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原名郭光前。1906年10月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今为市）双井乡。

郭鹏（1906（丙午年）-1977）湖南省醴陵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六军第九团班长、排长、连长，红十八军第五十二团营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团长，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红三十二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参谋长、副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武装部部长，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干部大队大队长、支队副司令员，湖南抗日救国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三五九旅旅长，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二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军长，南疆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06年10月出生在今湖南省醴陵市黄獭嘴镇社冲乡。1927年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8年9月27日入党。

1929年冬郭鹏被平江、醴陵游击大队派去湖南省长沙市国民党军队中作兵运工作。

1930年2月郭鹏被捕。在狱中发动难友请愿、越狱。同年7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市，郭鹏获救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0年7月至1934年4月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第9团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第十八军第52团任二营营长，第6军团第18师历任营长、代理团长。

1934年4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第十七师第50团团长（彭栋材任政委）。1934年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第51团团长（苏杰任政委）。

1935年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师师长（廖汉生任政委、后贺炳炎接任师长）。

1936年7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科长。1936年9月不久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参谋长。期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8年2月任第120师第359旅参谋长，1938年6月升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副旅长。

1941年5月任晋西北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胡全任政委）并兼任武装部部长、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副司令员。

1942年调回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

1944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第7干部大队大队长，12月21日调任南下第一支队副司令员。

1945年3月23日任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副司令员。同年10月13日任中原军区第359旅旅长（王恩茂任政委）。

1946年11月任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兼吕粱军区第359旅旅长（李铨任政委）。

1948年2月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

1949年2月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第一副军长。1949年6月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2军军长（王恩茂任政委）。同年10月12日郭鹏与政委王恩茂率领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2军进军新疆并率部和平解放了新疆南疆地区及西藏阿里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鹏任西北局新疆分局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2军军长兼南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同志任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南疆地区财经委主任。

1954年2月郭鹏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同年9月至1957年8月郭鹏调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战役系学习深造。

1955年9月郭鹏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9月郭鹏向中央军委申请重返新疆工作。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后，郭鹏重返新疆，任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三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主持新疆军区日常工作。

1969年6月至1975年8月郭鹏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8月至1977年7月郭鹏任兰州军区顾问。

是第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7月16日郭鹏在上海逝世，享年71岁。

1906年10月，郭鹏出生在湖南醴陵。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地处湘东的醴陵，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郭鹏认为穷人出头的日子即将到来，便积极投身秋收暴动，参加了赤卫队。在斗争的每一个紧要关头，他都能奋不顾身，出色地完成任务，参加革命刚两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秋收暴动失败后，郭鹏随部分农协骨干转入深山老林进行游击战争。郭鹏所在的醴陵北四区游击队，人多枪少（仅一支步枪），所处的环境极为恶劣，游击队整编为平醴游击大队，动员编余人员一部分回家，一部分到白军中做兵运工作，党组织见郭鹏身体瘦弱，劝他回家参加地方工作，可郭鹏说什么也不答应，坚决要求留下。

1929年冬，他与傅德清、王福照被派往长沙国民党军队，当上了营部的传令兵。1930年2月的一天，当他们得知部队将要开往平江“剿匪”，郭鹏便与傅德清密商，趁营长回家、自己值班之际，将营长的手枪藏在了营地附近的阴沟里，计划趁机打死营长后携枪逃跑。次日清晨，营长回到训练所，发现手枪不见了，认定是郭鹏所为，将他押送到长沙市，严刑拷打后关进监狱。3个多月后，桂系军阀打进长沙，郭鹏在狱中发动难友请愿，要求释放他们，后又发动难友挖墙洞逃跑，被看守发觉，遭受严管和处罚。

这年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郭鹏与狱中难友获救。他主动要求参加红军，被分配到三军团第八军警卫营当战士。此时，他将半年前埋藏的国民党军手枪取出交给营政委周光宇。

8月29日，第二次进攻长沙。郭鹏自告奋勇参加敢死队，身负重伤。长沙久攻不克，前委决定撤离长沙，向萍乡、攸县等地转移，郭鹏等伤员留在浏阳富溪红三军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郭鹏生怕红军走远了，以后找不着队伍，伤还没全好就硬要求出院归队。郭鹏在战斗中英勇顽强，每次组织敢死队、突击队，他都带头参加，因而很快由班长升任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代理团长。

