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岛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方言区内有个较小的说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言的地面。方言岛可分为孤岛型、群岛型、列岛型和岛中之岛型等四种基本类型。

历史上的移民运动，是形成方言岛的直接原因。

军事移民

凡是与军队或战争有关的移民，都是军事移民。例如，明朝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闽中沙县邓茂七举兵起义，起义军数月之间攻克了20多座州府和县城。次年正月明王朝急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率领京营及江西、浙江等地军队计五万人，入闽把起义军镇压下去。明王朝为防止起义军“死灰复燃”，令陈懋所部留驻延平（今南平市），那些京师官兵就此定居下来，成为自北而南的军事移民。500多年过去了，其后代至今尚有相当部分还在说“土官话”，这就是南平城区的北方方言岛。

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关隘、城池或河流，历代统治者都要调遣重兵驻扎把守。民国十一年（1922）修的《琴江志》载：“雍正六年，福州将军蔡，奏请设立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着在省老四旗之汉军分派官丁及眷属来营。”另据记载，这支水师旗营由13名官员，30名领催和470名兵丁组成，加上他们的眷属， 当年到琴江来的北方人共有140多个姓氏，总人口当在1000人以上。如今，其后代仍在使用北方方言，形成长乐琴江村北方方言岛。

每逢兵荒马乱，平民百姓无家可归，无田可耕，只好背井离乡，举足他迁，这也形成军事移民。抗日战争时期，福州沦陷，大批福州人溯闽江而上，内迁南平、顺昌等地，很多人就此定居下来。至今顺昌县的洋口镇还有“小福州”之称，是一个福州方言岛。同是抗战时期，广东省政府内迁韶关，大批“广府人”也涌入韶关城区，使韶关城区白话基本取代“老韶关话”而成为主要的交际用语，但周边农村仍主要说“老韶关话”或客家话，城区成了白话方言岛。

政治移民

政治迫害，是引发政治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以为抗清之基地，但他当年就病逝。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统一了台湾，郑成功的亲属开始受到清廷的政治迫害，其中的一支潜回大陆，隐居于闽南漳浦县沿海。旋被发现，复逃迁到闽侯县西台村。至今，这带郑氏居民都还在说他们自称为“下南话”的方言。又如，四川的官话方言，是元末明初湖广的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其中部分原因也与明政府的政治迫害有关。〔1 〕当年随湖广人入川的官话方言，也是以方言岛的形式散布在土着方言之中的。只是随着历代北方人源源不断入川，官话方言才成为四川的主导方言。

政治移民还包括官吏贬谪、罪犯流放所造成的人口迁移。海南岛最南端三亚市的“迈话”，处在闽方言系统的琼文话和琼崖话的包围之中，是一个约有12000人使用的方言岛。明代《正德琼台志》载，“迈人、客人（按：当地对讲海南闽语的人的称说）俱在崖州，乃唐宋以来仕宦谪寓之裔。”这些被贬谪的官员，“不大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也不大可能来自同一个时代，谪寓到古崖州前的仕途经历也不大可能相同。”所以，今天的迈话具有明显的混合性质；〔2〕黑龙江省的肇东、肇源和泰来等县，有一种与当地的东北官话略有不同的方言──站话。站话的使用者，是清代驿站的站丁及其眷属的后代。站丁的祖籍多在云南，他们大多是清代“三藩”之一的吴三桂的部卒、附属及其家属。吴三桂清初被册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拥有旗兵53佐领，绿营10营。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叛乱，至康熙二十年（1681）始被清廷平定，其部卒免死发配到黑龙江。据张伯英《黑龙江志稿》载，“站丁皆云南产，以吴三桂叛故充谪山海关外。”〔3〕可见，黑龙江的站话方言岛，产生于清康熙年间来自云南一带的政治移民。

经济移民

一方的居民在经济生活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举足他迁，这是一种经济移民，它也可能在异地他乡形成方言岛。位于闽东宁德湾南岸的碗窑，是一个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闽南方言岛。“从泉州一带的陶瓷业历史，可以推知碗窑人从闽南迁居宁德的原因……明清之交，闽南的晋江、南安、永春等地瓷业渐趋衰竭。碗窑人的祖先于清初从泉州、南安、永春一带移居宁德，正是由于晋江、南安等地瓷土资料逐渐枯竭，瓷业开始衰败而向外转移的。”〔4〕

四川的官话区中，分布着几十个的客家方言岛，总人口在100 万以上，他们的祖上多是在清代前期从潮州、惠州、嘉应州、韶州和南雄州辗转迁移而来的。粤东、粤北山多地少，土壤贫瘠，加之雍正年间旱涝灾荒连年不断，平民百姓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到异地谋生。恰逢明末清初之际，饱经战争创伤的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5〕， 清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于是，粤东、粤北的客家人，也就大规模地向四川迁移了。（参阅《甘庄洛公全集》卷七）

