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简称齐大，诞生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由美北长老会、英国浸礼会共同发起，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多个基督教教会联合开办。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经过长期发展，齐大发展成一所综合性教会大学。

登州文会馆与广德书院

参见：登州文会馆、广德书院

1840年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传教士逐渐进入中国传教，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权被正式承认。1861年，美北长老会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建立了在中国北方的第一个基地，后来发展为山东西部教区和山东东部教区。同年英国浸礼会在山东烟台开始传教活动。

1864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博士(Calvin.W.Mateer,1836.1.9—1908.9.4)携夫人狄邦就烈(Julia Brown, 1837—1898)在登州城内一所叫“观音堂”的破庙里办起免费义塾，称“蒙养学堂”，相当于现代的小学。1872年，蒙养学堂取“以文会友”之意定名为“文会馆”，改设“正斋”和“备斋”，相当于现代的中学部和小学部。1882年，纽约北美长老会总部批准文会馆升格为大学建制，定名“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并增派传教士帮助办学。史称登州文会馆。

1875年，英国浸礼会将传教基地从烟台迁到青州。1881年，英国浸礼会宣教士仲均安、卜道成（J.P.Bruce）、怀恩光（J.S.Whitewerigt）在青州创办神学研究会（Theological Institute），1885年发展为青州神学院（Tsingchow Theological College），1893年为纪念捐款人而更名为葛罗培真书院（Gotch-Robinson Theological College）。

1884年，宣教士库寿龄（Samuel Couline）夫妇在青州以北美长老会开设的男生寄宿学校为基础创立青州中学（Tsi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1886年定名为青州广德书院（Tsingchow Kwang Teh Shu Yun）。1887年怀恩光在培真书院内建立了青州博物堂（Tsingchowfu Museum），这是山东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1883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兼医生聂会东偕妻子到达登州，准备在文会馆设医科，因设备和人员不足，未能如愿。于是便租赁了一所寺庙的几间房子，用一部分作教室，另一部分作为小型诊所，招收5名学生学习西医。 这是齐鲁大学医学部分的发端，也是如今山东大学医学部分的源头。

1885年，英国浸礼会宣教士武成献开始创办青州广德医院和青州医学堂，巴德顺则在邹平的教会医院设立医学堂，开始招生传授医学知识。

1892年，聂会东夫妇奉调到济南，在东关华美街（今兴华街）与洪士提凡夫妇、安德逊女士一起在教会诊所工作，后将原诊所扩建，取名华美医院（Sino-America Hospital）。并同时筹建华美医院医校。，1891年学校竣工，每年招收5名学生。到1902年，华美医院医校共有在校学生四个班，22人，皆为男性。

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

义和团运动之后，英国浸礼会和北美长老会决定集中力量，在山东合办一所多宗派的国际大学。1902年6月13日，双方在青州开会，组成联合校董会，整合资源，共同建立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1903年，校董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济南聂会东、青州武成献和邹平巴德顺所办的医校合并为共合医道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作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聂会东任校长，学制四年，四个年级的学生分别在济南、青州、邹平和沂州（今临沂）的教会医院进行教学和轮流实习。

1904年，登州文会馆正斋搬迁到山东潍县东关乐道院，与广德书院合并，取两校名的头一个字，定名为“广文大学”（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作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的文理科。文会馆备斋留在登州，更名为“文会中学”。

广德书院神学班与葛罗培真书院合并，改称共合神道学堂（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作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的神学科。青州博物堂搬迁到济南，改称济南广智院（Tsinanfu Institute）。

至此，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形成了文理（广文大学）、医学（共合医道学堂）、神学（共合神道学堂）四科的格局，虽然还比较松散，但是日后齐鲁大学的初步框架已经形成。随着传教事业逐步向内地推进，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开始谋求在省会济南建设永久校园。1907年，共合医道学堂在济南南新街购地建设新址及医院。1908年，卜道成在济南西南南圩子外，共合医道学堂新址南面以“永租”为名强购土地545亩，作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新址，为方便学校和已建医院的交通往来，地方政府专门在南圩子城墙上辟“新建门”。这块土地即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的基础。

1911年，共合医道学堂新址的医学大讲堂、诊病所、宿舍等建筑竣工，学校从各地搬迁到济南。1911年4月17日，共合医道学堂在济南举行新址落成典礼，正式宣布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山东巡抚孙宝琦等地方官员参加了典礼并送上贺仪。齐鲁大学医学院和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均将此日认定为建院时间。此时的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以聂会东为校长，有教师14人，位列教会在华所办的全国四大学堂之一。

