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学”是以历史为起点、依托于周秦汉隋唐文明、对以古代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以当代情怀和世界眼光为基点而创立的具有国际性的学科，是符合国家文化建设与发展重大需求的、具有突出创新性和交叉性的研究领域。它综合了哲学、历史、考古、文学、艺术、民族、宗教、地理、科学技术、文献研究等多个方面和多个层次，有着丰富的内涵。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不同地域的文化汇合交融而成的。欲深入研究之，就必须注意构成民族文化精神的各区域文化，因此地理或地缘文化的研究角度与方法是必要且有价值的。长安位于中国腹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千余年的文化绵延，使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具有卓越的研究价值。虽然对于长安文化的研究千百年来并未间断，然而对于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文化一直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整合，因此以地缘关注为重点创设长安学学科，对长安文化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

20世纪前半期，陈寅恪提出“关中本位政策”。他认为于关陇地区建立的北周政权合拼北齐，南克萧梁；同时筹划“精神之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联接“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陈寅恪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其着眼点在于文化，这是长安学在上一世纪的学术渊源。

撰写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唐代诗人丛考》，就已注意唐代士人在长安的活动。在论及中唐大历时文学创作，特提出当时有以长安为中心、江东吴越为中心的两个诗人群体，受到学界的注意。后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就着重论述各地士人应试，在相当长时期居住长安，加强文化交往，促进长安地区文化发展。

唐代是一个兼容并蓄、开放进取的时代，文教昌盛，文明远播，彰显着博大恢弘的气象。这种盛世文化的精神气度应当为长安学研究所吸纳和重视。长安学是极具包容性的一门学科，在地缘文化的牵引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科技、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内容。这种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综合研究视野为长安学的阐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于不同门类学科所共同蕴涵的精神特质的开掘与融会贯通，可以更为系统深入地揭示盛世文化的内涵，为陕西文化建设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唐以后，政治中心东移，长安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但是陕西地区仍有文化名家及成果不断涌出。在北宋，以张载、吕大钧、吕大临兄弟等为代表的“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尤为后世所赞赏。及至明代，关学人才辈出，吕柟、冯从吾等皆秀出一时，王阳明甚至感叹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

清代“关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笃）对于关学的承传与发展贡献颇殊，他们倡导“明体适用”、“匡时要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等主张，重视躬行实践，使关学走上笃实重礼的实学化道路，对关中地区民风、民俗及人文素养影响深远。全祖望即认为李二曲（李颙）“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

20世纪以来，秦地的小说、电影也均甚有特色。美术之“长安画派”、文学之“陕军”、音乐之“西北风”、电影之“黄土派”，再次引起大家的注目。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辉煌的汉唐文化，共同为长安学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长安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地域文化的探讨，更是对时代精神文化的整合。长安作为汉唐故都，既有地域文化的特征，又因曾处于政治文化中心而具有主流文化的特征。对于长安学的研究，其实也是对于历史上影响中华民族乃至世界范围的精神文化特质的关注与探究，对于构筑新世纪民族精神家园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深厚的文化底蕴

陕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这里创立的典章制度、礼仪文化，奠定了中国3000多年历史演进的内在政治机制核心，汉风唐韵和物质文明，远播四海、影响世界。在周王、秦皇、汉武、唐宗的历史功业中，在西周青铜器、秦代兵马俑、汉代石刻，盛唐诗文以及宫殿、陵墓建筑中，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强秦威势”、“大汉雄风”、“盛唐气象”，就是对这种精神的称颂。

丰富的文物宝藏

长安方圆数百公里的地上地下留存有丰富的文物资源。陕西被誉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拥有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古迹。如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名碑荟萃的书法艺术宝库西安碑林；雄伟壮观的唐代大小雁塔；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建筑——西安城墙；令万千佛子顶礼膜拜的法门寺佛指舍利。

