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富苏峰（とくとみ そほう，文久3年1月25日/1863年3月14日— 昭和32年/1957年11月2日），本名德富猪一郎，日本著名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作家德富芦花之兄，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在其去世后接过其手中接力棒，鼓吹极具侵略性的皇室中心主义，他经历幕末、明治、大正、昭和时期，活了近一世纪，于1887 年前后登上论坛直到1957 年病逝笔耕70 余载，且始终处于舆论界的核心地位，其地位几乎与皇室、首相、军部等同。他是日本右翼思想家典型，其思想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折射，当今日本右翼思潮和政界的思维与其思想一脉相承。

出身于肥后国的苇北郡，其父是德富一敬，当时熊本市的一名纺织业商人。是开国论者横井小楠的得意门生，在当地和鹿儿岛、熊本、肥前一带颇有名望，其母矢岛久子也通文墨，他幼时就随母亲背诵《唐诗》，学习《论语》和《大学》，听父亲讲解《日本外史》，严格的家庭教育，对苏峰和其弟弟德富芦花（著名文学家、画家）成名创造了有力条件，他们还有一个姐姐みつ子是河田精一的妻子。

1873年迁居熊本城东郊大江村，入村墅就读，其师兼板先生以平民主义思想教育学生，要求他们不依赖出身，要靠自己去奋斗，开创自己的事业。1875年转入熊本洋学堂，该校教师是美国人赞斯，为人专横，动辄训斥学生，所学科目也以《圣经》为主，生活饮食一如美国，吃面包，牛肉，这些都引起了他的反感，一度退学，但洋学校印刷的地方小报《白川新闻》和《熊本新闻》却极大的吸引了他，使之对办报有力极大的兴趣，并由此产生将来做一个新闻记者的愿望。

1876年，苏峰离开家乡，到东京英语学校学习，不久经人介绍转入教会教育团体京都同志社，受洗礼入基督教，但入教并非自愿，也算不上热心虔诚，一日数次的谢恩、忏悔、祷告、每周必有的集体祷告使之十分厌烦，未到毕业就退学。在此期间，对其有有影响者，一为著名开国论者，幕末偷渡美国的新岛襄，是苏峰的洗礼教师，苏峰很推崇新岛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深受感染。二是京都同志会有不少报刊杂志，苏峰一旦有空就埋头阅读《朝野新闻》、《大阪新闻》等报刊，要当记者名扬天下的决心更加坚定，自1877年起，他开始为报刊撰稿，并一度在《七一杂志社》工作，初步积累了办报刊的经验。

梁启超提倡“文界革命”时相当称道德富苏峰，借鉴了德富把欧文引进日文的作法，称自己为“中国的德富苏峰”，但是德富苏峰本人认为梁启超更有才华，应该是他被称为“日本的梁启超”更为妥当。他的思想大致以甲午战争为界。在这之前，曾创立“民友社”这一政治及社会团体，创办《国民之友》杂志，提倡平民主义，反对藩阀政治，有一定积极意义；在这之后，急速地转变立场，成为狂热地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者。狂热的天皇主义者和大日本膨胀论者，从“征清”到后来的侵华，信仰日本应该“海外雄飞”的他，作为当时日本相当知名的评论人、杂志编辑和记者，一直是战争的舆论制造人。