1934年4月5日，郭鹏所在的红十八师协同刚从湘鄂赣远征归来的红十七师，在萧克、王震的指挥下，埋伏于永新县沙市澧田大道以北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十五师四十三旅，生俘敌旅长侯鹏飞等，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重机枪24挺等一批军需物资，取得了在湘赣战场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在这次战役中，郭鹏率部阻击敌后续部队有功，升任红十七师五十团团长。

这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训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在湘中创建一新根据地。红六军团很快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于8月11日进至湖南桂东县南的寨前坪。12日在那里召开了誓师大会，动员西征。同时正式成立了红六军团领导机关。郭鹏所在的红十七师按统一部署，先向新田挺进，后迂回转战，于9月4日渡过湘江，继续向湘西挺进，又转战黔东。湘、桂、黔国民党军闻讯立即对红六军团进行围追堵截，部队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形势十分严峻险恶。

10月7日，红六军团在甘溪战斗失利后，部队被截为四段。郭鹏率五十团为后卫，日夜兼程追赶主力部队。10月13日为掩护主力转移，郭鹏率部在白剁至紫金关一带，与敌军进行恶战，伤亡很大，他自己的胳膊也负了伤，所部与主力失去了联系。郭鹏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活着，就一定要带着队伍找到红军。他不顾伤痛带领部队朝余庆方向前进，每天要强行军百余里，越走越困难。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郭鹏忍着伤痛，果断指挥，沉着应战，率领全团夜行昼宿，忍饥挨饿，转战500多公里，杀出重围。23日，终于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在贵州东北部印江县木黄地区会合。1935年初，郭鹏调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

人在阵地在，坚决完成任务

1936年4月上旬，红二、红六军团分左右两路西入云南腹地，占领沾益、曲靖，来到云南的普渡河边，计划过河后经元谋北渡金沙江，直下四川。这条路线也是一 年 前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国民党军早有防备。先头部队强渡普渡河后受到前方敌军阻击，红六军团准备渡河时与侧面围上来的滇军接上了火，而从湖南、贵州一路尾随的敌“追剿”先头部队距红军已不足百里，红二、红六军团面临着被敌压缩包围在普渡河边的危险境地。

1936年4月8日拂晓，郭鹏所部稍后于红二军团总部到达甸尾、可朗之间。部队尚未部署安顿好，总指挥部就派通信员将郭鹏叫去。一进门，李达参谋长就急切地对他说：“郭师长，据可靠情报，普渡河已被敌军占领，红军前卫受阻。敌郭汝栋部已赶到嵩明、羊街一带防堵红军，与后面尾追的敌军樊松甫部、李觉部、孙渡部呼应，妄图将红军围歼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地区。孙渡的两个旅脚步最快，距红军已不到50公里，只要他们一赶到，合围红军的阴谋就会得逞。因此，不管是向前渡江也好，或是夺路转移也好，都要立即阻止孙渡部的脚步。否则，前有江河天险，后有断路敌军，左右敌军尽发，红军迂回无地，后果不堪设想。”说到这里，李达神情严肃地对郭鹏说：“贺龙总指挥命令你即刻带十八团由可朗返转25公里，赶到六甲，最好超过六甲，以运动防御阻击敌军，掩护整个部队的行动。”恰在此时，贺龙总指挥走了进来，特别嘱咐郭鹏：“一定要不怕艰难险阻，要狠狠地打击敌人！”郭鹏坚毅地回答：“我郭鹏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困难和敌人！请贺总和参谋长放心，我人在阵地在，不完成任务死不瞑目！”

六甲一带树多林密，崖高谷深，位于可朗河上游，两旁是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山谷中的崎岖小路是敌军尾追红军的必经之路。路左傍山，怪石嶙峋，越上越陡，路右是一片丘陵，有的地方坡缓开阔，灌木茂密。郭鹏和廖汉生政委决定：全师后卫变前卫，强行军回师六甲。他亲自带领十八团和团长成本新、政委杨秀山率一营走在最前面，一路跑步前进。在六甲的石腊它丫口，部队与敌先头部队孙渡部第七旅萧本源团遭遇。敌人想不到红军会在这里杀回马枪，毫无戒备，措手不及，大部被歼。

