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斗焕（韩语：전두환，英语：Chun Doo-hwan，1931年3月6日—2021年11月23日），号日海（일해），韩国军人、政治人物，韩国第5任（第11、12届）总统。

1931年3月6日（阴历正月十八日），全斗焕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庆尚南道陕川郡栗谷面内川里，父亲是全相禹，母亲是金点文。他本贯完山全氏，14世祖是壬辰倭乱时期的灵光县监全霁（又作全悌），在蔚山之战中因临阵不进被都元帅权栗斩首。到全相禹这一代时已沦为贫寒的农民。但全相禹是一个懂汉字的农村知识分子，因此被推举为村长，全斗焕是全相禹6子4女中的第四子。

全斗焕幼年在家塾“川上斋”随叔父全相希学习汉文，读《千字文》《明心宝鉴》。1939年，全相禹将宗土（族田）抵押给同村赌徒朋友而被日本派出所追捕，在追捕过程中将日本巡查部长推下悬崖而举家逃亡伪满洲国的吉林，翌年全斗焕入学吉林磐石呼兰小学（呼兰三信国民优级学校）。

1941年，一场大火将全家所收获的谷物和家具全部烧为灰烬，全斗焕的母亲金点文也说死也要死在故乡，于是全相禹一家回到朝鲜，定居大邱，租房居住。此后全斗焕一度失学，给日本人开的食品厂运送纳豆、给药店运送药物或者给人送新闻报纸。此后他又入读金刚学院（专门为失学者开设的“公民学校”）、喜道小学（今大邱钟路小学），到16岁才小学毕业。

1947年，全斗焕进入大邱工业中学机械科读书。期间他每天徒步上学。1950年从该校毕业，6月升入大邱工业高中。

全斗焕入学5天后的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位于洛东江畔的大邱一带在8月间成为朝韩军队激战的前线，全斗焕甚至都能听到战场传来的炮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濒临绝境的国家命运让年轻人热血沸腾……在同胞之血流遍国土的状况下，学业被认为是一种奢侈。”朝鲜人民军逼近大邱时，全斗焕曾报名参与学生兵，接受军事训练，当时他的中队长就是后来成为韩国第15届国会议长的金守汉，据说后来全斗焕的“亲密战友”卢泰愚也跟他在一个中队里受训。

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登陆仁川，朝鲜人民军被迫后撤，大邱不再是前线，但全斗焕仍想从军报国。1951年秋，全斗焕和朋友们看到一张陆军综合学校步兵干部候补生的募集广告，便毫不犹豫地应募，并得到合格证。但因为哥哥全基焕已参军，母亲金点文不愿全斗焕再去，偷偷烧了合格证，全斗焕就没能参军。后来全斗焕听说他应募的朋友们全部战死。大约一个月后，全斗焕在大邱市中心的兵事区司令部看到了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生徒1期（后定为11期）的募集公告，于是他又瞒着母亲报名，在1400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批正规学生。不过，全斗焕在笔试中发挥得并不好，只是因为在原定的200个名额外增加了28个预备名额，他才得以被录取。他当总统后让人查看当时的成绩，才知道他排在第227名（倒数第二）。

1952年1月1日，全斗焕等正式入读位于庆尚南道镇海的陆军士官学校。该校采用美国西点军校的教育模式，非常严格，几乎天天考试，文化水平不高的全斗焕颇不适应，考试常不及格，因而屡屡受到在晚上10点熄灯号吹过后还要到校内的大教室去继续复习功课到半夜12点的惩罚。当时学业最差者会被送到前线，全斗焕为了避免去前线而拼命苦学，所以勉强跟得上功课，但他在4学年间没有当过一次学员小队长，到毕业时的学习成绩在156名同学中排在第126位。不过，他非常善于足球等体育运动和交际活动，由此结识了卢泰愚、金复东等同窗好友，他们结成了一个叫“五星会”的小团体（勇星全斗焕、冠星卢泰愚、黎星金复东、彗星崔性泽、雄星白云泽），以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榜样，打下了后来成立一心会（新军部）的人脉基础。

1955年9月30日，全斗焕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同时被授衔陆军少尉。随后他又在光州陆军步兵学校初等军事班进修，其后被分配到驻扎于三八线上江原道华川郡的21师团66联队1中队，任小队长。后晋级中尉，任师团作战参谋部参谋将校。

1957年，全斗焕调入光州陆军步兵学校，任学生联队区队长、25师团77联队中队长，后转任教导中队中队长，驻扎首尔（旧译汉城）泰陵，负责教导陆军士官学校学生。1958年1月24日同原陆军士官学校参谋长李圭东之女李顺子结婚。

1958年底，韩军新创空输特战团（特种空降部队），全斗焕主动报名。1959年1月，全斗焕入读陆军高级副官学校第46期军事英语班，三个月后毕业，晋级大尉。6月，他与卢泰愚等5名韩国军官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军事基地深造，先后在当地的心理战学校和特种战学校学习。1960年3月又赴佐治亚州的本宁堡，与车智澈等5名韩国军官一起入学游骑兵学校，同年6月又就读该地的美国陆军步兵学校，同年12月学成归国，任第一空输特战团作战参谋。1961年4月，他升任陆军本部特战监室企划课代理课长，同时兼任首尔大学文理学院ROTC（预备役军官训练队）教官。

全斗焕归国时，李承晚政权已经在1960年的四一九革命中被推翻，取而代之的第二共和国（民主党政府）腐败软弱，给军部势力以可乘之机。1961年5月16日，第2军副司令朴正熙少将发动5·16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军事政变发生后，朴正熙希望获得陆军士官学校的支持，而面对突发事态，陆士内部也分为支持和反对的两派，全斗焕属于积极支持朴正熙的一派（之前他与朴正熙素未蒙面），陆士校长姜英勋则反对。5月17日晨，全斗焕奔赴陆军本部的军事革命委员会，面见朴正熙等政变主导者，告发了姜英勋从中作梗，并向朴正熙保证会率领陆士学生举行支持军事政变的游行。于是姜英勋被拘禁，全斗焕则在5月18日率800多名陆士学生在首尔市区举行支持军事政变的游行，从而巩固了朴正熙政权的基础，他本人也受到朴正熙赏识，被任命为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室秘书官，负责信访工作，从此平步青云。

进入第三共和国，全斗焕晋升陆军少领（少校），1963年1月任中央情报部总务局人事课长，9月转属陆军人事参谋部，1964年7月在韩国陆军大学进修，一年后结业，1966年任陆军第一空输特战团副团长，升中领（中校）。1967年任首都警备司令部30大队长，负责保卫青瓦台外围。1968年1月21日发生朝鲜军人趁夜袭击青瓦台事件，全斗焕立即果断地下令用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发射了3发照明弹，造成大量援兵到来的假象，使得已经攻到青瓦台门口的那些武装军人知难而退。1969年晋升大领（大校），成为陆士11期学员中晋升最快者，同年当选为陆士11期以后的同学会“北极星会”的会长，并成为参谋总长徐钟喆的首席副官。1970年11月获任白马部队29联队联队长，配合美军参加越南战争，在热带丛林中与越共作战，1971年11月回国，获授乙支武功勋章，并被破格提拔为第一空输旅团旅团长。

1972年12月，朴正熙颁布维新宪法，进入第四共和国。全斗焕于1973年1月1日晋升准将（任期制），1974年转正。1976年6月任青瓦台警护室作战次长助理兼保安次长助理。任内与上司警护室长车智澈不和，两人均受朴正熙宠爱，又互相牵制。1977年，全斗焕晋升少将。1978年1月任陆军第一步兵师团长，并推荐卢泰愚接任他在青瓦台警护室的职务。同年7月，全斗焕发现了朝鲜挖掘的第三南侵隧道，从而更加得到朴正熙的信任，获授5·16民族奖章。1979年3月被破格提拔为一般由中将出任的韩国国军保安司令部司令官，负责监察和情报工作，真正成为朴正熙左膀右臂。当时韩国社会上甚至有传言说全斗焕是朴正熙的养子，可见其受宠的程度。

