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现璠”，简言之，是指黄现璠学术中具有特质的史学。这种特质区别于他人史学，独具一格，故被学术界称之为“黄现璠史学”。它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而影响“黄现璠史学”形成的启蒙思想，追根索源，可以从20世纪初逐步兴盛的“梁启超新史学”和“詹姆斯·哈威·鲁滨逊的新史学”找到出处。

回顾随着时势跌宕而发生千变万化的20世纪中国历史学，梁启超史学所起到的影响无疑是深远而巨大的。梁启超于1901年9月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发出重写“中国史”的第一声呐喊，犹如天宇传来的一声惊雷，震得旧史坛摇摇欲坠。翌年2月，他继而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六篇文章（合称《新史学》），登高大呼“史界革命”，有识之士无不响应，纷纷“揭竿而起”，以笔代枪，对旧史学展开了群起攻击。这是世纪之交处于转型期的知识精英直视以往历史研究长年累月储集的积重难返陈弊以及直面19世纪国势衰弱和深感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严重痛定思痛后作出的历史反思，进而痛心疾首地对既往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历史观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病理解剖，勇于奋起向旧史学发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挑战”。作为梁启超私淑弟子的黄现璠，早年曾向梁启超当面请教过学问，聆听学术教诲，正如黄现璠于遗稿中自言：“1926年我考入北师大预科后，喜读史籍，当时对梁任公所著史书多有涉览。1927年底，经业师肖一山教授引荐，我曾数次登门拜会过梁任公先生，请教历史与民族问题。他对我所谈多为国族思想。任公先生博古通今的学识令人钦佩，学以致用的批判精神更是令人感服。”再从黄现璠于早年撰著的长篇论文《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中开篇引用梁启超新史学主张，显而易见黄现璠受到“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影响。至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的“J.H.鲁滨逊新史学”，对黄现璠的影响更是自不待言，这从他撰写的《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多处引用鲁滨逊新史学观便可概见，例如黄现璠于文中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逐以加以点评的同时，明确指出：“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说：‘历史这种东西，好像一个果子园里面，种着不同的树木，而且生出各种味道不同的果子’我国史学家，直欲于果子园中种同一之树，生出味道长古不变的果子，无怪乎以发生最早之史学，今日反不能与外国并驾齐驱。时代环境不同，人类需要亦异，古人战争用戈矛，今人战争用枪炮，此时代变迁也。历史学科，甚至一切学问，亦莫不随时势之需要，而为时代之产物。我国具有数千年之历史，在此悠长历史过程中，尤其是自欧化东播后，一切文物制度，形式上或本质上，变化诸多。历史学家，自当具有严密的观察，进化的观念，以叙述之，方得其真实性，而合时势之需要。然而我国史家，多囿于狭隘见解，守旧精神，能作此想，准此行者，寥寥无几。以致如今问世的历史作品，多半‘闭门造车，出不合辙’……近百年来，科学昌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皆有新发明，新理论，使我们对于历史智识，时常改变，增加，或新发现。历史作品或历史教科书，非顺应时代潮流、学说进步常常改编不可；即使科学化的历史，亦不过为当时特别利害的及困难问题的反照，时移世异，亦非改版不可。由此观之，历史作品，或历史教科书，常为时代前锋。欧美历史教科书，时常增订，即此之故。”继而又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即约翰·安特生——笔者按）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可以说，“黄现璠史学”的启蒙导师当属梁启超和J.H.鲁滨逊。