郭鹏即令十八团团长成本新率二营和三营，占领右翼的丘陵地带立即构筑工事；随后又令刚刚赶到的十六团登上左侧山峦，控制制高点；以十七团在后面布成第二道防线；命十八团一营收拢兵力，控制正面；指挥所则设在左后侧一个无名高地上。敌军后续部队赶到后，经过约半小时部署，即以4个团兵力向红军阵地发起冲锋，炮声震天，硝烟遍地。郭鹏镇定自若，直待敌军迫近阵地前沿，才令还击，将敌杀退。随后，在敌炮击之后准备向红军冲杀时，郭鹏即发令红军出击。双方如此反复冲杀，激战到后半晌，红军打退了敌军10多次疯狂进攻。敌尸漫山遍野。红军伤亡亦众，十八团伤亡更大，阵地上的空隙越来越大。郭鹏左肩受伤，血流如注，但他坚持不下火线，让卫生员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令全线撤退到预设的第二道防线，并从十七团抽调一个营填补了十八团阵地上的空隙。

薄暮时，国民党军又竭尽全力发动猛攻，在暴雨般的炮火掩护下猛扑过来，窜进了十八团阵地。双方短兵相接，以刺刀相拼。接着，十七团阵地上也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据守左侧山峦的十六团，子弹打光了，便以枪托掀打爬上山来的敌人。正在十分危急之时，贺龙派来增援的十四团赶到，郭鹏即令他们从左翼向敌侧后进击，直扑其指挥部。敌军受此意外打击，下令后退。山上的红军趁势猛扑下去，迫使敌军全线后撤。午夜12时，郭鹏奉令率部撤出战斗。

六甲战斗后，为了摆脱追敌，并避开川军阻拦顺利北上，军团部决定改变进军路线，佯攻昆明，经滇西到金沙江上游丽江境内的石鼓至巨甸这一地域渡江。1936年4月11日，郭鹏带伤率部攻入昆明附近的富民县，而后涉渡普渡河，向滇西前进。18日，军团部命令六师十八团在19日拂晓前攻占祥云县城，以保障军团主力顺利通过祥云。郭鹏因伤口未好，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率领十八团以奔袭的方法，于19日凌晨出其不意攻占了祥云，缴枪8000余支，扩军600余名，并获得许多物资，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6年7月初，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从甘孜出发，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数百里草地，到达阿坝，做继续穿过草地的准备。郭鹏被调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作战科长。

一天，贺龙命令郭鹏带领骑兵连12位官兵去红四方面军医院布置行军任务。医院离总指挥部15公里，途中有小股反动民团武装潜伏，经常袭扰红军。临行前，贺龙叮嘱郭鹏一路要小心谨慎。

因任务紧急，郭鹏率分队一路快跑，于晚上10时到达医院，布置完任务后即刻回返。走到一座浮桥时，他感到肚子饿了，想到随部驻守在那里的指挥部副官处处长杜世兴处弄点吃的，便叫随他来的骑兵先行归队休息。回去的时候，天气突变，风雨交加，郭鹏骑在骡子上，一手揽着缰绳，一手把头上的斗笠拉下来，盖住脸挡雨。他走过五师驻地不远，埋伏在密林中的敌人向他射来一排子弹，他受伤从骡背上滚落到几丈深的涧溪中，顿时不省人事。过了一阵，他从血泊中苏醒过来，心想：得赶快走，躲过敌人的追击。刚走几步，转念一想，敌人就在附近，要是跟着脚印追来，怎么得了？于是，他首先把自己的脚印弄乱，再涉水过河。河水湍急，一下子把他冲出二三十米远。他好不容易才爬上对岸，被前来寻找他的五师骑兵发现，把他扶回五师。五师政委谭友林见他伤势严重，赶紧叫医生给他上了药，并派人将他送往总部医院。这是郭鹏红军时期在战争中的第14次负伤。

后来郭鹏才知道：原来，敌人的枪声一响，贺龙就听到了，急忙让人去看郭鹏回来了没有。当听说骑兵连的人已回来了，但不见郭鹏时，他连声说：“糟糕！郭鹏这回麻烦了。”恰好这时，郭鹏骑的那头青骡子脱缰跑回了总指挥部，它一头窜进栏圈，一会儿又窜出槽来，神色十分慌张。贺龙一见，断定郭鹏出了问题，忙打电话让五师派部队跑步到路上去找，他守着电话不时催问结果。