在效力朴正熙期间，全斗焕与卢泰愚、郑镐溶、孙永吉等7名陆士11期同学在1961年末组织了一个叫“七星会”的秘密团体，1963年（一说1964年）扩充为“一心会”（하나회，直译为“一会”），全斗焕任会长。“一心会”寓意会员要“一心为国家，一心为朋友”，特别强调会员之间的相互团结和江湖义气。“一心会”以陆士11期同学为核心，严格挑选陆士各期学员，尤其是出身庆尚道（韩国的“岭南地区”）、讲义气、能抱团的学员入会，从而在韩国军队内部逐渐形成了通过学缘、地缘和江湖义气、个人野心相结合的一个势力集团。1973年，“一心会”另一领导首都警备司令官尹必镛因对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妄议总统接班人而受到调查，导致“一心会”浮出水面，全斗焕也面临被强制退役的危机，但由于时任警护室长朴钟圭的力保而免祸，朴正熙也放任“一心会”继续存在。“一心会”成为全斗焕的嫡系人马和夺权基础。

主词条：双十二政变

1979年10月26日夜，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和青瓦台警护室长车智澈在首尔宫井洞被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暗杀。当晚，全斗焕先是在携妻外出途中接到在总统府警护室担任第五课长的胞弟全敬焕的紧急联络，知道总统府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然后在陆军本部接到国防部长卢载铉关于“总统有故，准备宣布非常戒严”的通报。国军保安司令部的值班人员也发来紧急联络讯号，要求全斗焕立即赶回司令部。全斗焕听说有伤者进入首尔国军医院，便打电话给院长金秉洙，通过暗号得知朴正熙被金载圭暗杀。随后全斗焕立即赶到陆军参谋本部，命令属下设立临时指挥部，做好了逮捕金载圭的准备。不久，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从总统府秘书室长金桂元那里得知凶手是金载圭，命令宪兵总监金晋基配合保安司令全斗焕逮捕金载圭，全斗焕已经做好准备，便迅速出动，于27日凌晨1时将金载圭及其几名心腹捉拿归案。

事后，国务总理崔圭夏代理总统职权，宣布全韩（除济州岛）戒严，郑升和就任戒严司令官，并在戒严司令部内设置负责调查朴正熙遇刺事件的合同搜查本部，全斗焕任本部长。1979年11月6日，全斗焕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宣布事件调查结果，称该事件是金载圭个人出于觊觎总统宝座的野心所为，这是全斗焕在韩国公众面前第一次亮相。12月6日，崔圭夏转为正式总统。随着全斗焕掌握调查朴正熙遇刺事件的全权，他的政治野心也不断膨胀，遂在12月7日将死党第9师团长卢泰愚从三八线上招来，吐露夺权计划。全斗焕的阴谋得到卢泰愚及其他“一心会”成员如朴俊炳、朴熙道、白云泽、张基梧、张世东、许三守、许和平等的支持。此外，首都军团长车圭宪中将、第1军团长黄永时中将和国防部军需次官助理俞学圣中将等高级将领也加入了全斗焕的阵营。就这样，从掌握军内外所有情报和搜查机构的全斗焕到掌握前线师团和负责首都及青瓦台总统府防卫的主要部队的少壮势力以及军团级和国防部等军队上层，形成了一个由里到外、自上而下的兵变集团。

12月9日，对全斗焕早有警惕的郑升和利用星期天高尔夫聚会之机，向国防长官卢载铉提出了应在12月中旬对金载圭的一审结束后撤换全斗焕的建议，卢载铉却认为不宜在对金载圭的审判尚未完全结束之前就撤换搜查部长，就没有答应郑升和的要求。全斗焕很快获悉了这个情报，便决定抢先在12月12日逮捕郑升和，并命心腹加紧研究朴正熙发动5·16军事政变的经验和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

12月12日晚上6时，全斗焕派合同搜查本部总务局长许三守、陆军犯罪搜查团长禹庆允逮捕郑升和，自己则与合同搜查本部搜查局长李鹤捧前往三清洞总理公馆（崔圭夏尚未宣誓就任总统），以涉嫌勾结金载圭为由，要求崔圭夏批准逮捕郑升和的命令，卢泰愚等其他兵变参与者则以“祝寿宴”为名集中于总统府附近的第30警备团（团长为一心会员张世东）的临时指挥部，观察事态动向，而没有参与兵变的首都警备司令张泰玩等高级将领则被全斗焕骗到全家所在的延禧洞的一家饭店出席“慰劳”宴会。不料郑升和虽然被绑架，但引起枪战，惊动了陆军本部，导致其发布“珍岛犬一号”（非常戒备状态）命令，张泰玩等得报后赶回司令部，准备镇压叛乱，崔圭夏也以未经国防长官同意为由拒绝批捕郑升和。然而由于“一心会”在军中势力庞大，张泰玩等无法调动军队，全斗焕迅速控制了局面，到13日凌晨4时，特战司令郑柄宙、首都警备司令张泰玩、国防长官卢载铉等相继被全斗焕的兵变部队俘虏，特战司令部秘书室长金五郎少领中枪身亡。崔圭夏见到被俘的卢载铉，被迫于13日凌晨5时10分签署了逮捕郑升和的命令。至此，双十二政变大功告成，全斗焕、卢泰愚为首的少壮派掌握军权，为区别朴正熙时代的军部，他们被称为“新军部”。

主词条：5·17紧急戒严事件、光州事件

双十二政变后，全斗焕并未升职，而是推中央情报部长署理李熺性接替郑升和的职务（陆军参谋总长兼戒严司令官）。1980年2月6日，郑升和以内乱帮助罪被起诉。3月，全斗焕升为中将。4月14日，全斗焕被崔圭夏任命为中央情报部长署理（因现役军人不能做部长而挂上“署理”之名）。至此，韩国两大情报部门——中央情报部和国军保安司令部均被全斗焕掌握。

全斗焕虽然掌握了军权，但并未完全取得政权。此时韩国刚从朴正熙的独裁统治下解脱禁锢，大量民主人士获释，民主势力方兴未艾，出现了所谓“首尔之春”的局面，其中最活跃的三名政治家就是被称为“三金”的共和党总裁金钟泌、新民党总裁金泳三和民主运动活动家金大中，各种学生与工人运动也如雨后春笋般展开。民主势力将矛头直指新军部的头目——全斗焕，在1980年5月15日发生了首尔火车站广场的学生集会示威运动，要求在5月19日前罢免全斗焕、解除戒严，不过由于金大中等劝告慎重行事而在当天取消示威，被称为“首尔火车站回军”。这一天，全斗焕一党也提出了“国纪紊乱者搜查计划”和“权力型不正蓄财者搜查计划”，打算镇压民主运动，全面接管政权，重建朴正熙式的军事独裁统治。

1980年5月17日上午，朝野各党达成协议，于1980年5月20日召开临时国会，讨论解严事宜。就在同一天，在全斗焕的授意下，国防部长周永福主持召开全军主要指挥官会议，决定以5月12-15日三八线非武装地带小规模武装冲突为借口要求扩大戒严，并以联名信的方式迫使政府接受军部的决议。会后，国防长官随即将该决议报告总理申铉碻和总统崔圭夏。全斗焕也赴青瓦台再次“逼宫”。19时，崔圭夏被迫同意召开国务会议，讨论扩大戒严。全斗焕又让首都警备司令卢泰愚出动600名官兵和4辆装甲车，将国务会议举行地点中央厅团团包围。21时42分，国务会议召开，8分钟后通过了扩大戒严的决议，23时40分由崔圭夏签署，于5月18日凌晨0时执行。是为5·17紧急戒严事件。

5月18日3时，全斗焕在韩国31所大学、136个保卫目标（广播电台、发电站等）部署了25000名戒严军士兵，并以非法使用权力嫌疑拘捕金钟泌、李厚洛、朴钟圭、金致烈、金振晚、吴源哲、金钟珞、张东云、李世镐等朴正熙政府的官员，以背后指使“骚扰”嫌疑逮捕金大中、芮春浩、文益焕、金东吉、印名镇、高银泰、李英姬等24位民主人士。同日，全罗南道光州市发生反抗戒严军、打倒全斗焕的人民起义，数日后遭到全斗焕派出的戒严军与第3、7、11空输特战旅团的镇压，造成200名以上民众丧生，是为光州事件。