齐鲁大学正式建立

1916年，北京中华医学基金会（The China Medical Board，文献中又称美国罗氏驻华医社）改组北京协和医校（The Union Medical College in Peking），将三个班的学生转入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并“协款”5万美元用以改善校舍和设备，又许诺连续五年每年“协助”2万美元用以办学。1916与1917年之交，在中国博医会医学教育会的建议下，南京金陵大学医科和汉口大同医学校也并入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因而，齐鲁大学医科是由山东共合医道学堂、北京协和医校、南京金陵大学医科和汉口大同医学校四校合并而成。为了适应规模扩充之需，学校筹巨款200余万元，在南关新建门外1908年强购土地上建筑新校舍。

1917年9月，共合医道学堂及师范学校、潍县广文大学迁来济南新校址开学。同时启用“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作为中文校名，英文正式名称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eloo)”[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齐鲁大学）]，以上称谓见于1924年齐鲁大学为登州文会馆1894届毕业生曹昆追发的毕业证书（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藏有影印件）。后来学校以齐鲁大学的名称广为人知。

1917年9月，齐鲁大学正式开学，设文理科、医科、神科，文理科为四年制、医科为七年制，共有学生277名，教工53人，其中外籍教职员工36人。第一任校长为英国人卜道成（Bruce），经费由英、美、加等国教会支付。学校逐步设立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社会教育科、天文科、农科和国学研究所。有一段时间还将广智院也包括在学校编制内。学生来源非常广泛，国内各省市、社会各阶层，信或不信基督教的都有，这时齐鲁大学已发展成一个校园面积达800亩（其校址包括医学院、附属医院，就是山东大学西校区、齐鲁医院，曾历经了山东医学院、山东省立二院的变迁），规模庞大，科系繁多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山东省内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并在加拿大立了案，它的最高管理机构总部设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在英国的伦敦和美国的纽约也设有分部。

1924年在中国注册立案后，学校以“私立齐鲁大学”作为校名，按加拿大法律颁发的英文文凭上则使用“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 University)]的名称，这种表述见于1943年齐鲁大学为医学院毕业生田珍颁发的中、英文毕业证书（原件现藏山东大学医学院院史馆）。齐鲁大学成立初期，下设文理科、神科、医科、附设大学医院与社会教育科（即广智院）。除医科为七年制外均为四年制，共有教工53人，其中外籍36人，校长为英国人卜道成。齐鲁大学1917年教职工名单详见齐鲁大学教职工名单（词条尚待建立）。首次开学时共有注册学生303人，包括：

学校的最高管理机构为齐鲁大学理事部，以下包括英国联合部、美国联合部和驻华董事部，各部由协办大学的各教会所委派的专业教育人士组成。协办齐鲁大学的基督教会共有9个，分别是：

注册立案

从1864年登州文会馆建立直到1924年，齐鲁大学及其前身都只是教会拨款、传教士自行建立的学校，既没有得到中国政府认可，也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执照，故不能颁发符合任何国家规定的毕业证或学位。随着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文凭问题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障碍。

1924年7月19日，齐鲁大学获得加拿大政府颁发的执照，加拿大政府授权齐鲁大学按照自己理事会的规定“授予与中国法律相一致的文凭和学位”。根据此规定，齐鲁大学颁布学位授予条例：

齐鲁大学颁发这些文凭和学位所依据的是加拿大法律，因而这些文凭与加拿大本土高校的文凭具有相同法律效力，被各国广泛承认，但国民政府教育部依旧不允许齐鲁大学颁发中国的大学文凭。

1917年创办后的十几年间，齐鲁大学校内宗教气氛十分浓郁，异常复古守旧，校政大权一直掌握在外国传教士手里，学生几乎也是清一色的基督徒，入学不入教要受到歧视。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国内青年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涨，反基督教运动愈演愈烈；1928年五三惨案更是激起了齐大学生和中国教职工的反帝国主义激情，校园内连续爆发罢课和罢工，办学一度处于停顿状态。1929年10月底，齐鲁大学的学生再次掀起反对教会奴化教育、要求收回教育主权的学潮。同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与大学规程，要求所有民办大学一律立案纳入管辖，并冠以“私立”两字，其校长必须由中国人但任，外国人在学校董事会中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在此背景下，齐鲁大学在各方面进行了适应性改革，淡化宗教色彩，将神学分离出学校独立建院，在神学楼四周建起了一堵石墙。办学目标修改为“培养学生具有爱、服务和牺牲的精神，造就学生具有崇高的品质，提供专业的训练，满足社会需要。”同时大举购买图书，扩充校舍，力求达到中国政府要求。1925年校内各“科”统一升格为“学院”。1930年，学校聘请孔祥熙任董事长兼名誉校长、朱经农任首任华人校长，改礼拜堂为大礼堂，不入教的师生数量大为增加。

国民政府教育部派王慎明视察文、理两学院，尹莘农视察医学院，均认为合格，遂于1931年10月17日批准私立齐鲁大学注册立案。立案之后，齐鲁大学开始同时颁发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样式的大学文凭以及原有的加拿大文凭，这也成为了齐大毕业生的一大特色。通过注册立案，中国人名义上控制了学校，但实权仍掌握在教会手里，校长、教务长等名义上由中国人担任的职务，实权仍在外国人手中。

