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妮（1912年～1996年9月28日），原名蓝业珍，祖籍云南建水，苗族。 民国不为人知的名门四女之一。出生于没落贵族世家；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遭遇了参选副总理的不白之冤……但这一切没有击垮这位稀世奇女的坚强内心，在事业上，她几番卷土重来，不断创造着属于她自己的传奇。

蓝妮（1912～1996）原名蓝业珍，祖籍云南建水 ，苗族，生于澳门。后蓝家迁居广州，7岁时又赴上海。蓝妮11岁时入南京惠文中学读初中，13岁进南京暨南女中，15岁回上海，升入智仁勇女子中学读高中。蓝妮嘴巴甜，亲和力很强，同学间有矛盾，她只要一参和，大家便又都喜笑颜开了。甚至有同学开玩笑说，蓝业珍就是一把“烂泥”，把大家都糊到了一起。蓝业珍本姓蓝，字音与“烂”同音，于是，一些好事的同学开始叫她“烂泥”，天性豁达的蓝业珍一点也不生气，到后来，她干脆将“烂泥”念成其谐音“蓝妮”，并作为她的名字。而到后来她自己的真名蓝业珍，倒被别人忘掉了。曾为孙科二夫人，育有一女孙穗芬，1948年与孙科分手，次年赴香港。1962年移居美国，1986年回国定居于上海安度晚年。

蓝妮，出生于富贵之家，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遭遇了副总统大选的不白之冤……但这一切没有击垮这位稀世奇女的坚强内心，不断创造着属于她自己的传奇。

1912年(民国元年)7月2日，澳门蓝府传出了婴儿的哭声，蓝剑俊的夫人为蓝家添了一位千金，为她取名巽宜。蓝家是富有的苗族人家。

蓝妮的祖父蓝和光，号熙庵，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举人，曾任广东香山县知事，蓝和光有三子，长子蓝剑俊，次子蓝建勋三子蓝继勋之一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担任过龙云的副官。1900举家迁移澳门，曾前往湖南、广东、浙江及澳门等地区经商、办厂搞实业，为蓝家创下了基业，成为一位事业有成的实业家和商人。不久，蓝家迁居广州，后来又赴上海，其间添了蓝妮的弟弟和妹妹。蓝妮自幼就知道祖父不仅走南闯北做生意，还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最热心的莫过于在家乡云南建水县创办学校，让家乡的子子孙孙都能读得上书，都能成才立业。据蓝妮说，土司出身、曾任广西提督、广东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广东都督等职的龙济光是她祖父的嫡亲表哥，是他推荐她祖父去做官的。

父亲蓝剑俊，字敏裕，号午楼，是孙中山先生共和思想的追随者，早年曾经参加中国同盟会，追随黄兴从事反清革命，在黄兴部下任参谋长，后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蓝剑俊后来没有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阵营，而和北洋军阀拉上了关系，与孙传芳换过帖，曾任江苏无锡的税务局长。母亲方淑贞也是名门闺秀，能写一手好字。亲自教授小蓝妮中国古典文学，让她很早就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对她的要求极严。她的父亲特为女儿请了一位学问很深的塾师，教她读《四书》、《五经》，每天所教的内容必须读后背诵。当背诵时，她把书摊在先生的桌子上，背朝着站在先生的椅子边。蓝妮曾回忆说：“有次书未读熟，我趁先生不备，不断回过头去偷着瞧书本，终于被先生发觉，竟被罚跪了半天之久”。蓝妮幼年的学习在她脑海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926年，祖父因产生乡恋之情，独自回云南老家去了，蓝妮随父亲又来上海，后来经通州陈保初的推荐，出任常熟沙田局长，为蓝家积聚了一笔的家产。

蓝妮从小就显得美丽俊俏、聪明伶俐，而且她的美有强烈的异域色彩，不同与一般的汉族女孩，她高鼻深目，眼睛瞳孔的颜色还有些湛蓝，就像洋娃娃一样，人称“苗王公主”。等到上学时，祖父和父亲给她起名蓝业珍。蓝家这位小姑娘的嘴巴甜，亲和力特别强，同学间有矛盾，她只要一掺和，大家又都喜笑颜开了，有同学开玩笑说业珍就是一把烂泥，把大家都糊到了一起。因为姓蓝，字音与“烂”只是声部的差别，于是有好事的同学同学们给她取了一个绰号“烂泥”，她一点也不生气，后来她自己干脆将“烂泥”取其谐音“蓝妮”作为自己的名字。