郭鹏被送到医院后，贺龙、萧克、关向应等都赶到医院看望。见他全身被打了大小7个窟窿，最大的一个又恰在小肚子的左后侧，都估计郭鹏这次不行了，十分难过，围着他半天没人开口。萧克看了一眼他的伤口，眼泪夺眶而出，急忙背转身去。贺龙怕郭鹏看到了难过，急忙用身子遮住了萧克，紧俯在郭鹏身边轻轻地问：“你觉得怎样？”

郭鹏强忍疼痛，吃力地回答：“不要紧，请贺总放心。”此时，郭鹏不是担心自己的性命是否能保住，而是担心部队就要出发了，前面就是千里不见人烟的大草地，部队缺粮，不少人累得走不动路了，自己伤成了这样，还怎么跟得上部队。贺龙从他痛苦的表情上，读出了他的心思，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绝不会把你丢在这里，这一点你可一定要放心。”郭鹏一听，激动得热泪盈眶，哽咽得连半句话也没说出来。

贺龙与关向应当场商定，选派6个身强力壮的年轻战士，专门给郭鹏抬担架，要求他们一定把郭鹏抬出草地。部队临出发时，贺龙骑着他那匹枣红马又赶来看郭鹏。他在郭鹏担架旁边默站了一会儿，就让郭鹏的警卫员把他那马背上驮的袋子都卸下来，一桩一桩地叮嘱：“小袋子是我抽剩下的烟，郭鹏是个老烟筒，一时也离不得这东西，你要给他带在身边，随时准备给他抽。那两个袋子里装的是青稞炒面，把它驮在骡子上，上面遮上雨布，小心让雨水浇成糨糊。”接着又从挎包里掏出一块用纸包好的酥油和一个小旱烟口袋儿说：“这里面装的是盐巴，只有这一点了，全都带在你身上，别搞掉了！还需要什么，路上随时找我要，我想办法给你找。”说完跃上了马背。郭鹏一看急了，这些东西都留给了自己，贺总怎么办？忙要警卫员快还给贺龙。贺龙发火说：“别捣鬼，快给我放下！你不吃，抬担架的也不吃？”然后拨转马头奔驰而去。

草地的天气像小孩的脸，变化无常，时而一阵大雨，时而一阵冰雹，郭鹏身上虽搭着雨布，但衣服还是被浇得透湿，伤口越来越痛，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每到宿营地，贺龙都要骑马来看郭鹏，问他感觉怎么样。有一天，见郭鹏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安慰他说：“郭鹏，你再坚持一下，一会儿你到贺彪那里去，跟他一起行军会好一些。”

贺彪与郭鹏是十分要好的战友，当时他是四师卫生部部长。郭鹏到四师卫生部的当天下午，贺彪和潘秉山医生便给他检查伤口。他们发现郭鹏原挂在腰上的枪柄上被打穿了铜板大的铁块，被子弹送进了郭鹏的身体，穿过胯骨，接近腹部，距腹壁仅一个铜板之隔。贺彪告诉他，正是因为这块铁抵销了枪弹的冲力，挡住了去路，腹壁才没有洞穿，淤血才没有注入腹内，否则早就没命了。这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

但让人感到揪心的是，体内的铁块和子弹正在不断氧化，毒害着周围的血肉，再过几天腹壁就会发炎、腐烂，一旦烂穿腹壁，就要危及生命。他们决定立即手术，把铁块和子弹取出。可当时既无麻药，又无手术刀，病人身体又特别虚弱，困难和危险都很大。贺彪和潘秉山医生当机立断，决定向五师借点“寒冷麻药”凑合一下，没有手术刀剪，就找来一把刺刀、一把剪刀、一把陶质锉磨一磨代用。

