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三省（1230年－1302年），原名满孙，字身之，又字景参，号梅涧，浙江宁海（今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宋元之际史学家。

胡三省，字身之，绍定三年四月二日（1230年5月15日）生于宁海县中胡村（今深甽镇三省村）。出身于书香门第，父胡钥笃爱史学，人称“山泽遗才”。

胡三省自幼好学，受父亲影响，功课之余攻读《通鉴》。

其父有感于《通鉴》各家注本虽富，但于音义、释文等乖谬甚多，又见胡三省天资聪慧，好学不倦，遂有期托勘误《通鉴》之嘱。

胡三省十五岁时，父死，家境艰难，但胡三省牢记先父遗愿，益加勤奋。

宝祐四年（1256），胡三省与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等同登进士第，被任命为吉州泰和尉，因父亲早亡，兄弟夭折，为侍奉老母而未赴任。后改任庆元府慈溪尉。由于胡三省刚正不阿、不事谄媚，任职期间得罪了庆元知府厉文翁，被弹劾罢官。不久，又以“文学行谊”被荐，授扬州江都丞。

咸淳三年（1267），应江淮制置使李庭芝之聘，任寿春府学教授，佐淮东幕府。之后，经考举及格，改奉议郎，知江陵县。

咸淳六年（1270），因母去世，离任回家治丧。丧服满后，改知安庆府怀宁县。同年，因李庭芝调任京湖制置使，胡三省才从淮壖回杭州。

自登第后，胡三省在案牍之余致力于《通鉴》的勘校工作。虽公事冗繁，仍坚持不懈。宦游所至，见有不同版本之《通鉴》，务必搜罗；遇有《通鉴》方家，即登门求教。在杭时，已编就《资治通鉴广注》九十七卷，论著十篇。贾似道的门客廖莹中闻其名，出重金聘请胡三省校勘《通鉴》，以教授弟子。三省撰写《准校通鉴凡例》一文。不久，廖莹中又将胡三省推荐给贾似道。

咸淳十年（1274），胡三省出任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升朝奉郎（七品官衔）。第二年，改任贾似道幕僚，从军江上。但与贾意见不合，凡有建议，贾概不采纳。是年，贾似道督师芜湖，二月大败于吕港。宋军溃散后，三省返宁海，自此长期匿于乡里，隐居著书，直至终年。

德祐二年（1276），元军陷临安，俘宋恭帝等多人北去。元将董文炳率军南下，追击南逃皇族，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惨不忍睹。宁波亦遭兵祸。胡三省携带家少，迁居新昌。乱过返家，发现花了几十年心血写成的《资治通鉴广注》已荡然无存。三省不可夺志，悲痛之余，仍变卖家产，再购《通鉴》，发愤重新作注。时年已经四十六岁。从此闭门绝客，日夜奋笔。

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重撰稿即将完成，又寄居鄞县南湖袁桷家中，并在袁家最后完成《通鉴》校勘。

至元二十三年（1286），《资治通鉴音注》全部成编，胡三省又着手作《通鉴释文辨误》。正在这时，宁海杨镇龙在二十五都起义，攻下庆元，威震浙东。当时胡三省尚寓居在袁桷家，为了避乱，只好把刚完成而尚未付印的《资治通鉴音注》及其他著作，藏于袁家东轩的石窟中。起义平息后，全部著作仍完整无缺，后遂流传于世。此石窟，后人称为“胡梅磵藏书窟”，地在今宁波市内大沙泥街袁家。

元朝统一中国后，政权日益巩固，随即对汉族士人采取拉拢的怀柔政策。并派侍御史程文海访求江南文干，罗致去元朝为官。有些士人易节归顺，如叶李、赵孟頫；有的拒不应召，如三省同榜进士谢枋得。这种形势，对注重民族气节的胡三省又是一种威胁。为了减少意外麻烦，在鄞（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寄寓日久并有卜居之心的胡三省，又毅然举家归中胡村定居，并从此屏谢人事，又著书为乐。自号“知安老人”，堂上立匾，题名《逸老堂》，在居所南筑读书室，名“读书林”。虽风烛残年，仍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资治通鉴音注》的修改工作，严寒酷暑不停。子女以其年高相劝阻，三省说：“吾成此书，死而无憾。”至大德六年正月二十三日（1302年2月21日）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胡三省从仕途退隐后，潜心研究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历经30年寒暑，始成《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及《通鉴释文辨误》12卷。

《通鉴音注》的体例演变，大体可分为两个过程：一、先是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写成《广注》《通论》《辨误》三书；二、稿轶重撰时，总成为《资治通鉴音注》。

