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临（约1042年—约1090年），字与叔，自号芸阁。京兆蓝田人（今陕西蓝田），吕大防之弟。北宋哲学家、金石学家、教育家。

吕大临和他的三个兄长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均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兄弟四人皆登及第，唯独吕大临气质刚强，尊张载教诲，“不留连科举”，更无心仕途，一生追求学术研究。当时，关中地区涌现出以张载为首的博学鸿儒，被后人公认为“关学派”。吕氏兄弟也被公认为关学大家。吕大临与他俩个兄长吕大忠、吕大钧投入张载门下求学，潜心研究《六经》，尤深于三礼（即《仪礼》 《周礼》 《礼记》 ）的精研与实践。

吕大临虽然拜张载为师，但对二程也十分推崇。宋神宗治平三年（1066年），张载应长安京兆尹（西北的最高行政长官）王乐道之邀到长安讲学。在讲学期间，程颢、程颐兄弟来也关中讲学，吕大临听后觉得他们的学说很有见地，大为叹服。张载去逝之后，他便奔洛阳拜程颐为师。在此期间，他记录汇集二程语录，著成《东见录》，对后世学者研究“洛学”提供了很多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吕大临虽转师二程，并成为程门高足，却不放弃关学的基本思想宗旨，不背其师，成为关学最有力的捍卫者。对此，二程就一再申明：“吕与叔守横渠学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二程还说：“关中学者，以今日观之，师死而遂背之，却未见其人，只是更不复讲。”正因为关中学者不背叛其师之教、之说，所以，张载死后，关学虽不“复讲”，但仍然流传，拥有众多私淑弟子。

晚年开始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和文字注解。

元佑七年（1092），范祖禹以其学行和人品出众，向朝廷举荐他为太学博士讲官，但还没来得及任用，他就去逝了，时年仅四十七岁。

张载的关学与同时代周敦颐的濂学，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以及南宋朱熹的闽学，并称理学四大派。他创设的“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宇宙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地以气和阴阳说明世界运动的哲学体系。关学作为理学中独立的思想学派，具有不同于其他学派的特点。关学主张“以实用为贵”，要求学以致用，力图把学术思想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联系起来，为现实服务，反对虚浮空谈的学风。关学注重实用知识，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特征，与后来只知道“低头拱手，空谈性命”的理学家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关学还特别重视恢复古代的礼仪制度，尤其注重恢复祭丧婚冠的仪式，对当时流行的不合古礼的礼仪极力予以纠正。

作为关学的杰出代表，吕大临一方面与诸兄一起大力支持推动关学的传播和发展，另一方面又积极躬行和发展张载的思想学说，并多有创新。他始终坚持张载的“气”为人和万物本原的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沿着张载的思维路径，继续论证了“天人合一”“天下一人”“万物一体”的学说，体现了关学的“仁民爱物”的宽阔胸怀和救世精神，同时又根据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在《易章句》《老子注》等著作中，提出了自己“一体二用”、“生生不穷”、“与时消息”、“随时识事”的辩证法思想以及认识事物的变化规律，适应事物变化形势，因势利导，不断变革图新的发展观。他认为，如果“执一不变”，就会遭遇凶险。

吕氏四兄弟均在北宋朝廷任职，不但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也颇有建树和贡献。为关学代表性人物。吕大钧还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编写了《吕氏乡约》《乡义》等。《乡约》主要提出同约人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经过推行，扭转了汉魏以来佛学盛行，造成儒家礼教衰败的混乱局面，对改化关中风俗起到了实际功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理学大使张载最初在关中开始讲学时，首和者为吕大钧，其弟大忠、大临相继都尊张载为师，由此带动了关中学者奔向张门求学之风。