“黄现璠史学”的特质表现为“实践史学”，而非理论史学。在这点上，它与“梁启超新史学”和“J.H.鲁滨逊新史学”截然有别。毋庸置疑，梁启超在当时西学东渐迫使旧史学营垒中人纷纷口殊笔伐旧史学的思潮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振臂高呼“史界革命”，开创“新史学”思维之路，这对于促使学林人士的思维观念向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变的思想启蒙过程中起到了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黄现璠受到时风熏染再所难免。但是，梁启超的纵横议论所体现出的不足之处同样醒目，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误以为“旧史学”与“新史学”之间截然存在着一道鸿沟，两者既无任何联系，且成对立之势，因而得出不彻底与“旧史学”分道扬镳便无法建立“新史学”的误解；二方面他对“旧史学”的批判显然洋溢出过多的激情和主观色彩，没有建立在冷静和理性分析的科学基础上，以致立论过于武断，结论更是缺乏精审，谬误百出。特别是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时严重忽视了“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黄现璠当时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于上列论文中在列举梁启超批判旧史学所言“四蔽”“两病”后又加上了“一病”，即我国旧史家“知有政治而不知有经济。”这是黄现璠对中国旧史学的弊病认识深化的结晶，他看到了人类经济活动对社会、人群进化所具有的巨大促进作用，于思维观念上弥补了梁启超对“旧史学”认识上有欠全面深刻的不足。一般认为，梁启超等“新史学的先驱们大多没有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者”，黄现璠同样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在吸收“梁启超新史学”和“J.H.鲁滨逊新史学”的新思想新思维新史观的基础上，将前贤的指导思想化为实践动力，开始“史眼向下”，尝试突破以往王朝兴替政治史的旧史学话语体系，将当时仍“无人问律”的下层劳动阶级作为了开风气之先的新史学实践新课题。由此出发，黄现璠史学作为实践史学于焉成立。实践史学，即为“黄现璠史学”的特质或核心。

黄现璠史学虽非正式的学术概念，但它的特质及其丰富内容同样体现出一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特征。就内涵而言，主要表现在它对“新史学”、“经世致用学”和“兰克史学”的学术实践。

“新史学”的学术实践

前说“梁启超新史学”和“J.H.鲁滨逊新史学”是造就“黄现璠史学”的启蒙思想，亦为“黄现璠实践史学”的指导思想。J.H.鲁滨逊说：“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一种历史。因为君主的政策、他们所发布的法律和进行的战争，都是最容易叫人记载下来的。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们最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是同国家的历史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德罗生、毛兰勃莱克、傅利门等人都把政治史看成真正的历史。”鲁滨逊所指出的这一情形在中国同样表现突出，体现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上，那就是我国旧史家历来关心的只是“帝王将相政治史”，对于劳动阶级生活向来不予以论述，甚至到解放初期50年代兴盛的唯物主义史学，对此亦付阙如。正如黄现璠于1950年春完成的《中国殷代社会史》书稿自序中所述：“向来历史学家，对于劳动阶级之农人，皆不予以论述，即最近唯物论史学对此亦付阙如。本书根据史事，钩沉发微，特列‘社会劳动生产的农奴’、‘农奴土著之反抗’以及‘农奴之解放与人发现’诸节，予他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说明他们系解放运动事业之发轫。”基于这样的认识，黄现璠便开始了着手“社会史”新课题的研究实践，相继发表了《元代之农民生活》、《元代之奴隶生活》（两文分别刊于1932年4、5月《社会杂志》第一、二期）、《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第十三期等文；同时译有《元代农民之生活》（日文版，北平蓓蕾学社，1934年1月初版）一册；著有《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翌年2月再版）一书。正如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指出：“在社会史研究方面，30年代广义上的社会史内容很丰富，除了社会生活、还包括妇女、婚姻、家庭、宗族和社会制度等方面。董家遵《唐代婚姻制度》（《现代史学》1/1-2，1933年）、黄现璠《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13，1934年）等等是其时的代表作。”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胡戟等教授同样指出：“如果以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为界，回顾人们对唐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大致可以发现有许多含糊混淆的问题，例如二三十年代进行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实际上是把社会史等同于社会发展史、社会形态史。其后，一些学者则把‘社会史’研究理解为民间风俗史、民族生活史，还有学者将政治、经济等制度统统纳入社会史的范围，内容非常广泛。例如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第一章为阶级，第二章为风俗，第三章为借贷，第四章为交通。其中‘阶级’介绍了不同阶层。‘风俗’介绍了跳舞、化妆、戏剧、体育、婚姻等风俗习惯，这些内容显然是社会史的范围。”黄现璠“史眼向下”，以研究下层劳动阶级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社会生活史来与记述传统帝王将相政治史的“史眼向上”旧史学彻底告别，因而受到史学界的首肯：《唐代社会概略》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问世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成为当时“新史学”于社会生活和社会构造研究实践课题的先声之作，与陈寅恪稍后所著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称为唐史研究双璧，充分体现出黄现璠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所开拓的“史眼向下”的中国下层劳动阶级新课题研究，不仅走在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最前列，而且参照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领袖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和马克·布洛克（1886～1944）等人开创的“自下而上史学”（又称“年鉴新史学”或“社会整体史”）研究的真正实践成果而言，便可一目了然：黄现璠“史眼向下新史学”的研究实践成果，同样走在了20世纪世界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前列。不仅如此，《唐代社会概略》对唐代社会制度的局部性新探索，曾给予了海内外治史者不同程度的启发。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明确指出：“如前所述，制度对音乐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确实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能够认同这一点，就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回顾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这种方法为许多学者局部运用，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对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是从制度进行考量的一个范例。从他的引文与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黄现璠先生的《唐代社会概略》对社会制度的探讨是其探究唐代音乐史的基础，其研究方法，论点、论据给后学以相当的启示。”中国台湾原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教授（兼北京大学、北师大客座教授）同样指出：“三十年代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首例〈阶级〉一章，论贱民、娼妓、劳动、贵族、坐食（指僧侣）等阶级。其后如此讨论中国社会中之身分等级者极多……。”同时，黄现璠师开拓的“唐代转运使”新课题研究，同样走在了“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前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胡戟等教授说：现代“关于转运使的研究较多，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黄现璠，他在《唐宋时代之转运使及发运使》（《进展月刊》2:12，1933）一文中，对唐代的转运使进行了初步研究，并讨论了其与发运使的区别。”这些皆为“黄现璠史学”将“梁启超新史学”和“J.H.鲁滨逊新史学”等指导思想化为学术实践而运用新观念，借助新方法，处理新材料，开拓新课题等方面勇于实践的学术成果。