他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3年，发表了《大日本》一文，强调日本要有自己“自主的外交”，日本要寻找“扩张日本的途径”，稍后又在《海国人民的思想》一文中提出了“国民扩张”的设想；他在1892年出版的《吉田松阴》一书中，为幕末时期日本的对外侵略理论的先行者吉田松阴树碑立传，认为吉田松阴“实是膨胀的帝国主义的先驱者”。德富苏峰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出版了二百余种书，其中，《大日本膨胀论》是德富苏峰对外扩张及侵华理论的代表作。这本小册子中的五篇内容相关的文章，均于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在《国民之友》杂志发表，到1894年12月结集出版，书中的五篇文章分别是《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好机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战争和国民》、《战胜余言》。在这本小书中，德富苏峰系统地提出并论述了他的“大日本膨胀论”。除了大量地著书以外，德富苏峰还在几十年中，先后控制《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等重要舆论喉舌，在影响和操纵国民舆论方面不遗余力。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成为军国主义的狂热鼓吹者，马上声称：“举国一致对付清国是当务之急，为此我愿意牺牲我所有的一切。”他以社长身份，派出30余名随军记者，宣言大日本帝国的赫赫战功，极力宣言狂热的民族情绪，他甚至亲自漂洋过海，到辽南地区采访，当三国干涉还辽时，苏峰很不甘心的用手帕盛住旅顺口的沙土，作为这里一度成为日本领土的纪念。

回国后，他积极配合日本政府的扩军备战方针，在报刊上大造“十年磨一剑”，必报“还辽”之仇的军国主义舆论。1895年6月1日，他在国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鼓吹要在五年内建立一支可以对付两个欧洲最强国在远东海军之海军力量和一倍于现有陆军常备军的兵力。

他的这种卖力叫阵，赢得了统治阶级的赞赏。1897年由明治天皇下令任内务省参事，另一批人却指责他投降了藩阀政府，但苏峰不为所动，继续和达官贵人勾结，尤其是和桂太郎的关系最为密切。日俄战争爆发后，他提出“国家第一，办报第二”的方针，彻底堕落成政府的喉舌，但苏峰却因此成了贵族院议员，1912年桂太郎组织立宪同志会时，《国民新闻》报社所在地简直成了新党的总部。但他也因卖力的支持桂太郎，招致群众的愤怒，国民日报总部在1905年的日比谷烧打事件和1913年的护宪运动中两次被群众捣毁。

1913年桂太郎死后，他的政治靠山已倒，于是心灰意冷的脱离政界，重新开始他的“文章报国”著述生涯，先后写出《公爵桂太郎传》，《大正青年与帝国前途》，《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与日本》，1923年出资组织国民教育鼓励会，继续为宣传军国主义、天皇中心论而奔忙。同年，任帝国学院院士。

九·一八”事变后，年已68岁的他声称这是他日俄战争以后最愉快的时刻。相信这一事件是实现我的主张的最好机会。他与军部势力紧密勾结，在日本的侵华战争及所谓“大东亚战争”进入关键时刻的时候，报界一片黑暗中，他依旧活跃异常，还积极组织策划全国的文化人、学者、文学家，为侵略战争效力，美其名曰“文学报国”、“言论报国”。 1938年著《皇道日本之世界化》，为日本侵略升级辩护，1942年著《兴亚之大义》，鼓吹超国家主义，12月又出任日本新闻界协力侵略战争的最大团体组织“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的会长。1943 年因宣传皇室中心主 义和法西斯思想有功被授予文化勋章。

日本战败后列为“A级战犯”嫌疑人将其拘禁于自宅内，等候处分。但1947年后，由于“冷战”状态的形成和美国的基本政策的变化，对日本战犯的惩治不了了之。1947年9月，德富苏峰被解除拘禁，到1952年又被解除“公职追放”令，使其完全获得了自由，并继续写完他的《近世日本国民史》。这期间，他还著有《胜利者的悲哀》，《三代人物史》，流露出不甘心日本失败的情绪。1957年去世，终年94岁，临死时，高呼“再等500年”。

他一生著书 300 余册。其思想体系完整地显示了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的发展过程。但是对于这样的日本人，中国人不了解，不愿意了解，所以他在中国的知名度比弟弟德富芦花低得多。

1880年，苏峰回到家乡熊本县大江村，这时期，家庭的生活十分困难，其父的收入无力供养他们四兄弟读书，因此不得不变卖田产维持生计，1882年，苏峰父子为补贴家用，开办大江义塾，招收几十名学生，讲授日本日本历史、经济、汉学和英文，这几十名弟子中最出名的就是宫崎滔天了。