关学的领袖和思想支柱是张载，关学的政治经济支柱则是蓝田诸吕。这正是关学得以形成发展，并与二程洛学及王安石新学构成鼎立之势的重大政治因素。再加之，吕氏四兄弟自身的学术成就，故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称“吕氏为关中学派蓝田系”。 在四吕中，又以吕大临的学术贡献最为突出。他虽登第，却以门荫入官，称“不敢掩祖宗之德”；虽人在仕途，却心系学术，与兄长吕大忠、吕大钧追随张载，投身关学，潜心研究《六经》，尤深于三礼的精研与实践。是诸吕及张载弟子中对“关学”发展贡献最大、“守横渠学甚固”之人。

吕大临的思想虽然带有不少理论思辨的色彩，但其为学却充分体现了关学注重实际、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以复三代之治的特点。吕大临虽然潜心学问，但并不是埋头钻研，而十分注意关心国家大事。当时，很多高官任人唯亲，嫉贤妒能。针对这种弊病，他竭力主张改革考试方法和学制，选拔真正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才，委以重任，任用之后还要勤于考察，胜任者留职或者提拔，不胜任者降职甚至罢除。他的这些改革主张，有的放矢，颇有见地。范祖禹以其勤奋好学，人品出众，曾向宋哲宗推荐，任他为太学讲官，但未及抵任而逝，年仅47岁。

吕大临的文章写得很有特色，而且功力深厚，他为怀念张载和程颢两位先师而写的《横渠先生行状》和《哀词》，行文婉约有致，沉痛之情溢于文中，读后令人确有思念之感。只有一百四十四字的《克已铭》，则用词典雅，正气溢于言表，确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三朝元老富弼早先参与范仲淹，“庆历新政”（改革），后又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王安石革职在家，意志消沉，信教于佛门，吕大临当嘱晚靠，亦然写信劝到：“古者三公无职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不入于士，则入于释……”。使富弼恍然醒悟，立即复信谢之。程颢称吕大临守横渠气节甚固：“每横渠无法说处皆相存”。说明他既学“洛学”的长处，又守“关学”“注重气节”“躬行礼仪”的传统。

吕大临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关学研究上，到了晚年才开始从事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是最早将青铜器铭文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所撰《考古图》和《考古图释文》两书，奠定了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基础。《考古图》共十卷，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官廷内藏和民间青铜器二百二十四件，石器一件，玉器十三件，大多是价值极高、造型精美的精品。每器先摹画器物图像，定以器名，然后又写短文叙述出时间、地点、大小尺寸、容积重量、流传经过及收藏情况。《考古图释文》是吕大临对其他八十五件青铜器的文字用《广韵》四部进行编排，系字于其下，用于纠正当时人们对古字的形、音、义的一些传统看法，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一部参考书籍。

吕大临不但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还是中国最早的金石学家（青铜器专家），他的著述很多，大部分著作随着岁月的流失而失散，只留下《易章句》和《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奠定了现代考古学、古文学的基础。他将青铜器铭文做为一门学问系统地进行研究，并对文字加以考证。 《考古图》共十卷，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官廷内藏和民间青铜器二百二十四件，石器一件，玉器十三件，大多是价值极高、造型精美的精品。每器先摹画器物图象，定以器名，然后又写短文叙述出时间、地点、大小尺寸、容积重量，流传经过及收藏情况。 《考古图释文》是吕大临对其他八十五件青铜器的文字用《广音句》四部进行编排，系字于其下，用于纠正当时人们对古字的形、音、义的一些传统看法，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一部参考书籍，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

吕大临虽然在金石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因此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但与后代把吕大临及其撰写的《考古图》当作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和奠基作之一不同，吕大临从未把自己所从事的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当作单独或独立的学问看待。可以说，吕大临所从事的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完全是为其倡导和践行的明礼教、恢复三代礼制的关学宗旨和古礼研究服务的，是其经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先生学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不为空言以拂世骇俗”。他研究古器物，并不是为了收藏把玩，而是为了理解、吸取古代思想文化的精义，探求古代社会变化发展的轨迹，补救经传之缺失，改正诸儒之谬误，并供后学者作参考。对此，他在《考古图后记》中也有明确的说明：“予于士大夫家所阅多矣。……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也。以意逆志，或深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也将有考焉。”这既说明了吕大临编纂《考古图》的目的，也反映了吕大临求实、贵用的治学精神。不独吕大临如此，北宋朝朝廷及士大夫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也与经过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之后，宋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而大力奖励经学，试图恢复古代礼制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也可以这么说，发端于宋朝、日后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术门类的金石学是宋朝复古思潮和经学研究的派生物、副产物。

