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涉及敦煌学理论、敦煌学史、敦煌史事、敦煌语言文字、敦煌俗文学、敦煌蒙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与中西交通、敦煌壁画与乐舞、敦煌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说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

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说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文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打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1930年，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编《敦煌劫余录》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学”的概念。在此前后，英文中也出现了Tunhuangology这个新词。敦煌学渐趋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历史上是中、西交通要道，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西文化汇集之地，印度佛教最早由此传入中国内地。从366年始建莫高窟至1227年西夏灭亡，敦煌一直是佛教徒朝拜的圣地。历代地方长官都在敦煌修建寺庙、珍藏文物。这些是研究中国中古历史文化、中亚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珍贵资料。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文物，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

敦煌学一词由史学家陈寅恪在1930年提出。当时的含义主要指整理和研究敦煌发现的文献资料（敦煌遗书）。经过演变发展，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有所拓展。具体包括5个分支领域：

①敦煌石窟考古

主要考订各个石窟的建造年代、分期和内容，为石窟艺术和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②敦煌艺术

对敦煌彩塑、壁画、书法、音乐、舞蹈和建筑艺术进行考察研究。

③敦煌遗书

主要整理研究藏经洞所藏各类写本和刻印本书籍。这是敦煌学研究的最大领域，包括天文、地理、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许多方面。

④敦煌石窟文物保护

包括敦煌小区域气候观测，流沙治理，窟内、外温、湿度控制，壁画、塑像病害治理，壁画色彩褪变化验与研究等。

⑤敦煌学理论

主要包括敦煌学的概念、范围、特点、规律的研究，敦煌学在人类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价值，研究敦煌学的现实意义，敦煌学发展史等等。

对于敦煌学研究对象的宽度与广度，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国际上有广义敦煌学与狭义敦煌学之说，但不论研究范围的宽泛或狭窄，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为基础，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这个特点是没有疑义的。

（18世纪～1909年） 敦煌莫高窟的价值早在18世纪就受到汪隆、常均、徐松等清朝地方官吏的肯定。19世纪中后期一些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如匈牙利洛克齐、俄国尼古拉·普热瓦尔斯基、英国鲍尔等人先后到过敦煌，参观莫高窟。洛克齐在欧洲召开的东方学会议上演讲，介绍莫高窟的艺术。20世纪初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敦煌遗书流传于世。甘肃学台叶炽昌认识到遗书的价值，在日记中记述了藏经洞和文献文物散佚情况。西方汉学家斯坦因、伯希和等到敦煌石窟考察，掠走一批珍贵文物、史籍，在西方作过一些报道。但都不是对敦煌学的研究。

（1909～1937年）罗振玉是敦煌学的奠基人。他于1909年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开始了敦煌学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后期是敦煌学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序 、跋、提要等形式，对敦煌文献文物进行整理与考订，后一段主要到英法两京了解流散国外的敦煌卷子情况，抄录拍照、编目序跋，把被掠走的经卷“接回来”。在这一时期里，倾注了罗振玉、王国维、蒋伯斧、李翊灼、陈垣等老一辈学者和刘复、向达、王重民、姜亮夫又一辈敦煌学家的心血。敦煌文献初步理成系统，对唐代俗文学等某些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在此基础上陈寅恪提出了“敦煌学 ”的概念。

（1938～1978年）抗日战争期间，西北成为国防重地，交通较为便利，大批学者、艺术家前往敦煌考察，对敦煌艺术的研究热极一时。到70年代末，由于战争和政治运动，敦煌学研究虽有起伏，但总趋势是向前发展。这时期各种大型资料集和敦煌画集出版，石窟编号和文献目录编制趋于完备，研究领域较前期有所拓宽，出版了一批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有张大千临摹《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3集）、《敦煌壁画选》（3辑，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唐代图案选》（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等是大型敦煌画集，对敦煌艺术的宣传和普及起了很大作用。《敦煌石窟画像题识》《敦煌曲校录》《瀛涯敦煌韵辑》《敦煌变文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是敦煌遗书资料、目录的汇集。在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有《敦煌》《敦煌曲初探》《敦煌艺术叙录》《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古籍叙录》等。60、70年代，敦煌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港台，台湾出版了《敦煌论集》《榆林窟壁画研究报告》《敦煌讲经文研究》等著作。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会编刊《敦煌学》。这一时期还成立了专门的管理与学术研究机构敦煌艺术研究所。此外还在国内、国际上多次举行敦煌艺术、文物展览。