1980年5月27日，全斗焕迫使国务会议通过了组建“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简称国保委）的决议，31日正式成立，全斗焕任国保委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以打击腐败和“净化”社会为由，清洗第四共和国时期的官员，全面控制韩国社会。8月5日，全斗焕晋升陆军大将。8月16日，崔圭夏声明辞职。8月22日，周永福再次主持召开全军主要指挥官会议，做出“拥戴以救国之一念发挥卓越领导力来收拾国家危难并成为国内外瞩目的新时代、新历史之指导者的全斗焕将军为新的国家元首”的决议。同日，全斗焕以陆军大将退役。8月27日，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举行总统选举，全斗焕作为唯一候选人，以2524票（总计2525人投票）当选韩国第11届总统，9月1日宣誓就职。

全斗焕当选总统后，于1980年10月17日解散所有政党，并顺应韩国国民要求废除朴正熙所颁布的维新宪法的呼声，制定新宪法，于1980年10月22日举行公投并通过，10月27日颁布。相比废除总统连任限制的维新宪法，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7年，不得连任，并且模仿美国大选制度，总统由5000人以上组成的选举人团选举产生，选举人团分属各政党。1981年1月15日，新军部势力组建了“民主正义党”，全斗焕任总裁。1981年2月25日，按照新宪法产生的5287人组成的选举人团举行总统选举，全斗焕与民韩党柳致松、国民党金钟哲、民权党金义泽参加竞选，以4755票（90.22%）当选韩国第12届总统，3月3日宣誓就职，第五共和国也正式拉开序幕。

全斗焕在当政期间继承朴正熙的路线，在政治上坚持反共亲美的方针，同时通过调整重化工业投资政策、整理亏损企业、进口商品自由化和稳定物价等措施，保障了韩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两倍，还通过频繁的出访和邀请外交及承办1986年亚运会和获得1988年夏季奥运会的承办权，扩大了韩国外交的领域，进一步提高了韩国的国际地位。1984年9月，韩国同意接受朝鲜方面提供的水灾支援物品，从而重新打开了南北对话之路。朝韩双方的红十字会会谈、经济会谈、国会预备会谈及体育会谈相继举行，并在1985年9月实现了南北分裂以来第一次离散亲属及艺术表演团的互访，但因南北长期分裂造成的巨大隔阂而未能取得更大的进展。

全斗焕当政期间的独裁专制甚至比朴正熙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政界人士都被强迫停止了政治活动，统一运动、学生运动、劳动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都受到《国家保安法》等法规的严厉取缔，一个长相酷似全斗焕的演员朴容植甚至被禁止参加任何演出，不得不卖香油糊口度日（民主化以后多次出演全斗焕）。全斗焕的家人亲戚们也假借他的绝对权力贪污腐败，胡作非为。1982年5月被揭露的张玲子期票诈骗案就是在第五共和国初期出现的涉及全斗焕一家的典型的腐败事件。张玲子的姐姐是全斗焕夫人李顺子之叔李圭光的妻子，凭借这层特殊关系，她和丈夫李哲熙（预备役少将、前中央情报部次长、议员）到处招摇撞骗，插手期票投机生意，自全斗焕当政的1981年初至1982年4月间诈骗金额达6406亿韩元，是韩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诈骗事件。事后张玲子、李哲熙、李圭光等涉案人员都被逮捕、判刑。全斗焕本来想包庇李圭光等亲戚，但在许和平、许三守、朴哲彦等部下的劝告下最终将他们绳之以法。

全斗焕本人及其家族的腐败远不止于此。全斗焕从韩国各大财阀那里定期收取好处费，同时在国家大型工程建设和高尔夫球场建设投标中大肆收贿。1983年仰光事件发生后，全斗焕以安抚死者家属为名成立了“日海财团”，要求各大财阀捐助，其中现代集团拨款15亿韩元，三星集团也要拨款15亿韩元。全斗焕从日海财团获得598亿韩元，此外还从他夫人李顺子掌控的新一代心脏财团获得299亿韩元，从弟弟全敬焕掌控的新村运动委员会获得256亿韩元的捐款。全斗焕卸任之后被揭露的全斗焕家族营私舞弊、胡作非为的行径则达到了韩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程度。

第五共和国时期，韩国的民主运动并没有因全斗焕政权的打压的消亡，全斗焕为了顾及美国等国际舆论，也不得不实行怀柔政策，稍作一些让步，如取消金大中的死刑判决、解除一些民主运动活动家的限制等。1984年5月，被全斗焕政权解除限制的民主运动活动家成立了“民主化推进协议会”。1985年1月成立了李敏雨为总裁的新韩民主党（金泳三加入），并在2月举行的第12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击败全斗焕政权所支持的民主韩国党，成为第一大在野党。

民主势力与全斗焕政权的斗争焦点在于改宪问题，民主势力呼吁实行总统直选，全斗焕政权则希望改为责任内阁制。1986年1月，全斗焕倡议为了保证亚运会的成功和1988年的奥运会而实行政治休战，遭到金泳三拒绝，继续展开改宪运动。2月，新韩民主党发起“直选制改宪1000万人签名运动”，4月30日，全斗焕在与国会三党（民主正义党、新韩民主党、韩国国民党）代表会谈时放弃了在奥运会结束后讨论改宪的主张，同意在任期届满前改宪。与此同时，亲朝反美的左倾学生和工人运动也在兴起，成立民统联（民主统一民众运动联合）、三民斗（民族统一民主争取民众解放斗争委员会）等组织，并在5月3日在仁川举行的游行示威中与警察发生冲突，上百人被捕。在此情况下，新韩民主党为首的标榜亲美反共的民主势力与全斗焕政权妥协，于1986年7月成立“国会宪法改正特别委员会”，李敏雨、金泳三、金大中等民主人士参与其中。但由于全斗焕的民主正义党坚持实行内阁制，李敏雨、金泳三、金大中便在9月29日中断了在改宪特委的活动。10月30日，韩国政府宣称朝鲜正在金刚山地区修建座容量为200亿吨水的大坝，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后完工，一旦水坝打开，首尔大部将被淹没，随后又公布了作为预防措施的修建“和平水坝”的计划，号召国民捐款。实际上，金刚山地区根本不可能修建如此巨大容量的水坝，全斗焕政府制造这个事件的目的是要造成某种便于压制人民的政治气氛。

1987年1月，曾参与抗议活动的首尔大学学生朴钟哲在治安本部遭到灌水等野蛮的刑讯拷打而死亡，当局却谎称朴钟哲是警察“哐地拍了一下桌子就呃地一声倒了下去”，试图掩盖事实真相。韩国各界民主人士9000多人组成“故朴钟哲君国民追悼会筹备委员会”，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抵抗运动，展开静坐和游行示威，要求全斗焕谢罪。全斗焕于4月13日发表特别谈话，宣布任内坚持现行宪法，禁止讨论改宪问题（4·13护宪措施），引起公愤。5月18日，体现天主教正义全国主教团发表了对朴钟哲被拷打致死真相的调查结果。5月27日，包括几乎所有反独裁民主势力在内的“争取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本部”在首尔成立，并在6月10日不顾当局的武装镇压和封锁，召集了谴责当局掩盖朴钟哲被害真相和要求修改宪法的国民大会。韩国18个城市数十万民众参加了示威游行，行驶在路上的各种车辆也不约而同地鸣笛助威，从而开始了彻底埋葬全斗焕独裁统治的六月民主抗争。6月24日，全斗焕与统一民主党总裁金泳三等对话，但会谈破裂。6月26日，韩国33个城市130万人参加了“国民和平大游行”，成为六月民主抗争的最高潮。全斗焕政权摇摇欲坠，难以再调动军警镇压，于是在6月29日，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卢泰愚发表“特别宣言”，宣布将与在野党合作，在总统直选的原则下尽快修改宪法和总统选举法，改善人权状况，保证言论自由，保障政党的健全活动和建设清明的社会。7月1日，全斗焕发表特别谈话，表示完全接受卢泰愚的宣言，这也是自1960年李承晚在四一九革命中辞职后，韩国独裁者第二次向民众的力量屈服。

1987年7月10日，全斗焕辞去民主正义党总裁职务，让给卢泰愚。随后民主正义党和统一民主党协商改宪，10月12日国会通过新宪法，29日公投通过。12月按照新宪法举行总统直接选举，卢泰愚战胜金泳三、金大中，当选韩国首位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总统。1988年2月25日，全斗焕将政权和平移交卢泰愚，卸任总统，实现了韩国的民主化转型，从此迈向第六共和国。