陕西还拥有大量集中的有规模、有价值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具有世界影响的遗存有：距今约115万年前的蓝田猿人遗址；距今约6000年前的半坡遗址；丰镐遗址；阿房宫遗址；秦咸阳遗址；郑国渠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唐大明宫遗址；曲江池遗址；还有被称为“天下第一福地”的楼观台、西岳庙等寺庙建筑；以及人称“天下第一陵”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陵和西汉十一陵、唐十八陵，等等。

众多的文史专家和学术机构

陕西是文化资源大省，古代有司马迁、班固、马融、杨震、张载等；近世有于右任、吴宓等；现代有以候外庐、史念海、陈直、傅庚生、张岂之、霍松林、石兴邦等为代表的文史专家。

学术机构有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等核心科研单位。

难得的历史机遇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在各个重大场合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文化强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在某种程度上将取决于文化的发展和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文史工作者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全面进步、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关注中国、研究长安的人越来越多。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及时组织众多文史专家共同努力，成功举办了周秦汉唐历史文化系列研讨活动。来自全国及港澳台和美国、日本、韩国等国100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提升了长安在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地位，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长安文化的关注。

有关长安学研究的文章陆续见诸报端、杂志，最早全面系统地提出并规划长安学的是《积极开展长安学研究》一文。文章认为：创造了周秦汉唐千年文明的古都长安，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和发展地，蕴含着国家长治久安、人民长寿安居的深刻寓意。在创造了周秦汉唐灿烂文明的长安大地上，完全有条件也应该建立一门长安学。文章指出：陕西除了宝贵的传世文献外，丰富的文物古迹遗存、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碑石墓志也为研究提供了方便。开展长安学研究的时机和条件已趋成熟。文章强调：长安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对其研究领域提出了规划。

陕西出版了大量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专著，其中最具代表性并在海内外产生一定影响的有：吴钢主编的《陕西金石文献汇集》、史念海主编的《长安史迹丛刊》、赵世超、孟世凯等主编的《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等。

2005年以来，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先后组织学有专长的文史馆员、研究员和有关专家学者，召开了10余次“长安学研讨会”，就长安学研究规划、学科建设和图书编写等进行讨论。编辑出版了《长安墨宝》、《长安雅集》、《长安金石》、《长安新韵》、《唐代历史文化研究》、《第三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安文化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文集》等图书。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创办了《三秦文史》、《收藏》、《长安雅集》杂志，同时编写《崇文丛书》和《三秦文史研究丛书》30部，为长安学研究工作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9年“长安学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会议”召开，成立“长安学研究中心”。征集到费孝通、赵朴初、季羡林、周绍良、袁行霈、李学勤、张岂之、霍松林、舒乙、石兴邦、刘庆柱等369位著名专家学者的论文500余万字，在《长安学丛书》第一部分“长安学论丛”中分为：长安学综论卷、政治卷、经济卷、文学卷、艺术卷、宗教卷、哲学卷、历史地理卷、法门寺文化卷等结集出版。

2000年

“周文化研讨会”召开。

2001年

“秦汉历史文化研讨会”召开。

2003年

首届“中国长安雅集大型国际文化活动”召开。

2004年

“古都大讲坛”开设。

2005年

“唐代历史文化研讨会”举办；

“第三届中国唐宋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华山论诗活动”召开；

“隋唐文明座谈会”举办；

第二届“中国长安雅集大型国际文化活动”召开。

2006年

“司马迁国际研讨会”举办。

2008年

第三届“中国长安雅集大型国际文化活动”召开。

2009年

《长安学丛书》出版，已推出8卷，其中包括：

《综论卷》、《政治卷》、《经济卷》、《文学卷》、《艺术卷》、《宗教卷》、《历史地理卷》、《法门寺文化卷》；《长安学者文集》11卷，其中包括《于右任卷》、《石兴邦卷》、《王子云卷》、《武伯纶卷》、《霍松林卷》、《张西堂卷》、《陈直卷》、《黄永年卷》、《傅庚生卷》、《李之勤卷》、《何炼成卷》。

正在筹备出版《西安城市史》8卷；《长安学关学丛书》10卷。

2012年

共建国际长安学研究院（陕西）

2012年9月4日，陕西师范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签署《陕西省文物局陕西师范大学协同共建国际长安学研究院（陕西）框架协议》，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与陕西师大校长房喻代表双方在框架协议上签字。