（1978年～ ） 70年代以后，敦煌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时期。研究队伍扩大，组建新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1984）、高等院校设立研究机构的有北京大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室、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研究所等。还有季羡林为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以及甘肃、浙江等省级敦煌学会。自1982年起，基本上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或国际性的敦煌学学术研讨会。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进一步完善敦煌文物文献的考订、整理的同时，努力建构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资料的整理和刊布方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敦煌大藏经》（63册）、《敦煌宝藏》(140册)等都是工程浩大的资料汇编，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如《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文学论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另有如《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等多种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敦煌研究院主办的定期刊物《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台湾文化大学主办的《敦煌学》等刊物刊发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和论文，对莫高窟艺术、于阗文、回鹘蒙文、社会经济文书、社邑文书、书仪卷子、中古寺户、归义军历史、敦煌曲谱舞谱、讲唱文学、敦煌曲子词、敦煌建筑科技等专题都有总结性或突破性的研究。

20年来，中国敦煌学发展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文献的整理和刊布。

1981—1986年，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由台湾新丰文公司出版，共140巨册，影印英国、法国、中国大陆及已经刊布的敦煌汉文文书。1990年台湾和大陆合作出版了63册的《敦煌大藏片经》，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主，兼及英法所藏的部分敦煌写经。1990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图书馆合作编辑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大型图册15卷，图册利用最新摄影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及国内有关部门合作，从1992年起陆续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刊出的是《俄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等图录。

二：是系统系列的研究著作。

如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6年）是第一次按学科和专题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的高水平著作，作者付出了十几年劳动；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的《敦煌学导论丛刊》和《敦煌丛刊》，作者有大陆、台湾和外国人，主力作者是大陆学者。

三：是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藏外佛教文献》丛书。

四：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

这部由季羡林先生主编、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撰稿的著作，可称得上百年敦煌学的总结性之作。

五：是敦煌石窟保护和艺术研究居于世界前列。

敦煌研究院和它的前身敦煌艺术研究所和国内的其他有关科研单位合作，完成了南区一段的加固工程，使南大像以南的洞窟得到了保护，通道互相连接，与中区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在清洗烟熏壁画方面也取得进展，使被日俄匪军烟熏黑的初唐壁画露出了优美的风姿。敦煌研究院还与涂料研究所合作，对壁画颜色褪变的原因进行了科学化验和分析研究，对壁画起甲原因也进行了研究和防治。与美国盖蒂基金会与兰州大学对石窟顶部的固沙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

六：是敦煌文献的利用也有新的突破。

沙州归义军史的研究始终吸引着众多的敦煌学者。我国学者已基本搞清了自张议潮起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年代，以及张曹两姓执政时期的政治史脉络，对归义军政权与于阗、甘州回鹘通婚及其关系的研究也在深入。敦煌出土的唐代均田、差科、赋役、户籍等文书，以及手工业、商业等有关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文书的分类及综合研究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对寺院经济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如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

七：是对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成绩斐然。

敦煌文学研究歌辞、诗歌、变文、俗赋等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考证翔实，内容丰富的专著和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理论上开展了对敦煌文学概念及范围的探讨。

另外，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音乐舞蹈、科技及宗教的研究也获硕果。

藏经洞发现后的10多年里，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汉、藏学家掠夺了一大批文献、文物和在洞窟内、外的大量照片，使国外敦煌学具备了资料基础。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国外敦煌学以法国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

法国

早期敦煌学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马伯乐(1883～1954) 。其中伯希和于1908年来到敦煌考察石窟，对各窟一一作了详细笔记，系统抄录了石窟题识和游人题记，并在藏经洞度过了3个星期，对藏经作系统登录，并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带走的敦煌文献目录，并编著《敦煌经卷图录》和《敦煌石窟图录》。法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侧重敦煌佛学，旁及变文俗讲。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在敦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法国出版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

日本

敦煌学研究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敦煌学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资料。5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阶段。1953年成立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整理研究大谷瑞光新疆探察队留下的文献（大谷文书），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组织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该会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日本敦煌学侧重文书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80年代出版的《讲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

英国

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约9千卷文献（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少部分藏于印度博物馆）。但英国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研究。

从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研究敦煌文献，60年代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卷)，主要敦煌学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

美国

敦煌学的代表是梅维恒，他致力于敦煌变文研究，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等专著。

印度

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长期从事敦煌文化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热门学科。其发展有几点很明显：

①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并行发展，一方面把敦煌学摆到整个东方文化中来把握，同时对文物、文献本身作细致的考订与研究，互为补充、共同发展；

②国际性的合作研究；

③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拓展，把敦煌艺术与石窟艺术的研究与整个丝绸之路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