当时，自由民权运动进入高潮，席卷全国，对正在困苦中挣扎，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苏峰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之作为一个活跃分子，投身其中，同年参加激进自由党在九州的地方组织“相爱会”，积极开展活动，暑假期间，他带领学生，来到了民权运动的中心--东京。在这里，他聆听了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的激昂演讲，并于中江兆民、田中卯吉、马场辰猪等著名民权理论家过从甚密，尤其与马场结为知己，并从马场处得到一批赠书，如《日本民权改正论》、《日本文法论》、以及莫尔莱等西方学者的日文译著，这使他眼界大开，他说：“我原来的政治思想起源于横井小楠，并受新岛先生基督教感化，现在又受西洋人感念感应，恰如水乳交融。

1882年秋冬，围绕着板垣出国，实际是否在国内坚持开展自由民权运动问题，自由党内部产生分歧，苏峰作为相爱社的代表希望坂垣能留下来继续斗争，但最后坂垣和后藤象二郎最后还是在政府的压力下远赴欧美，脱离了国内火热的斗争，苏峰怏怏而归。1884年苏峰不甘寂寞，又前往高知县，与自由党激进派片冈健吉、古重喜等会面，希望重振旗鼓，但这时民权运动已经趋向低潮，片冈等人或泛舟垂钓，逃避政事，或饮酒悲歌而不思作为，苏峰对此颇为失望，作诗感叹道：“冰心一片向谁说，独向梅花读楚辞。”

民权运动上层的妥协，使苏峰十分愤慨，从反面激发他独树一帜的决心，1884年，大江学塾增开新课程，如吉田松荫的《幽室文稿》、中国的《史记》、《战国策》，还有《英国宪政史》，《经济学》等，并阅读了许多西方民主著作，如《美国民主》、《国民》，《英国史》等，边学边教，为著述做了充分准备。

当年写出小册子《论明治二十三年以后政治家的资格》、《自由、道德与儒教主义》；1885年写出《第十九世纪日报青年及其教育》（后改名为新日本之青年），《官民调和论》；1886年写成《将来之日本》等时政政论型文章，攻击藩阀专政，宣言自由民主，在民权运动衰落，舆论界沉寂的时期引起巨大的反响，德富苏峰赢得一大批青年追随者，大江学塾学生数量激增，苏峰一时在舆论界声望大起。

1886年，德富苏峰孤注一掷，不顾学生的请求，停办大江义墅，举家迁往东京，参加舆论界的角逐，他 宣言：“我等并非老死田舍者， 逐鹿中原之时已经到来。 我本好政治，欲引导世间政治按我的希望而运动，如果这是野心，则此种野心正如火如荼”。1887年，他仿照美国《国民》杂志，创办《国民之友》杂志，编辑部取名《民友社》，《国民之友》把矛头指向当时以“鹿鸣馆”为代表的贵族欧洲化主义，该杂志第一期即集中攻击伊藤博文等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照搬欧美的方针，第二期则在举国关注的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指出外交之忧患不在外而在内，所言正击中舆论的兴奋点，因而大受欢迎。《国民之友》一炮打响，第一期发行量达数万之多，连苏峰本人都感到意外。

1890年他又创办《国民新闻》，实行了多年的办报愿望，他亲自规定的办报方针是。1、改良政治。2、改良社会。3、改良文艺。4、改良宗教。这种方针说明了他是一个改良派。他以报界巨头自居，操纵舆论，卷入松方正义内阁的斗争，支持农商务大臣陆奥宗光，反对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

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言论界斑驳陆离的帝国主义思潮中，“膨胀”一词是 常见于日本报刊、真实表现当时国民心态的时髦词语。不妨说，“膨胀”一 词是体现当时日本“时代精神”的文化符号。上述高山樗牛就用过“膨胀的 国民”这一提法，而对“膨胀”一词厚爱有加、使用频率最高的，莫过于德 富苏峰。