2013年

国际长安学研究院成立

2013年03月29日，“国际长安学研究院”在陕西师范大学成立，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陕西省副省长庄长兴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萧正洪为“国际长安学研究院”首任院长李炳武颁发聘书。

2014年

长安学与古代都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4年11月24日至27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主办的“长安学与古代都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雁塔校区启夏苑召开。来自陕西师范大学及伦敦大学、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日本神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西北大学、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30多所大学、科研机构的80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

2015年

“长安学人”图书出版

2015年4月13日上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与“211工程”与学科建设处、出版总社在雁塔校区联合举办了“长安学人”（第一部）赵光勇教授《<傅子><傅玄集>辑注》出版座谈会。傅玄故乡代表原耀县地方领导、耀州区博物馆副馆长王建域、赵光勇教授家属代表赵锦锦、赵锦莲等参加了会议。

2022年

长安与世界：历史记忆与文明进步”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2022年9月24日至25日，“长安与世界：历史记忆与文明进步”国际学术研讨会（2022）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召开。会议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陕西省历史学学会联合举办。有关方面领导，来自日本中央大学、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传媒大学、郑州大学、西北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24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活动。

长安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科技、历史、文学、思想、艺术、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方面，遍及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经济学、文学、哲学等。

从研究对象上将之分为以下几个领域：

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实行分封制；周公姬旦辅佐武王、成王制礼作乐，奠定和创立了中国古代社会近3000年政治文化的生长点。

早在秦献公时期（前375年），秦国就建立了“户籍相伍”制度，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初令男子书年”，三十一年（前216年）又“使黔首自实田”，即在户籍中增加年龄和占有土地情况的记载。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也便于征发租赋兵徭，它成为历朝历代“庶事之所自出”的一项重要制度。秦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后，把全国分为36郡（后增至42郡），郡下分若干个县，主要官员统一由中央任命，并接受固定的俸禄，其职位不能世袭，使官僚更加职业化和专业化。郡县制的实施，把中央集权的行政新体制扩大到了“天下”，成为后世王朝行政制度的典范。在这种框架下的中国政治文化体制，其根源和对后世的影响，都是重要的课题。

长安地处富饶的渭河盆地，适合黍稷等旱作作物生长，是炎帝神农氏发明农业的起源地。周是远古时期就活跃在渭水流域的一个古老部落，始祖后稷长于种植，“教民稼穑”，周人慢慢强大起来，终于推翻了商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西周王朝。

地处西部边陲的秦国一开始也是后进的，到了秦穆公时才“益国十二，遂霸西戎”。尽管如此，秦国的国力仍然不如晋国，无法向东有大的发展，直至“商鞅变法”，采取了“奖励耕战”、发展经济、废除贵族特权等顺乎时代、顺应民心的措施，秦国才真正的强大起来。

汉朝建国之初，由于连年战乱，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国力衰弱。史载西汉初期“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汉初统治者因此采取了“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使汉朝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得以恢复，终于出现封建时代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汉朝在农业技术方面的革新，一是铁制工具的扩大使用和畜力耕作，二是大规模的治水和兴建水利工程，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汉武盛世”。

唐初一些地区“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统治者采取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等符合实际需要的经济措施，使得经济逐渐恢复，出现了两大治世“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唐中后期，为了挽救因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而造成衰败的经济，采取了杨炎（今凤翔人）的“两税法”，对唐王朝社会和经济的迅速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至唐宪宗时期（806—819年），又出现了“元和中兴”。

秦孝公时，实行商鞅变法，鼓励百姓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有功者可以晋爵，私斗者则要受罚，宗室无战功者不能取得贵族身份，从而使秦朝百姓皆“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成为各国畏惧的“虎狼之师”。

