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1912年2月7日—1988年12月9日），湖南醴陵人，中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杰出的历史学家，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日战争。先在家乡长沙创办抗日刊物《火线下》（三月刊）。

1937年12月起，参加创办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并任总编辑。

1940—1941年间先后在桂林、香港任国新通讯社经理。

1943—1945年9月任成都《华西晚报》主笔。

1946年任上海《文萃》周刊主编。

1947—1948年间先后任香港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和《华商报》编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新闻总署研究室主任。

1950—195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先后任秘书室主任、报纸处处长、出版处处长、党史资料室主任等职。

1955—1960年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组长。

1961年以后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受到错误的批判，此后八年没有安排工作。

1975年仍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兼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198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晚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曾任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8年12月9日因病逝世。

黎澍论学的基本着眼点是解放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黎澍以及一批和黎澍同心共事的同志们，都把解放思想作为言行宗旨。黎澍对于解放思想的事业，更是抱着至诚的使命感。他为周扬起草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报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这种精神的一次体现。1979年3月底4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让周扬来做 “五四” 纪念会的主题报告，报告有人起草出来，可是周扬看了觉得不对路，所以特请黎澍邀二三人，另起炉灶，赶写一篇。 周扬提出了报告的基本思路，即写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是五四运动、 二是延安整风、 三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周扬说，要充分估价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意义；从纪念 “五四” 说起，着重阐明目前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 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要性。

这篇影响颇大也颇好的文章，代表着周扬、也代表着黎澍当时对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所达到的程度。无庸讳言，放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看，这篇文章还是颇有些锋芒的，它相当鲜明地反驳了那时隐约露头的 “要收，不要放” 的唧唧喳喳。文章尖锐地指出： “解放思想的方针，是我们党一贯的方针。这个方针是长期性的方针，而不是临时性的方针。” 发表这样议论的依据，自是堂皇而无可挑剔的，不但有毛泽东过去的论述为证，而且原本就是直接回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响亮号召： “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可以说，正是这篇以周扬署名发表的、黎澍主持起草的文章，概括表述出了黎澍这个时期在不同场合下多次论学的主旨与方法。主旨就是同时展开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 “破”，即破除迷信。既要破除 “四人帮” 制造的现代迷信、 新蒙昧主义、 新奴隶主义之类，又要破除一切 “从本本出发” 的新老教条主义，破除一切极端保守的陈规陋习。二要立，即勇敢创新。 开动机器，勤奋学习，努力去发现、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了推进这种破旧立新的解放思想的伟业，办法主要也有两条：一是要允许自由讨论，二是要尊重实践检验。应当说，以上这大体上也就是黎澍论学的纲要了。

鞭挞教条主义，特别是痛斥用教条主义来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假正经，是黎澍论学的精彩之笔。他说，“从本本出发” 的教条主义造成的最有害的后果，是背离 “实践第一” 的基本观点和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的辩证方法，从而使得人们不敢独立思考，在工作中失去创造性，妨碍着正常的科学研究。更有甚者，中了教条主义的毒，在冒牌货面前必定会失去辨别的能力，不识真伪，丧失战斗力。既然世上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发展中，那么，一切对本本的迷信的态度、盲从的态度、食古不化的态度，自然都是科学研究的大敌。所以，凡有诚心于学术事业的人，对教条主义不能不鸣鼓而攻之。以创新的态度，面对新情况，敢于去探究未知，而不拘泥于定论，无疑是科学事业的真谛所在。可以说，讴歌探讨真理的勇气，是黎澍论学篇章中的最富激情的部分。换句话说，他之所以痛斥教条主义，为的就是阐扬勇于创新的科学真精神。科学上的创新，自然不能像诵读旧经那么省力，它往往是艰难的、 甚至是带有风险的事业。创新之难，不仅难在需要花气力，而且难在免不了要得罪权威、得罪定论——得罪人们（ 也包括自己）习以为常、 甚至奉为神明的定论。 黎澍深知科学创新之艰难，所以他才着力鼓吹追求真理的无畏精神，并为此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喊： “正如科学史本身所表明的，科学的发展，真理的传播总要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然而人们没有理由对坚持真理感到畏惧，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如此。科学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事业。即使冒犯上帝，也要无所畏惧。没有无数科学家的献身精神，科学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即使冒犯上帝，也要无所畏惧”，当然是极其彻底的思想解放，但这并不是凭着一时血气之勇的莽撞蛮干；因为这是科学，所以它只能有赖于勤奋艰苦的劳作。

黎澍在论学中，着力分析了学者自己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不断更新观念——自觉地对自己已有认识不断加以 “再认识” 的必要性。黎澍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注意采取虚心的、 老实的、 充分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出乎我们意想的新见解。 永远记得在我们面前还有广大的未被认识的领域和大量并未真正研究清楚的问题。 因此对自己的知识的可靠性，不过于自信。”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对于自己以往的认识，有必要经常加以重新认识的原因。

黎澍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为 《再思集》。一则“再思” 和 “再认识” 相通；二则 “再思” 意味着不断进行的再认识的无限过程，它代表着 “三思”、 “四思”、 “五思” ……，一直 “再思” 下去，永无绝期。 黎澍在 《再思集》 的 “作者说明” 中，把这一重意思做了解释，不过担心 “再思” 引起 “只是再想一次” 的误解，所以他还是附加了一笔，许诺说，将来 “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还要三思”。“再认识” 的科学态度，是既能打破坚冰、 又能连续破冰前进，在科学的海洋上不断开辟航道的一艘破冰船。不为成见、 定论所囿，不停歇地认识再认识，始终保持着思想解放的状态去努力追求新知，这无论对于学者个人的学业建树来说，还是对于学术事业的整体建设来说，都是永葆生机的不二法门。黎澍《再思集》命名的深意，当在于是。

黎澍1966年以前主要研究项目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孙中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毛泽东思想。粉碎“四人帮”后，主要研究项目有：中国的封建主义；近代中国文化史；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问题等。他在长期主持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中，尤其是主编《历史研究》杂志期间，主张刊物应当敢于开风气之先，倡导并支持确有新见解、新观点的论著；注意发现并扶植优秀的青年史学工作者；重视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探索和研究。他根据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严肃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指出，“中国所面临的不但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有社会主义同封建势力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能牢牢地站稳脚跟，就必定倒退到封建主义”。因而，消灭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他论述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若干影响深远的一些理论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指出“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能将一切历史都归结为阶级斗争史。他总结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曲折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深入思考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探求发展中国历史学所需要的稳定而正确的方向、途径和具体办法，尤其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原则。

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文集）、《再思集》（文集）、《早岁》（回忆录）、《历史的创造者及其它》（文集）等。

黎澍对发展中国社会科学事业所做出的卓越建树，对真理执著追求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学问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以及爱护和大胆起用人才的气魄，这些卓识懿行都将长留人间，泽及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