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是世界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推动文化全球化和多样性的内在要求。文化交流包括人员的往来，物产的移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的相互影响，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的传播。交流的途径多种多样，如政府使节、留学学生、宗教、商业与商人、手工工匠等，甚至战争与俘虏，也曾为文化交流提供渠道。

位于亚洲大陆东部的中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逐渐由近及远地与别国接触联系，进行文化交流。它包括人员的往来，物产的移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的相互影响，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的传播。交流的途径多种多样，如政府使节、留学学生、宗教、商业与商人、手工工匠等，甚至战争与俘虏，也曾为文化交流提供渠道。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各有不同，彼此所受对方影响深浅及产生的结果，也因国家与时代而异。但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是历史的必然，而在与各国交光互影的漫长过程中，总的来看是中外双方相互受益。

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国的接触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古代印度称中国为秦，至今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里，中国的名称来源于秦字。

1-2世纪传到意大利的中国战国时期表铜器

汉朝国势强盛，张骞、班超先后活跃于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远在西亚的各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葡萄、石榴、胡麻、苜蓿等植物移植到中国，大宛（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的名马得以引进，黎轩（当时属罗马帝国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杂技魔术在汉武帝刘彻（前157～前87）的朝堂之上表演。中国的丝绸成为罗马贵族衣着所用的奢侈品，备受珍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称谓之一即来自丝字。中国的丝、纸和钢传入印度。印度的佛教在东汉时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中国。有的学者认为，江苏孔望山摩崖石刻，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石刻。佛教在中国历经盛衰，延续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朝鲜北部和越南北部，在汉代都已不同程度地濡染了汉文化，奠定了以后与中国进一步交流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各个政权需要巩固与发展，海上及陆路交通条件也有改善。相比秦汉时期，这四百年间与外国的文化交流更为发达，在这之中，佛教成为中国与周边诸国文化交流的纽带。佛教在中国南北广泛传播，鸠摩罗什、真谛（499～569）等印度、中亚、南亚的僧人来华并译出许多重要经典。法显到印度求得经律回国。道安（312～385）用中国目录学方法，综理编译佛教经典，提出初步的译经理论。随着佛教的传播，渊源于印度以至犍陀罗的开凿石窟、绘制壁画、雕塑佛像等佛教艺术，自西而东传入，在新疆、甘肃、山西、河南等地逐渐与中国传统艺术相溶合，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佛教从中国向东传入高句丽、百济，由高句丽传入新罗，又经由百济传入日本。在朝鲜、日本流行千余年的佛教，许多方面都有中国烙印。大批自称秦人、汉人后裔的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入日本，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各项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本、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文作为记录工具，而日本这时开始用汉字表达日语的声音，以后发展成沿用至今的两套假名。孙吴致力于海外交通，遣使朱应、康泰到扶南（今柬埔寨）。扶南僧人不断携带佛经佛像来到南朝。北朝经陆路与经济文化繁荣的萨珊朝波斯相联系，波斯人东来经商，陕西、河南、山西、河北、青海、内蒙古、新疆以及广东等地，都曾发现不少萨珊钱币。中国织锦采用了萨珊朝流行的联珠圈内对禽对兽图案。波斯商人信仰的祆教，也传入中国，建立寺庙。据传波斯僧侣曾用空心竹杖把蚕卵偷运到东罗马，从此蚕丝业传入欧洲。朱应、康泰和法显留下了中国人关于海外国家的最早记录。

经过政治上的大分裂和各民族的大融合之后，隋和唐又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对境内诸少数族采取兼容并包政策，成为前代汉族帝王所未有过的“天可汗”，而且对境外各国采取开放政策，极为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有唐一代和外国在文化上的交流与相互影响，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以至于首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城市。唐朝接受不少外国青年来长安学习，他们回国后传播唐文化，推动了本国各方面的发展，如日本的南渊请安、吉备真备（693～775）等。有的学生长期留在中国，出仕朝廷，如日本的朝衡（698～770）、新罗的崔致远等。留居唐朝的外国人后裔，如印度人后代瞿昙氏一族供职于司天台，大食人李彦升进士及第，四川“土生波斯”李珣作品被选入《花间集》并以词人著称，堪称文化交流的灿烂成果。来自缅甸的骠国乐舞，来自中亚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等，都曾在长安表演。唐代僧人所制三十六字母，画家所用凹凸法，敦煌的壁画，唐代兴起的新文学体裁变文，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看出印度的影响。印度医药著作和医术，在唐代也颇为流行。唐代中外贸易空前繁荣，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外，海上“丝绸之路”也兴起。不少波斯和大食商人聚集于广州、泉州和江浙沿海港口，山东沿海一带则多新罗商人活跃其间。宗教上的交流广泛而深入，尤其体现唐代对外的开放性。有名的高僧玄奘和义净到印度和南海诸国求法，翻译携回的经典，从事传播。他们的游方记录，成为研究这些国家的重要史料。印度僧人不空（705～774）等传入密宗，一度颇为兴盛，其影响遗留在后来的西藏与蒙古的佛教中。唐以后佛教在中国开始出现中国化的各种宗派，号称南朝时传入而实为中国本土形成的禅宗，也在这时繁荣起来。唐代在长安、洛阳等地有波斯及中亚商人信奉的祆祠，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各种不同信仰，也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国。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唐的战俘把造纸术传入撒马尔罕，以后经由大食传入欧洲，广泛流行，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公元770年日本以雕版印刷佛教陀罗尼的作法，当亦源于中国（见雕版印刷术）。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又一贡献。中国的绫锦纺织技术，也于唐代传入阿拉伯国家。在大食留居十年的杜环，返国后留下了中国人最早关于伊斯兰教的记录。