原本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拥有先天优越的家庭背景与美貌，大可以享受金色年华，可是，她却因为家道中落，过早体会了人生的跌荡辛酸。1926年，蓝妮的父亲蓝剑俊与好友陈保初一同外出时，途中遭歹徒袭击，那位好友当即中弹毙命，亲眼目睹友人被打死之后，父亲回到家就精神失常了。从此丧失了工作能力，只得在家长期休养。

正当家庭经济入不敷出之际，蓝剑俊想起尚有二十万两银子被把兄弟刘德辅借去，在香港开办摆渡汽车的渡海轮船公司，便想到去香港向刘德辅索取这笔借款，同时借机去求觅名医治疗精神病。那时，蓝妮和两个弟弟蓝业广、蓝业申还年轻，无法陪有精神病的父亲去香港。蓝妮的母亲考虑再三，无奈之下请老仆丁福和高福陪伴她丈夫去香港，并再三叮嘱：“途中必须尽心服侍好主人。”在两个老仆的陪伴下，从上海乘船赴香港。到香港后，蓝剑俊费了好大劲才找到把兄弟刘德辅。可刘德辅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一口咬定根本没有向他借过这笔巨款，而且当看到蓝剑俊患有精神病时，竟然一点旧情也不念，连地主之谊都不尽，就马上打发他和两个老仆回上海。

屋漏偏逢三更雨。蓝剑俊一行回到上海，两个老仆此时见利忘义，不但没有送主人回家，反而席卷了主人带去香港看病的费用和所有盘缠，逃之夭夭。蓝剑俊去香港不但一无所获，而且遭此一番打击，病情更加严重了。三年下来，蓝父病情非但未见好转，蓝家财力却已是捉襟见肘了。这个温馨的家庭蒙上了阴影，蓝家的生活从此陷入困境。

面对家庭的困境，无奈，母亲硬着心肠，说出了她解救蓝家的方法。 原来，同住上海襄阳南路上的时为南京政府的财务部常务次长李调生，提出愿意为其次子李定国聘娶蓝妮为媳妇，如果蓝家应承了这门婚事，可以每月给蓝家津贴100元。当时才17岁的蓝妮，望着日渐衰老的父母，蓝妮含着眼泪说不出一句话，少女的矜持使她连肯定或否定的表示也无法表达出来，面对无助又可怜的父母，只能答应了结婚，以图此举能解脱蓝家的困境。1929年，正在学校读书的18岁的蓝妮，出嫁给李定国为妻。蓝家等于是“卖婚”，这样的前提，也注定了这桩婚姻不会美满。

蓝妮的丈夫李定国，字任卿，1910年9月13日生，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肄业，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李外貌也很俊美，又喜好京剧，且能唱上几段自得自乐，论年龄他只比蓝妮大两岁，看来两人似乎是很般配的了，但是李、蓝婚后很不和谐。

李家是封建的汉族官僚人家，府中规矩极多，李家老辈人亦常以是李家出钱资助了蓝家解困，蓝家理应对李家感恩戴德，并不将蓝妮平等看待，有时甚至连佣人也不把她放在眼里。致使蓝妮这位生性倔强，生活随便惯了的苗家女儿，很不适应。处处受到歧视蓝妮对这些都忍气吞声，希望能与丈夫厮守，熬到出头的那天。但她最不能接受的是，丈夫人虽风流倜傥，但胸无大志。每天无所事事吃喝享乐，既不想出外做官，又不思经商挣钱，终日呆在家中，陶醉于安逸之中。见过世面也饱读诗书的蓝妮，想与丈夫谈点什么，但两人缺乏共同语言，结婚5年，好像从未深交似的。

1934年，不到23岁却已经为李家生下三个孩子的蓝妮，再也不愿意做“生育机器”。毅然与李定国离婚，抛下一儿两女，时年她年仅23岁。她当时委托大律师吴凯声 来调解，经过双方的同意，并未通过法院接办，就办妥了离婚手续。李某虽为财政部次长之子，并未付出任何赡养费用，即办妥了离婚事宜。吴凯声后来遇到她，出于同情曾问她：“你离婚后怎么打算？”她坦率地回答：“我身上现在还有几百块钱，用完以后，就去投黄浦江”。

