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话，即金沙方言，是一种吴语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毗陵小片，被看作毗陵小片金（沙）吕（四）支片西端的一个方言点。

金沙话，是一种吴语，通行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原金沙镇（现金新街道、金沙街道）大部分地区（东南部原金余乡地区除外）、正场镇大部分地区、东社镇西北（原唐洪乡地区）、五甲镇西北（原庆丰乡地区）和十总镇（原十总乡、二窎乡）。金沙话是古海门方言与通州方言融合产生的方言，也可以看作是通东话与南通话的过渡方言，可以说是带有更多南通方言成分的通东话。其声母具有吴语的特点，而韵母与词汇则更多地具有南通方言的特征。因此，它是一种江淮话化了的吴语，是一种边缘方言。

大约公元7世纪初，胡逗洲（壶豆洲）以东和东南长江口黄海上相继出现了南布洲、布洲、东洲等几个较大的沙洲。其中南布洲约当今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以东至忠义乡一带；布洲则约当今启东市北部吕四港以南一带；东洲在布洲以南，原地已坍没，约当今海门市东南部和启东市西南部。到了公元9世纪后期，布洲与东洲涨接，始称东布洲。唐末，东布洲为东洲镇遏使姚存制割据。五代属吴，姚氏家族继续统治着长江口上诸岛。由于军事地位的重要，东布洲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吴和吴越两国交战，吴越攻占常州东洲镇。不久，吴军救东洲，大破吴越军，收复了东洲。南唐代吴，海门岛成为南唐地。公元956年，后周与南唐交战，周兵大破唐兵于东布洲，这一带成了后周地。显德五年（958年），周师克淮南，据南唐长江以北地，始置海门县，治东洲镇，改隶通州。从《太平寰宇记》胡逗洲“上多流人，以煮盐为业”和《舆地记胜》谓宋初海门岛仍为人犯煎盐苦役之所的记载推测，东布洲当亦为犯人流放之地。由于东布洲的形成与开发较晚，它一开始即属江南常州管辖，因此，最初的流人当主要来源于古代常州一带。最初的东布洲方言基本上是一种古吴方言，与融合古吴方言和古江淮方言而形成的胡逗洲方言当具有一定的差异。公元10世纪初，胡逗洲（静海岛）与大陆涨接，不久改属海陵郡（治今泰州市）管辖，静海人与江南人的交往日减，而与江北海陵，尤其是与其毗连的如皋县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最终导致了静海方言由吴语向江淮话的转化。而东布洲（海门岛）直至公元1041-1048年间始与通州东南境涨接，在古代交通相对闭塞的情况下，岛上居民与岛外来往比较地少，因而方言并未受到江淮方言的直接影响，始终保持了吴方言的特色。

公元14世纪中叶，海门曾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壮县。公元14-15世纪间，由于地球气候一度转暖，海面上升，长江主泓曾一度北移，引起了北岸的大坍削。元至正十年（1350年）左右，海门县开始坍削，县治地迁礼安乡。明洪武八年，大潮泛滥，吕四场被淹，三万余盐丁淹死，盐灶被迫停火，国库收入减少，于是明太祖便将一部分拥戴过张士诚的江南士民强迁至海门吕四，以补盐丁之不足。他们于常熟白茆集结，渡江来到吕四。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白茆抽丁”。这些江南移民带来了江南地区的方言，使古老的海门方言有了新的发展。明正德七年（1512年）七月，海潮泛滥，溺死千余人。是年，县治地被迫迁通州馀中场（今南通市海门区四甲镇余中村）。以后连年海潮侵袭、土地坍塌 ，死亡人数以万计。到了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人口只剩下不到5000人。是年八月，县治地不得不西迁至今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进鲜港村西，借通州部分地与海门坍剩的地，重新建县。以后又连年受灾，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海门县大半坍入江中，人口仅剩下2200人，不得不裁县归并通州，成为通州的一个乡，称为海门乡。后又改称静海乡。古海门县废置并入通州后，一直为通州和后来的南通县辖地，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权始析其地分归启东、海门、南通三县管辖 。因此，古海门方言一直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的影响，越往西受到的影响越大，最终导致了方言的分化：随县治地西迁和被迫逃亡至金沙场的海门人，因世代与说通州方言（南通方言）的当地人相处交往，方言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较大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以金沙镇为分布中心的金沙方言；而居住故土的海门人，因距通州城较远，方言受通州方言（南通方言）的影响相对地比较小，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通东方言。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划分，金沙话与通东话属吴语太湖片以常州方言为代表的毗陵方言小片。尽管两种方言的源头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常州一带的方言，但是它们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比较大的影响，因此具有更多的江淮方言语言特征，而与今天常州一带的方言有了较大的差异，似宜将它们合并建立独立的方言小片，可名之为金吕小片，即西起金沙、东至吕四的方言小片。