北宋政权的北面有辽，西北有西夏；南宋则北方先后有金及蒙古，中原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交通不象唐代那样畅通无阻。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海上贸易兴盛，自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远及阿拉伯半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等城市设市舶司，对进出口商船检查抽税，市舶所入在国库所占比重很大。南宋偏安，对外贸易的兴旺过于北宋。11世纪末，宋人航海已使用水针罗盘，可能不久即为阿拉伯航海家所仿效采用，又传入欧洲（见指南针）。以后日本制旱针盘，16世纪其法传进中国。有宋一代制瓷业发达，瓷器继丝织品之后成为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商品，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都曾有许多地方出土过南宋瓷器残片，印度、波斯湾沿岸远至非洲的埃及、索马里海岸，也都出土过宋瓷，11世纪埃及工匠还曾仿制中国瓷器。宋代印刷术已大为发达，印本书籍广泛销行于使用汉文的日本、朝鲜、越南。北宋时，中国毕升发明木活字，受其启发影响，到南宋时，朝鲜开始制造金属活字（见活字印刷）。宋朝的铜钱，在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流通。海外输入的货物，以香料、象牙、犀角、珠宝等为主。日本的木材颇受欢迎。越南的占城稻种耐旱易长，在宋代中国由南而北从福建到河南得到推广。这时番商以大食人为多，他们之中有的久居中国，广州、泉州、扬州都建有清真寺，泉州还有大食人公墓。宋代有僧人赴印度求法，也有印度僧人来华，但当时所译经典国内外影响都不大。宋代流行的禅宗与理学，对外发生了重大影响。南宋僧人东渡日本，传播了禅宗，以后在日本兴盛起来。程朱理学也于宋代传入朝鲜，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还在五代末接受中国科举制，以选拔官吏。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新局面。大蒙古国地跨欧亚，不仅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陆路交通得到恢复，来往更频繁，而且范围更加扩大，向西直达欧洲。联系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代基础上更繁荣活跃起来。蒙古国及元朝统治者对于宗教只求其为大汗降福，采取兼收并蓄政策。教皇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联合蒙古抗击伊斯兰势力，1245～1342年，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东来，要求结好，并设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维诺被教皇任命为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接受其洗礼者达六千人左右。欧洲教士也兼营商业，从事贸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来，马可·波罗一家最为有名。他们大都留下了游历记录，有助于欧洲人了解东方，马可·波罗的书对以后欧洲人东行