后事

李定国后来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业务局行员、后来蓝妮向孙科推荐促成李任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副经理，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四川分行储蓄部主任、简阳支行职员。但解放前夕，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经理出逃，留守的副经理李定国不知银行库存与账面为何不符，在解放后有口难辩，在历次运动中吃尽苦头，于1959年去世。蓝妮身为人母，不忘在李家的三个儿女，抗战时期常接济李家。蓝妮晚年对李定国侄子李振东说：“我离开李家后，对你们李家蛮关心的，你二叔叔到成都当副经理，也是我写信给院长（立法院院长孙科）推荐的。”她还向李振东出示一封信的影印件，以证明李定国出任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副经理确是她促成的。蓝妮和李定国所生的三个儿女，后来都定居海外，各有成就，成为蓝妮晚年颇为满足和自豪的一件事。据《毗陵李氏西里桥派上海分系支谱》记载，蓝妮长女李希孟幼殇；次女李萱1931年9月24日生于上海，1950年自香港赴美求学入美国籍；三女李华，1950年自香港赴美求学，后入澳大利亚籍；长子李振亚1932年10月5日生，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病理科硕士，1966年创立美国证券投资公司，并任董事长，美国树华基金会总裁。李振亚的夫人王安玲，生有子李威、李杰，女李蒙，李蒙女婿骆家辉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曾是美国首位华裔州长（详见词条骆家辉）。

1934年，蓝妮离开李家后，为了生存，蓝妮离婚后涉足上流社会，好在她读书时有一大帮女同学，不时邀请她出席各种社会交际活动，成了著名的交际花。

1935年暮春的一天，忽然接到同学陆英的电话，邀她晚上到她家赴宴。就在这次家庭宴会上，她认识了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从而改变了她的一生。孙科，孙中山先生的独子，是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1912年孙科出国留学时，就与表妹陈淑英在火奴鲁鲁成亲。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供职于此，由于南京湿热难熬，夫人陈淑英生病，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便返回澳门养病。孙科与蓝妮结识的时候，他正独居在南京。

那天，蓝妮打扮得端庄、飘逸，她在与一些熟朋友打过招呼后。她发现人群中一直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在注视自己，朝那方向看去，是一名戴着眼镜、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正对着自己微笑。蓝妮的同学向她介绍说：“这位是立法院院长孙科先生。”孙科立刻从沙发上站起，举杯向蓝妮敬酒，蓝妮感到受宠若惊。孙科已被这位宛如西洋小姐的美色所倾倒，加上蓝妮知书达礼，熟谙英文，使得他心驰神往。从此，蓝妮和孙科的交往日渐频繁，因孙科常单身在南京当官，生活上缺少照顾，他就延聘蓝妮充当他的私人秘书，帮他办理一切公私事务。

不久，蓝妮以民国立法院院长孙科私人秘书的身份出现在南京。孙科无论工作还是一般性交际，蓝妮总是陪伴在侧，感情与日俱增，成为形影不离的伴侣。孙科不顾家庭与社会的压力，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消息传出，自然引来社会舆论，说孙科不爱江山爱美人。为了不事声张低调处理。蓝妮和孙科结合既没有办理正式手续，也没有举行正式婚礼，只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4桌酒席。席间，在同事的祝贺声中，孙科笑道：“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

婚后，孙科蓝妮出双入对，非常恩爱。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贞感情，他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

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孙科 廿五、六、廿六

“廿五”是指民国25年（1936年），孙科称蓝妮为蓝巽宜。孙科为蓝妮立字据，尊称她为“二夫人”、“二太太”，这充分说明了他对蓝妮地位的认可。

1938年8月6日，蓝妮在上海法租界生下女儿，孙科起名孙穗芬。抗战时因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将女儿托付娘家照看，追随孙科也到了重庆。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蓝妮又有幸时常跟随孙科去往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商讨抗日救亡大计。蓝妮则在私下里与邓颖超结为好朋友，她称邓颖超为“邓大姐”，邓对蓝妮十分尊重，称她孙太太。