回顾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社会史”研究以及“社会史大论战”在建设和实践“新史学”方面的成果脉络，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主线，一为突破旧史学一贯“史眼向上”的旧传统，二为“社会变迁”。当时部分史学家们虽然开始逐步转向以民众生活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社会史”研究，但“史眼向下”转向“下层劳动阶级”的“新史学”建设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始于黄现璠之论文著作，这从史料上斑斑可考。当时问世的一些讲民族，谈民史，话婚姻，言社会变动和制度的“社会史”研究论著，虽然大多可视为被社会史改造了的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民俗史，然而归根究底，还不能算是名符其实“史眼向下”的“狭义社会史”。一些史学家的观念认识和实践似乎“史眼向下”，而笔调依然不自觉地带着一定程度“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何以黄现璠能做到新史学“史眼向下”的真正实践与建设？关键是他来自下层劳动阶级，原为地地道道一贫如洗的农民，以致在认识嬗变和观念转化的实践过程中没有多大阻力。黄现璠深为古代劳动人民惨遭压迫的处境深感同情而予以记述的契机，同样非“主题先行”、“先入为主”，而是他熟读史籍后共感共鸣产生的治史契机。既便他出生贫农，感情上趋向于深受压迫的下层劳动阶级，但11年的史学专业训练，使得他在叙述考证中依然能保持立场中立，严格遵守着“求实求真”原则，从而使得《唐代社会概略》一书具有了极高的学术价值——共感共相的历史理解和意义以及主客两元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科学处理等等。至于黄现璠“史眼向下新史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所表现出来的研究者主体对研究对象客体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主客两体融通合二为一所达到的至高历史哲理以及他对历史哲学和历史科学辩证统一的深刻内在理解，则为“黄现璠史学”的深层内涵。

