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税，即茶叶税收。自唐德宗建中元年始开征，经过宋朝的进一步发展，元、明、清三代一直沿袭下来。到民国时期，仍然征收着茶税。新中国成立后，旧茶税制度废除，茶叶成为货物税——工商税的一个税目。1984年10月，工商税分解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以后，茶叶还属产品税中的一个征税范围。

我国是茶的故乡，早在商代就开始栽种茶树，到汉代，茶叶已发展成为商品。巴蜀是当时全国茶业中心，饮茶之风在四川盛行，魏晋南北朝时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到了唐朝，南北统一，交流密切，饮茶之风也遍及北方。

据封演（唐德宗时人）《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年—741年）饮茶渐成北方风俗，“自邹、齐、沧、棣、渐到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中唐时期，饮茶之风更普遍，“上自宫省，下至邑里，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周边少数民族也同饮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回纥族商人经常“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吐蕃地区也运入中原的名茶。茶已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成为国内外市场上的重要商品。因此，种茶、 贩茶也就成为十分有利可图的行当。

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建议，征收茶税，以增加财政收入。于是，在产茶州县的商运要道设官抽税，税率为1/10，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茶税从此开征，当年始收入40万贯。此后，茶税渐增。唐文宗大和年间（公元827年—835年），江西饶州浮梁是全国最大的茶叶市场，“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元和郡县志》卷二八《饶州浮梁县》）。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还写下了“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著名诗句，反映了当时贩茶是十分有利可图的买卖。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文宗开成年间（公元836年—840年），朝廷每年收入矿冶税不过7万贯，抵不上一个县的茶税。到唐宣宗时（公元846年—859年）“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年茶税收入达80万贯。这一时期最大的商税收入是盐税，每年都是600万贯，茶税已发展成为唐朝后期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茶税为历代官府搜刮民财、压榨茶农的一大手段。自唐德宗建中元年始，一直是重征茶税，且历代有增无减。

《唐·食货志》载：唐德宗建中元年，即783年，唐德采纳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开始征收茶税，以做朝廷常年之用。

唐德宗兴元元年，即784年，时任皇帝李适曾一度废除茶税，但不久到贞元九年，也就是793年，李适又下令恢复茶税，以茶税代水旱田租常年征收。诸道盐铁使张谤也向李适奏明，凡出茶州县和茶山，就地征税。茶商往来要道，收运销税，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对产自江淮地区的大模茶，规定每斤增税钱5。收税的将这称为“剩茶钱”。到唐穆宗时，茶税率每百钱增加50，天下茶加斤至20两(旧制)。到唐文宗开成5年，即840年，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加江淮茶税。茶商所过州县均征重税，或将茶商运茶的车舟就地扣下，以抵茶税。收税的将这种方法称做“榻地钱”。到了唐宣宗大中二年，即848年，朝廷下令庐、寿、淮南增加半成税，导致全国茶税倍增。《新唐书·食货志》载：“开成年间，朝廷收入矿冶税，每年不过七万余缗(每缗千文)，抵不上一县之茶税。”可见茶税之重。

比唐代茶税的剥削更为残酷。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即977年设榷茶场，规定岁课作税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称之为“本钱”。输税愿折茶者，称“折税茶”。茶农生产茶叶，一部分作茶园租税缴纳官府，剩下的全部经系商实给官办山场，不能自由销售。至宋真宗景德三年，即1006年，宋朝实行“三税法“。所谓“三税法”就是官府对商人虚估给卷，以茶作税。这样做，商人得利大，不利官府。到宋仁宗天圣元年，即 1023年，宋仁宗废除“三税法”，改行“贴射法’。“贴射法”就是茶商与茶农交易，官府以实物向园产征收茶叶，向茶商收息钱。到宋仁宗嘉祐四年，即 1059年，榷茶法被取消，改行“通商法”。“通商法”就是官府直接向园产收租钱，以3倍旧税为率。至宋徽宗崇宁元年，即1102年，宋朝又恢复“贴射法”，以茶园产茶量多少而定税。至宋高宗建炎一年，即1128年时，又变更茶税法，不再实行由官府直接买茶，而是向茶商出售称为“引票”的特许证，规定茶商每斤茶定额“引票”，春茶收引钱70钱，夏茶收引钱50钱，另加贩运钱1～1．5钱。宋高宗绍兴年后，茶司马又增加引钱，致使民众悲绝。

元代废除了榷茶制，改为“引票”制。“引票”制最早实行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即1262年。当时，潭州路总管张庭瑞变更引法，每引纳2缗，茶叶自由买卖。 于是茶税也年年增加。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以三分取一，第二年增到三分之半，此后仍不断增加。至元二十一年，也就是1284年，正税每引增1两5分，合旧制3 两5钱。至元二十三年，每引价由3贯600文增到5贯。至元二十六年增到10贯。在1276年至1314年的38年时间，茶税增加360倍。茶税苛重，商贩售茶价就高，造成百姓无力购买，销路受阻，茶叶生产惨遭破坏，茶农忍无可忍，起而反之。元末，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即1351年5月，颖州刘福通等率红巾军起义，其根据地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的桐柏山脉均为著名茶区。制茶工人和茶山雇工纷纷响应，加入起义军，成为红巾军的主力。

明代实行的是“榷茶引税”两制并行制。以榷茶易马为主，收税为辅。明初招商中茶，上引2．5吨，中引2吨，下引1．5吨。每3．5公斤蒸洒1箱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中茶有引由，产茶地皆有税。明洪武初时，即1370年前后，税率为“茶引”，一道纳铜钱千文，熙茶30公斤。

清初仍实行榷茶引税并行。康熙二十二年，即1684年，茶税范围广，税率高，正税之外，还有厘金。每引茶税，低者1钱2分9厘3毫，商者3两9钱至10 两5钱。到清未，战乱不息，茶叶贸易以税收为主，增加库入，补助地方行政费用。十六世纪，外国资本入侵中国，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国资本家与内地官僚地主买办相勾结，对茶行、茶栈、茶客、茶贩大肆盘剥，茶农受尽其害，茶叶生产衰落。

茶税的征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一定时期内，对促进和规范茶叶经济发展，完善法律条文有积极的作用。但是，茶税的重征收也极大地打击了茶农的生产积极性，是剥削茶农的一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