1948年孙科参选副总统之时，发生所谓的“蓝妮事件”，结果不仅孙科落选，而且导致了她和孙科的不快。从此和孙科劳燕分飞，结束了近十三年的夫妻关系。

1940年春孙科夫人陈淑英来到重庆，蓝妮为避免尴尬选择回避，决定离开重庆，去上海照料自己的女儿和家人。在征得丈夫同意后，独自赴日伪占领下的上海，回到了女儿孙穗芬的身边。但她作为母亲，为解决自己生活上的困窘，还要不断接济与前夫所生的3个孩子，开始与人合伙承包工程。凭着她的地位与人脉，蓝妮与陈公博、周佛海等汪伪要员往来密切，周旋于上层社会，开始涉足地产。

她看中了法租界复兴西路的一块地皮，蓝妮向上海当时的地产大王之一杨润身求助，杨对那个地方作了实地考察，觉得那里确有投资价值，也出于对美人的欣赏，决定资助她完成心愿。杨多方活动，很快将那块地皮弄到了手，然后请沪上4个著名的建筑师奚福泉、黄大猷、赵涤和陈植进行设计。建筑师们根据这里的地形与环境，设计建造了7幢房屋。每幢房子又各有变化，风格各异。房子都是独立的三层花园式结构，分别使用7种不同的颜色，外观十分醒目、别致。蓝妮亲自督工，依图建造。马路口的两幢洋房是人家的，后来蓝妮也出资买下。这样，整条弄堂都是她的了，蓝妮给它们取了一个十分优雅的名字：玫瑰别墅。按当时的地产行情，玫瑰别墅市值达35万元，堪称一流。

解放前一直传闻孙科用来路不明的巨款，为蓝妮建造玫瑰别墅，金屋藏娇。蓝妮晚年一直说，玫瑰别墅与孙科根本无关，是她用血汗钱建造的。她曾说：“我的房子是日本人时候造的，是隔壁姓杨的地皮大王帮忙，1940年完工的。”蓝妮提到的地皮大王杨润身，虽名闻旧上海，但鲜见有生平记载。据著名民主人士杨杏佛之子杨小佛先生见告，杨润身的夫人是他母亲在中西女中的同学，杨润身的儿子又是他震旦大学的同学，他叫杨润身为“杨伯伯”。这位杨伯伯圣约翰大学毕业，学的是建筑，先做建筑设计，又做地皮生意。当年杨润身在广东大茶商唐季珊宴客席间初识蓝妮，见其皮肤白皙，身段苗条，谈吐优雅，仪态大方，惊为天人。之后他在物质上给予蓝妮许多帮助。否则，单凭蓝妮，要在敌伪时期政局动荡的上海滩建造耗费巨资、堪称当时一流的玫瑰别墅，谈何容易。

蓝妮的地产事业越做越大，另外又从事房屋建筑，进口德国油漆颜料等。据蓝妮讲，到了解放前夕，除玫瑰别墅外，她还有多处房地产，仅虹桥路就有50亩地。曾任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局长的俞鸿钧，就看中她的房子，但她没有同意出卖，她自称那时的房地产值几百万美元，那些房地产是她奋斗十几年的全部心血。

日本投降后，一向同孙科关系不好的军统头子戴笠在主持上海主办逮捕汉奸、查抄逆产之际，认定蓝妮在抗战期间居住上海时，曾与汪伪上层人士交往过密，以“汉奸嫌疑”将蓝妮关进监狱。蓝妮从未担任过伪职，谈不上当汉奸，再加上孙科向蒋介石求情，并以辞职相要挟，在得到蒋介石的手谕后，关押三个多月蓝妮回到家，大放鞭炮以示庆贺。

1946年夏天，蓝妮在出狱不久，女儿孙穗芬又遭绑架。绑匪开口30万美金，经过一番讨价，最后讲定10万美金的赎金。当时，国民政府已于5月还都南京，蓝妮马上打长途电话向孙科告知事情经过，孙科要其报警，蓝妮生怕歹徒伤害女儿不愿声张。为了筹集这笔巨款，蓝妮打电话给上海地政局局长祝平，要他把复兴西路玫瑰别墅的七幢房子单据(旧时买地的一张凭证)，立即改成正式的房契，然后抵押给银行，才凑得10万美元，终于将女儿救了回来。绑匪吴永吉、宋玉树二人系蓝妮的朋友，吴永吉是上海久大银行经理，此人嗜赌如命，整个家产几乎被他输光。宋玉树也是开银行的，由于那时上海的金融业不景气，他的银行因此停业关门，为此两人狼狈为奸，密谋策划绑架了孙穗芬。

