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知青，广义泛指下放到农村、掌握一定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更是一个时代的建设者和见证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1962年开始有人提出要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地组织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66至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中共领导机构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许多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同时中共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不过这样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是通过关系得到回城的机会的。到1976年连毛泽东也感觉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考虑。但到这时为止每年依然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分配上山下乡。毛泽东的逝世使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

1977年高考被恢复，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来将他们的要求表达出来，再次使得中共感觉到问题的急迫性。1980年5月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共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的估计在约1200至1800万之间。

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道了这个乡的事。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发起人是扬华、李秉衡等。

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5岁，她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箩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

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当年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1958年，美术家朱宣咸创作的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动的记录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画面。

196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

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岁。

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广场13000多名知青聚会，上海市委要求上海知青“鼓起革命勇气，下定决心”，积极投身新疆建设，在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事业中作出贡献。

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复课闹革命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考试制度、大学停止招生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66、67两届毕业生没有分配。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6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誓师大会召开。毕业生们表示要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

1968年6月18日，上海市组织的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出发，他们都是1966届毕业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

1968年，积压在学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止66、67两届，加上68届毕业生，共计达200万人。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农村落户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开始陆续前往安徽和上海市郊区的崇明、奉贤等县的国营农场。毕业生在临行前，各校都举办了上山下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8年8月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去。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许多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

1969年12月，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一年时，上海已有48万高、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和上海市郊区农村插队落户，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全体常委全部奔赴边疆农村。

到1972年，上海知青猛增到百万人，并涌现出金训华、黄山茶林场11位小将、郑培志等一大批英雄人物。金训华是为在激流中抢救两根电线杆牺牲的。

下乡几年后，红卫兵步入了青年。七十年代的知青有了政治危机感，特别是林彪事件后，他们得以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农村冷静地对自己、对社会作了反思。红卫兵运动已走向了低谷，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了幻灭。

据1975年12月23日新华社报道：在毛泽东主席1968年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国知青一浪接一浪地掀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到当年年底为止，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到1200万。1975年当年，全国有200万知青上山下乡。

1972年林彪事件和1973年李庆霖“告御状”后，在上山下乡背后的知青的苦难历程也不时通过一些会议渠道，小道消息在扩散。

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由于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

在李庆霖事件后，中央才根据毛泽东的“统筹解决”的指示，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订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

1976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可是，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解决”。

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是对这场运动的总结。

全国知青“胜利大逃亡”是从1978年云南知青开始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是个重要人物。

1978年9月，云南景洪农场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给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联名信，信中历数了云南广大知青的困惑、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自己的家乡。

1978年10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中央下决心解决知青的七个方面的问题。

1978年10月31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了。会议纪要认为：“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分到新的工作岗位时，其待遇按调动工作处理”。这一决定在支边知青中一下乱了套。他们说：到农村插队，可以通过招工回城。

云南知青出现了顺口溜：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愿之风迅速在各地兴起。

1978年11月16日，丁惠民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第二封公开联名信，信上签名的知青逾万。其后，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参加了罢工，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

1978年12月7日，云南知青再次向华国锋、中共中央、邓小平写了第三封请愿信，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

1978年12月9日，知青发布了北上宣言，同日开始大罢工。罢工席卷了云南全省。

1978年12月16日，请愿团从云南省景洪出发，次年2月27日到达北京。

云南省的知青，在全国占的比例不大，仅百分之一，但云南知青却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注目。1973年7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整个兵团，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达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调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受害女知青达430人。

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是：

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

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

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

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

5、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1979年6月上旬，云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精神时，昆明、成都和重庆代表很干脆，表示保证在六个月内，优先安置云南知青返城。但北京和上海采用了变通办法，同意走病退、困退这条路。

知青小说：指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作品；或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揭露文革非常历史岁月的黑暗，凭吊流逝的青春岁月；或表达“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等等。知青出身的作家们对知青生活的缅怀、对农民问题的独到探讨、对人生真谛的求索，使知青小说成为新时期小说中最凝重、最奇特的组成部分。代表作家有梁晓声、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等，代表作品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代表作品：张承志《绿夜》（象征着发现“美丽瞬间”）、《黑骏马》（象征着“永远的缺憾”）《北方的河》（象征着人生的理想境界）、《黄泥小屋》（象征着“人的念想”）、《金牧场》（象征着“人类的理想”）、《心灵史》等。