到了汉朝，为了适应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逐步建立起一支专业化的军队。汉武帝先后建立了期门军、八校尉、羽林军，使京师有了一支可以由中央随时调遣的“长从”之师。国力、军力的增强，使汉武帝一改军事上被动防御的态势，转而主动出击，基本消除了匈奴对汉朝北方百余年的威胁，同时也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元狩二年（前121），汉军击破匈奴，取得河西地带，从此“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

隋唐前期所用的府兵制，是一种极其周密的中央集权的军事制度，其征发兵士的规定极为严格，将军和士兵联系很少，使他们不能专兵干政。又因中央政府设立的左右卫（即府兵），多设在京师长安所在地的关中一带，兵力约占全国百分之四十左右，这样既便于中央政府的随时调集，保障强大的国防力量，又可以拱卫京师，巩固中央集权。

秦始皇统一文字，为文化学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西汉文帝以后，国家对文化学术思想政策放宽，对教育和学术进行了重建，搜集和整理了儒家的经典。汉初奉行的黄老思想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则为建立封建伦理道德，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华文化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周时期的太学是周天子“承师问道”的场所，具有政教合一、学在官府的特点。汉代太学在继承西周太学办学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了符合中国封建社会蓬勃发展需要的重大调整，使得汉代太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学发展的龙头样板。汉代太学创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它的建立使国家有了培养统治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标志着中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汉代太学的创办，得力于两位治《春秋》的儒家学者：董仲舒和公孙弘。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从理论高度阐发了求贤必先养士的道理，建议汉武帝兴建太学，以培养人才，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基础。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责成丞相、太常等贯彻实施。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拟订了创办太学的具体方案并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在当年贯彻实施。自此，汉代太学正式建立。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成就不仅仅限于史学，为后世的史籍文化提供了典范。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华夏文化的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开放、开明、包容兼蓄的政策下，唐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流传至今的2200多位诗人创作的近5万首诗歌，充分反映了唐代历史发展的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唐代的宗教人物画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山水画在隋唐时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隋代的书法家汇集前代碑版体方严遒劲的风骨和书简体疏的气韵，创造出了新的风格，唐代的书法家更是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风格各异、流派纷呈的“唐楷”。长安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化艺术的最高水平。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干是儒学。孔子的思想理念，就直接源自于周公的“礼乐”。因此，对于周公及其礼仪文化、汉唐礼仪制度、礼器等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广阔的领域。汉代黄老之学、谶纬学、经学的兴起与发展，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和典籍的基础，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思想，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在汉武帝的提倡下，使儒家思想成为治国的纲领。

唐代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贡献，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哲学思想。唐代哲学思想的总体趋势是由道、儒、释三教鼎立走向三教融合，主要表现在思想理念上互相吸取。统治者总体上侧重于儒学，但在社会思想界的各种势力中佛教最盛。唐代哲学的理论贡献具有多元性，在天道观、历史观、人性论、方法论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特色的理论观点。唐代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宋代理学的兴起，开辟了先河。尤其是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成为宋明理学思想的重要流脉，其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宗教文化是长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随着统治者的提倡，东汉以后，佛教逐步得到发展，到南北朝时已非常盛行。

至唐代，佛教得到空前发展。玄奘赴印度取经，大量佛教典籍被翻译出来，对宗教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佛教八大宗派有六大宗派的祖庭庙宇，均设在长安或附近。唐长安城内佛寺林立，已成为佛教中心。

源于中国本土的道教，汉魏以来不断发展，在唐代被推崇到国教的地位，与儒教、佛教成三足鼎立之势。不仅如此，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也相继传入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基于唐代统治者对外来宗教包容的态度和诸教并重的政策。因此，长安宗教文化及其政策，亦有丰富的内涵值得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开明的政治家大都积极寻求、真诚欢迎外来文明，并择其优融合于华夏文明之中。

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此后，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将黄河文明、恒河文明、两河文明、希腊文明诸多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起源地串联在一起，被喻为世界历史文明展开的主轴。