1947年初，上海滩许多小报竞相报道所谓的“孙科玫瑰别墅纠纷案”。经过媒体一番添油加醋的炒作，使得原本是一桩普通的房屋纠纷诉讼案，因为将孙科和蓝妮牵涉在里面，而闹得满城风雨。

玫瑰别墅是蓝妮在汪伪政府时期建造的。1940年玫瑰别墅建成后，蓝妮自己住进了1号，父母兄弟住在5号。1941年8月，商人支福元以妻子戴芍如的名义，向蓝妮租住玫瑰别墅4号。蓝妮按惯例向支福元收取了“钥匙费”旧法币6000元，每月房租商定为1600元。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蓝妮在收到“钥匙费”后，向支福元开具了一张英文收据，注明租赁期为一年，期满后可续租一年，实际上租期为两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开始发行伪储备券，并以一对二的比率兑换旧法币。支福元租赁的房屋原定每月房租1600元，折合伪储备券为800元。而伪储备券信用差，一再贬值，蓝妮所受的损失可想而知。

在租期满一年时，蓝妮心想，如支福元再按原价续租，自己损失更大；不如先将房屋收回，待日后有机会再行出租。她请支福元搬迁，理由是房东需要把房子收回自用。支福元认为，自己还有一年的租期，怎能说搬就搬呢？蓝妮见支福元不肯搬迁，遂请伪沪西警察局科长、日本人大谷初市出面帮忙。岂料支福元亦非等闲之辈，他请来早年留学日本时的老师、时任汪伪上海市财政局顾问的喜多助阵。由于喜多的插手，蓝妮的收房计划成为泡影。

1946年蓝妮请孙科出面，逼房客支福元迁让房屋。在她看来，由孙科直接出面，哪有不胜之理。支福元深感蓝妮此次志在必得，便以退为进，对蓝妮言明：自己在海格路（今华山路）也有一所房子，现被房客李某占据，只要自己收回那所房屋，玫瑰别墅4号一定归还给你。不久，支福元将李某告上法庭，要李某赶快将所住房屋归还给自己。他还以孙院长、蓝妮屡屡要收回玫瑰别墅4号，自己将无处容身为诉讼理由，并请法庭传蓝妮作证。 各小报马上报道了这一案件的审理情况。但在老百姓看来，堂堂立法院院长卷入房屋纠纷诉讼案，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孙科感到十分难堪，不得不在报上刊登启事说：孙院长除自己住宅外，在上海别无房地产，所传房屋纠纷事与他无关，这样的结果正是支福元希望看到的。迫于舆论压力，蓝妮收回自己房屋的努力又一次功亏一篑。

上海徐汇区的复兴西路（旧称白赛仲路）44弄是一条宽阔、幽静的弄堂，里面坐落着7幢造型典雅、风格各异的三层楼花园住宅，名为“玫瑰别墅”。它建于1940 年，占地面积4393 平方米，建筑总面积3171 平方米，每幢建筑面积为453 平方米，这里解放前隶属法租界，所以它们在三球悬铃木和鲜花的簇拥下，显示出独特的法兰西浪漫情调。建筑细部比较注重装饰，采用了欧洲建筑外观装饰，既有斜屋面，又有现代派的平屋面，外墙立面采用螺旋式，体现出华贵的气派和浪漫的情趣。室内各个房间功能均按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布置，完全西化。每幢别墅前，都有面积不小的独立花园，花木繁茂，还有舒适的草坪。特别是蓝妮居住的2 号楼外墙上终年披挂着翠绿的常青藤，生机盎然，微风吹过，沙沙作响，仿佛一管历史的长箫，在吹奏主人的沧桑经历。室厅朝南，约有三四十平方米，透过窗户一眼就能看到花木葱郁的花园美景。房内布置简朴，但墙上挂着不少照片和装饰物，给客厅增添了几分雅趣。北墙上挂着一幅蓝妮女儿孙穗芬和她自己的肖像，而东墙正中挂着一幅蓝妮与孙科的结婚照，特别显眼。解放后，那里由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等人居住。