明治政府挑起甲午战争前一周，德富苏峰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鼓吹 甲午战争的开战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的活动之良机”，通过战争“可 获得很多战利品”。这“战利品”指什么呢？他历数道：“在东洋建立国民 膨胀的根据地，打通膨胀的沟渠，排除膨胀的障碍，让世界认识膨胀的日本。” 这样，在国际上可“与其他膨胀的各国国民处于对等的地位，在世界的大竞场上展开角逐”，在国内则可达到“巩固国民的统一，深化国民的情神之目 的”，从而使“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飞跃为膨胀的日本”。“膨胀的日本” 就是德富苏峰企图通过甲午战争塑造的帝国主义日本的国家形象。他的用意 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民族危 机，成为亚洲惟一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随后不停顿地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 级改革，迅速建设成为东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力的上升，增强 了民族的自信，到了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如何进一步提升“国民形象”，成 了日本思想界的重大课题。为此，以德富苏峰为首的欧化主义文化团体“民 友社”，与陆揭南、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为首的国粹主义文化团体之间， 在甲午战争前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文化论争。德富苏峰认为，要成为英国“大 国民”那样的“伟大的国民”，就必须彻底地否定日本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 全盘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便取得与西方国家“大国民”同等 的地位。而国粹主义文化团体则认为，全盘西化势必削弱日本国民的“自信 心”，他们主张“国粹保存主义”，挖掘并利用日本传统文化的价值以涵养 日本“大国民”的精神素质。如志贺重昂的名著《日本风景论》，从地质学、 地貌学、生物学、气象学等角度，着力表现日本环境的“潇洒、美、跌宕”， 以求唤起日本国民的爱国心与自尊心。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及自身理论的 缺陷，这两个文化团体都未能解决这一课题。就国粹主义文化团体的主张来 说，正如民友社所指出的那样，日本“风景美”不能构成日本与西洋对等的 充足依据，因为“我邦决非靠富士山、琵琶湖自然美可救”。那么，按欧化 主义者的主张来做又怎样呢？1883 年民友社机关杂志《国民之友》社论《日本国民之品格》感叹道，尽管日本采用了西方文明诸制度而增强了国力，显 示了伟大的进步，但并未赢得西方国家的尊敬：“在东洋，最进步、成长最 快、最开化、最有知识、兵力最强的一大国民，仍不免遭白人的轻侮。”这 种杂揉着懊恼、怨恨的言辞，反映了当时日本为修改幕未不平等条约与西方 国家进行长期交涉而屡遭挫折的焦灼情绪。

精神分析学告诉人们，焦虑往往会转化为“投射”。个人会把自己令人不快的冲动归因于别人，即将内部危险外在化，而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 甲午战争前日本朝野的普遍心态，是认为“白种”文明人之所以使日本修订 不平等条约的努力每每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把已经“文明开化”的日本国 民与日本周围弱小民族“野蛮人”等同视之的缘故。最具代表性的言辞是福泽谕吉于 1885 年发表的《脱亚论》，该文抱怨日本“所不幸者”是有两大“恶邻”——“一曰支那，一曰朝鲜”，“以西洋文明眼光看来，由于三国地理 相接，或将日本视若同类国家”，因此必须“衷心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 德富苏峰进一步发展了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思想，主张通过时邻国的侵 略战争以显示“日本国民的膨胀性”。甲午战争开战后不久，他在《国民之 友》上撰文写道：“吾人站在世界的面前，决不可忘记决战。何之故？ 为了朝鲜的改革，为了北京城下之盟，为了几亿的赔款，倘若我邦在此大决战中取得惊人的胜利，从来的误解便焕然冰释。我邦的真实形象，我国民 的特色，亦好比雾散天晴，山色如洗之分明。”德富苏峰活像一名赌徒，他 把向世界显示“日本国民的膨胀性”的“赌注”押在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上。 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陆海两战日军连连得手。当旅顺陷落时，德富苏峰好像赢了满贯从赌场出来，神气活现他说：“我等面对世界，不仅不愧为日本人，亦当以日本人自夸。日本人之大名，好比戊辰战争后萨长人之名， 好比滑铁卢大战后威灵顿之名，到处意味着名誉、光荣、勇敢、凯旋和胜利。 所谓‘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此实乃当今日本国民在世界之 情态也。”甲午战争对德富苏峰来说，好比“膨化器”，“膨胀”出日本“大 国民”的形象来。