贺彪与潘秉山医生向郭鹏讲明了手术的困难。郭鹏坚毅地回答：“怕什么，我又不是头一次开刀！”子弹终于取出来了，但骨头碎了，渣子很多，必须用锉锉平，用刺刀刮干净，否则还会发炎化脓。刮骨开始了，只听得骨头咯吱咯吱响，痛得郭鹏汗如雨下，但他咬紧牙关，拼命忍受，使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恰在此时，贺龙赶来看望，他一手握着潘秉山医生、一手握着郭鹏的手说：“神医！神医！硬汉！硬汉！三国时华佗为关公刮骨疗毒，被传为千古美谈，而今你们二位为郭鹏草地开刀，也会在红军中传为佳话。”1936年9月1日，部队到达哈达铺，郭鹏的伤势基本好转。1936年9月11日，红二方面军从哈达铺出发，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歼敌一部。17日，部队到达成县时，郭鹏伤口痊愈，仍返回作战科任科长。不久调任三十二军参谋长。其后，郭鹏率部随同红二方面军在渭水两岸，同国民党军艰苦转战，于1936年10月22日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1947年3月，胡宗南纠合23万人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当时，边区仅有部队两万余人，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因此，郭鹏所在的第二纵队并入西北野战兵团，和兄弟部队一起担负起保卫毛泽东、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光荣任务。郭鹏奉命率三五九旅西渡黄河，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正确指挥下，配合兄弟部队首先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打击了胡宗南占领延安后的猖狂气焰，使胡宗南扬言“3个月占领边区”的狂妄计划破产，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对敌斗争的信心。接着，郭鹏率部继续在内线反攻，又参加了陇东、榆林、沙家店、黄龙等一系列战役、战斗，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立下了丰功伟绩。尤其在陇东战役中，当西北野战军总部和主力部队遭到胡宗南、马步芳匪军合围夹击的严重关头，他和王恩茂政委以高度的全局观念，在荔镇、肖金镇坚持抗击，控制要道，不惜牺牲，连续作战，重创敌军，保障了总部和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赞扬。

1947年5月21日，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西出陇东，歼灭青宁“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有生力量，收复庆阳、合水，然后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以调动胡宗南之主力，寻找战机继续歼灭敌人。

由郭鹏和王恩茂率领的三五九旅和独四旅十二团包围并攻击合水城。遭到了青马新编第八旅旅长马步銮率旅直属部队和该旅的一个团，从庆阳向合水增援。王震急令独四旅插入敌后，断其退路，给了敌人一个突然袭击，打得他们措手不及，逃回了庆阳。但另一路青马骑兵援军突然出现在攻城部队侧后。郭鹏急忙从七团和九团各抽一个连队进行阻击，但未奏效。郭鹏又赶快把七团预备队三营调上去。但三营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便遭敌骑兵的冲击，伤亡很大。

正在此时，合水城内的守军打开城门，迎接援军进城。郭鹏听说后，心中十分着；如果两股敌军拧在一起，那城就更难攻了。他来到前沿阵地组织部队进攻。忽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手臂，鲜血直流。他让卫生员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仍带伤指挥战斗。因为他知道指挥员冲锋在前，就是最好的命令。在他的英雄气概鼓舞下，指战员顽强拼杀，打了一场恶仗。

战士们前仆后继，用炸药包炸开合水城门，冲进城去，和敌人展开白刃肉搏。由于敌人控制了城内制高点，部队伤亡很大。但敌人的残酷更激起了纵队指战员的斗志，官兵们越战越勇，在郭鹏的带领下，终于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进军南疆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编制，原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这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过被称为“第二次长征”的南下北返的英雄部队，被改编为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身经百战的纵队司令员郭鹏改任军长，他的老战友王恩茂任政委。他们率部先后参加了西北战场的春季战役、陕中战役和扶眉战役等。

在进军新疆的特殊斗争中，他命令先头部队在9月中旬越过大圾山，渡过大通河，进入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南麓，克服风雪交加、高山缺氧等困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甘肃民乐，仅用一个半小时全歼守敌。尔后，郭鹏又率部连续作战，迅速占领河西重镇张掖，并与由兰州西进的第二兵团会合，迫使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总部及两个军在酒泉宣布起义。随后兵临新疆。在中国共产党英明政策感召和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和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率部于9月25、26日先后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10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第一野战军党委决定，由王震率领第一兵团二、六两军挺进新疆。六军进驻北疆，二军沿古丝绸之路西行，向南疆进发。

进军新疆的任务极为紧迫、艰苦。当时，驻新疆国民党军队虽以陶峙岳将军为首宣布起义，但所属部队派系复杂，驻地分散，陶将军难以全面制约，又有特务分子隐蔽其间，蓄意破坏，因此叛乱、抢劫之事时有发生。同时，帝国主义间谍密谋策划，更是潜藏的动乱祸根。政治、军事形势如此复杂，经济又十分落后，全疆各族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解放军能否迅速进疆，及时开展各项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也关系到新疆几百万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稳定和安全。