《通鉴音注》对《通鉴》记载的有关典章制度、音韵训诂都有详细注释，特别是对音训、地理诸项，考证尤为精详，订谬殊多，并对史事多有评论。古代对于《通鉴》的注释，卷帙浩繁，历来以此书声价最高，它是研究“通鉴学”最完整的参考资料。在中国史学界，有“看《资治通鉴》，不可不看‘胡注’”一说。

《通鉴音注》在文化和思想领域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资治通鉴》有许多人名、地名、术语，非常怪僻，难以为时人所解读。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音注》中为之一一作注。如《周纪三》“彗星见”，胡注：“彗，详岁翻；又除醉翻，旋芮翻。见：贤遍翻。”又如在《汉纪三》“阏氏”一词之后，胡注：“匈奴之阏氏，犹中国之皇后。阏，於连翻，氏，音支”。再如《唐纪五》“隋末，歙州贼汪华据黟、歙等五州，有众一万……”胡注：“歙音摄，黟音伊”。在当时尚无规范的字典可查考的历史背景下，胡三省把“音注”列为注释《通鉴》之首，且名其书曰《资治通鉴音注》，实为读者阅读《通鉴》扫除文字障碍起了开路的作用。

《通鉴》中不仅有大量怪僻难读的生字，而且还有难以数计的难词、典故，若不予以注释，读者不解其意，仍是读不懂，还可能引起误会。如对开卷《周纪一》“威烈王”这一称谓，很少人知其内涵。胡三省所作释文为：“名午，考王之子。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又如《晋纪十三》“彼乌合而来，既无统一……久必携贰”。胡释曰：“飞鸟见食，群集而聚啄之。人或惊之，则四散飞去，故兵以利合，无所统一者，谓之乌合。”再如“商贾”一词，胡释曰： “行卖曰商，坐贩曰贾”。这些释文，言简意赅，为读者提供了方便。

胡三省最擅长地理和典章制度的注释。如《周纪二》显王三十五年记“越王无疆伐齐”一事，胡疏曰：“浙江有三源：发于太未者，谓之谷水，今之衢港是也；发于乌伤者，《水经》谓之吴宁溪，今之婺港是也；发于黟县者，《班志》谓之浙江水，今之徽港（新安江）是也。三水合为浙江，东至钱塘入海。浙，折也。言水曲折于群山之间也。”典章制度的注释，则更详尽。如《汉纪四》记高帝十年“豨常慕魏无忌（信陵君）养士，及为相守边，告归”。胡疏曰：“汉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带印绶、将官属归家治病。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赐告不得归家；至和帝时，赐、予皆绝。”训诂较音注又递进了一步，既要释注古人词语之意见，又要阐明词称产生的来历及其流变，因而其意义不可小看。

对《通鉴》中记叙不详或遗漏之内容，胡则在其下予以补充。如《周纪一》记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事，胡在此14字后增补了180字，补叙了魏赵韩三家世系，并就三家分晋一事，予以抨击：“三家者，世为晋大夫，于周则陪臣也。周室既衰，晋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为伯。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妖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在记叙或评述一些历史事件时，或出于疏忽，或因取材之局限，或因思想之主观，难免有差错或不当。胡三省“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对《通鉴》中的舛错或不当之处，他直书己见。如在《晋纪四》“散骑常侍石崇”条下，胡注曰：“前书‘侍中石崇’，此作‘散骑常侍’，必有一错。盖因旧史成文也。”指出司马光在史料取舍上，由于疏忽，导致内容先后矛盾。胡三省不仅为《通鉴》正文辨误，且作《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对前人的释文，也进行逐一甄别，辨误。

以史布道，古今公论。孔子作《春秋》，是代王立法，捍卫王道；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是“续素王（孔子）之旨，归成万世之标准”。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则是阐发司马光的以史为鉴的思想。三者的思想观点一脉相承。司马光在《通鉴》中，对历代的政治措施，历朝的明君、贤臣、孝子的德行，大书而特书；对“伤天害理，残民以逞”的暴君、乱臣、贼子的丑行，也不厌其烦地记叙，并写了104条“臣光曰”述评。胡三省在述评之后，大都没有注释，表示完全赞同。

对其他记叙之处，有些则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如《汉纪四》记汉高祖刘邦“还洛阳，闻淮阴侯（韩信）之死，且喜且怜之”。胡注曰：“喜者，喜除其逼，怜者，怜其功大。”有些则连篇累牍，予以弘扬阐发。如对隋文帝杨坚贪图享受、造仁寿宫一事，胡三省评曰：“仁寿宫成于开皇十五年。方其成也，文帝怒，欲罪相素。独孤后喜而尝之，继此屡幸仁寿宫，之仁寿末，卒死于仁寿宫。仁寿者，帝穷民力作离宫，可谓仁矣，其不得死于是宫宜矣！帝怒相素，而不加之罪，其后喜，则亦从而喜之，岂非奢侈之能移人触景而动，至于流连而不知返，卒诒万世笑。是知君德以节俭为贵也。”