梁晓声创作多以知青题材为主，有人称为“北大荒小说”，多描写北大荒的知青生活，真实、动人的展示了他们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理想，深情的礼赞了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与情操，为一代知识青年树立起英勇悲壮的纪念碑。代表作有《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长篇小说《雪城》最为出色；后期作品开始探讨现实与人性，长篇《浮城》以社会幻想的形式展现了作者对人类末世预测，十分深刻。其作大多被香港、台湾出版，并译为英、日、法、俄等国文字。他的名字被收入到英、美、澳三国“世界名人录”。

牧马人

美人草

蹉跎岁月

血色青春

今夜有暴风雪

青春之歌

我们的田野

中国知青在共和国的历史中并非了无痕迹，知青的历史已被深深地刻入岁月的年轮。岁月如歌。在海北的粤北山区，在海南的五指山下的胶林蔗海，我们的青春化作了天边绚丽的彩霞，夜空熠烂的星月；我们的年华溶进了乳白的胶水和甜蜜的蔗汁在流淌。一步一步地，我们艰难地走过来了。我们走进工厂车间，走进校院军营，我们迎来了滚滚春潮，走进了新的时代。但我们已不再年轻。1968至2008，整整四十年，那可是我们生命的一半历程啊。回首这四十年，漫长而又短暂，漫长得恍如隔世，短暂得又如弹指一挥间。今天，我们刻满岁月沧桑的脸上依然流露着昔日青春的笑靥。今天，我们以成熟睿智替代了年少轻狂，我们把苦难经历化作精神财富，用事业成就证明生命的价值。今天，我们相约，相约2018，2028，2038，直到永远……

知识青年这个词汇，出现的历史几乎与二十世纪一样漫长。但其作为今天我们概念中的一种具体形象，最早起源于延安的1940年代。

毛岸英是第一个“知青”

人类现代史中一个不凡的人物毛泽东，提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首先付诸实践，将自己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大儿子毛岸英亲自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大爷为师。由于他开了这个先河，带了这个头，因而在20多年后，他才能理直气壮地号召：城里的各级干部，都要将自己大学、中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总动员。

从纯粹城市学生当农民这个特定意义上讲，毛岸英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知识青年！

而后，在1952年，一批云南省昆明市的青年学生，在政府部门的感召下，自动组织起来，进入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在如今的橄榄坝地区成立了农场，种植热带经济作物，开创了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成为中国的第一批知青群体。

当一大批上海青年奔赴新疆，充实到生产建设兵团的队伍中时，知识青年依然处在待成熟阶段，但其影响却正如钱塘大潮的第一个峰头，让人看到了波澜壮阔之势。

“下乡镀金论”

知识青年在中国成为正式称呼，也就是在一个特定历史年代被确认为一个特定阶层，是在1963年至1964年期间。一批北京和天津的品学兼优的中学生作为带头人来到了河北与山西的贫困农村。邢燕子、侯隽等少女成为其代表人物，被广为传颂。

其时，国家主席刘少奇针对这种壮举发表了后被批判的“下乡镀金论”，指出知识青年有文化，到农村锻炼一个时期可以到县里担任领导工作，“还可到省里和中央去嘛”。

这本是培养一代熟悉人民并能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接班人的理论，在不正常年代中，则被指责为不正常言论。

真正大规模的知青运动是在“文革”中开始的。1966年春末，清华附中学生以秘密串联方式，成立了“红卫兵”。

两年之后，中学生们在这场灾难性运动中的使命已告结束，而年轻人的骚动心态又绝不可能平息，最高一届学生到了要参加工作或考大学的岁数。不解决这数以千万计的人的出路是不行了。

到农村去，大有作为

其实，一些有创造欲望和政治头脑敏锐的精英们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农村地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那些中学领袖们通过“大串联”，已经多少知道了些农村的贫困与落后，他们愕然了，继而萌发出要去那些地方大干一场，改天换地。

当然，这其中也有年轻人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本性在起作用。早在1967年，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国营农场就接收了55名北京中学生，他们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红旗战斗队”曾派专人至北大荒友谊农场考察，准备在那里成立一所半农半读的“共产主义战校”。一队以“长征”形式步行串联至延安的红卫兵，就留在了宝塔山下。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为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域，并诞生出一些知识青年中的杰出人物。