1949年10月15日下午，郭鹏率领先头部队抵达哈密时，迎接他们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场面。一方面驻哈密国民党第一七八旅部分官兵在少数反动军官煽动下，制造了抢劫银行黄金和纵火事件；另一方面是伪装起义的哈密专员、美国特务尧乐博斯，一不安民，二不救火，却在那里张罗宴会，为郭鹏军长“接风”。

面对这两方面的挑战，郭鹏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出动一切能出动的兵力，扑灭余火安民。”指战员认真执行命令，从废墟余火中救出了受难的群众，给灾民送去了救济粮，从骚乱分子手中追回赃物发还群众；谢绝了尧乐博斯的礼物。为了严格遵守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尊重民族习俗，郭鹏派人保护了清真寺；让部队露宿街头、广场，不入民宅；不借用群众炊具。战士们争相为群众打扫卫生，劈柴送水，卫生员为群众治病；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政策教育；惩办叛乱首恶，教育胁从人员。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稳定了哈密的社会秩序，安定了人心，使各族人民很快认清了解放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温暖。

当第二军四师先头部队抵达鄯善时，当地国民党驻军第六十五旅一九四团三营部分官兵阻挡人民群众欢迎解放军，制造了杀害县长和抢劫市民财产、烧毁民房的恶性事件。郭鹏和王恩茂命令部队立即将三营营部、机枪连和九连全部解除武装，迅即平息了叛乱。

在向南疆进军途中，第二军既要面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阻击，更要迎接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挑战。郭鹏率领主力到距南疆中心城市喀什还有1000多公里的焉耆时，400多辆汽车已有三分之一以上因过于破旧不能继续使用，剩下的还要开回去接运第二梯队。为了尽快完成进军任务，郭鹏决定徒步前进，毅然走进了茫茫无际的沙漠戈壁。部队不仅缺乏供给，有时十几个小时喝不到水，还要随时迎战狂风和严寒。

1949年11月28日，第二军五师第十五团在阿克苏获悉国民党特务在和田策划武装叛乱的情报。郭鹏立即下令第十五团进军和田。从阿克苏到和田有三条路线：一条是沿迪（化）和（田）公路经喀什、莎车到和田；另一条是过巴楚顺叶尔羌河到莎车，再到和田；第三条是从阿瓦提县沿和田河横穿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直奔和田。前两条路是通行大道，沿途有居民和水，但要绕行，需多走十几天，第十五团毅然选择了第三条路线。他们穿过胡杨林，越过干涸的湖泊，进入浩瀚沙海，历尽千辛万苦，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在流沙上踏出一条生命之路。

部队行至距和田200公里的西尔库勒时接到急信：叛乱分子准备血洗和田。团领导决定组建骑兵分队，向和田疾驰。大部队日夜兼程，于1949年12月22日抵达和田，一举粉碎了敌人的叛乱阴谋。此次军事行动，历时18天，在沙漠戈壁中行程790多公里。彭德怀、习仲勋致电郭鹏、王恩茂，称赞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记录。

1949年12月1日，第二军军部在夹道欢呼的人山人海中，在狂欢的歌舞和喇叭声中，进入了南疆首府喀什城。同时，郭鹏、王恩茂很快派出侦察部队，翻越冰山雪岭，直抵阿里边境线，把红旗插上了喀喇昆仑山，插上了帕米尔高原。至此，广阔的南疆土地上，驱散了几千年的寒冷和黑暗，迎来灿烂的春光。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950年1月，郭鹏任二军军长兼南疆军区司令员。

当时，新疆东南面毗邻的西藏尚未解放，处在英国势力控制之下。1950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新疆军区决定组建第二军独立骑兵师，担负解放西藏阿里地区的任务。4月，独立骑兵师组建完毕，他们首先组织修建新藏公路。7月，由二军部队和各族民工共1800多人进入工区，开始勘察施工。在郭鹏、王恩茂等领导的组织下，先遣连137人开始踏上了进军阿里的征途。于10月30日到达西藏改则县以北的扎麻芒保，从做群众工作着手打开工作局面，进而与阿里噶本政府代表谈判，达成了5条协议。1951年5月6日，第二军派独立骑兵师组成了进藏先遣支队，于5月28日到达扎麻芒保，与先遣连胜利会合后，即向南挺进。至8月19日，阿里高原3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到解放，升起了五星红旗。