“经世致用学”的学术实践

从“黄现璠史学”的传统系谱和问学渊源中可以看到，它属清代朴学至陈垣考据学一路，重视考据是这一路史学家的传统。清代乾嘉学者专重考证，事实上只是继承了清学传统的一个侧面。黄现璠对乾嘉学风为考据而考据和视经世致用为空言大戒的流弊是有所清醒认识的。这是因为他当时一方面在接受考据学虚己求真贵疑严格训练的同时，又对清学传统的另一侧面，即清学宗师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一直情有独钟（这从他的家中所藏的一部民国初年版《日知录》已被他读破翻烂可见一斑）。加之受到现代西方J.H.鲁滨逊“新史学”所宣扬的“历史目的论”的实用主义史学的深深影响，以致“黄现璠史学”明显体现出将清代考据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和J.H.鲁滨逊实用主义史学融会贯通的特征，表现出将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化为学术实践的特性。从黄现璠于“新史学”建设上的一系列实践成果中显而易见：他对纠正清代朴学为考证而考证的繁琐弊端从而将朴学考据方法的合理部分从旧史学系统中抽离出来为新史学体系所借用具有充分的自觉意识。所以，“黄现璠史学”的考证克服了乾嘉考据学将考证当作史学本身和目的的毛病，它只是将考证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同时又继承了传统考据学“贵在求真”的合理要素以及顾炎武“经世致用学”重立大义的精粹。这些在“黄现璠史学”的标志性成果《宋代太学生之政治运动》论文和《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著作中皆有所反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有意义研究的循环渐进及其历史意义的揭示中：

一、黄现璠之所以记述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并非主题先行和借以类比的产物，完全是读史有感而为的结果。正如邓之诚于《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序”谓：“黄生现璠，昔从予读史，熟知前言往事，颇有意于著述，搜罗群籍，成宋代太学生一编……”。可见黄现璠著述之前对宋代太学生史事已经稔熟，因而它绝非以致用为首要目的而临时抱佛脚的应景应时之作。深为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史事的感动而成为治史的契机，对于有血有肉的史学家而言十分正常自然又合情合理。原因在于理性感性敏锐的专业史家潜心读史时往往会引发研究者主体与研究对象客体之间的共感共鸣。黄现璠治宋代太学生的契机与他对古代劳动人民惨遭压迫的处境深感同情而予以记述的契机同符合契。史学家读史时产生的这种感动或同情在具体著述中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效应。正面作用是促使治史者为发自内心的真诚感动或同情而会全力以赴地去广集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负面效应则是易于造成治史者的先入之见，使其研究偏离价值中立的原则立场。但受过虚己、求真、贵疑等考据学扎实训练的专业史学家通常对“负面效应”具有超乎寻常的免疫力，以致在避免“负面效应”发生作用有损“求真”方面的理性自律能力，往往会大大超过政治、社会、经济、文学、艺术领域的非历史专业学者以及为致用而致用的“影射史学”和“主义史学”者，这已为20世纪汗牛充栋的史学研究成果所证明。通过对汉、唐、宋时代的大量史料阅读和研究，黄现璠发现：“我国大学生之救国运动，始于汉，盛于宋，而复兴于现代……”，尤以宋代太学生开展的一系列对外对内救国运动事迹具有历史意义，于是，决定进行研究予以记述彰显，这是他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的初衷和动机。至此，他完成了“经世致用学”有意义的表层实践研究，即从全面客观的史料阅读中发现了其中有价值的要素。

二、黄现璠继而对宋代太学生对外对内的一系列救国活动接踵而起的原因（强敌之压迫、朝臣之懦弱、小人之恣虐）以及救国运动的过程、方式方法逐一展开了旁征博引言之有据的客观考证和叙述，以达“求实求真”。由于这种考证没有先入为主的穿凿附会，极力避免了失实失真，使得他进而从所表述的历史真实事象中揭示出的宋代太学生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斗争勇气、精神和救国运动的历史价值便具有了典范意义。这时，黄现璠完成了“经世致用学”有意义的第二层实践研究。