全斗焕卸任后，任国家元老咨问会议议长。1988年3月底，全斗焕的胞弟全敬焕因在新村运动本部期间涉嫌贪污受贿78亿韩元而被捕，从而开始了对全斗焕及其家人和亲信的贪赃枉法行为的清算，即“五共清算”。接着在4月26日举行的第13届国会选举中，各在野党的席位超过了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在韩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野党超过执政党的所谓“朝小野大”局面。在野党趁机提出了清查和处理全斗焕任职期间违法乱纪行动的议案，卢泰愚在野党的强大压力下，虽同意清查全斗焕任职期间的问题，但反对对全斗焕本人进行政治报复。然而大学生和市民已经召开了拘捕全斗焕夫妇的动员大会，更有学生组织了逮捕全斗焕敢死队，奔向首尔延禧洞的全斗焕住宅。迫于巨大压力的全斗焕在卢泰愚的劝说下，于1988年11月23日发表电视讲话，承认“对1980年5月在光州发生的悲剧性局势，要负很大责任”，并十分后悔在其任职期间“未能医治这一创伤”，表示只要能解除受害者和死难者家属的痛苦和怨恨，他愿做任何事情。全斗焕还对其亲戚的违法乱纪行为表示真诚道歉，并将其139亿韩元财产交给国家，辞去一切职务，携夫人李顺子离开首尔，前往雪岳山百潭寺修行隐居。除了1989年底赴首尔国会短暂出席“五共清算”的国会听证会外，全斗焕在百潭寺住了两年，直到1990年12月30日才返回首尔。

1993年2月，新当选的民主自由党总裁金泳三就任韩国第14届总统，这也是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32年以来第一位文人出身的总统，故新政府被称为“文民政府”。金泳三在5月13日发表特别谈话，肯定了光州民主运动的意义，但又说要让历史来揭明真相和追究责任，暗示对全斗焕、卢泰愚放过一马。7月19日，前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等22人向大检察厅起诉全斗焕、卢泰愚等34人发动双十二军事叛乱的行为，大检察厅在1994年10月29日以超过超过公诉期限为由不予受理。1994年5月，光州民众抗争联合会会长郑东年等322人向首尔地方检察厅起诉全斗焕、卢泰愚等35人镇压光州民主运动的内乱罪及内乱目的杀人罪。到1995年4月，首尔地方检察厅已经接到类似起诉书多达70余件。7月18日，首尔地方检察厅发表调查结果，以“不能用旨在维护旧秩序的内乱罪来处罚新体制的主体”为由不予受理。

让全斗焕、卢泰愚等落网的是巨额秘密资金的暴露。1995年8月，总务处长官徐锡宰透露前总统藏有4000亿韩元秘密资金，被大检察厅认定为造谣。10月19日，民主党议员朴启东在国会对政府质询的过程中以详实证据揭发卢泰愚的300亿韩元借名存款账户，10月20日大检察厅对前总统秘密资金立案，正式启动了对全斗焕、卢泰愚的司法调查程序。卢泰愚被迫谢罪并被检察厅以受贿罪拘留。卢泰愚被捕势必牵涉到全斗焕，11月24日，金泳三指示民主自由党在国会提出5·18特别法，调查全斗焕、卢泰愚非法夺权及屠杀民众的罪行。11月30日，首尔地方检察厅成立12·12与5·18事件特别搜查本部。全斗焕接到检察机关的传唤后，于12月2日上午发表声明，谴责金泳三的政治迫害，拒绝接受一切调查，在参拜首尔铜雀洞国立显忠院后驱车返回故乡陕川。12月3日，全斗焕在陕川被捕，被拘禁于安养教导所，他以绝食抗议。同时，对全斗焕秘密资金的调查也正式启动。12月21日，全斗焕因身体虚弱住进国立警察总医院，30日在夫人李顺子的苦劝下终于恢复进食，但因身体虚弱，未能出席1996年2月26日对他秘密资金案的第一次审判，3月2日身体恢复后重新关进安养教导所。

全斗焕被指控犯下内乱及叛乱首魁罪、内乱目的杀人罪、杀害长官未遂罪、杀害哨兵罪、杀人罪、杀人未遂罪、非法进退罪、指挥官戒严地区脱离守所罪8项罪名，加上与秘密资金相关的违反特别犯罪加重法罪和收受贿赂罪，构成“十大罪状”。1996年3月11日，首尔地方法院对全斗焕、卢泰愚在12·12及5·18的内乱罪进行第一次审判。全斗焕坚持认为这是金泳三政府对他的政治迫害，拒绝服罪。此后到8月26日，审判每周一次（后改为两次）进行，期间全斗焕藏在双龙集团所属双龙水泥经理部金库的25个纸制苹果箱中的61亿韩元秘密资金被发现。8月26日，第28次审判中正式以内乱及叛乱首魁等罪名判处全斗焕死刑、卢泰愚22年6个月有期徒刑，其余同党也被判处不同期限的有期徒刑，同日亦对全斗焕、卢泰愚秘密资金结案，判处全斗焕追缴2259亿韩元，卢泰愚追缴2838亿韩元。事后，全斗焕本不欲再上诉，但在律师和亲信的劝说下向首尔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2月16日，经过12次公审之后作出二审判决。首尔最高法院考虑到全斗焕接受6·29宣言，实现和平政权移交，故援引“降将不杀”的古语，取消全斗焕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追缴罚款减为2205亿韩元。卢泰愚亦减为17年有期徒刑，追缴罚款减为2628.96亿韩元。对于这一结果，全斗焕对前来探视的律师表示：“一切都是国民的意志，所以当然要服从。”他和卢泰愚均放弃上诉。1997年4月17日，大法院对全斗焕、卢泰愚等案作出终审，维持二审判决。对全斗焕、卢泰愚的审判被称为“匡正历史”的“世纪大审判”。

全斗焕、卢泰愚虽然被判处重刑，但他们毕竟掌权十多年，在韩国尤其是庆尚南、北道地区影响力很大，因此特赦的呼声也从未中断。1997年12月20日，时任总统金泳三与总统当选者金大中协商后，决定特赦全斗焕和卢泰愚，理由是实现国民和解与团结，以及消弭全罗、庆尚两地地域偏差的后遗症。

全斗焕特赦获释后依然享受着国王般的生活，由警察及私人保镖保护着，直至2019年才取消警卫。他曾试图复归政界，但未能如愿。虽然他被特赦，但罪名还在，因此丧失葬入国立墓地（显忠院）的资格。对全斗焕的清算也并未因他被特赦而画上句号。首先是追缴罚金的问题。1997年终审时判全斗焕追缴罚金2205亿韩元，但全斗焕长期拖延。2003年被要求公开财产清单时，全斗焕称自己只有29万韩元，遭到民众唾骂。全斗焕在2004年与妻子一起整容、2010年举行八十寿宴、2012年举行孙女豪华婚礼等，无不引起民愤。全斗焕被指在法院对其非法资金案进行审判前后，将大规模财产转移到儿子等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名下。2010年，全斗焕主动上缴300万韩元，按韩国法律，追缴期将于2013年10月到期。2013年6月，韩国国会通过议案，把没收和处罚公职人员不法财产的追缴续期时限从3年延长至10年。7月16日，为追征全斗焕的非法资金，韩国检察厅对其住宅和相关人物住宅、公司办公室等进行了搜查。检方在此过程中没收了高价名画、瓷器、美术作品等。同时，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扣押了全斗焕妻子李顺子的30亿韩元个人年金保险。检方还调查发现，全斗焕在卸任后曾用大约3万个借名账户进行秘密洗钱，特赦后更加明目张胆地洗钱。2013年9月10日，全斗焕一家表示主动缴清1672亿韩元追缴金，并向韩国国民表示道歉。追缴罚款工作时隔16年宣告收尾。

其次是非法夺权及镇压光州民主运动的问题。2006年3月，卢武铉政府以镇压光州民主运动为由，收回全斗焕、卢泰愚所获得的所有勋章，但两人都拒绝上交。此后，因全斗焕在其201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针对光州事件的叙述，在韩国社会引发轩然大波，并使全斗焕再次受到审判（参见“人物争议-光州事件问题”部分）。、