唐代的长安城大约有100万人口，其中外国人、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多达5万，中亚地区4000多人，有的人居住了40多年。大食国（今伊朗）与唐王朝不断有使节来往，日本则派出了一批批遣唐使来长安学习。这些人到长安不单是学到了中国文化，也把自己本国的文化带给了中国，乐舞、宗教、文学及饮食、物种等，都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代统治者没有担心这样的文明交往，会让华夏文明被异族同化，相反还从中汲取了营养壮大自己。正如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所说：“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一国所吸取，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

丝绸之路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历代对外政策研究，都是这一领域重要的课题。

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无穷动力。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科学技术进步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秦始皇陵的建筑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展示了秦时先民们高超的科学技术手段和丰富的科技知识。汉时，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农学等方面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纸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隋代匠师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是现存世界最早的单孔石拱桥，其建造方法在世界上为首创。将作大匠、工部尚书宇文恺设计、营建的大兴城（唐长安城），是中古都城的典范。始建于隋代的长安灞桥是已知中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宏伟、桥面跨度最长的一座大型多孔石拱桥。

唐代，僧一行在世界上第一次实测了子午线的长度；《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订的药典；唐宋时期出现的印刷术，更是中国科技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法门寺地宫文物的出土，向世人充分展示了大唐时期辉煌灿烂的科技成果。加强对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是长安学的重要课题。

正确的用人制度是夺取天下和巩固政权的保证。伴随着秦始皇翦灭六国、攻城略地的大战过程，还有另外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人才的大战，诸如尉缭、李斯、郑国等一批在其他国家发挥不了才干的人，在秦始皇那里却找到了他们实现抱负、施展才华的“平台”，为秦统一中国发挥了非凡的作用。

汉武帝不拘一格选人才，卫青出身贫贱，却能委以重任，成为威震四海的大将军。金日磾本是匈奴人，汉武帝临终时托孤于他，其见重可知。

选才用人制度，从门第世宦到科举取士，其演变也标志着中国社会逐渐从门阀贵族时期走向官僚士大夫阶段。在此后的近1500年间，科举取士成为王朝选拔官员的一种手段，这些人成了统治王朝的代理人，而不是本社会集团的代表。它扩大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使官僚集团的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皇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些制度的创立和实施，历经朝代的更迭而承袭不变，充分说明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是行之有效的。这些制度在使用中被不断地完善，为出现高度有效和组织完善的文官政府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选拔人才的总原则是：“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他不计较人才来源于何种政治集团，不计较恩仇亲疏，不计较出身经历，善于用人之长；不求全责备，注意官员品德，防止佞臣得宠。最为典型的事例是：魏征是李世民政敌李建成的心腹，是谋害李世民的主谋。“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在大庭广众中宣布过他的罪状。但是，魏征的文化素养和经历，使他具有高超的政治见解，后来被破格启用，委以重任。除了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外，汉唐时期在科技、艺术、文学、历法等方面的人才更是层出不穷，为汉唐盛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心理支撑，长安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挖掘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

历史上汉使张骞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西行到达帕米尔高原以西中亚一带；唐代玄奘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天竺（印度），学成取经回到大唐，这种敢想敢干、忠国为民的开拓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两汉史册中诸如“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一类大言大志的记录比比皆是。唐人则进一步将开拓进取的精神和积极参与的精神结合起来，特别是当国家危难之际，又把这种参与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结合起来，表现出舍身报国的高尚情操。汉乐府和唐诗中的不少诗句也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精神风貌，如李白的“安得倚长剑，跨海斩长鲸”，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等，都为研究时人的精神气质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长安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长安学有其鲜明的综合性、地缘性、与跨越时代的特征和以盛世文化、时代关怀、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研究特色，它的研究方法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综合性特征

长安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方法以综合性为主要特征。长安学的研究范围广，研究对象多而复杂，遍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地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地缘性特征

长安学是区域性学科体系，研究方法以地缘性为显著特征。

由于长安独特的历史地理优势，周秦汉唐势必成为理所当然的研究对象，必定会强化长安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长安学首先是以长安（今陕西）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以长安为中心的辐射功能，数千年的历史变革及所发生的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事件对周边区域或国内国际的影响。