官话方言岛主要有象山县爵溪所里话、开化县华埠土官话、江山市廿八都正字以及分布在钱塘江-兰江-衢江以西地区的河南、湖北官话和江淮官话。

客家方言岛分布在浙江省丽水市辖区、金华市辖区、衢州市辖区、龙游、江山、常山、开化、云和、松阳、遂昌、龙泉、缙云、景宁、泰顺、苍南、、建德、淳安、长兴、于潜(临安)、新城、分水(桐庐)、昌化(杭州)、玉环等地，总人口100万人以上。客家话方言岛移民主要来自福建省汀州府的长汀、连城、上杭、宁化、永定等县。

陕南的客家话方言岛全部分布在商洛市境内。包括商州区黑龙口镇罗湾、刘村、铁炉子，三岔河镇闫坪、大水岔，杨斜镇川明、平安，砚池河镇西联，北宽坪镇广东坪；柞水县红岩寺镇蓝家湾，瓦房口镇西北沟、颜家庄，杏坪镇肖台，镇安县灵龙镇安乐村。

四川省华阳凉水井客话是官话区中客家方言岛之一。除此之外，四川官话区中的成都、内江隆昌、西昌、仪陇等地还分布着总人口有100多万的客家方言群岛，这些客家人的祖先多是清代从粤东、粤北地区迁入的垦荒者，因此，客家话又被称为“土广东话”。福善独特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一种语言的特殊体系。在绕环福善的三面岩区村落，富顺的“客家话”以“方言岛”的形式散布于这里。周安村人日常用来交流的语言是“岩上土话”，这种“岩上话”，是与“坝下话”相对而言的，使用范围有限，其核心使用人群仅在当地方圆不足10公里的范围之内。这个区域就是一座“语言孤岛”。

在江西省，除了南部是成片的客话区外，偏西北地区的铜鼓县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较大的被赣语包围的客家方言岛。海南的客家方言岛主要分布在儋州的南丰和洛基等地。

广西以及粤西、粤北地区的客家话分别被称为新民话、哎话、麻介话等，多能成片，但也有不少呈方言岛式分布。湖南等其他省份的客家话也大多是呈较小的方言岛式分布的。

台湾除了成片分布的四县腔、海陆腔客家话之外，也有一些如宜兰壮围诏安腔客家话等可以看作是方言岛。

在海外，客家话的分布也比较广，大多可以算作是方言岛。

闽语方言岛分布在浙江省慈溪、象山、温岭、玉环、武义、龙游、开化、常山、遂昌、温州市辖区、瑞安、文成、淳安、建德等地以及舟山市的一些岛屿上。闽语方言岛的移民主要来自闽南地区，不过很多是先移到浙南温州地区然后再转移到其他地区的。

赣语方言岛分布在浙江省衢州市辖区、常山、淳安、建德等地，移民主要来自江西省南丰等县

吴语和徽语的方言岛是指分布在非本区或本片里的吴语和徽语，例如浙江省苍南县金乡的太湖片方言岛金乡话、蒲城的瓯江片方言岛以及许多由新安江水库(千岛湖)库区移民所形成的徽语严州片方言岛。

从地理位置和分布状况看，方言岛可分为孤岛型、群岛型、列岛型和岛中之岛型等四种基本类型。

孤岛型方言岛

操某方言的一个村落（有时是一个城镇），或者相连成片的几个村落，处于另外一种方言的包围之中，即独立的一个语言区，周围都被本地语言区所包围。福建省长乐县琴江村北方方言如上所述，这里的居民，上了一定年纪的都还在继续使用“旗下话”，年轻人则改说周边的福州话了。福建省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话”，分布在全镇的几十个自然村中，基本上都相连成片，同处在武平客家话的包围之中，也是孤岛型方言岛。据考证，中山镇“军家话”是明朝洪武年间来自江西、浙江等地的官兵及其眷属带来的，至今还保留赣方言的某些特点。

群岛型方言岛

在一个方言区（片）中，几个乃至几十个操其他方言的村落互不相连成片，但在分布上集中在一个区域上，而被周围方言彼此隔离开来，形成一种类似于大海中的群岛的形式的方言岛区域，即是群岛型方言岛。群岛型方言岛是网状的方言岛。四川的客家话，散布在20多个县市的局部地区，“其人数多寡不一，少则几百（如威远石坪），几千，多则几万，几十万（隆昌县达20多万），全省总人数估计在100万以上。”〔6〕在福建省福清市和闽侯县的闽东方言片中，有几十个闽南方言岛散布在近十个乡镇中，大多是清代前期从闽南地区播迁来的，实为一方言群岛。