顾黔博士在她2001年出版的《通泰方言音韵研究》一书中将通泰方言片分为东、中、西三部。其中东部包括南通市及其周围通州市地，中部包括如皋、泰兴、如东、东台（堤东、唐角）、海安东部，西部包括泰州、姜堰、兴化、东台（城关、堤西）、海安西部。东部通泰方言（南通方言）的主要语言特征是古假摄字有－ɑ、－o，具有吴方言的特征。

如大海上的岛屿，持某种方言的移民，迁入操另一种方言人的地盘，形成他们所带来的方言，被原来方言区域包围着的独立的方言孤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方言岛现象。研究南通方言的学者，惊人地忽视了，金沙话为代表的古通州话，正是事实上的海岛并接大陆后，被大陆方言及江海水域所包抄，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方言岛。大家知道，与金沙话相邻并相近的有南通话和通东话，这三种方言中，南通话和金沙话有极高的相似度，而金沙话和通东话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南通话、金沙话、通东话三种方言处于同一传承及连续过渡之中，从而显现出异同并存，三位一体的独特性，这三者中金沙话无疑具有代表性。

语言学家一般认为，若两种话语不能直接通话，则两者可定义为两种不同的语言；若两者间有或大或小的差别，但可以直接通话，则两者可定义为同一种语言的两种方言。南通话的独特之处在于，与之彼邻说江淮官话的如皋人听不懂，与之靠近说正宗江淮官话的泰州、扬州人听不懂，其它官话方言区的人都听不懂，甚至全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能够听得懂。极具讥讽意味的是，与南通话唯一可以无障碍交流的是属于吴语毗陵小片的金沙话。属于吴语毗陵小片的金沙话，可以与南通话无障碍交流，而别的方言区人都听不懂，这算不算它们是同一方言的确凿证据？其实，语言学家对此也有严重分歧。对此视而不见的学术界，依据“无论清浊均发送气清音”这一与江淮泰如片类似的特性，将南通话划入江淮官话且与泰如片归入同一小片。

这一做法的荒谬和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一位老外，倘若以某国本地“无论清浊均发送气清音”的方式学说中国话，是不能改变他们学说的依然是汉语普通话的事实的。颇为权威的由史皓元、石汝杰、顾黔合著的《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就一边认定金沙方言是吴语，一边又说金沙方言属于南通话系统。以金沙话为代表的南通－金沙－通东方言区，其地理范围，显示出的正好大致是五代后周和宋元明清四代通州的行政区域（不包括十八世纪以后形成的启海地区），以及此前的与之相关的江口海域。表明今天的南通－金沙－通东方言是由古通州话演变而来。

今南通市的海安、如皋、如东北三县地区，经历过成陆－海浸－再成陆的沧桑巨变。今南通市海安西部、如皋西北部约在6500多年以前即已成陆。在距今4100年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海浸时，该地先民被迫迁徙得不知去向。海安青墩、吉家墩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大多同苏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相类似，具有良渚文化的特征。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这仿佛提示我们该地先民从一开始就来自江南沿海。

南通市北三县地区的再次成陆以及该市主城区之地的成陆，不知始于何时。可以确信的是，汉代，海陵县（今泰州市）东境已有长泽洲，再东有扶海洲。公元五至七世纪，这些地处今南通市北三县的沙洲涨接大陆，成为大（长）江北岸的古沙咀，江岸线从如皋的白蒲向前伸到如东县的掘港。海陵县东南二百八十三里的海中，有今南通市主城区所在的壶豆洲（又作胡逗洲）。史载，梁太清六年（公元552年），乱将侯景兵败此洲，后为王僧辨军人所获。

三国时期，曹操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恐滨江郡县为孙权所掠，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正始二年（241年），东吴大将军吕岱奏请孙权，获准招抚乡民回归，复置海陵县。这表明该地相惊东渡再招抚回归的乡民原本来自江南。表明江海新生岛屿、沙洲的开拓者都来自江南的沿江、沿海，而不是对大江、大海陌生的中原人或北方人。

此后，南通北三县地区作为海陵的属地，经历了西晋末，北方地区人口避战乱大举迁入，海陵一带人口猛增几十倍，南宋时期。大量的中原人迁至南京、扬州、海陵一带。至明朱元璋诏修《洪武正韵》确立明朝的官话。由此形成了今日的海陵方言－江淮官话。

由于史料的匮乏，位于江口海域的胡逗洲、东（布）洲等，在唐以前行政隶属淮南还是浙西，一直存在分歧。南通博物馆的老馆长管劲丞就认为，“很可能不属于海陵太守临江令，倒是属于晋陵太守南沙令”。有一点是明确的，最迟至唐天宝七载（748年）该地区隶属于浙江西道，因为史料载：其时鉴真东渡“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在今南通市区），风急浪高，旋转三山。”到了唐乾符二年（875），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发动了最大的海上农民起义，并遭到镇压。《太平寰宇记》上说胡逗洲“上多流人，以煮盐为业”。所谓流人，自然只能是大多来自浙江西道的流放人犯。