跨越时代特性

长安学不拘泥于一朝一代，一事一人的研究，而是从各代互相继承、互相联系的角度去命题，去研究。

长安经历了中国周秦汉隋唐辉煌灿烂的年代，见证了中国人自信的精神气质。以盛世文化为代表的长安文化，在这种框架下所构建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道德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对中华民族当时社会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借鉴性。因此，盛世文化是长安学研究的重点。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由落后到先进，由弱小到强盛，除了自然环境外，其文化体系、政治制度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执政者需要根据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采取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遵循客观规律的措施，促进政治清明、制度完备、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和谐。因此，长安学研究的显著特点，就是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关注当代。

“长安学”不同于“埃及学”、“敦煌学”、“秦俑学”等学科，这些学科的共同特点是因为某一新的发现而兴起的学术研究和探索领域，研究对象相对比较具体，研究内容紧密围绕研究对象。而长安学的研究对象广，涉及到众多领域。因此吸引各方学术界的力量、整合学术资源，就显得极为重要。

长安学是依托于周秦汉唐文明、对以古代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地理、文化、艺术、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研究对象是以古代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地区活动过的各种历史、文化现象及人物；其研究基础依托于众多传世的文献资料和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资源；并以传播长安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城市特色为任务。

一、对以往长安文化基本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这其中既包括基本的传世文献资料和地上、地下文物考古资料，也包括以往学术界重要研究成果的汇编、总结。

二、综合性的长安学研究。涵盖长安历史文化研究各领域的综合性研究。

三、有关长安学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

四、以长安历史文化为代表的长安人文精神的研究。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是陕西省人民政府直属事业机构，现有馆员111人，是全国第二大馆，规模仅次于上海文史研究馆。同时为三秦名家学者荟萃之地，珍藏着价值数以亿计的名人字画、碑石拓片、古籍善本以及大量文献资料。以“敬老崇文”为宗旨，的该省文史研究馆，先后出版了大型画册《长安墨宝》、《馆藏书画珍品选》、《崇文丛书》等书籍，对提升陕西及西安的知名度和文化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办公地点设在省政府办公大楼。现任党组书记、馆长李炳武。

国际长安学研究院

国际长安学研究院成立于2013年3月29日，是在教育部和陕西省政府直接指导下，由陕西师大牵头建设的国际性新型学术创新组织，其基本宗旨是：推进以“长安学”为核心的陕西文化研究和陕西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弘扬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其主要任务是：研究解决以“长安”为主题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中华古代文明产生、发展、繁荣的地理因素、自然因素和环境因素；研究解决文物保护重大课题，研究开发文物保护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培养一批学贯中西、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在全省范围内建设一支协同攻关与个人自由探索并重的研究队伍，探索建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同大学协同创新以繁荣陕西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人。现任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长安学派”创始人、“长安雅集”和“当代雁塔题名”等现代著名文化盛事倡议人。2005年，在“隋唐文明座谈会”上，李炳武提出长安学概念。

陕西省西安市人。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历史学会会长。2007年5月受聘任国家“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审定委员。现为秦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主要研究秦汉思想文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与文明史，以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等。

李裕民

浙江省桐乡市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常委兼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宋史，兼及古文字、古文献、地方史志、历史地理、道教史研究工作。

祖籍湖北省汉阳县人（今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1939年4月生于四川省丰都县（今重庆市丰都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教，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现任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学科规划评审组成员。长期从事历史自然地理学与古都学研究，在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与中国古都学领域颇有造诣。

陕西省西安市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宗教研究所所长、长安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专业集中在中国佛教，具体方向一是五代之前的中国汉传佛教，二是陕西佛教文化资源与陕西社会发展。

爱宕元

日本京都市人。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现任京都大学综合人间学部教授。主要研究东洋史，著有《中国の城郭都市》、《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东洋史研究》等文集。

曹尔琴

历史地理学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安师专历史系的主要创建者和第一任系主任。

江苏省铜山县人。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专家。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陕西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陕西考古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现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曾组织发掘了秦始皇兵马俑一号、二号、三号坑，被誉为“秦俑之父”。