列岛型方言岛

在一个方言区（片）中，沿着河流或交通要道的走向，分布着几个甚至几十个操其他方言的村落，即由交通通道如河流、公路等连接在一起的多个方言岛。列岛型方言岛实是一个线状的方言群岛。在粤北地区，北起乐昌市，南至清远市，沿着武江、浈江和北江（武、浈两江至韶关市汇合成北江）的两岸，分布着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闽南方言村落，这是沿河流分布的列岛型方言岛；黑龙江的站话，是清代驿站的站丁及其眷属所使用的方言，有别于当地的东北官话。因为驿站是沿驿道设立的，所以站话分布在驿道两侧而形成列岛型方言岛。

岛中之岛型方言岛

本地方言包围着方言岛，该方言岛又包围着另外一个方言岛。比如，乙方言处在甲方言的包围之中，而丙方言又处于乙方言包围之中，这样，丙方言就受到甲、乙两方言的双重包围，形成岛中之岛型的方言岛。在闽东福鼎县的沙埕镇，有一个闽东方言包围之中的闽南方言岛，口音近于泉州、永春一带。在这个闽南方言岛内，又有澳腰和后港两个村的2000多人说的是莆田方言─澳腰。澳腰话即属于岛中之岛型的方言岛〔7〕。

南平的北方方言岛，岛方言“土官话”几百年来处在闽方言的包围之中，借用闽方言的语词，出现了闽方言的一些语言特点，如没有轻唇音声母[f]，[is]与[ish]两组声母不分，[─n]尾韵与[─η] 尾韵合流（闽北、闽中特点），但还保留北方方言的基本特征。可见，岛方言“土官话”所受包围方言的影响是轻微的；闽侯县西台村的闽南方言岛“下南话”，几百年来在福州话的严重侵袭下，虽然还保留闽南话的一些基本语词的语音特点，但已融入了大量的福州话特点，如阳声韵收[─η]，入声韵收[─？]及声母类化，还借用了大量的福州话语词。所以，今天的“下南话”与本土的闽南话已难于通话，它实际上已成为闽南──闽东的一种混合方言。类似“下南话”的还有闽西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话”，是“赣方言和客家方言混合的一种方言。”

岛方言是岛民们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母语，是方言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语言社团的最重要标帜。每个语言社团，都有维护母语、忠诚母语的语言感情和语言态度，即语言心理。这种语言心理，是在长期的语言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是维系某个语言社团团结合作，相互认同的纽带，具有稳固性和持久性，客家人的“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正生动地体现了这种语言心理。方言岛的居民，在上述语言心理的支配下，对内坚持使用岛方言，客观上起到联络乡谊、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作用。

但是，这种语言心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极端的表现如福建省顺昌县埔上闽南方言岛，“据了解，当地闽南人地方、宗族观念很重，过去一般不与顺昌人通婚，后来虽然通婚了，但在语言观念上仍相当保守，家族中严格保持闽南话，一般不许说顺昌话……”〔8〕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年轻一代的岛民，出于现实交际的功用，不是很注重维护岛方言的使用，有些人已基本放弃岛方言而改说包围方言了。

共同趋势

逐渐缩小范围以至最终消亡，是大多数方言岛的共同趋势。

在方言岛内，各个角落双方言交际的状况是各不相同的。与包围方言直接相交接的那些地方，双方言交际以包围方言为主，以岛方言为辅，岛方言的主要使用者是老年人。经过一段时期，随着这批使用岛方言的老年人的死亡，这里将完全被包围方言“侵占”，方言岛的势力范围向内退缩；与包围方言相距较远的方言岛中心地带，双方言交际以岛方言为主，以包围方言为辅。但随着包围方言的步步进逼，方言岛的中心地带也必将被蚕食，方言岛最终沉没在包围方言之中。闽侯县青口镇茱萸洋村，历史上曾经是个自称为“汀州话”的客家方言岛。时至今天，全村就剩下三、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还会说“汀州话”。可以想像，再过几年，这个客家方言岛将不复存在。