德富苏峰是一个旱熟的帝国主义 者。在日本尚未在经济上具备帝国主义条件的情况下，他已看到在帝国主义 列强角逐中获得“商权”的重要性。当日军占领辽东半岛时，他以随军记者 身分同去，发表感想说，“辽东半岛之旅行，实在令人愉快”，因为日本获 得了扩展商权的“新领土”，以致在三国干涉下被迫还辽时“欲哭无泪，深 觉惋惜”。他鼓吹“膨胀的日本，不独凭之以兵力，亦必须凭之以商权”， “进入 19 世纪后期，正如商业是一种战争，战争亦是一种商业”，并预见“此 种奇妙的兵商二要素的结合”，到 20 世纪后将更加突出。作为思想家的德富 苏峰的这些言行，揭示了甲午战争决非军事封建性的单纯扩张领土的战争， 它具有为争夺市场、原料地而有意识地参与帝国主义列强爪分世界的明确意 向。

德富苏峰继承福泽谕吉文明侵略论思想，鼓吹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是“对世界上顽冥不比思想的一大打 击，让野蛮社会沐浴文明的恩光”。这是站在所谓“文明”的立场，给帝国 主义侵略弱小民族国家披上正当化、神圣化的外衣。从旅顺归国后，他在 1895年 7 月撰文把日本比作古代罗马帝国，认为日本如同古罗马对地中海各国的影响那样，日本民族应对东亚各国以及南太平洋地域负有普及“文明”的义 务。他解释道，在东亚诸国民中“具有政治与组织能力的，惟独我大日本国 民；具有国家观念的，亦惟独我大日本国民。”他主张日本同西方列强平等 竞争，实现日本民族精神“膨胀”的历史使命。

他在《日本国民的膨胀性》一文中认为，“日本过去的几百年的历史，是收缩的历史，将来日本几百年的历史，可以说是膨胀的历史”，预言将来日本的历史学家来编写日本的膨胀史，那真是一件快事，“而我辈实际上正在成为日本膨胀史的史料”。“高山下有深谷，闭关后有开放，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闭锁的隧道，进入开放的天地。维新开国二十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正如脱缰的悍马，出笼的猛鹫，正在尝试大胆的运动。”他称日本人本来就是“天孙人种的子孙”，“天孙人种”的命运就注定了要踏着波涛，在北洋南极之间寻求新的故乡。日本人是海上民族，日本人的祖先视洪涛巨浪如平原旷野，他们乘舟破浪，恰如在平地行走。“而我们今后应该做的和不得不做的事，不过是重复祖先在三千年前所做的事情。要往近处说第三章?“大日本膨胀论”与“*分割论”，就是重复我们的祖先在五百年或三百年前干的事情。”德富苏峰所说的日本的“膨胀”，首先是人口的“膨胀”，他列出了一个《日本人口增加预算表》，预测在未来八十五年间，日本的人口要增加到一亿三千多万人，而到了那时，日本的人口与现有国土的比例跟欧洲诸国比较起来，就处于明显的劣势。他写道：今天的情况是国土拥挤，一个六铺席的房间要住两个人，而每年增加的人口都在四十万人以上，像这样累加起来势必会发展到人摞人的程度，要想保持我国目前的人口与面积的比例，那就要增加二百五十三平方公里的版图，即等于新增加一个近江国（日本的一个县——引者注）的土地面积。如果不能增加，那就等于一个近江国被他人夺走。而新版图增加的比例，必须年年超过人口增加的比例。即在今后六十年中，如果不能把日本国土的面积增加到两倍，则今日的人口与国土的比例就难以保持。