1950年春，身兼南疆军区司令员的郭鹏在和田一次干部会上讲：战争年代部队主要是担负战斗队任务，进驻新疆后，还要担任生产队、工作队任务。这种转变是历史的必然。部队除执行守卫边防、维护社会治安和解放藏北高原的战斗队任务外，大部要投入大生产运动。过去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使人民翻身求解放，现 在就是要带头参加生产建设，改变贫困落后面貌。他要求大家在新疆安下心、扎下根，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办实事，在祖国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干一番翻天覆地的大事业。

曾经在著名的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担任过副旅长、旅长，在南泥湾大生产中当过劳动模范的郭鹏，又带领第二军发扬南泥湾精神，用战斗的双手向塔里木盆地千里荒野进军。自1950年起，从王震、郭鹏、王恩茂两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到全体指战员，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南泥湾精神，投入到农业大生产运动中。郭鹏经常深入各部队检查督促生产。他亲自踏勘荒地，选点定点，足迹遍及塔里木的翰海戈壁。他以二等乙级残废之躯，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拾粪修渠，开荒挖地，播种收割，植树造林……他还带领干部勘察土地，寻找水源，调查研究当地生产特点，学习当地人民的生产经验，取得第一手资料、经验，对部队进行具体指导。大家夸赞他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郭鹏还多方筹集资金，发展新疆的现代工业，甚至把自己的津贴费、菜金等投资于新疆的经济建设。他率领部队节衣缩食，艰苦创业，自己动手，在喀什、莎车、阿克苏、焉耆等地建立了一批工矿企业，修筑公路，整修机场，为新疆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1950年这一年，南疆军区所属部队开荒造田30多万亩，当年收获粮食8000余吨。至1951年，部队基本上做到了粮食、棉花等副食品自给。到了第三年，开荒播种面积达120余万亩，修筑渠道总长度2300余公里，修建了十八团大渠、胜利渠等重点水利工程，在万顷荒沙上创造出了片片绿洲。同时，在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城镇，兴建了最早的一批厂矿企业；修建了喀什至白杨河、喀什至于田的两条公路，全长2000多公里。这些生产建设成就，对整个南疆地区的建设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实现新疆财政经济好转作出了很大贡献。更重要的是，使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看到了人民解放军是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的部队，从而使军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军民情谊。后来，第二军所属第五师、六师集体就地转业为农业建设第一师、第二师，郭鹏又多次深入这些老部队，开展思想工作，教育指战员战斗当英雄，生产当模范，使他们成为南疆地区生产建设的突击队、主力军。

1954年，根据中央和军委的命令，驻疆人民解放军的大部组建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执行屯垦戍边的任务，受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双重领导。郭鹏每年都要抽出1个多月时间到生产兵团蹲点，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这支劳动和戍边大军中。

1954年9月，郭鹏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深造。在3年学习期间，他克服年龄大、文化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等困难，孜孜不倦地学习军事、政治和文化知识，在各方面都获得很大提高。1957年9月，郭鹏以优异成绩在南京军事学院毕业。他放弃了留在内地工作的机会，坚决向组织要求重返新疆。他说：“我愿永远战斗在边陲，老死新疆也无怨言。”军委经慎重考虑后，命已授衔陆军中将的郭鹏仍回新疆，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他如愿以偿地又回到了天山的怀抱。

郭鹏回到新疆军区后，积极致力于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他与军区其他领导共同研究制订了一系列加强部队建设的措施、方案，召开各种会议，反复动员部署，狠抓落实。他强调指出：“我们过去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是和平时期，主要靠教育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不顾伤病之身，经常深入团队调查研究，指导部队改进训练方法，对部队单兵训练、战术训练、机关司令部训练，和部队大比武练兵活动，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军事科学的要求，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

1959年，中央军委发出“将军下连当兵”的号召，郭鹏带头响应。当时，他已年过半百，满身伤疤，鬓发斑白，但他满腔热情地带着行李下连当兵，和战士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娱乐、同劳动。在训练和执勤中，他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服从班、排、连各级领导的指挥，同战士们打成一片，给他们理发、缝补衣服，讲革命传统和战斗故事。战士们把他看作自己的“老大哥”，并写诗赞扬他：“当年红军老英雄，今日争当‘五好’兵，‘五同’样样做得好，干劲赛过老黄忠。”