1948年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宣布该年为“行宪年”，蒋介石被国民大会选举为国民政府第一任总统，而副总统的选举却成为各派系争夺的焦点。孙科对有职无权的副总统不感兴趣，只想他的立法院院长，但作为孙中山独子，同时又与广东方面极深渊源，所以蒋介石极力鼓动孙科竞选副总统。李宗仁是孙科竞选副总统的主要对手，这就在初露参选意图之时便与桂系处于敌对位置了。一方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一方是仓促成军，临阵磨枪，两人的竞选攻防战也愈演愈烈。为帮助孙科竞选，蓝妮充分施展出众的交际才能，积极为其四处拉票。凭着蓝家与”云南王“龙云是世交，凭着乡谊和龙云那层特殊关系极力拉拢滇系，请其帮助孙科竞选。

然而，就在副总统第一轮竞选的节骨眼儿上，发生了所谓“蓝妮事件”，使孙科在选举中大受影响。在副总统选举的第一轮，孙科就落在李宗仁之后。4月23日国民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正式投票选举副总统，当天的《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篇报道，大致内容是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的高级建筑涂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 ，说这批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洪兰友就写信给中央信托局局长吴任沧，说蓝妮是孙院长的夫人，要吴看在孙院长的面上，将颜料发还她。原来为确保李宗仁顺利当选，桂系旧事重提，由李宗仁的主要助手黄绍竑亲自捉刀，将“敝眷蓝妮”一事写成文章，刊登在《救国日报》上。

面对政敌利用《救国日报》所做的大肆诋毁，孙科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自己的颜面和政治前途，一面否认写那封信，一面与蓝妮撇清关系，这就激怒了生性倔强的蓝妮。4月29日，经过四轮选举，最后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孙科落选，竞选参谋团将失败完全归罪于蓝妮，据说孙科为撇清自己也默许了这个说法，二人最终彻底分手。

1948年底，政局动荡不安，蓝妮看到上海已难安身，考虑再三先把女儿和弟弟蓝业申送往香港，自己则于1949年4月离开上海。她晚走是有原因的，她父亲患病住院，母亲又不愿抛下丈夫随女儿远行，她不得不想方设法安顿好父母才放心。她当初想此行不会长久，很快就会重返上海，所以临走时，倾注她一生心血的房地产都未变卖，但后来时局的急转直下是她万万没有料及的。蓝妮到香港后，惟恐坐吃山空，就依靠在上海滩人头熟，关系广的优势，以弟弟蓝业广的名义，在雪厂街开了一家大隆金号，从事K金的买卖炒作。蓝妮的大隆金号最后关门大吉，蚀掉全部家当，走投无路，一时情绪低落，自杀未成。蓝妮晚年回忆在香港的一段岁月，不无感慨地说：“解放后我在香港，没有钱，很苦，吃萝卜干。”不过，她又很欣慰而自豪地说：“正因为那时穷，才培养出自己几个孩子。”当时，蓝妮尽管在生意场上不顺利，但她把女儿孙穗芬看成是自己的希望所在，想方设法为女儿创造优越的教育条件。孙穗芬先进英皇佐治五世学校读初一；1951年到台中天主教创办的静宜书院读书；1954年又回香港英皇佐治五世学校，高中毕业后到台湾，进航空公司当空姐。

1957年，女儿孙穗芬在台湾和美国一个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孙康威结婚。后来，孙穗芬前往丈夫航空公司所在地泰国曼谷。蓝妮亦告别居住了十几年的香港，随女儿一家在泰国生活了四年。

1962年，蓝妮又随女儿一家移居美国，母女俩加入了美国籍，后来她单独定居旧金山。此时的蓝妮，虽然在华侨妇女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与她年轻时代在国内的显赫名声相比，则有天壤之别。幸好她甘于寂寞，又有女儿、兄弟和外甥们常去看望她。1973年孙科病逝于台北。蓝妮没能去台湾和孙科见上最后一面，但她嘱咐女儿孙穗芬赴台为孙科奔丧。