在审理还在进行期间的2021年8月9日，正在光州地方法院出庭受审的全斗焕因健康问题而中途退庭，13日入院后被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住院接受诊疗。

2021年11月23日上午8时40分许，全斗焕在位于首尔西大门区延禧洞的私宅去世，其遗言是希望死后能将尸骨葬在俯瞰朝鲜的边境前沿高地。

2021年11月23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朴炅美在记者会上表示，青瓦台祈求前总统全斗焕的冥福，对家属致以慰问。朴炅美指出，（全斗焕）最终没有揭开历史真相，青瓦台对其没有真诚道歉表示遗憾。朴炅美表示，青瓦台方面没有送花圈和吊唁的计划。

2021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主持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全斗焕先生是中韩建交之前的韩国领导人。中韩建交后，全斗焕先生曾同中国有关方面和团体有一些交往，我们就全斗焕先生的去世向他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2021年11月23日，韩国政府决定不为前总统全斗焕举行国葬。这是韩国政府引进国葬制度以来首次不按国葬规格为前总统治丧。

2021年11月27日上午，韩国已故前总统全斗焕的出殡仪式在首尔世福兰斯医院殡仪馆举行，只有50余名遗属、全斗焕的亲信等少数人出席。全斗焕的夫人李顺子在仪式上替亡夫就过去的罪行道歉。

全斗焕任内实行威权政治。全斗焕政府废除了第四共和国的维新宪法，解散了统一主体国民会议及各政党，于1980年10月27日颁布新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该宪法确立了总统任期7年和不得连任的原则，赋予国会国政调查权，相比无连任限制规定、取消国会国政监察权的维新宪法是很大进步。但新宪法依然实行总统制，并且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只不过是模仿美国的5000人以上的选举人团（选举人不得为国会议员和公务员）投票产生，而非像维新宪法规定的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议员投票产生。总统享有国会解散权、非常措施权、改宪案提议权、法律案提议权，国务总理经国会同意由总统任命，总统还拥有对大法院长和大法院审判员的实际任命权。新宪法虽然对地方自治做了规定，但因连基层官员和警察都要经过总统任命，故形同虚设。通过新宪法，全斗焕可以说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

全斗焕政府的政党制度较朴正熙时代有明显的退步，名曰“多党”保守政党制，实际上是为取消反对党，分化、压制在野的政治势力，进而使它们演变成民主正义党的卫星党的制度。1980年，新军部在创建民主正义党的同时，又使亲新军部的旧新民党的议员及旧共和党和政友会的议员分别组建民主韩国党和韩国国民党，并使其参与政治，成为民正党的别动队。在1985年1月18日以李敏雨为总裁的新韩民主党成立以前，各大小政党均从政府方面得到政治资金，民韩党和国民党则是不折不扣地向全斗焕献忠诚的“官制在野党”。因此当时的国会三党被戏称为全斗焕的1中队、2中队、3中队。

全斗焕政府极大地加强了镇压机器。全斗焕改组国家中央情报部为国家安全企划部（简称安企部），并分出其部分权力归陆军保安司令部。保安司令部是全斗焕建立绝对统治的主要手段，有权介入一切政府部门和行政事务，它不仅负责收集军内外一切情报，而且通过参与和策划制造舆论、改组政府、整肃而成为最有权威的强力机关。相比于朴正熙主要依靠中央情报部和警察作为统治工具，全斗焕政府则更多地依靠军队和武装警察，其中武装警察的数额由2万人扩大到12万人。全斗焕统治的6年间，遭逮捕的人数超过朴正熙统治18年逮捕总数的10倍。

全斗焕控制社会的一个代表性举措就是设立名为“三清教育队”的管教所。他成立国保委后，以净化社会为名，在军队内部设立“三清教育队”（因国保委位于首尔三清洞而得名）。包括反体制人士在内的4万多人被关押在“三清教育队”中，进行残酷的训练，致使死亡人数层出不穷等，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侵犯人权事例。

1981年4月2日，全斗焕口头指示国防部长官“将参与暴动的学生全部编入前方部队”，该指示随后传达给了兵务厅长，国防部举行对策会议，于同年12月1日制定“参与暴动大学生特别措施方针”，由此展开了“学院绿化事业”。保安司令部编制了包含1121人的名单，作为绿化事业对象。从1982年9月到1984年12月，强行征募了1100多人，并通过绿化事业“驯服”了其中的900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监视学院动向和收集情报的“间谍”。

由于受石油危机冲击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以及重化工业投资过度所引发的经济失衡与通货膨胀，使韩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陷入停顿。在这种情况下，全斗焕政府展开了以提高市场效能和稳定和稳定经济为目标的调整。全斗焕一上台后重用经济首席秘书官金在益等人才，对金在益说：“不用什么废话，在经济上，你就是总统！”将朴正熙时代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改为以市场为中心。1982年，全斗焕又起用司空一（司空壹）为经济首席秘书，同时抓住增长、物价和国际收支。

全斗焕政府时期的第5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1982—1986年）要求以社会经济的“安定、效率、均衡”为总目标，调整投资方向，把重点由以往扩大生产规模为主转移到合理化、节能等技术改造和改善企业素质上来，并加强对农业和中小企业的支援。根据这个精神，韩国经济企划院就产业结构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价格体制改革、金融与进口自由化制定了相应的实施计划和措施。在这一时期，全斗焕政府推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政策。比如，对重化工业进行重组，根据市场规律推行经济自律政策，积极扶持中小企业。1985年9月，五国财长广场协议以后，与美元相联系的韩元对日元相对贬值，加强了韩国产品出口的竞争力。于是，韩国经济再次回到出口主导的高速增长的发展路线。此外，第5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遇到了好的国际环境，由于准备奥运会所引起的特殊需求和新的国际“三低现象”（低油价、低利率、低美元兑换率），计划所设定的指标如期实现。全斗焕政府时期，除了1980年是负增长和1981年是低增长外，其余年份的经济增长率都保持较高水平，甚至在1987年创下了13%的增长记录。同时，全斗焕政府还实现了国际收支扭亏为盈，失业率不断下降，经济结构也有明显改善。

（以上参考资料）

韩国经济在全斗焕执政时期基本上保持了持续高速发展，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新兴工业国家”。1984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23亿美元，达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中等水平，超过了奥地利、比利时、挪威，接近瑞典。第5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更使韩国的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1987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15位。因此全斗焕执政时期被称为“檀君以来最大景气”。

全斗焕政府成立后，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试图在一两年内将通胀率从20%降到4%-5%，因而采取了紧缩财政预算、工资抑制政策、公用事业费价格管制和利率抑制政策等措施。同时进口原油与原料价格降低，特别是因日本和台湾批发价格下降而导致韩国进口价格的跌落，这些有利的外部因素和全斗焕政府的政策综合作用之下，促成物价趋于长期稳定。1980-1981年通货膨胀率还是两位数，而1982年便降为一位数，1983年后一直保持在4%以下。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民众工资水平未能跟上经济增长率等问题。

朴正熙时代韩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的是低成本的劳动力。全斗焕上台后，西方发达国家对大有“第二个日本”之势的韩国抱有戒心，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引进技术的策略难以维系。因而全斗焕政府将发展重点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对科学技术空前重视，其热情不亚于朴正熙对出口的重视，于是全斗焕效仿朴正熙召开出口振兴扩大会议和审议会，在任内召开技术振兴扩大会议12次，技术振兴审议会15次。1982年1月，全斗焕亲自主持、200多名代表列席参加的“第一次技术振兴扩大会议”中强调“技术立国”的方针，并开始实施韩国第一个自主开发先进技术的政府科技计划，设立“特定研究开发事业费”，重点开发战略产业技术，涉及的领域有半导体、计算机、系统技术、机械工业高级化、材料技术、资源能源利用技术、遗传工程、精细化工、高分子、原子能利用、海洋开发、宇宙开发、标准计量以及环境工程。全斗焕政府选择了500家企业，从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援，使它们成为技术密集型的新产业。“技术立国”由此成为韩国的一大国策，并传承下去。

1981年1月，全斗焕在施政演说中提出了国家经济运行模式减少政府干预、逐步向“民间主导型”经济体制过渡的方针。韩国开始由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向“民间主导”的经济体制过渡。全斗焕政府主要在如下方面进行了改革和调整：