三、黄现璠在叙述宋代太学生真人真事和救国运动真相的过程中偶发“潜台词”或“提示句”，例如：“外抗强权，必先内除奸贼外。”“宋……皆以金人喜怒为去取，与今日吾国政府，仰敌人鼻息，如出一辙。”“文天祥起兵庐陵时，太学生闻风归之。此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学生多去投军相同”[黄现璠：《宋代太学生之政治运动》，《师大月刊》第二十一期，1935年9月。]等等，于求真考证行文之间“画龙点睛”，以“潜台词”或“提示句”昭示读者，以体现论著和他的“致用新史学”的第三层意义。诚如邓之诚于书序谓：“黄生现璠……成宋代太学生一编，予以为可以发聋振聩……”，可说一语道出了黄现璠“经世致用学”有意义的第三层实践研究价值。正因如此，台湾当代著名学者李敖主掌“台北文星书局”期间，两次重新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1956、1965年台湾文星书店第一版、再版），皆将其列为“现代世界学术精典100部”系列丛书之一，无非看重的是本书的开拓创新学术价值以及书中“潜台词”或“提示句”发出的振聋发聩之声所具有的深远重要意义，以致中国当代学者将黄现璠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收入“民国丛书精典”第五集之一种也就顺理成章。

事实上，早在1932年，黄现璠在“经世致用学”方面已经开始了学术实践。1931年，当“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宣告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黄现璠史学”内涵的“经世致用新思维”开始初露头角，它的实践性脱颖而出，表现在：1932年11月，黄现璠便在《进展月刊》上发表论文《东北之历史考察》，结合东北三省沦亡的时代背景，从史料上考察，论证了东北原为我国开发的领土，批驳了某些日本史家对满州历史的任意歪曲，以使民众了解东北历史的来龙去脉，坚定收复东北三省的信心和决心。1933年7月，他又在《师大月刊》第五期上发表论文《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文中结合30年代列强横行，日寇称霸，中国任人宰割，国势衰败的历史背景，他明确指出：“例如中国今日，受列强侵略，日本欺负，历史作家，应如何记载过去，使人明白现在，发奋图强，以达救国救民之愿望，始能合现代中国历史的主要目的和效用。”1934年1月，当黄现璠的日文译著《元代农民之生活》附奴隶考一书出版时，他在译者序中写道：“本书……能使读者了然当时农民奴隶，受压迫之痛苦，及生活之恶劣，而觉居于次殖民地位之中国今日，尤其是东北三省同胞，在暴日（日寇）势力统治之下，饮辱受苦，横被压迫，更不堪闻问矣。孔子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愿吾同胞，明异族之残凶，悲亡国之将至，卧薪尝胆，共挽危亡。”（有高岩著，黄现璠译，北平蓓蕾学社1934年1月初版）1935年，日寇企图侵占中国全土的称霸野心日趋昭显。他有感于北平大学生对国事的无动于衷，写下了《宋代太学生之政治运动》一文，翌年，又在此文修改、补充的基础上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书中言在说古，意在现代，以激发当时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们摆脱对国事无能为力或麻木不仁的错误观念，向宋代太学忠义之士学习，以实际行动宣传抗日，保家卫国。

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后，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局，当时新史学的各家各派，大多改变或转换了自己一贯从事的治史旨趣或研究方向，他们怀着一腔报国热血和拯救民族危亡的激情，以笔代枪或投笔从戎投身到了抗战中。治史以致用几乎成为了当时新史学派一路人普遍的学术倾向。新史学实践派（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可归为“理论派”和“实践派”两大类，由此还可细分化）开路先锋黄现璠自然不会落后于人，他积极投入到了“以笔代枪”的学术研究中。1941年5月，黄现璠与师友陶希圣教授等人应邀担任《国防周报》编撰委员，他辟“汉族对外抗战史”专拦，相继发表了《明代剿倭之广西女将》（《国防周报》第二卷第四期）、《汉族对外抗战史》（第四卷第七、九期）、《汉武为争汉族之生存而战》（第四卷第八期）、《五胡乱华北方民众之抗战》（第五卷第二、四、五期）等文，文中把史为证，匡正时惑，唤醒民志，激昂士气，满腔抗日热血，是时尽贯注笔端，秉笔直书：“明代朝中人有惊倭寇兵刃之利，作战之勇，一如今日政府中主和派之庸俗，畏敌人飞机众多，大炮利害，而不知彼之杀戮，无论如何惨毒；彼之武器，无论如何先进；彼之作战，无论如何勇猛，结果终将为我所灭。明代之事实如是，今日亦莫不然。”“中华各民族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对外，抗战必将胜利，世若不信，可看不久之将来事实。”可谓抗日情热和浩然正气跃然纸上，充分体现出一位一流史学家洞察时事的历史眼光和科学预见的深邃能力以及“黄现璠史学”的经世致用实践性。