作为张载门下的高足弟子，因其学识文采出众，张载之弟张戬将女儿嫁给吕大临，其妻对人说“吾得颜回为婿矣”，足见其对吕大临的器重。改随二程后，在当时众多的二程门徒中，吕大临因其渊博的学识与谢良佐、游酢 、杨时三人一起被时人称为“程门四先生”。二程赞其为学“深潜缜密”、“涵养深醇，妙达义理”。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吕大临的学术成就高于当时与他并称的诸家，“于程子门人中最取吕大临”，并把他与程颐相比而论。朱熹非常看重吕大临，认为自己假如“只如吕年”，即指活倒吕大临那样的岁数，也不见得能达到尔后那样高的学术成就。

苏轼晚年游蓝田时，有《挽吕与叔学士》诗曰：“言中谋猷行中经，关西人物数清英。欲过叔度留终日，未识鲁山空此生。议论凋零三并友，功名分付二难兄。老来尚有忧思叹，此泪今从何处倾。”吕大临的早逝，其师程颐更是十分悲痛，直到大临逝世后三年，程颐“因阅故编”《雍行录》，回忆往昔“关西学者相从”的情景，乃“思与叔之不幸早死，为之泣下”，这既反映了程颐的真情，也说明了吕大临在当时学界的声名和地位。像吕大临这样，先后师从理学两个重要学派的创始人、被两个学派均视为代表性人物、同时还得到当时及后世著名理学家一致高度评价的学者，在宋明理学史上还是极其少见的。因此，称其为理学家是丝毫不为过的。

吕氏先祖为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人，后迁居京兆蓝田（今西安市蓝田县）。

（以上参考资料）

吕大临一生著述甚丰，除《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外，见录于《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有《易章句》一卷、《芸阁礼记解》十六卷、《论语解》十卷、《中庸解》一卷、《老子注》二卷、《玉溪集》二十五卷、《玉溪别集》十卷、《西铭集解》一卷、《编礼》三卷，它们是研究吕大临关学思想及宋代思想哲学的重要资料。只不过由于有关关学方面的著述大多失散，只留下《考古图》十卷传世。

吕大临的主要著作有：

《礼记解》

《大学解》

《吕氏家礼》

《考古图》10卷

《易章句》1卷

《大学说》1卷

《礼记传》16卷

《论语解》10卷

《孟子讲义》14卷

《玉溪先生集》28卷

又与其兄大防合著《家祭仪》1卷。

《宋史·卷三百四十·列传第九十九》

2006年1月中旬，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乡五里头村的吕氏家族墓被盗掘，西安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破获了这一盗挖古墓文物案，查缴文物89件（组）。计有西周乳钉纹铜簋、汉代朱雀铜熏炉、盖鼎、盘、镜、灯、三国重列式神兽章纹铜镜、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铭歙砚、錾花铜匜、菊瓣形双龙纹白石盘、螺杯盏、石单耳杯、执壶、“湖州照子”铭铜镜、鎏金铜箸、匙以及宋代的青釉刻花花口瓶、镶银花口青釉刻花钵、包金包银青釉瓷盏托、蚌雕围棋子等器物。部分宋代以前的铜器有宋刻铭文和墨书题记。镶银花口青釉刻花钵、包金包银青釉瓷器等均为首次发现。经陕西省文物鉴定组初步鉴定，这批文物中属国家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1件（组），三级文物49件（组）。文物数量之大、级别之高均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