展开回归祖国运动。1960年4月28日成立“冲绳县复归祖国协议会”。1963年4月28日，开展“冲绳复归祖国日”活动。日本本土也配合冲绳人民举行长达100天的海上、陆上大型示威活动。在日本人民斗争的压力下，日美两国政府开始商讨冲绳归还问题。在舆论的强烈要求下，佐藤上任后，即宣布收复冲绳、小笠原群岛是新政府的主要外交任务之一，并许下“不归还冲绳，战后不算结束”的诺言。1967年11月首次访问美国时，他与美国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政府达成一年后首先归还小笠原群岛的协议。在与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会谈。佐藤说，日本虽有核开发能力，但不打算制造核武器。不过，日本一旦与中国爆发战争，希望美国能立刻实施包括先发制人在内的核打击。佐藤还默许美军携带核武器进入日本。时过境迁。佐藤荣作后来于1968年1月明确提出“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成为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归还冲绳的日美谈判，焦点集中在归还当地行政政权后，驻冲绳美军是否拥有核武器问题上。包括部分内阁成员在内的社会舆论，强烈要求“归还无核冲绳，使其与本土一样，适用于”无核三原则。“但最初佐藤却认为这些要求是一种片面的认识，直到后来才改变了腔调。

为防止归还冲绳及实现安保条约到期自动延长时出现以往那样的反政府运动，佐藤事先做了各种精心准备。典型的例子是他一意孤行，强令国会通过旨在限制大学介入政治运动的《大学法》（内容包括，国立和公立大学发生动乱时，校长有权停止有关科系和研究所的工作，执行期间只发给有关教职工70%的工资。）

根据1969年11月佐藤访美时于尼克松总统达成的协议，1970年6月，实现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自动延长。1971年6月17日，归还冲绳协定签字仪式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举行。协定在冲绳归还后是否撤走核武器问题上含糊其辞，未作任何保证（实际上据美国解密文件，双方在会谈中一致同意，经事先协商，美方可在日本或者远东其他地区出现紧急情况时将核武器运入冲绳）；美军仍保留主要军事基地，只拆除部分军事设施；此外还残留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1972年5月15日，这个协定在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下生效。

1964年11月19日，佐藤就任日本首相。他一共担任了3届首相，是战后在这一职位上时间最长的人。但同时，他也是迄今为止参拜靖国神社次数最多的人，多达11次，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外，他与其兄岸信介一样，也采取敌视中国的立场，上台后不久，就使日中关系走进了死胡同。

佐藤荣作刚刚就任首相，就着手阻挠和破坏日中关系发展。其一，他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大谈台湾“归属未定论”，公然插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在佐藤政府的怂恿下，日本右翼分子到廖承志驻东京联络处门前挑衅，叫嚷“台湾不是中国的”等口号。其二，阻挠中日往来。佐藤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彭真率领的代表团入境。1966年，佐藤又拒绝670名日本青年代表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其三，勾结美国，阻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正当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要恢复之时，佐藤政府勾结美国提出所谓的修正案，阻挠联合国驱除台湾国民党政权代表的行动。

佐藤执政末期，因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受到巨大冲击。1971年7月，美国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发表了即将访华的爆炸性声明。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把台湾当局驱逐出联合国一切组织。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美国事先未通告日本便改变对华政策，使佐藤及日本政府不知所措，乱了手脚。尼克松刚离开中国，佐藤荣作便派人给中国捎信，要求亲自访华。但立即被中方周恩来总理拒绝，中方说佐藤荣作说话不算数，中国不以他为谈判对手。历史的发展已经提出了新的任务，而佐藤在完成归还冲绳的使命后，已无力承担新的责任。1972年7月7日，佐藤率内阁总辞职。在发表辞职的电视讲话时，还演出了蛮横赶走新闻记者一幕。

佐藤在任时，虽然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与之俱来的物价上涨、公害、城乡人口过密过稀等问题已日趋严重，影响日美关系的日美经济摩擦也已发生。特别是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外交课题。这些只能委于下届内阁去完成。1975年6月3日，因患脑溢血病逝，终年74岁。

佐藤掌政7年8个月，共在职2798天，能够持续这么久，原因包括内外政策的成功；党人派势力减弱：大野伴睦、河野一郎等著名党人派政治家逝世，令他有机会平衡党内派系；在野党数目增加，反对力量分散。后来，因外交政策的失利，自民党内部要求佐藤辞职。

在佐藤荣作去世的前一年，即1974年10月，挪威议会诺贝尔奖金评选委员会决定把197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爱尔兰的肖恩·麦克布赖德和日本的佐藤荣作。该委员会的文件说，“佐藤荣作是和解政策的主要代表之一，这种政策已大大有助于稳定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因此，佐藤主张日本不应获得自己的核武器。他在任首相期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协定。正当更多的国家获得自己的核武器的危险很大的时候，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