1976年，中苏边境争端频发，黄现璠一方面请先师邓之诚之子邓瑞（时任教于内蒙古大学，后调任南京大学教授）帮助搜寻有关内蒙古、新疆、黑龙江方面的史料。书中运用大量的史料，充分论证了“黑龙江以北地区原为我国开发的领土”、“新疆自汉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等历史问题，以大量客观事实指明了中苏领土争端问题实属苏方的无事生非和蛮不讲理。1978年，他再次与邓瑞合作撰写了《内蒙古自秦汉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一文，文中全面论证了祖国边疆领土的历史形成，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强调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年9月，邓瑞赴兰州出席由黎澍、刘存宽、戴逸等学者主持的“中俄关系研讨会”时，黄现璠与邓瑞合撰的《内蒙古自秦汉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论文被“研讨会”指定为第三位发言，可见该论文的重要学术价值。该论文再经黄现璠修改后发表在1981年2月的《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上。这一切皆表明：严谨的学术考证、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强烈的民族精神三合为一，融于一炉，构成了“黄现璠史学”内涵的“经世致用新史学”主体及其实践性特质，成为其“经世致用新史学”申张“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时始终坚定“对外”的主旋律。

“黄现璠史学”的成熟地：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黄现璠在此从事史学教学和研究近30年。

“黄现璠史学”之所以能将学问做到如此高妙精奥的地步，“黄现璠史学”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明远识、洞鉴古今的境界，一方面源于黄现璠饱读史书而受到“梁启超新史学”、“J.H.鲁滨逊新史学”“顾炎武经世治用学”的熏陶和启发；二方面得益于黄现璠在中外著名高等学府接受过陈垣、钱玄同、黎锦熙、和田清、加藤繁等国学、史学、语言学大师11年严格的考据学、音韵学、古文字学训练，加之一生始终若一的“苦读苦作”，练就的虚己、求真、贵疑功夫非同一般，以致“黄现璠史学”对那种诸如“大胆的假设”、“丰富的想象”和“张冠李戴”一类的“邪门歪道治史法”或“教条主义史学”和“奉命史学”具有了超凡拔群的“排毒功能”或“免疫力”。

“兰克史学”的学术实践

1935年秋，黄现璠赴日留学，在日本东洋史权威和田清与加藤繁两位教授门下当研究生，成为“东京文献学派”代表学者之一。日本“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白鸟库吉早年是德国“兰克史学”（为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祖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创立）嫡传弟子路德维格·里斯（Ludwig Riess）的学生，而日本东洋史学的“东京文献学派”指导思想为“兰克史学”，似乎已成不刊之论。黄现璠深受其“兰克史学”之染，自在情理之中，这就促使“黄现璠史学”的实践性特质染上了一些“兰克史学”指导思想的色彩。“黄现璠史学”将“兰克史学”思想化为学术实践的内涵，即表现在“黄现璠史学”于留学期间以及回国后的学术研究课题的扩大和史料考证上的精益求精。

1937年7月黄现璠留学日本期间发表了《中国发装考略》（《经世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以及同年归国后相继发表了《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再论礼节之演变》、《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日本人之坐法》（上、下）、《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上、下）、《元代蒙古人之奇异婚姻》（上、下）、《元代服饰之奇异》（上、中、下）、《吸烟风俗传播考》（一、二、三、四上下、五）、《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上、下）、《饮茶风俗之起源及其传播》（上、下）、《番薯传来考》（上、下）、《男女鞋袜古今之变》、《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中国男女元服之研究》、《食器与食礼之研究》等大量论文。这些论文充分展示出黄现璠深厚的“说文”和“考据”功力，属“黄现璠史学”对“社会史”内核的“社会生活史”方面的研究深化和“新史学”研究实践课题的推陈出新，亦为它将“兰克史学”思想化为学术实践的立竿见影成果。“黄现璠史学”为20世纪新史学实践与建设贡献了他那份开拓创新的与众不同实践创造，因而黄现璠完全有资格宣称：“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实践与建设之路，不就是我辈勇于实践走出来的！”