日本东京千叶县人，东洋史学家，任日本大学教授、国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并曾在京都大学、东北大学等各大学讲课。主要著作有《长安之春》（创元社，1941）、《石田干之助著作集》（全4卷，六兴出版，1985—1986）。

祖籍四川江安，生于北京。著名建筑历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兼职教授。研究重点中国古代城市和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的规划、布局手法及建筑物的设计规律，揭示出中国古代城市以宫城、里坊为模数，大建筑群以主院落为模数，单体建筑以所用材和柱高为模数等一系列运用模数控制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方法。

陕西西安市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文物》月刊主编等职。现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总编辑、党委副书记。

陕西西安市人。曾任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兼任西北大学文博院教授，硕导，中国科技大学博导中国考古会理事，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委员，常委，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现为陕西省政府参事，西安市文史馆馆员。1992年享受政府津贴，1993年评为陕西省突出贡献专家。

祖籍四川省广安市，生于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文联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联评论评奖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一直从事文艺评论和文化、美学研究工作，他是散文写作要“形散而神不散”论点的提出者和中国西部文学、西部电影、西部文化理论体系的开创者、构建者。

日本岛根县松江市人。历史学家、东洋史家、中国经济史著名学者，文学博士，被誉为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人。1927年5月20日被授予学士院恩赐奖。加藤繁教授毕生研究中国经济史，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采用广泛搜集史实的研究方法，确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学方法。

马得志

山东省莒县人。考古学家。1947年在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49年2月改为中国科学院，成为第一批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1979—1984年任考古所第三研究室副主任、1985—1995年兼任考古所西安研究室主任。主持发掘的世界遗产大明宫遗址。

妹尾达彦

日本历史学家，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曾留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

那波利贞

日本考古学家，中国古代史研究家，日本国立京都大学名誉教授。1915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1938年任该校教授，从事敦煌文献的研究。1959年参加《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的编纂。1959—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的编纂。著有《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等。

主要是《长安学丛书》，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长安学论丛（20卷），主要收集、整理学术界在长安学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按照长安学的研究方向和编辑规划，邀请专家、学者担任分卷主编。其中，《长安学综论卷》为研究论证长安学学科建设的专著。规划编辑出版的有：长安学综论卷、政治卷、经济卷、哲学卷、军事卷、科技卷、文学卷、艺术卷、宗教卷、历史地理卷、国际交流卷、丝绸之路卷、法门寺文化卷、秦俑学（文化）卷、西安学（文化）卷、域外研究卷等。

第二部分：长安考古文物（20卷），主要对长安丰富的考古文化资料进行整理出版。

第三部分为：长安传世文献（20卷），主要是对长安学研究基础、传世文献的点校整理。既包括陕西学者的著述，也包括与陕西地区有关的著述。

第四部分：长安学者文集（30卷），主要为近现代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著名长安学者的个人文集。

第五部分：长安综合研究（30卷），主要为长安学研究领域的综合性研究。

第六部分：长安历史人物（30卷），主要为曾经活跃在长安历史舞台上、并对长安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推动和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传记。

2005年，在“隋唐文明座谈会”上，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李炳武提出长安学概念，并发表《积极开展长安学研究》一文。

2009年10月27—29日，首届长安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隆重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来自全国各地和台湾、香港等地以及日本、韩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家的代表为本次会议提供了总数达220多篇的学术论文，从历史渊源、理论创新、多边交往、地位与价值等四个方面，对长安佛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热烈的讨论。论文集结成书，共分五册，分别是《净心智慧——长安佛教的理论创新与繁荣》，《慈恩懿情——长安佛教的历史演进与传播》（分上下两册），《盛世乐章——长安佛教的多边交往与融合》，《长安气象——长安佛教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2010年06月，“长安学专栏”第二期出版。刊登黄留珠《关于汉唐文化的几个问题》、李裕民《雁塔题名研究》、朱士光《长安文化之形成及深入推进其研究之管见》、王亚荣《长安文化的定义及其特征》等4篇论文，集中展示了近期长安学研究的成果。