方言岛区域的居民，在与包围区域的居民长期发生经济接触、通婚等因素的影响下，其从远方家乡带来的方言会逐渐消失。

另一影响因素在于方言岛的方言往往是该区域的老一辈人使用，如果这些方言没有传给下一代人，方言岛也就会因为下一代人接触包围区的方言而逐渐消失。

方言岛内的方言，也会因为和周边地区的交流而逐渐被同化，如使用一些包围区的方言词组。

即使岛方言与包围方言是两种系属相同而且可以相互通话的方言，有时在方言岛中也形成双方言并存并用的格局。如山东青州市北城满族村是个北京官话方言岛，岛方言与包围方言青州话同属北方方言系统，可相互通话。但是，“北城满族的语言使用现在普遍为双方言制：在北城内部或北城人之间，使用北城话；与当地汉族交往时使用当地青州方言。”〔9〕类似的还有上述黑龙江的站话方言岛。

双方言区

方言岛处在其他方言包围之中，出于对外交流的需要，岛民们一般都要兼通包围方言而成为双方言者，所以，方言岛一般都成为双方言区。但是，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如果方言岛就在城镇当中，则不一定兼通周边乡村的包围方言。如南平北方方言岛的居民，不兼通周边的以建瓯话为代表的闽北方言；顺昌县洋口镇的福州方言岛，岛民们不兼通当地顺昌话；粤北韶关市区的粤方言岛，岛民们不兼通周边农村的客家话及各种土话。

就总体情况而言，大多数的方言岛都是岛方言与包围方言并存并用的双方言区。即使像长乐琴江村这样的长期闭关自守的北方方言岛也不例外。这个方言岛的岛民“旗下人”乃是清代官兵及其眷属，长期享受清廷的俸禄，辛亥革命前，他们一般不与城外的福州人通婚，也不学说福州话，倒是进城就读的福州人得学说“旗下话”。辛亥革命后，琴江“旗下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得不走到周边的福州话区谋生。（据原琴江小学校长，67岁的旗下人许辉先生的介绍。）

混合型方言

在方言岛中，由于岛方言和包围方言在岛民们的言语能力中共存，岛民们根据交际的需要转换使用两种方言，这样，一种方言的成分就会悄悄渗入另一种方言而成为变异成分。如果这些变异成分受到其他岛民的模仿，并在方言岛中扩散开来，那么，一种方言也就实现了对另一种方言某个方面的影响。观察表明，在方言岛中，岛方言与包围方言的相互影响是不平衡的，即岛方言一般总是受到包围方言的影响，而包围方言因为大都是人口多，势力大的强势方言，它所受岛方言的影响往往是不明显的。在闽侯县西台村闽南方言岛，岛方言“下南话”所受包围方言──福州话的强烈影响，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闽南──闽东的混合型方言，而岛内所说的福州话与周边的福州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不同的方言岛，岛方言所受包围方言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各不相同的。戈尔龙在《论语言与方言相互影响的类型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将借用和融合看作语言或方言相互影响的两种类型〔10〕，是非常有见地的。岛方言所受包围方言的影响，轻微的仅限于部分词语及某些语音、语法形式的借用，深刻的则可能引起方言的融合，甚至导致方言基本属性的改变。

方言转换

岛方言因接受包围方言的影响，也可能发生基本属性的转变。临安（今杭州）在两宋之际屡遭战火，人口下降甚多。建炎元年（1127年），宋王朝从汴梁（今开封）迁都临安，大量将相臣僚及下层百姓随驾移居临安。（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 ）他们操的仍旧是从中州带来的汴梁官话，它成为吴语区中的一个北方方言岛。然而，时至今天，杭州话仅保留北方话的某些特点，语言要素上是完全的现代吴语。

在方言岛内，岛方言老派与新派的口音往往有较明显的差异，老派保留了该方言早些时候的面貌，而新派则体现了该方言几十年来在包围方言影响下的新发展。岛方言新、老派的共时差异，正透露了岛方言在包围方言的不断影响、渗透之下发生的历时演变的事实。

据李如龙、陈章太先生的研究，宁德碗窑闽南方言岛，老派有70个韵母，而新派只有53个韵母。新、老派在韵母方面的差异，一是韵类的合并，二是韵值的变化。体现了碗窑话几十年来在闽东方言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

词汇是岛方言新、老派差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总体而言，新派比老派更多地放弃本方言原来的说法而改用包围方言的说法。所以，老派仍在坚持使用的一些方言词，新派已经少说或根本就不说。闽侯闽南方言岛“下南话”，老派更多地保留闽南话的词语，如火金姑（萤火虫）、胡蝇（苍蝇）、烧水（热火）、龙眼（桂圆）、巷（胡同）、爸母（父母）、姊（姐姐）等，而新派则改用福州话的说法，即蓝尾星、菩蝇、汤、宝丸、弄、爸奶、依姐等，从而构成新、老派的词汇差异。这种词汇差异，也体现了岛方言“下南话”不断接受包围方言福州话的影响、渗透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