从“黄现璠史学”的上述内涵，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黄现璠史学”的内涵经过一系列的实践性成果已经变质为新的东西，外延为换然一新的“黄现璠新史学”和“黄现璠经世致用学”，表现出“黄现璠新史学”、“黄现璠经世致用学”与“梁启超新史学”、“鲁滨逊新史学”和“顾炎武经世致用学”的差别，反映出“黄现璠史学”独具一格的特征。正如陈吉生教授明确指出：“黄现璠的从学和治学时代，正是中国从社会制度到学术文化都在不断发生着剧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变化着的大时代里，他有幸深深呼吸到了学术变化的时代清新气息，进而凭借20世纪“西学东渐”和“唯物主义史学”袭来的史学拍岸新潮，得以领风气之先。倘若他只是墨守旧学术陈规，用旧史学方法默默从事自己的研究，那么，即便他以后取得辉煌的成果，最大程度不过成为“名师高足”，终究难以自成一家，成为当今世所公认的“宗师级”名史家或历史事实可证的“领袖级”史学家。观念进化、勇于开拓、经世致用、信仰自由、秉笔直书、极重躬行，堪为‘黄现璠实践史学’的六大法宝，亦是他为20世纪史学界提供的一份可资发扬光大的丰硕遗产。”

如果说黄现璠早年治“中国通史”和“壮族通史”时的“新史学”指导思想还停留在梁启超和鲁滨逊“新史学”以及唯物主义新史学的一路的进化观念上，那么，他在断断续续费时近40年以及前后两次出版皆因政治因素夭折的《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这部“中国食衣住行通史”大著的过程中，已经突破这种“新史学”思维，升华为了一种改革开放新时代下自觉意识的“新史学”多元进化观，自我确立了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史学的新思维。正如他于《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自序”言：“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化或进化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强化国人的社会、文明进化观，淡化以往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观，无疑有助于国人摆脱旧的单一定向思维方式，滋生现代化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多元开放型思维。引导国民放眼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的物质生活，注意力转向休戚相关的日常食衣住行礼俗，以使自己的食衣住行尽可能符合‘礼仪’，尽可能符合现代文明化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以及法制约束，既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又有利于国民素质整体水平的向上，‘礼义之邦’的盛名重振，国家声誉的扶摇直上。因而引导国人在改革开放社会下的思维观念转型和‘知书达礼’、重‘礼’遵‘仪’，增强国民的‘荣耻’意识，增强当代人的人格国格观念，无疑为当代史学家们义不容辞的责务以及历史研究的课题和历史教育的功能之一，以此体现出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史学的效用和目的。当代史学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在于向人们客观阐述传播史事史识和为国为民的史学特别目的和效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客观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内含意义的揭示来启迪民众的历史智慧，弘扬进化的多元人文观念，尽力改变以往长期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带给人们习惯成自然的定向思维模式，促进社会的人性化、多元化、法制化和文明化，以合当今改革开放新时代新社会的时势之需，同时由此彰显出历史作品的进步意义和实用借鉴价值，使它能更好地为现代化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这是余撰著和坚持不断修改补充《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的动机与深意所在，亦为一名从事历史研究多年的老学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使命。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余当初研究‘社会史’时‘史眼向下’的认识角度和实践立场的转变，而是前进了一步，从‘史眼向下’过渡到‘自下而上’看‘社会史’，脱离了传统‘社会史’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方法，以多元进化论思维重新审视和构筑‘新时代新史学’。当年梁任公等人倡导‘新史学’，高呼‘史界革命’的口号，余不仿东施效颦，于此发出‘史界改革’的倡议，愿更多有识之士响应，以造就符合改革开放新时代新社会发展要求的‘新时代新史学’。这种倡议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背景，只有改革开放新时代重建中国新史学的迫切意识。众所周知，当年‘新史学’的重要理论背景之一是进化论思想，那么，余所倡导‘新时代新史学’的理论指导思想同样为多元进化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不断发展的进化理论，毫无疑问属多元进化论之一。为此，作为‘史界改革’的最初实践，余对中国古代食衣住行通史的分期，不再采用摩尔根之流的古代社会分期模式以及中国史学界长期独尊的‘五个社会发展阶段’划分标准，以免陷于社会形态说体系的思维陷阱，错入扼杀学术自由的历史误区，而是突破中国传统泛政治化的单一思维模式，基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领域（例如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社会、生活等）有着不同的时代演进发展过程这一多元史观，参照文明史、科技史、经济史、民俗史等领域的一些时代划分模式，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素材所反映出的中华民族食衣住行史事、变迁以及演进特征来进行分期，以便尽可能接近客观历史原貌，体现出本稿的多元进化史观和时代意义……余于稿中将‘食衣住行研究’视为一门新学问‘生活学’（见诸论），意欲为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史学构建新理论提供一点实践基础。这是余经过40余年来研究‘社会史’的一点心得和成果。”由此可见，“黄现璠史学”的成熟具有一个从内涵到外延而逐步升华的过程，表现为思想观念上他原受梁启超和鲁滨逊“新史学”以及唯物主义新史学的进化观念影响，进而推陈出新，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下建立了“黄现璠新史学”的多元化新思维和学术实践，这就是呼吁“史界改革”以突破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的教条主义独霸史坛的藩篱以及将自己倡导的“史界改革”新思想化为具体实践而对“中国生活学”新课题进行全力研究，而非空泛议论。