13-14世纪时，中国运往埃及的蓝色锦缎，其花纹图案带有阿拉伯特色，　埃及阿扎姆墓地出土。

探险启发尤大。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人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伊利汗国广泛开展。中国的天文历法、医药之学、钞法及雕版印刷术、驿传之制，以及算盘，都传入伊利汗国，有的更向西传播到欧洲，而印刷术可能在此以前已从其他途径传入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火药于13世纪传进伊斯兰国家，火药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称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西方语言中的茶字译音，一是从福建方音传去，另一则由蒙古西传的北方读音。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知识等，也随着大批东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传进中国，相互起了促进作用。蒙古统治者虽与周边诸国有过战争，但高丽、日本、缅甸、暹国、爪哇等国商船贸易从未中断。元朝原在七处港口设市舶司，后经裁并，只留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三处。中国与高丽之间文士的往来，与日本之间禅僧的往来，都极为频繁密切。制瓷技术也在此时传入暹国。中国旅行家周达观（见《真腊风土记》）到了柬埔寨，汪大渊（见《岛夷志略》）泛海直抵非洲东岸，这时关于非洲的知识又胜于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到过泉州、广州。他们的游记，成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中外文化交流到了明代，就方位而言，东方日本、朝鲜，南方南亚、东南亚诸国，西方远达西欧国家，或官方，或民间，都有交往，远远超过昔日。政治使节、商业贸易、学习、传教、移民以至战争，各种渠道无不起过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外双方都大有受益。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字作为记录和表达的工具，这时开始创制表达本国语言的标记。而他们的标记符号，都是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结果。朝鲜1446年颁布字母“谚文”，沿用至今。创制者参考了中国音韵之学，创制过程中还曾请教过明朝学者。13、14世纪之交，越南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其造字方式，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字喃”，一直沿用到被拉丁字母所代替。同时，朝越两国仍用汉文修撰史书，汉文文学依旧为两国文人所喜爱。朝鲜古典文学作品《春香传》中脍炙人口的讥刺朝贵的四句话，就来自明人诗句。明代中日禅僧往来频繁，有的僧人充任使节团长。雪舟（1420～1506）入明学画，遨游山水，作品取得极高成就。明末朱舜水（1600～1682）东渡，促进了儒学的传播和水户学的形成。中日两国通过频繁贸易而互相交流的具有各自特色的物品，极为丰富多彩。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意外地为中朝日三国某些方面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南海方面，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在明代都曾有国王率宫眷朝臣来华，而这些地区又移住了大量中国人，皆前代所未有。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直抵非洲东岸，更是中外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盛事（见郑和下西洋）。欧洲耶稣会士东来，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同时带来了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以及测绘、机械等技术。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1577～1628）从西欧各国募集的七千余部西文著作，为中国提供了新的知识来源。利玛窦在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向西方初步介绍了中国的儒家学说。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也不断进展。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采取锁国政策，并未能阻挡交流的势头。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清朝的文人学者之间在文字上的往来与友谊，留下了不少佳话。清朝的医生、画家们东渡日本，日本人的汉诗和有关中国古典的研究，受到清朝学者称赞。越南著名文学家阮攸（1765～1820）长于汉诗，他用字喃所著、至今家弦户诵的长诗《金云翘传》渊源于同名的中国小说。大批华侨把中国的种植和手工业技术以及生活习俗等带到东南亚，在那里生根开花。《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经华侨传入泰国，译成泰语，至今受到泰国人民的广泛喜爱。东来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受到清廷重视，以外国人管理钦天监。他们根据科学测算，改订历法，传播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继承了明末耶稣会士的交流活动。还有的教士从事绘画、园林建筑等，圆明园是他们融会了法国、意大利及东方园林艺术特征的精心之作，其“万园之园”之称，象征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结晶。在欧洲，启蒙运动者们初步接触儒家学说，对于孔子伦理道德的主张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统及仁君统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其所用。伏尔泰（1694～1778）曾赞美科举考试制度。早已为朝鲜、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18世纪末法国开始采用，以后英国继之，成为沿袭至今的文官考试制度。物质文化方面，中国的瓷器、漆器、壁纸等，中国式的园林、家具，都很流行。画家仿效中国画的风格与题材，皇室从中国订购特制图案的瓷器，“中国风”蔚为风尚，盛极一时。歌德（1749～1832）接触过极其有限的中国文学作品，便颇为倾倒，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

鸦片战争（1840）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沦落，与外国的交往也不如过去之自由、平等而广泛。但由于振兴中国的需要，近百年来，中国学习日本及欧美，文化交流不论主动或被动，仍然颇为密切、广泛而深入，超过以往各个时期。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曾有学习日本的高潮。康有为变法，即以日本为蓝本。1905年废科举后，全国各地设立学堂，大都聘任日本人任教习，而赴日留学的青年更不计其数。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最早就是通过日本刊物得知的。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人物，几乎都在日本受过教育，回国后在各领域发生很大影响。19世纪中国设立了同文馆教授外文，翻译西书。以后严复和林纾（1852～1924）所译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名著风靡一时。西方基督教教士来华，布教之外也传播西方文化。19世纪时，中国已有少数留学生派往美国，但赴欧美国家留学的高潮，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留学生学习内容，比以前赴日所学远为广泛，政治、经济、法律和理工农医之外，不少人去学文学、哲学、历史、教育以及绘画、雕刻、戏剧、音乐等等，从欧美各国全面吸取西方文化。中国各级学校制度仿效西方，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各类学校，文化交流渗透社会的许多方面。五四运动提出“民主”“科学”后，欧风美雨铺天盖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若以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与百年前鸦片战争前后相比较，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等，几乎社会一切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与外国（主要是西方，先是通过日本，以后则直接）文化交流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对中国的观感虽有变化，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则逐渐深入，对中国艺术的爱好不减当年。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占主导的，却始终是中国接受西方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外文化交流》(中、英文版)

刊名：《中外文化交流》

刊号：ISSN1004一5007 CN11一3004/G2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主办：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经办：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办刊宗旨：向世界各国介绍和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充满生机的现代文化，向中国读者介绍世界各国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

《中外文化交流》创刊于1992年，由中央对外文化宣传小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身）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共同批准的全国惟一的以文化外宣为主要内容的大型国际性刊物。

现有《文化广场》、《文化论坛》、《文化产业》、《艺术》、《交流》、《民俗风情》、《信息传真》、《灵韵流动》《板桥居》等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