朱士光：长安与北京——中国两座最重要的古都的比较研究

爱宕元：唐代两京乡·里·村考，《中国聚落史の研究》，东京刀水书房，1980，58—68

妹尾达彦：唐代长安の都市形态，布目潮沨、妹尾达彦编《唐·宋时代の行政·经济地图の作制》，1982，65—85

王亚荣，《大兴善寺》，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

安家瑶：唐长安西明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唐研究》6，2000，337—352

曹尔琴：唐长安城的里坊，《人文杂志》1981：2，83—88

甘怀真：《唐代家庙礼制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

王泽民、巨亚丽、王磊，西安大雁塔名称溯源：兼论九百年来的一个误解，《考古与文物》1994：4，91—93

吴宏歧、党安荣，唐都长安的驯象及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4，171—177

周叔迦，订正《两京新记》，《服部先生古稀祝贺记念论文集》，1934，503—521；氏著《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953—968

辛德勇，唐长安宫城南门名称考实，《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86：1，102—104

小野胜年，知玄と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研究の一节，《东洋史研究》15：2，1955，43—65

武伯伦，唐万年、长安县乡里考，《考古学报》1963：2，87—99

Wright，ArthurF，“Viewpointsonacity；Ch’ang—an（583—904）；ChineseCapitalandAsianCosmopolis”，Ventures，5，1965，15—23

王维坤，隋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的比较研究——中日古代都城研究之一，《西北大学学报》1990：1，101—110

王静，书评：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唐研究》6，2000，501—506

Thilo，Thomas，KlassischeChinesischeBaukunst.StrukturprizipienundsozialeFuktion，Leipzig1977

Soper，AlexanderC.“AVacationGlimpseoftheT’angTemlesofCh’ang’an.TheSsu—T’aChibyTuanCh’eng—Shi”，ArtibusAsiae，23：1，1960，15—40

松本保宣，唐后半期における延英殿の机能について，《立命馆文学》516，1990，71—115

史念海，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唐史论丛》1，1988；《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石田干之助，《长安の春》，创元社，1941

山崎宏，隋の玄都観とその系谱，中国思想宗教史研究会《中国宗教社会》，不昧堂书店，1965；氏著《隋唐佛教史の研究》，66—89

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2—90；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38—257

日野开三郎，唐宋时代都市の发展と镇，《史学杂志》49：7，1938

马得志，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59：6，296—301

李之勤，唐关内道馆驿考略，《西北历史资料》1982：1，50—67

李健超，霸上与长安，《西北大学学报》1984：1，100—104

雷巧玲，唐人的宗教信仰与舍宅置寺观，《文史知识》1993：2，119—122

胡永炎，武后七宝台浮雕龛像——长安风格1，《艺术家》53：6，2001，227—229

葛承雍，唐代太仓初探，《人文杂志》1985：4，82—86

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内涵

通过对长安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内涵的研究，复原历史原貌，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内涵。

弘扬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

“中国”的含义为中央之国，有5000年的灿烂文明。自周、秦、汉、隋、唐以来，至少3000年间是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在16世纪之前即欧洲文艺复兴和发现新大陆之前，中国是世界的文化经济中心。中华文明是全世界惟一留存的古老的文明，有从未中断的继承性，它是不断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精神动力。长安学所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正是民族文化发展的精神原动力。

为建设和谐发展的中国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中华文化的民族性有三大特征：一是保持了完整的象形文字，二是保存了浩瀚的古代文献。三是保留了对祖先的崇敬。开展长安学研究，就是要以史为鉴，增强国家软实力，激发国人重振汉唐雄风的信心，为建设一个和谐发展的中国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提供历史借鉴

开展长安学研究，弘扬中华文明，协和万邦，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传扬出去，扩大国际影响力，在世界文明史上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

200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指出：唐朝时期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既是世界经济中心，也是世界文化中心。观察近20年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及周边地区所组成的“都市经济区”。把西安打造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对西安既是一个明确定位，也是一个重要提升。创立一门崭新的长安学学科，对提升长安的文化地位、促进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