“黄现璠史学”的特质表现为实践性，其基本特点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和论述主题广泛，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社会史、生活史均有涉及；范围横跨中国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以及日本史、西欧史。

第二，崇尚进化和多元思维观，富于批判精神，在政治史研究中渗透着批判旧史学传统而推崇新史学进化观；在经济史研究中渗透着批判唯心史观而推崇马克思经济史学的决定论；在文化史研究中渗透着批判“文化本位主义”而推崇“文化多元主义”；在民族史研究中渗透着批判“大民族主义”而推崇“民族平等思想”；在社会生活史研究中渗透着批判“教条主义”而推崇“实证主义”。

第三，严格考证史料，根据原始文献和考古史料严谨遵守“如实记述”原则，重视“内证法”和“外证法”的结合运用，强调运用“口述史料”时的去伪存真功夫和严肃性。在这点上，“黄现璠史学”深受“嘉乾考据学”和“兰克史学”的双重影响。而由“黄现璠史学”孕育而出的“黄氏三重证据法”，极为注重将文献史料、考古史料和口述史料三者互为印证和融会贯通。

“黄现璠史学”代表性著作

第四，慎言宏论，不作价值判断。“黄现璠史学”中呈显出“史料丰富”、“厚积薄发”、“言必有据”、“考证周详”、“行文朴实”、“议论精简”等方面的特点，显然出自老师陈垣治史的路数。偏重考据，慎求义理，主张史家只能“照实录来”，认为理论抽象不是史家的事，而是哲学家的工作，倡导史家应该超然是非，褒贬之外，无党无派，反对“读书少又好发宏论”（陈垣语）、“草率行文，忙于推出，沽名钓誉，贻误读者”（黄现璠语）的治史态度。“黄现璠史学”把考证清楚历史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治史鹄的，治史路数与一些擅长主观褒贬予夺和驰骋议论的史家治史路数有本质区别。

第五，开拓性。“黄现璠史学”的开拓性与实践性互为表里。有了实践性并不意味着具有开拓性，这是因为将新史学思想化为实践的过程中，对研究课题的实践有可能是步他人实践课题的后尘。“黄现璠史学”卓尔不人群之处，即表现在它既有内在的躬身实践，又有外在的开拓创新。正如识者指出：“‘为学贵自辟’，这是‘黄现璠史学’能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作出较大贡献的的重要条件，亦为‘黄现璠史学’所体现出的最大特点……以致他的论著既不乏深知灼见，开拓创新价值斐然，又能深深地触及人的心魂。他的那种人格文格融于一体，情血灵魂灌注笔端，学以致用，文以载道，言行一致，力尚躬行的道德与实践操守，实非学界一些唯我独尊、圆滑世故、左右逢源的‘大学者’的所作所为所能比拟。”这一评价可谓深中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