1962年9月，印度军队悍然向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在西段入侵设点，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制造流血事件。10月20日，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多次抗议和警告，派出陆军10多个旅的兵力，在中印边境东、西段同时向我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令自卫还击，将中印边境西段的作战任务交给新疆军区。

以王恩茂、郭鹏为首的新疆军区领导，立即研究部署作战实施方案。郭鹏慷慨激昂地要求部队“一定要打出国威军威，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把侵略者赶出去”。在整个自卫还击作战期间，郭鹏日夜坚守在指挥岗位上，随时了解情况，精心指挥。作战地区在海拔四五千米以上、气温在摄氏零下40度以下的高寒地带，环境和条件极其艰苦，但部队在郭鹏和前指徐国贤将军的精心指挥下，打得勇猛顽强，在很短的时间里，拔除了入侵印军在西段边界中国领土上设立的43个据点，俘虏了部分印军，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取得了中印边境西段自卫还击的完全胜利。

同年，外国势力在新疆伊宁市策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进行暴乱，接着又制造了伊、塔边民外逃事件。新疆军区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平息了暴乱，稳定了局势。郭鹏多次亲赴边防，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建设，组织军民联防，沿着漫长的边境线，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保卫着祖国的安全。郭鹏还极为重视国防尖端科技工作。他在工作中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千方百计地调动有特长的各种人才的积极性，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为国防建设事业服务。他对国防尖端科技工作高度重视，对中国核武器试验工作积极支持，对马兰核试验基地的勘察选点、建设和开展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配合，亲眼看到了蘑菇云第一次在大漠上空升起，分享了中国在国防尖端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喜悦。

1969年，郭鹏调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尽管他这时已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仍然同兰州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为加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日夜操劳，陕、甘、宁、青4省、区部队驻地和科研单位、基地，他都跑遍了。他尊重兰州军区其他领导同志，同党委一班人相处得很好，思想上一致，工作上协调。第四十七军从湖南调防兰州军区驻陕西后，为帮助官兵尽快适应新的环境，他住在部队，并前往陕西大荔，协商解决该军的农副业生产用地问题。他对边防建设、战备工作高度重视，不顾年高体弱多病，不听别人劝阻，坚持翻越祁连山，长途跋涉去额济纳旗边防部队检查工作，表现出一股子当年红军将领的革命精神。

1957年，郭鹏从南京军事学院返回新疆不久，发现部队不断增加的新战士由于未曾受过系统的民族政策教育，民族政策观念比较淡薄，因而时有违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发生。他建议军区党委在所属部队中重新进行了一次有关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系统教育，使部队牢固地树立起民族团结的观念，发扬了进疆初期为少数民族大办好事的传统作风，更加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

正当郭鹏甩开膀子为边疆建设大干苦干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林彪、“四人帮”不断地干扰、破坏和诬陷，新疆军区领导班子被改组了，郭鹏也不得不离开他艰苦奋斗了20多年的边陲新疆，被调到兰州军区工作。这时年迈多病的郭鹏心情十分沉重，但他仍以一个共产党人的眼光关注着国家大事，仍以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时刻怀念着战斗在边疆的战友和人民。可遗憾的是，1977年7月16日，郭鹏离开了人世，他的英灵永远安息在兰州黄河之滨的华林山上，守望着他曾经洒下过血汗的这片西部热土。

曾与郭鹏并肩战斗过的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政委王恩茂，1999年1月10日在给新疆军区司令员高焕昌的信中评价郭鹏说：“郭鹏在解放新疆、建设新疆、保卫新疆，我们都是战斗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是卫国戍边的一个铁汉，你们要多写纪念他的文章。”

兰州军区原副司令员郭鹏，被人们誉为无畏将军。1968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新疆军区的领导同志时，曾紧紧握住郭鹏的手关切地问：“你过去多次负伤，现在身体怎样？”郭鹏回答说：“还好，请主席放心！”晚年的毛泽东仍然惦记着他手下这员身经百战、英勇无畏的虎将。

郭鹏先后17次负伤挂彩，身上留下一个个伤疤。他曾风趣地称这是他在枪林弹雨中开的光荣花。1977年7月，郭鹏因病逝世。子女和亲属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没有发现他留下一张存单和任何现金，唯一珍藏的是放在一只木盒里的几枚金光闪闪的勋章，和一颗在长征路上医生从他身上取出的已经发黑了的子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