水满则溢，溢则流，人口的运行亦如此。何况我国正位于四通八达的世界通衢之上，占尽天时地利，怎能作茧自缚，不让人口向四方膨胀呢？德富苏峰进一步认为，西方白人就像冰块，是一种怕热的人种，对气候的适应性不强；而日本能够适应各种冷热气候，在这方面西方人不足以成为日本的对手。所以，今后日本在“膨胀”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不是西方人，而是支那人——说起人种，不要忘了支那人种，支那人种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我国国民一样，甚至比我国国民更能忍受多种气候的考验，在能够保持其固有性格的同时，也能够适应不同的境遇。如今，无论在朝鲜，还是在布哇，还是在香港，还是在浦盐斯德，还是在澳洲，支那人都是我国的顽强的敌人。在萨哈林岛，支那人为了一条鲑鱼，也与日本的渔民相争；在澳洲，支那人为了一盒火柴，也与日本商人抢生意。……或许今后的历史，就是日清两国国民、两种人种，在世界各地的膨胀及其冲突史。……

德富苏峰认为，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机会难得，机会易失”；“何为好机会？毫无疑问，就是日本和清国开战的机会。换言之，就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他提醒日本当权的政治家不要错过良机，“要利用这个好机会，使国家有一个超越的飞跃，同时将自己的英名永远地镌刻在国民膨胀史的第一页”。他更提出，“日清战争”是日本国运消长的一个契机，开战胜利后，日本“可促使朝鲜改革，可订立北京城下之盟，可获得几个亿的赔款，我日本确立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些岂不都是在此一举吗？”“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一跃而为膨胀的日本，其机遇就存乎此一刹那间”。德富苏峰认为日本开战必胜，他列举了日本必胜的几个条件。“一、军备上我们远远超过它；二、财政上有余裕，即使不发行国债也有一亿余万元的作战费用；三、他国处在旁观的位置；四、我国在朝鲜已经占据了有利地位；五、国民一体化，万众一心，在政府面前有忠勇的部队，在政府之后有刚健的富有殉国之心的四千万国民。”他强调，在这种条件下假如不开战，那就有很多祸害。他提出“不开战的害处”有五

第一，我国将在清国面前甘拜下风；第二，在朝鲜人面前的威信全部丧失；第三，在东洋不用说，在世界各国，谁都不会把我国放在眼里，我国完全不足为他们的对手；第四，国民会有反应，而且是激烈的反应，甚至舆论沸腾；第五，全国舆论沸腾，全国反对尚可忍受，清国、俄国、英国，还有其他国家都趁机插手插脚，扩张势力，日本除了幽闭于自国之外，在其他地方完全失去立足之地。