但是，这个时期的韩国经济自由化名不副实，由于体制未发生大的变化，许多法规根本不能兑现和落实，政府控制一切的局面依然存在。

全斗焕正式上台前，就着手控制舆论。1980年3月，全斗焕暗中指示保安司令部的特务们开始对社会各界进行调查，还成立“舆论操纵班”，制定了一个旨在全面控制和监视各新闻机构的所谓“K工作计划”。1980年11月15日，全斗焕政府迫使全国各新闻媒介实施“言论统废合（舆论整改）”措施，总计63家报纸、通讯和广播电视机构中有44家被强行“合并和关闭”，从而完全控制了新闻舆论系统，确立了作为第五共和国军事独裁统治制度重要一环的所谓“体制言论”。

全斗焕政府为了转移人们对其统治的不满，大力提倡娱乐、体育等大众文化，被称为“3S政策”，即推广体育（sports）、性（sex）和影片（screen）。全斗焕通过开放电影市场让电影工作者在不拍摄与政府议题有关的类型内，扩展他们拍摄题材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起，政府放宽对电影剧本的审批，一般以卖弄情色为题材的电影更会受到政府的支持。在“3S政策”下，韩国中学生统一着装、发型的规定被放宽，持续36年之久的宵禁令也在1982年1月被取消，韩国由此出现了真正的“夜生活”，黄色产业日益发达。深夜剧场也随之开放，首部深夜电影是1982年2月的《爱玛夫人》，上映首日就出现人山人海的场面。

在体育方面，1980年8月，全斗焕会见在韩日两国起到中间人作用的濑岛龙三，想要找到一种赢得民心的自救方法。濑岛龙三献计申办奥运会（据濑岛本人回忆，是与他同行的五岛升向全斗焕提出举办奥运会或世博会的建议），全斗焕立即下达指令，将首尔申办奥运会放在议事日程中，之后现代集团会长郑周永等人前往德国开展游说。通过努力，韩国首尔最后于1981年击败日本名古屋，赢得了1988年奥运会主办权。同年还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成功申办1986年亚运会。1982年，全斗焕政府设立体育部，卢泰愚任首任长官。韩国职业棒球联赛和韩国职业足球联赛先后于1982年和1983年开赛，其中全斗焕亲临韩国职业棒球联赛开幕战并开球。

全斗焕政府教育政策的核心主要围绕着所谓的“国民精神教育”。1980年7月30日，全斗焕政府公布了“教育正常化与解决课外补习过热方案”（7·30教育改革措施）。其实施结果只是引入了“全人教育”的概念，把课外补习变成了校内补课和通过教育电视进行的补习，并未取得实际效果，相反却加强了国家对各级学校教育内容的干涉。

全斗焕政府在教育政策方面的措施还有在1981年12月5日恢复了对教育税的征收。为适应国民经济转型的需要，全斗焕政府还加强了幼儿教育与科技教育的力度。1982年10月，政府颁布了《科学技术振兴方案》，决定设立技术高等中学，实施英才教育，加强对基础科学技术教育的支援。1982年12月31日,《幼儿教育振兴法》和《社会教育法》同时出台。韩国开始建立起了进行终身教育的开放大学和企业附属学校等社会教育体系。

1985年3月，全斗焕政府成立了“教育改革审议会”。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作为总统直属机构的“教育改革审议会”提出了包括调整学制、改革升学考试制度、学校基础设施现代化、确保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改革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培养高科技人才、优化大学教育、建立终身教育体制、实行教育行政的自律和增加教育投资等内容在内的“十大教育改革方案”和36个与教育相关的社会、经济支援对策方案。在1987年该审议会发表的《面向21世纪的韩国教育改革》报告中，更是明确地提出了“培养自立的、有创造性的、有道德意识的韩国人”的教育改革目标。这一趋势反映了韩国经济开始从20世纪60—7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80年代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过程中对优秀人力资源的迫切需求。

全斗焕上台后，在坚持与深化朴正熙的国防政策的同时，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放弃了朴正熙政府不顾美国反对而推进的核试验和开发。1980年12月19日，全斗焕将朴正熙主导核开发的原子能研究所与韩国核燃料开发公团强行合并后，从名称中删除了“原子能”，改为“能源研究所”。通过再处理工作提取的钚被提交到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1982年至1983年，全斗焕政府利用钚秘密推进了核开发计划，被日本和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里根政府要求停止计划，1983年11月，全斗焕向访韩的里根承诺停止核开发计划，此后韩国不再进行核试验和开发。

全斗焕自上台前就与美国驻韩使馆和驻韩美军保持友好关系。当初他赴越作战时，与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副参谋长约翰·威克姆（John A. Wickham）有交情，1979年7月，威克姆就任驻韩美军司令，全斗焕与之过从甚密。因此全斗焕的一系列夺权行动，如双十二政变、5·17紧急戒严事件、光州事件等，无不得到美国的支持或默认。美国亦乐见韩国出现全斗焕这样能够维持稳定并反对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以便对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故放任全斗焕政府的军事独裁。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全斗焕随即出访美国，成为里根上台后第一位接待的外国领导人。全斗焕执政期间，美国放弃了卡特政府分步撤离驻韩美军的计划，美韩同盟进一步巩固，两国在政治上不存在任何悬案与摩擦。但在经贸上，由于1986年韩国实现了对外贸易的顺差以及对农产品和某些工业品实施高关税政策，导致美国对韩国提出韩元升值、降低关税等要求，出现了一些贸易摩擦。全斗焕政府一般会作出让步，如降低50多种农产品的关税、削减某些制造业产品的关税和消费税、大幅度降低美国香烟在韩国的销售价格，并在一定限期内实现牛肉等30多种农产品进口自由化、允许美国人寿保险公司在韩开业等，但不会全盘接受美国要求。美国出于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也不愿将事情做绝。因此，韩美贸易摩擦呈现此起彼伏、经年不断的趋势。

由于美国支持全斗焕政府，导致当时韩国民众反美情绪高涨，发生了不少反美事件，首尔、光州、大邱、釜山等地的美国文化院和文化中心屡屡遭到袭击（纵火、爆炸等）。1983年10月末至11月中旬，韩国出现了反对里根访韩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全斗焕不得不出动10万警察对付大规模的群众示威。1985年5月23日，左倾学生团体“三民斗”策划接管了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首尔各大学的75名学生占领了美国文化中心，进行历时72小时的抗议美国支持全斗焕政府的绝食斗争。高丽大学、庆熙大学等全国各大学纷纷集会和游行表示支持。事后，全斗焕政府将抗议领袖咸云昊处以重刑，关进监狱。

直到1987年6月，美国依然支持全斗焕政府。六月民主抗争发生后，美国对全斗焕政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美国国会通过了敦促韩国民主化的决议，更有议员酝酿制裁全斗焕政府的法案。里根也写了亲笔信，于6月19日由驻韩大使李洁明递交全斗焕，要求全斗焕对抗议活动采取克制态度，并与在野党领袖对话。美国的介入和施压也是全斗焕政府接受抗议民众的要求、发表6·29宣言的一个重要因素。

朴正熙虽然曾在1973年发表“6·23宣言”，声称要对包含“共产圈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在内的所有国家开放门户，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韩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不含朝鲜）的实质性接触始于全斗焕执政时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随之开始尝试接触韩国（时称“南朝鲜”），全斗焕政府虽然依然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但也摸索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之道。从1981年起，中韩外交官在国际场合开始互相打招呼。1983年发生卓长仁劫机事件，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全斗焕政府做出决定，和中国磋商解决问题，并且向中方做出了非常友好的表示，短短几天之内就把飞机和旅客全部送返中国。这个事件被视为中韩关系的转折点。

自198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和韩国政府允许到对方国家出席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体育比赛等，中韩两国的交流与接触开始频繁起来，如1984年中国遇难船员的救助和遣送事件、1985年中国鱼雷艇被劫持事件（3213鱼雷艇事件）、中国代表团参加在韩国举办的1986年亚运会及1988年奥运会等。双方通过一系列事件不断地进行接触和交流，两国关系在此过程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1992年中韩建交奠定了坚实基础。2010年8月17日，中国驻韩大使张鑫森拜会全斗焕，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问候，并高度评价全斗焕在任总统期间为中韩关系改善所做努力。