在这种形势下，颇会研究群众心态并能加以掌握的毛泽东终于在1968年12月发出了当时被称为“最新最高指示”的战略性言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他没有讲知识青年对落后贫困农村所起的传播文明与文化的作用，而仅仅强调“接受再教育”，这并非他忽视了这点，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南京及各个大中小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在一段时间内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送行的亲朋好友，锣鼓喧天，口号不断，慷慨激昂，气势如海闹潮，绝没有后来一些文艺作品所描写的悲悲切切，惨不忍睹。

最后一个小小的浪花

这场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运动，至今也统计不出一个详尽的数字，从而无法标明多少家庭被牵动，多少青年学生投身进去。但据笔者了解，能称为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应不少于3000万。实际上，凡是家中有学生青年的，当时绝少不被波及，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也无不按毛泽东的指示，将子女送到农村去。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都有晚辈上山下乡，就连红极一时的陈伯达，也将儿子送到内蒙古草原。至于部长、将军们的公子、千金更是在许多插队点出现，不足为奇。特权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丧失殆尽，何况这些人当时也没有特权。

这场一波又一波的上山下乡运动随着社会秩序的安定而慢慢平息。最后一个小小的浪花，是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稍瞬即逝的华国锋掀起的，他以当时中共中央主席的身分将中学毕业的女儿送到了北京市一个远郊县插队落户，标志着知青运动的即将完结。

大规模知青返城浪潮是由云南省农垦系统的四川与北京知青掀起的，他们打着“还我青春”的大旗由西双版纳闹至昆明，又从昆明闹到北京，终于惊动了中央政府。根据当时“拨乱反正”的决策，各地知青们都被允许回到故乡城市。

知青名流

知识青年的历史作用，也许要到很久以后才能准确地给以评说，孰是孰非，甚至可以说为中国广大农民率先进入改革行列，多少打下了些文化基础。

笔者曾在云南插队，刚进入亚热带雨林时，发现那里一个自称沙族的部落群的女人不知胸罩与内裤为何物，不懂得往水田中施肥能高产的道理。而一年之后，沙族女人们都戴上了胸罩，穿上了内裤，水田经施肥后亩产翻了一番。在更多的山区里，孩子们是经过知青传播才知道了飞机、火车、电话，知道了打篮球，打乒乓球，踢足球。

当然，从眼前来看，获益更多的是知识青年本身。上山下乡的人生经历注定使这一代人身上充斥着民族责任感和义务感，把其对祖国的苦恋升华为对人类的挚爱，他们的生存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大大加强，远非后来的知识分子所能比拟，他们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从不停息创造生活的欲念和行为，成为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材。

在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一大批知识青年进入高校学习，被称为“老”大学生。教育界一致认定，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是大学校园内学习风气最浓郁的黄金时代，而随着知青大学生的消失，便每况愈下。

知识青年们回城以后，进入到各行各业，为新时期的繁荣昌盛增添了不可估量的活力。其中涌现出不少社会名流，如演员刘晓庆、潘虹、姜昆，导演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作家张承志、王安忆、史铁生等。还有众多的企业家、改革者、科学家、学者。

有过知青经历的一代人是以个体存在的方式出现在众多的国度之中。其间到达最远点——南极的有北大荒知青出身的记者兼作家陈可雄。

后知青现象

有人将历时至今仍不衰弱的出国现象称为“洋插队”，有意无意与这一代人前期的行为联系起来，说明这一代人影响力的经久不衰。笔者则称之为“后知青现象”。

这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一代人原动力发动之后的惯性所为，他们总在力图创造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他们有着永不消失的魅力，足以吸引他们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和获取。

还可以理解为：这是对生命意识的破译，对青春无悔的解读，对自身价值的阐释，简单讲，是对一代人的自我认定和尊重历史的碑铭。

全部青春消失在知青运动之中，因而不希望知青在岁月的长河中消失，如同红军老战士讲长征，解放军老战士讲三大战役一样，老知青永远在讲着上山下乡。

任何成功者绝不以成绩来炫耀其伟大和辉煌，这应由别人去赞颂，而自己总是讲艰辛、磨难、奋斗的过程。

知青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知青的故事已经被年轻一代称为“古”时候的事，有过知青经历的一代人也不寻求任何理解，因为寻求理解是弱者无可奈何地叹息，但是，知青的起源、发展，必定成为史学家们不能不关注的课题。

后知青现象是不容忽视的，北京很红火的老插餐厅、红土地餐厅、黑土地餐厅、黄土地餐厅、老三届餐厅及云南知青旅游节的出现，也是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