短暂的辉煌

1929年，时任齐鲁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林济青兼任校长，齐鲁大学进入了鼎盛期。

林济清创新办学思路，广泛延揽人才。先进的办学模式、良好的教学氛围及公园式的美丽校园使得齐大声名鹊起，一时学界有“南齐鲁、北燕京”之誉。

1930年，根据文学院教授栾调甫的倡议，在林济青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国学研究所。先后有老舍、顾颉刚、钱穆、严耕望、郝立权、余天庥、王敦化、范迪瑞等知名学者在所研究，齐鲁大学一时成为全国国学研究的重地。 学校还编辑学术性校刊《齐大季刊》及国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国学汇编》，影响国内外。

1930年，从英国归国不久的老舍先生来到齐鲁大学文学院任院长，住在南新街58号（原54号）的一个四合院里，距离学校仅有一箭之遥。在这段日子里老舍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如《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大明湖》、《牛天赐传》等。身兼齐大“新文学教授”与“《论语》八仙”幽默大师双料头衔的老舍，操一口京腔，冷面妙语，纵横跌宕，融古今中外于一炉之讲课，大受青年学子们的欢迎，轰动全校。除文学院国文系本班学生外，许多其他院系的学生也跑来旁听，教室里常常挤得水泄不通，一些人只好窗外站听。不仅如此，他还在国文系一年两度的师生聚餐联欢会上，表演过地道的京戏清唱和笑倒全场的单口相声，并打出了一趟正宗山东杨氏查拳。

与老舍同在齐大文学院任教的栾调甫，是蜚声海内外的墨子研究专家，人称“齐鲁一大怪杰”，梁启超呼其：“迈越前人，石破天惊”。

1932年，加拿大人明义士被齐大聘为考古学教授，他将自己在河南安阳收集到的甲骨和其它文物运到济南，在校内建博物馆。明义士的儿子明明德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向山东大学捐赠过父亲留下的大批珍贵资料和文物。

1934年夏，青年剧作家马彦祥来到齐鲁大学，接替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的老舍先生。马彦祥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乃故宫博物院院长，著名学者马衡之公子，虽年纪轻轻，但已在话剧界颇有名声。其著有《戏剧概论》，还与洪深合译过《西线无战事》，并导演过《鸡鸣早看天》、《雷雨》等名剧。马氏到齐大后，另开了《戏剧概论》和《文艺学》等新课程。当时马彦祥仅二十七八岁，青年英俊，风度翩翩，喜饰仪容，好近同学。因而每逢课余之暇，他所居住的齐大老办公楼二层单身宿舍，常常学生满座。1935年春，在马彦祥的倡议组织下，齐大话剧社宣告成立，文理两院学生，纷纷踊跃参加。

另外，齐大还曾经招徕钱穆、张维华、孙伏园等一大批文化精英任教。

虽然这段时期是齐鲁大学的鼎盛期，但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是少之又少，1917-1931年毕业生只有438人。究其原因，一是招生条件过高，高中必须毕业，还要通过党义、国文、英文、混合算学、中外历史、科学六门考试。历史政治系前四届每年只招三四名学生。二是学费过高，学生要向学校缴纳10项费用，每年高达140元，其他杂费还要20多元。三是学校由于教会背景长期未能在中国政府立案，影响了招生和扩张。

两度搬迁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

1937年9月，齐鲁大学宣布停课，除部分员工留守外，大部分师生及主要教育教学设备迁往四川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联合办学，史称“华西坝五大学”。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不同，五大学相互独立，都拥有自己的师资和课程，共用教学实验室及设备，各学校间学分互认，共享师资和课程。

抗战时期，齐鲁大学除正常招生、办学和毕业外，还获得了以下发展：

抗战期间齐大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包括医学院的病理科主任侯宝璋、化学科主任江清、皮肤科主任尤家骏等。

留驻济南的师生在抗战的前几年尚能凭借西方教会背景暂得苟安。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齐大，外籍教工押往潍县集中营关押，其他人解散，校园被强占为日军军医院，设施遭到破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齐大回迁。经过整修，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在济南复校。1945年当年经费为3亿元。

1947年上半学期的在校学生为442人，其中文学院105人、理学院123人、医学院203人、医事检验技术专修科11人，教职员工70人。

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为避战祸齐鲁大学再次迁校：文理学院迁往浙江杭州郊外的云栖寺，克服困难正常上课，实验课程借用浙江大学的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医学院则迁往福州协和医院。江南解放后，南迁的师生和仪器设备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先后迁回济南原址。