1983年6月29日，全斗焕政府的外务部长李范锡在纪念“6.23宣言”十周年的特别演讲中首次使用“北方政策”这一说法。经过全斗焕时代的酝酿后，最终在卢泰愚执政时期顺利展开“北方政策”（北方外交），实现了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邦交正常化。

在朴正熙时代，虽然实现了韩日建交，但由于金大中绑架事件和文世光事件的干扰，韩日关系又出现波折。1981年5月，在西方七国首脑渥太华会议上，日本首相铃木善幸答应美国总统里根支援韩国。受此鼓舞，全斗焕政府于8月21日向日本提出10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60亿政府开发援助软贷款和40亿美元的商业贷款）的要求。但两国交涉不顺，1982年发生日本将历史教科书中对侵略中国和朝鲜半岛的表述改为“进入”而引发的风波，全斗焕政府提出抗议，交涉中断。

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上台，主张强化与韩国的关系，提出了“日韩新时代”的口号，全斗焕政府对此予以呼应。1983年1月，中曾根康弘访韩，代表日本政府对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表示“反省”，并与全斗焕政府发表《联合声明》。随后就签订了《韩日贷款协定》，日本贷款40亿美元，期限7年。1984年9月，全斗焕访问日本，这是韩国元首首次对日本的正式访问，裕仁天皇对全斗焕表示，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里，日韩两国有过一段不幸的历史，对此深表遗憾。

尽管全斗焕执政时期的韩日关系得到发展，但尚有历史认识问题、韩国旅日侨民待遇问题、对日贸易逆差问题、技术转让问题等悬案没有解决。

在朝韩关系上，全斗焕延续朴正熙的和平统一并寻求与朝鲜对话的方针。全斗焕刚上台时，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提出了“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的构想。1981年1月12日，全斗焕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一个大胆建议，即邀请金日成访问韩国，以“恢复南北间民族信赖，防止再次发生同族相残的战争，无条件重开中断的南北对话，探索和平统一道路”。6月5日，他又提出南北最高领导人进行直接会晤坦诚交换意见的建议，并说会晤可选在任何地方。

1982年1月22日，全斗焕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提出了一项“民族和合、民主统一方案”。其基本内容是成立由南北代表组成的民族统一咨询会议，起草统一宪法，实行南北公民投票和自由选举，建立统一国会和政府主张在统一前，南北间签订《南北基本关系临时协定》。简而言之，全斗焕的对朝政策和国家统一方案就是通过南北公民投票实现统一，不再主张联合国介入，也不主张“南北按人口比例普选”。

不过，金日成以“全斗焕是杀人魔”为由拒绝了全斗焕的三次会晤建议，并在1982年提议召开“南北百名政治人士联合会议”，将“南朝鲜执政者”排除在外。全斗焕政府予以拒绝，并呼吁召开南北高级代表会谈，任命卢泰愚为首席代表，亦为朝鲜所拒。朝鲜方面还在1983年10月利用全斗焕访问缅甸之机制造仰光事件，包括4名部长在内的17名韩国人员被炸死，全斗焕因迟到而逃过一劫。全斗焕于10月20日发表特别讲话，对朝鲜进行严重警告，朝鲜则坚决否认。朝韩关系陷入低谷。其后，韩国军方曾制定以暗杀金日成为目标的“斩草计划”，并请示全斗焕，但全斗焕称“不能干与朝鲜同样的勾当”，“斩草计划”因此胎死腹中。

1984年秋，朝韩关系出现转机。这年8月底，韩国许多地方遭到暴雨袭击，发生水灾，20余万人无家可归。9月8日，朝鲜红十字会宣布向南朝鲜灾民提供7200吨大米、50万米布、10万吨水泥和大量药品，以表达同胞情谊。大韩红十字会表示接受。9月底10月初，朝鲜物资运抵板门店、仁川港、北坪港，实现了朝鲜战争停战以来三八线两侧的第一次物资流动。随后朝鲜红十字会负责人发表谈话，希望朝韩双方就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会谈，全斗焕政府同意。同年11月，朝韩经济会谈第一次会谈在板门店举行。双方议定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为：地下资源开发、渔业、农业等，并讨论相互能提供的商品细目。第一次会谈甚为顺利。但其后的第二次至第五次会谈十分艰难，双方分歧严重。

以朝鲜援助韩国水灾为契机，还实现朝韩离散家庭成员的第一次互访聚会。1985年9月20日至23日，由双方红十字会负责人带领，各由151人组成的故乡访问团、艺术演出团分别抵达对方首都，实现了停战以来首次朝韩离散家庭成员的互访。此外，朝韩还展开了南北国会会谈和围绕奥运会问题的南北体育会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985年9月，朝鲜密使、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秘书许琰访问首尔。同年10月，韩国特使、安企部长张世东访问平壤，双方达成全斗焕访朝并与金日成举行首脑会谈的秘密协议。但张世东从平壤回来两天后的10月20日，就发生了朝鲜武装间谍船渗透釜山海域并被韩军击沉的事件，加上国务总理卢信永等亲美势力的影响，全斗焕决定搁置朝韩首脑会谈。

1986年1月，因美韩举行“协作精神-86”军事演习，朝鲜叫停了红十字会、经济合作、国会、体育等会谈。1987年11月29日，朝鲜特工制造大韩航空飞机爆炸案，朝韩关系又陷入低谷。

（以上参考资料）

全斗焕最不喜欢的动物是狗。据说是因为他幼年在大邱挨家挨户送报时，常常被那些大户人家凶狠的看家狗咬怕了，所以对狗留下了心理阴影。

全斗焕是韩国历届总统中最热爱体育运动的总统。他涉猎不少运动，如足球、篮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拳击等等，他在回忆录中说，如果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而让他立志从军报国，那么他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体育运动选手。其中他最热爱的运动是足球。他在大邱工业学校念书时，就加入了该校的足球部。后来在陆军士官学校成为足球队的守门员和队长。他当总统后，时常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前往球场观战。据5次出任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职务的朴钟焕说，全斗焕曾在一个月内一两次在青瓦台亲自召见了韩国国足成员，并常常听足球故事。全斗焕对足球的见识超出了专家的水平，令人为之惊讶。

韩国政坛不少人物都有绰号，如卢泰愚是“水（물）”、金泳三是“犟（깡）”，而全斗焕的绰号则是“石头（돌）”。韩国盛传一个政治笑话，说全斗焕在美国接受军事培训期间，曾参与智商测试。当他把头放进IQ测定仪时，IQ测定仪自动出现了“别把石头放进来开玩笑。”的提示音，他的“石头”绰号就是这么来的。因此也有很多人叫他“无知的石头脑袋”。但也有人否定这种传闻，并说全斗焕非常聪明，记忆力也很强，并非世传的“石头脑袋”。

据全斗焕回忆，5·16军事政变不久后，朴正熙就召见全斗焕，提议让他当国会议员，全斗焕谢绝。朴正熙说：“国会议员算什么？做就做呗，有什么做不到的？”全斗焕表示他就喜欢当兵。朴正熙让全斗焕回去跟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秘书室长尹必镛商量，两天后又召见全斗焕，问他想好没有。全斗焕说：“阁下，我既没有钱也没有地域基础来当议员。而且重要的是，军队里难道不应该有忠诚的人吗？”朴正熙由此对全斗焕刮目相看，更加器重他。

全斗焕军旅生涯中唯一一次参与实战是在1970年至1971年作为白马部队（韩国第9步兵师）29联队联队长参与越南战争。他打了几次小规模战斗，虽然没有败仗，却闹出不少丑闻。他被揭露在黑市中购买武器，冒充从越共那里缴获的战利品。据一名韩军参战老兵回忆，当时很多韩军士兵找不到合适的饮用水，而全斗焕竟然用热水洗澡，白马部队的长官（第9师团长）曹千城非常生气，报告要解除全斗焕的联队长之职。此外，全斗焕还经常自我吹嘘，频繁与当地民间人士接触，将作战指挥权移交参谋以下的将校，战斗执行能力不足，出入各种派对，因此他的上司对他很不满。等到回国授勋时，不仅他的直属上司曹千城反对给全斗焕授勋，就连驻越韩军司令官李世镐也不同意，但朴正熙最终还是授予全斗焕“乙支武功勋章”。