1982年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盛邀蓝妮母女回祖国观光。9月18日，她登上飞机，穿越太平洋，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大陆。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虽然已是晚上，但踏上这生养自己的故土，70高龄的蓝妮笑脸上挂满泪花。最让她难忘的莫过于在女儿孙穗芬的陪伴下，到中南海拜会了她敬仰的邓大姐。在北京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亲切称其为“孙太太”，令她激动万分。之后蓝妮又受到杨静仁、康克清等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的接见，专门设宴招待她们母女，对她的大陆之行极为重视，并发文给她们即将访问的省、市，希望各地悉心照顾这两位特殊的客人。10月1日，蓝妮母女又应邀出席了国庆大典。

上海是她们母女俩中国之行的重要一站。10月2日，蓝妮来到了久违的上海，住进锦江饭店。她动情地说：“过去我想去台湾与女儿同住，不被允许。而今祖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欣欣向荣，到处都是一片大好美景。现在台湾请我去，我也不去了。我倒是想回到上海定居”。蓝妮在上海受到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她心情舒畅，与陪同人员畅谈往事。在蓝妮回来前，国民党当局获悉她要来大陆，通过国民党元老张群将台湾的“出入境证”寄给她。蓝妮对国民党驻美办事处的人说：“我是你们黑名单上的人（指蓝妮抗战胜利后被当成汉奸、特务而关起来），我不要去台湾。”她还说：“现在院长（指孙科）都死了，我还去干什么？” 蓝妮此番来上海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与房地产部门洽谈关于解放前她在上海的房地产的归还问题。但因她行色匆匆，事情未能办妥。

访问的时间结束了，蓝妮一步三回头，登上飞机，依依不舍地告别亲朋好友。一回到美国，蓝妮就迫不及待地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她吐露了自己对故土的深深怀念，并明确提出回国定居的要求。

198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邓颖超向蓝妮郑重发出邀请，请她和女儿孙穗芬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请她永远留下来。收到这样一个邀请，蓝妮高兴极了。 蓝妮回忆参加孙中山先生12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时，神情兴奋，她说：“大会上安排孙穗芬发言，统战部领导问我要发言吗？我说，孙中山先生去世时我才14岁，我不发言了。当时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与我坐在一起，我女儿坐在我身边。因为我与阎明复坐在一起，摄影镜头一直对准我。阎部长风趣地说：‘今天我与你坐在一起借你光了。’我则对他说，我是借他的光，他是部长嘛！”在北京开好纪念大会，全国政协安排蓝妮一行到南京中山陵祭扫。在拍照时，孙科的两个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并不避开蓝妮，这件事她说起来很得意，她们后来又到广东中山翠亨村瞻仰了孙中山先生故居。

在海外漂泊多年的蓝妮终于决定叶落归根，回国定居。蓝妮到上海后，有关部门一边安排蓝妮住进了锦江饭店，一边设法解决她的房产问题。蓝妮在锦江饭店一住就是五年。蓝妮当时年逾古稀，身体欠佳，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就派医生、护士到锦江饭店出诊。据当年去过锦江饭店的原华东医院护士刘萍回忆，蓝妮在就诊时常会谈到玫瑰别墅，那些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重新住进自己的房子。最终，政府将玫瑰别墅中的一幢给了蓝妮。

1990年3月18日，蓝妮终于搬进了属于她自己的家。蓝妮搬回家前，对房子重新装修一新。客厅北墙挂着一幅女儿孙穗芬的肖像，而东墙正中挂着一幅蓝妮与孙科的合影，特别显眼。据说，这两张照片挂放的位置和原先完全一样。蓝妮介绍说：“这幅照片是1935年我和孙科结婚时在上海拍的。” 蓝妮晚年深居简出，几乎足不出房，偶尔到花园里散散步，她在花园养花草，以寄托热爱生活的情愫。蓝妮年轻时就喜欢搓麻将，晚年在上海独居，当年交际圈的朋友大多作古，平日无所事事，常以搓麻将来消闲。在她宽敞的客厅里，安置着一只当时少见而别致的麻将桌。她从回国定居后，只出过一次远门，那是到香港去看病，医生是她的熟人。蓝妮作为孙氏家族成员，和孙家后人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可她对婆婆卢太夫人十分怀念，晚年曾想在翠亨村孙中山故居为卢夫人、孙科母子俩立两尊铜像。

1996年9月28日，一代佳人蓝妮在上海悄然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站，享年85岁。她的女儿孙穗芬为她操办后事。当时，人们没有看到有关她去世的点滴消息。一代佳人，就这样悄然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