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志》，是中国
纪传体史书中专述
经济史的篇名。语出《
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
史记·平准书》开食货志先河，《
汉书》始称食货志。以后各史食货志篇章渐多，如《
宋史》、《
明史》食货志有二十余种子目。历代食货志分别记述了田制、户口、
赋役、漕运、仓库、钱法、
盐法、杂税、矿冶、市籴、会计（
国家预算）等制度，为了解历代政府的
经济政策和当时社会
经济状况提供了重要史料。
《食货志》中详细记载了中国历代的全国
人口数量，
耕地面积，粮食总产和单产数量等
统计数据，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方向，提供了
基础数据；也记述了中国封建
土地私有制的形成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财政
赋税制度的演变；记述了中国赋税形态从劳役经实物到货币化的演变轨迹。对于
中国历史上非常突出的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问题，封建统治者“农本工商末”的对策，以及与此相关的
专卖制度，都可从《食货志》中找到来龙去脉。反映了中国古代
劳动人民智慧的先进
耕作技术，比如
区田法、
代田法等《食货志》中也都有详细记载。就思想成果来说，
管仲、
商鞅、
桑弘羊、
刘晏、
王安石、
张居正的
经济思想，以及他们改革赋税制度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思想和实践，在《食货志》的记述中也都历历在目。
在《
汉书·食货志》里，
班固对“食”与“货”这两个概念，做了明确的解释：“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
民富，而教化成。”可见，“食”是指
农业生产，“货”是指农家副业布帛的生产及货币流通。
《
汉书》中记述中国
西汉经济的专篇。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西汉时期（包括
王莽摄政、称帝时期）的经济议论，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言“食”，下篇言“货”。中国史书记述经济史实，以《
史记·平准书》为其先驱，而《汉书·食货志》继承其重视经济的传统，内容更为充实。
《汉书》作者
班固（公元32～92），字孟坚，东汉
扶风安陵（今陕西
咸阳市东）人，曾任
兰台令史，负责掌管皇家图籍，
典校秘书。班固与其父
班彪（公元3～54），同是著名史学家，建武三十年（公元54），班彪去世，班固在其父遗著《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开始撰写《汉书》。经过他潜精积思20余年，直到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才基本上完成了这部
纪传体的
断代史。
《汉书·食货志》通过对西汉社会
经济状况的考察，以“理民之道，地著为本”的思想，对西汉所施行的财政经济措施及其得失作了探讨，在如何做到“足食、安民”的问题上，提出了看法。
《食货志》上篇 概括了先秦各家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如
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孔丘的“
先富后教”，
李悝的“
尽地力之教”，
商鞅的“急耕战之赏”等，继而叙述了战国以后直到西汉的
农业经济状况。针对汉初的经济凋蔽现象，记述了
汉高祖乃至文、景、武、昭各帝，为改变这种局面，积极采纳了
贾谊的“积蓄”、
晁错的“
贵粟”和
耿寿昌的“
常平仓”等建议，实行了旨在恢复农业经济的措施。书中记载了“
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作法，肯定了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必要性，对由此产生的西汉经济繁荣局面大为赞扬，同时批判了西汉后期出现的“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及“天下虚耗，人多相食”的现象。特别揭露了
新莽末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造成百姓流离失所，饿死者十之七八的惨状。班固这种明确地阐述
重食、足食在巩固封建统治中的作用，系统地评论西汉
经济政策的得失，不讳言
社会矛盾的态度，是十分可贵的，它为研究西汉时期农业经济方面的经验教训，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食货志》下篇 叙述了自先秦至
西汉统治时期货币演变的过程,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来说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的重要意义。书中列举了太公为周立
九府圜法，管仲通轻重之权，
周景王铸大钱，以及秦时通行黄金,铜钱上、下二币的情况。至
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
荚钱”，引起物价腾贵。继而，
孝文帝铸
四铢钱，造成私铸泛滥，致使“吴、邓
钱布天下”。武帝时富商大贾财累千万，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钱益多而轻，于是造
上林三官钱，以图
稳定物价。迨至王莽摄政、称帝，变法制，更铸造
大钱，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
宝货”，并屡次改变
币制，造成“
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的局面。班固通过总结西汉王朝的治乱，说明货币流通在稳定
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货币之所以能充当
商品交换的媒介，必须本身价值稳定，由国家掌握其发行，管理其流通。也就是说，国家要掌握货币收放之权，使之调剂得当。这样，才能使
物价稳定，使“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但是，自西汉以来，由于伪造严重，货币不稳，统治者为了
平抑物价，安定民心，遂进行了不少的经济改革。该篇还详述了
桑弘羊的煮盐、冶铁、酒榷、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分析了这些经济政策的成败原因和利弊所在，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治理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
汉书·食货志》为后代修史树立了一个典范。在中国
二十五史中，继《汉书》之后，《
晋书》《
魏书》《
隋书》《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旧元史》《
新元史》《
明史》，以及《
清史稿》中，均仿《汉书》而专辟《食货志》，且篇章增多，以反映历代农业生产、副业生产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其中《宋史》、《明史》中的《食货志》尤为详尽，子目多至20余种，分别记述田制、户口、
赋役、仓库、漕运、
盐法、杂税、钱法、矿冶、市籴、会计（
国家预算）等制度。另外，唐
杜佑所撰《
通典》，也首列“
食货”，专门论述上溯唐虞、下迄唐天宝间的
经济问题。元
马端临（约1254～1323）的《
文献通考》，全书二十四考，有关经济方面的资料就占 1/3，即：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
职役考、征考、市考、
土贡考、国用考，也是以《汉书·食货志》为范本，将食货问题扩大为八考来进行阐述的。这些表明了《汉书》专辟《食货志》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