全斗焕在越南期间，韩军屠杀了不少当地平民。因此后来光州事件发生后，美军在韩国的情报员在秘密报告指出：“韩军的处理手法残忍之极，是因为现军部的实权人物全斗焕、卢泰愚、郑镐溶都是在越南战争中获得实战经验”。

全斗焕执政时期，韩国所有新闻节目的开头均报道全斗焕的活动。所以，当韩国民众每天打开电视或广播时，9点播出的新闻开头总是“当！全斗焕总统阁下……（땡! 전두환 대통령 각하께서……）”而“当全”在韩语里谐音硬币（땡전，语源是19世纪末兴宣大院君为重建景福宫而发行的“当百钱”，民众简称“当钱”，后引申为对硬币的一种称呼）一词，因此韩国民众讥讽当时的新闻为“硬币新闻”（땡전 뉴스）。

全斗焕卸任后，曾三次访问中国。2001年12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全斗焕访华，田纪云、戴秉国分别会见，其后又南下上海。2007年10月，全斗焕再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访华，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于3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全斗焕夫妇一行，对全斗焕在任总统期间为中韩关系改善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11月前往江苏扬州，会见江苏省委书记、省长梁保华、扬州市委书记季建业等，并参观崔致远纪念馆。2011年9月，全斗焕第三次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访华，访问了黑龙江、山东等地。

全斗焕在其回忆录中称，2002年退出大国家党并创建韩国未来联盟的朴正熙之女、韩国前总统（时为国会议员）朴槿惠向全斗焕暗示要挑战大选，一直要全斗焕帮助她，但全斗焕回复让她“收回意愿”。全斗焕表示，“根据朴议员的条件和能力，我认为这是过分的贪欲”，“虽然我不知道朴议员能否成为总统，但我转告她，在我看来她很难履行总统一职，我担心如果失败会导致她父亲的名誉受损”。

2017年，《全斗焕回顾录》出版，该回忆录共有三卷，由其子全宰国旗下一家出版社出版，几乎算是自费出版物。

全斗焕的故乡陕川建有“日海公园”。该公园开园于2004年，原名“新千年生命森林公园”。2007年以全斗焕的雅号“日海”而改名“日海公园”。然而从改名开始就遭到韩国社会不少势力反对。当地部分民众成立了“守护新千年生命森林公园陕川郡民运动本部”和“反对全斗焕公园的庆南对策委员会”，光州等地市民成立了“反对全斗焕公园的光州、全南对策委员会”。但全斗焕的支持者团体“爱全斗焕前总统会”（爱全会）则坚持以“日海公园”命名。同年8月，反对团体在日海公园放映了反映光州事件的影片《华丽的休假》，因而在园内与“爱全会”成员发生肢体冲突。

2020年7月23日，庆尚南道共同民主党议员金永振在该道临时议会上提出对全斗焕的纪念物予以调查并消除，包括日海公园、全斗焕纪念植树标志石、全斗焕手书的彰义祠匾额等，乃至全斗焕执政时期在昌宁郡南山护国公园设立的夸大他祖先全霁功绩的“全霁将军忠节事迹碑”。

韩国京畿道坡州从事个体的郑汉春为宣告全斗焕恶行而花费私人费用建造了全斗焕跪地铜像。2019年12月12日双十二政变40周年时，全斗焕跪像曾在首尔光化门广场展出，但因市民鞭打，仅两周就被损毁。

2020年4月27日，全斗焕作为被告出席光州地方法院，跪像移至光州。现场人员情绪激动，他们对着跪像拳脚相加，有大妈上去就是一个耳光，还有大叔拿着玩具锤子狂砸。

光州市批准全斗焕跪像在该市5·18民主广场设立至2020年9月20日。6月16日，负责管理铜像的市民团体宣布将全斗焕跪像保留至全斗焕刑事审判宣判结束。

1987年发生声势浩大的六月抗争之际，全斗焕无能为力，在6月17日说：“我的牌打光了。”6月19日上午10时30分，全斗焕召集安企部长安武赫、国防部长李基百、陆军参谋总长朴熙道等开会，下达了以紧急措施为前提的军队部署指示。决定向大田和大邱派遣1个师团，2个旅团转移到光州，并向釜山派遣1个师团和1个旅团，首先镇压釜山、大邱、马山的示威。首尔则是将4个联队安排在主要大学。下午2点，全斗焕会见美国驻韩大使李洁明，读了美国总统里根要求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亲笔信。4时30分，全斗焕下达了保留军队出动的指示。其后更是接受了6·29宣言，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对此，全斗焕及其支持者认为全斗焕放弃戒严并和平交权，对民主化有大功，甚至主张6·29宣言的发表是“全斗焕写剧本、卢泰愚当演员”。不过，民主势力认为主要是美国的施压和办奥运会的考虑才让全斗焕作出让步。

对此，韩国历史学家徐仲锡表示，全斗焕及新军部放弃戒严并接受6·29宣言，并非良心发现或盼望文民政治，而完全是出于迫不得已。但美国的施压和奥运会也只是次要因素。他认为迫使全斗焕屈服的因素有：

全斗焕曾说：“军队这个地方很奇怪。就是现在我当了总统，说实话，害怕的团体就是军队。”全斗焕害怕强行戒严会导致军队哗变，或者再出一个像金载圭这样的人物，让自己落得和朴正熙一样的下场。因此，全斗焕从六月抗争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动员军队，即使是6月19日的军队部署指示也只是做个姿态，最后屈服于民众示威也是唯一可行的选项。至于全斗焕对民主化有大功的说法，徐仲锡认为是新右派和极右势力“厚颜无耻的诡辩”。

全斗焕下台后，对于光州事件一直主张是由时任戒严司令的李熺性全权指挥戒严军出动和进行现场作战，自己当时是保安司令，因此不了解有关经过，并拒绝道歉，表示自己不知为什么要道歉。

2003年2月，全斗焕在接受采访时仍称光州民主运动为“暴动”，说：“光州（事件）是持枪发生的一起暴动。但因为是戒严军，所以戒严军不能不镇压，不是吗？”这番言论引起韩国社会的公愤。他在2017年4月发行的回忆录中，对光州事件的描述引发轩然大波，全斗焕不仅继续使用中性的“光州事件”一词，个别段落甚至称之为“暴动”，还声称不知道是谁下达的开枪命令。全斗焕写道，在光州“除了生命受到威胁之外，戒严军绝没有把枪口指向平民过”，并再次重提“我觉得事件有朝鲜特种部队渗透起事的迹象”。全斗焕始终不承认自己下令军队镇压，反称是受到朝鲜煽动的暴民无法沟通，为了保护民众的军队才会自卫反击。同时主张已故神父曹皮乌斯曾亲眼目睹军机对民众开枪的证言纯属子虚乌有，并批评曹皮乌斯是“亵渎神职的无耻骗子”。首尔大学讲师黄东夏和西江大学研究员郑壹永针锋相对地编辑出版了《全斗焕他叙传》，以回击歪曲事实的《全斗焕回顾录》。

2017年8月4日，光州地方法院对相关诉讼作出裁定，禁止《全斗焕回顾录》的出版、发行、复制、广告与贩卖。2018年5月又起诉全斗焕涉嫌在回忆录中诽谤遇难者及其遗属，定于8月开庭。但全斗焕方面先后多次申请缺席审判，理由包括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等。2019年1月，全斗焕律师再次申请缺席在光州地方法院的庭审，理由是全斗焕患有重感冒，且发高烧到39度，无法外出。2019年3月11日，全斗焕终于以被告人身份出席光州地方法院的庭审。但此后便以老年痴呆症恶化等为由，缺席庭审。11月，全斗焕被拍到打高尔夫球，引发舆论哗然。2020年4月27日，全斗焕再次出庭光州地方法院受审。

2020年11月30日，光州地方法院对全斗焕涉嫌损害死者名誉案进行一审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2年。全斗焕当天走入法庭时保持沉默，结束庭审后，对“是否会向国民道歉”的提问也未作回答。但检方不服判决，以量刑太轻为由对一审判决提起抗诉。

2021年8月9日，全斗焕时隔252天再次出庭，参加诽谤案庭审。全斗焕自称呼吸困难，在开庭仅25分钟后就中途退庭。全斗焕于8月13日入院后被诊断多发性骨髓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