当日军在甲午海战中取胜，并占领中国的旅顺口后，德富苏峰欣喜若狂。他在《战后余言》一文中，进一步表达了其战争与侵略的狂热。他称日军占领旅顺口“是大日本膨胀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他提出要赶紧“把旅顺划归我大日本帝国的版图”，然后要把朝鲜首都迁往平壤，把清国的首都迁往南京。不过，“朝鲜迁都是为了确保独立，是方便之计；而清国的迁都，是维持其苟延性命，是外界逼迫，是强制”。他认为这些仅仅是一个开始，对“大日本膨胀”来说远远不够，接下来要推进“南方的经营”。他认为“南方经营”对于日本来说极为重要：“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是大日本膨胀的大方针。这个方针不是我们随便制定的，而是三百年前的祖先就已创下先例（这里的所谓“先例”显然是指倭寇对我东南沿海的侵略——引者注）。这个先例，就是适应膨胀的自然，顺应膨胀的大势，遵从膨胀的情理的先例。”德富苏峰解释说，所谓“南方的经营，就意味着占领台湾”，因为——台湾地处太平洋关口，与我国九州岛相隔，与琉球本岛、宫古、八重山诸岛相接……占据了台湾并将它作为殖民地，使其成为自由港，进而成为我国国防之要冲，乃与英国占领的香港形成犄角，成争雄之势。然后继续南渐，直到菲律宾及苏门答腊海峡，这些几乎都是胜券在握。其物质收获未必赫赫显著，但其实际利益绝非其他可比。故将太阳旗插上北京城头，或可暂缓一日，但占领台湾，将它并入大日本皇帝陛下的主权之内，绝不能有片刻犹豫。

德富苏峰提出的这些侵略中国及亚洲的思路，与同时期福泽谕吉等人的思路基本吻合。这意味着，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日本民间学术界对华侵略的主导思想和舆论导向已经初步形成。此后半个世纪的日本侵略史表明，日本正是按照“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的基本思路进行侵略扩张的。甲午海战后日本人占领了旅顺，割据了台湾作为“南渐”的跳板，在北方占据辽东半岛，1904年又与俄国争夺在我东北的权力而展开了“日俄战争”。此后日本将其势力逐渐扩张至整个东北，1931年策划成立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果真“将太阳旗插上北京城头”，1941年后又将战火从中国大陆烧向“南方”（即东南亚地区）。日本半个多世纪的侵华史几乎与德富苏峰之类的御用文人学者的设计完全吻合。

在《大日本膨胀论》推出之后，德富苏峰在此后的漫长生涯中，一直倾全力宣扬日本的军国主义。他一生写了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二百多本书，其中包括影响甚大的《昭和国民读本》、《满洲建国读本》、《国民必胜读本》等畅销书，宣扬对外侵略扩张一直是其基本主题。他写的《近世日本国民史》多达一百卷，其中心是宣扬“忠君爱国”。他在1938年出版的《皇道日本的世界化》（明治书院）一书中，继续宣扬他在《大日本膨胀论》中的观点，并进一步以所谓“皇道”理论作为其理论的基础。他认为日本今天登上中国大陆，就像鲑鱼和鳟鱼从河里游到海中，再从海中游到河里，就像燕子和大雁，每年春天和秋天都要迁徙和转移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大和民族是从何处来的？现在还不能明确断言。但除了日本岛上的土著外，其中一大半是从大陆来的，另一半是从太平洋来的。这样看应该没有错。本来，在我国有北进南守一说，也有南进北守一说，这些都意味着回归到故乡的某个地方。全部的事实是，北进又南进，南进又北进；又是大陆，又是大洋。如此膨胀漫延，即回到祖先的故乡。我看现在我们大和民族的状态，就像燕子、像大雁、像鲑鱼、像鳟鱼，各自在进行着本能的行动。（《皇道日本的世界化》第2～3页）他认为，以前日本民族长期以来就像蝾螈和蓑虫一样闭守在日本诸岛，并非命运注定如此，相反，“日本民族本来是雄飞世界的人种，不幸机会没有成熟。换言之，雄飞的训练所需要的时间过于漫长”。他指出，“皇道的世界化的理想，是我国肇始以来就有的理想，但每每想实行，每每遭受挫折”，如丰臣秀吉（丰太阁）的征韩。而到了明治天皇时代之后，雄飞世界、布皇道大义于四海才初露端倪。他认为“满洲事变”、“*事变”就是日本皇道世界化的标志。他说现在日本进入中国，是日本“以国运做赌注”，日本“在大陆经营上不止走出了一步，而是走出了数步，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所谓背水一战，就是今天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