唐末五代该地的行政长官一直由吴兴姚姓家族世袭，史载，“海陵之东有二洲，唐末割据，（姚）存制居之，为东洲（静海都）镇遏使。”至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年，被淮南杨吴控制的东布洲，仍被吴越称之为“常州之东洲镇”。“至显德三年（956），静海制置使姚洪率兵民万人奔吴越之地”，随后该地区被北方的后周兼并。唐末五代及以前，胡逗洲（形成今南通市区及通州中西部）及与之相邻并有隶属关系的东（布）洲（形成今通州东部及海门、启东的北部）等沙洲上的方言，当是陆续来自江南的沿江、沿海的开拓者、浙江西道军镇驻兵和被流放人犯，常州（吴兴）行政长官家族兵民三大类人，融合形成的古吴语岛方言。

该地区事实上的长期沙洲岛屿地形，特殊行政管辖关系以及军事移民，具备了形成方言岛的诸多条件。从唐末到宋元明清四代，该区域除了北部西边一段沿古横江与泰州交界之外，仍然濒临大江和大海。在总体上，继续维持着方言岛的基本态势。宋代以来，通州南境经历了大面积的先涨后坍再涨的历史变迁。宋代涨沙成陆形成了海门县境的大部分。

明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三百多年，宋代的新涨陆地坍塌殆尽，江岸线大体后退到今通吕公路一线。海门辖地尽失县城从今吕四以南，被迫先后退到吕四、余中、金沙南，至使最终被撤销于兴仁。整个通州最终被压缩在今天的以金沙话为代表的古通州岛方言区内，标志着该方言区的最终形成。

随后大（长）江主泓南移，原来坍去的地方普生沙洲（形成今海门、启东的中部与南部），并且陆续与北岸并接，在新的启海平原形成的同时，新的江南移民迁入。现代吴语从南翼包抄了原方言区。

早在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升静海都镇为静海军，属扬州，旋改静海军为通州，析其地为静海、海门二县。扬州成为控制这一带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从此，通州人与江南人骤然断绝交往，而与江北海陵居民有所交往。以古吴语为主体的通州岛方言，开始由西向东受到强势的海陵方言－江淮官话的影响。

清雍正二年（1724年），代表今南通市北三县地区的如皋县治，由泰州（海陵）划归通州，进一步加强了江淮官话的渗透。逐渐造成通州岛方言，由西向东呈梯度向江淮官话的异化，从而使金沙话表现成为南通话和通东话的混合语言，或者说是过渡语言。而与之相邻属于现代吴语的启海话，由于势均力敌没有能造成影响，形成古今吴语互不兼容的局面。

受行政和地缘的影响，强势的官话方言对其它方言的影响是普遍而不可避免的，去掉这层影响，才能还方言以本来面目。据此，金沙话为代表的古通州话，作为古吴语方言岛，无疑是顺理成章的。古代吴语是什么口音，已无从查考。不过，可以断定的是，现代吴语是古代本地土著语言即古代吴语和中原语言多次混合、互相影响的结果。而通州岛方言相对地较少了这种混合和影响，很可能更多的保留了古吴语的口音，其中以通东话尤为突出。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说古通州岛方言是比江南吴语还要接近古代吴语的吴语。

2003年，在上海市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上，卢今元、陶国良提交了题为《通东、金沙、南通三种方言古知系声母演变的比较》的论文，从一个侧面论述了3种方言的关系。在这次研讨会上，徐铁生提交了题为《通东方言与南通方言词语比较研究》的论文。作者认为，南通话与通东话有大量共同的词语。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哪些原本是南通方言的词儿，后来传入了通东方言；哪些原本是通东方言的词儿，后来传入了南通方言。尽管作为优势方言，南通方言对通东方言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大量词语进入了通东方言，但，任何两种相邻的方言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方言间词语的相互渗透。因此，不排除也有一定数量的通东方言词语为南通方言所吸收。南通方言中的许多海产品词语就可能来源于盛产这些海产品的通东地区的方言。但是，由于两种方言具有共同的源头，因此，也不排除许多共同的词语源于它们的原始共同方言，即1200多年前的古代常州一带的方言。千百年来，由于发展的不平衡，这些原本属于吴语共通词汇或某一区域的吴语词语在江南吴语中消失或很少再使用，而它们依然保存在今天的南通方言和通东方言中。两种方言存在着大量独有的词语。这些词语，除了一部分为两地的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中所创者外，大部分很可能来源于它们的共同母方言。它们在今天的南通方言或通东方言中被保留了下来。南通方言在发展中，无疑有许多原来的词语逐渐丢失，而它们恰被通东方言保留了下来；与此相反，通东方言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一部分词语为明代初的江南移民方言词语代替而消失，而在南通方言中被保留了下来。南通方言是具有吴语特色的江淮话，通东方言是具有江淮话特色的吴语。它们具有共同的源头，具有共同的语言特点，是近缘的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