1951年1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接管齐鲁大学，解聘所有外籍人员，中国人彻底收回了齐大的教育主权。作为一所教会大学，齐大48年的历史也走向了终点。

终成绝唱

1952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开始进行院系调整。根据华东区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方案，齐鲁大学解体撤销。

齐鲁大学本部校园由山东医学院继承使用。2000年后成为山东大学西校区（2009年5月4日改称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现由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使用。齐鲁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更名为山东省立二院，后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2000年后成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广智院后划归山东省博物馆，由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使用，2015年1月移交给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用于建设“齐鲁医学博物馆”。

学者云集 才人辈出

在48年的办学历史上，齐鲁大学共经历九任校长，分别是：

卜道成(Joseph Percy Bruce,1861-1934)英国浸礼会牧师、汉学家。1916年任首任校长，1919年辞职回国。

聂会东(James Boyd Neal,1855-1925)北美长老会传教医师。1919年接任，1922年因病回国。

巴慕德(Harold Balme,1878-1953)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公共卫生学博士，外科医师。1921年接任，1924年辞职回国。

李天禄(1886-?)山东泰安人，1908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1914、1916年分别获得美国范登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文学硕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23年入齐鲁大学，任文学院院长，1927年任副校长，1928年任代理校长，1929年任校长，同年11月辞职离校。

朱经农(1887-1951)祖籍浙江浦江，教育家。1931-1935年任校长。

刘世传(1893-1964)字书铭，山东蓬莱人，1914年毕业于广文学堂，1919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35年接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曾被派到国外进行抗日宣传，回国后主持齐大迁往四川成都。

汤吉禾(1902-?)祖籍江西九江。1940-1945年任校长。

吴克明(?-1977)1919年毕业于齐

鲁大学文理科，留校任化学系教师，五四运动期间任学生会主席，积极组织学生爱国运动。1945-1950年任校长。

杨德斋(1900-1972)山东胶南人，在美国获化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齐大教授、化学系主任。1950-1952年任校长。1953年4月任山东农学院副院长。

在齐鲁大学工作过的部分知名学者还有：

医科：江清、于复新、李缵文、张奎

文科：栾调甫、顾颉刚、钱穆、老舍、张雪岩、马彦翔、胡厚宣

在齐鲁大学48年的历史中，所培养的毕业生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其中涌现出了不少知名专家、学者，部分知名校友是：

医科：王会文、侯宝璋、薛愚、张汇泉、尤家骏、叶鹿鸣、冯兰洲、高学勤、叶衍庆、赵常林、张子圣、兰锡纯、孙鸿泉、王永贵

文科：于道泉、吴金鼎、张维华、杨懋春

理科：王锡恩、苗永端

瑕瑜互现 名垂青史

以登州文会馆和广德书院为代表的教会学校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登州文会馆教师邹立文和狄考文合作，最早将阿拉伯数字引入中国，文会馆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设西洋音乐课程的学校。登州文会馆是中国近现代的第一所现代型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源头，也是齐鲁大学的重要萌芽和发端。这些学校虽以传教为目的，但在教学上是中西结合，以登州文会馆为例，课程大致分为圣道文学、天化格算两部分，既教授宗教神学，也教授中国国学和西方自然科学。文会馆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宗教自由（其制度中写到：“凡馆中学生, 每逢圣日, 须同至讲堂听讲, 并读圣经, 即未入教者, 亦不妨入馆, 其入馆后, 更不强令人入教。缘耶稣教, 并无相强之理也。”），但在事实上将毕业生作为传播新教、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的工具（文会馆规定学生毕业后必须先传教3年）。

作为旧中国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之一，齐鲁大学是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由进入山东的英美教会联合创办的。在这种背景下，学校无法避免的成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和侵掠的桥头堡，齐鲁大学起于登州，最终定型于济南，便暗和了帝国主义向山东腹地入侵的脚步。教会学校内宣扬的宗教教义、民族虚无观、西方种族优越论等，无疑是对中国人的奴化教育，与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潮流相悖。也正是由于其宗教背景，新中国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解体撤销了全部教会大学，彻底收回的中国的教育主权。

尽起点很高、实力雄厚，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远的影响，因而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教会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教会大学史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就齐鲁大学来说，虽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在中国人民不断的反抗奴化宗教教育斗争中，灵活调整政策，淡化宗教色彩，改善管理体制，提高办学质量，使学校的教育目标能与我国社会现实需要相符

合。它不仅为近代山东的新式高等教育提供了清晰的参照，而且较为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向社会输送了相当数量的专门人才。仅齐鲁大学医学院就先后培养了1000余名医护人员，其中不乏医学名家，为山东乃至全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同时，齐鲁大学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对推动山东乡村近代化、改善农民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过全国各地一系列的实验，乡村重建的思想发展为全国性的重要运动，齐鲁大学在这方面的工作无疑具有开创意义。齐鲁大学已经融入了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东省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