胡三省的著作除《资治通鉴音注》外，尚有《通鉴辨误》十二卷，《通鉴小学》二卷，《竹素园稿》一百卷。后两部已失传。胡三省曾编《通鉴地理考》一百卷，稿成后，见到同代学者王深宁（王应麟）的作品与自己所著大略类同，辄毁去原稿，不传于世。可见其治学态度之严谨。

胡应麟：自裴松之《三国志注》成，史学中无可继者。独胡三省之注《通鉴》，宏搜博引，备录诸说，而斟酌事势，悬断是非，皆昭昭目睫于千载之上。俾温公（司马光）未发之旨，开卷了然，真司马之忠臣，涑水之素相也。当温公之成《通鉴》，自谓得刘道原（刘恕）、范祖禹诸人，各任其事以奏其功。而不知（胡）三省之注，其功尤有大者，世或日用而弗知也。

顾祖禹：胡身之从而益畅其说，搜剔几无余蕴，余尤所服膺，故采辑尤备。

王鸣盛：史释功在草创，究尚粗疏。至胡三省注，始成巨观，可云青出蓝，蓝谢青，《通鉴》之功臣，史学之渊薮矣。

陈景云：胡氏之学，不以小疵掩其大美。

陈垣：①（胡）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②清儒多谓身之长于考据，身之岂独长于考据已哉。

芜湖兵败，宋军崩溃，胡三省“间道归乡里”。从此隐居山乡，专力注史，直至去世，他晚年的处境，大约有如下几种心态。

首先是宋亡之前，胡三省随贾似道“从军江上”，多次向贾提出建议与策略，但遭到贾的“白眼”，“言辄不用”。直至局势不可挽救，只身回到故里宁海，隐居著述。因为宁海与天台两县相邻，人们不免有地域之见，而天台贾似道以其姊为皇后之力，执掌政军大权，专横欺压。宁海先则有淮浙发运使郑霖，政绩显著，声誉鹊起，贾欲加以笼络，而郑霖深恶其奸诈弄权，耻与为伍，贾因而恨之，借故将郑霖杀害（以后得到昭雪，现宁海长街西公岙郑之故里存有郑霖墓，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

继后，又有宁海人右丞相兼枢密使叶梦鼎，与贾同朝共事，因贾一味专横弄权，要求叶梦鼎于“椠牍事，勿与其抵牾”。梦鼎答以“事有当言，难以缄默。”贾因之不悦，后为利州转运使王价平反等事，贾对叶极意钳制。叶为免祸，于咸淳八年，诏叶为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时，托病不赴，上疏后，扁舟经归宁海故里。其后，又有人荐宁海承直郎舒岳详上临安为官，贾“以其尚气简直，不肯对人作软媚状，欲以盘折抑挫，使之驯服，然后为己所用。”舒遂毅然离京回乡。如此等等，宁海仕绅议论哗然，对贾至为愤慨。而胡三省在县内此种气氛中，随附于贾似道之下为官，引起宁海部分人之误解，所以于芜湖兵溃，胡氏归里之时，有人认为不屑同情，甚或冷嘲热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陈垣教授从《通鉴胡注表微》的分析，看到胡三省对南宋王朝的忠贞，对挽救复兴宋室的企望，在《通鉴注》中有充分的表露，已属无可非议。笔者从当时的另一角度思考：郑霖的含冤被杀，叶梦鼎的避祸归隐，以及舒岳祥的愤然弃官，他们耻与奸邪为伍的精神，固然可敬可嘉。但胡三省眼见南宋江山风雨飘摇，岌岌可危，而又缺乏挽救和复兴的良策，从当时的局势看，左右南宋权力唯一的人物却是贾似道，明知此人蛮横专断，如能改变其作风，采纳正确策略，局面仍有转机可能。他的“江上之策”，他的“江东十鉴”，正是因此而发，可是贾似道对他的态度，是“白眼”，是“言辄不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编的《中国通史》第五册中有一段叙述：“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说，‘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忽岁月，缓急倒施。为今之计，只有二策：将内郡的兵调出充实江上，可有兵七十余万人，沿江百里设屯，平时往来守御，有事东西并起，战守并用，互相应援，这是上策。和敌人讲和以缓兵，二三年后边防稍固，可战可守，这是中策。二策如果不行，就只有等待亡国。’贾似道看后，把信扔到地上，大骂说；‘瞎贼(汪立信病一目)，怎敢这么胡说！’随即将汪立信罢免。”以后元军击溃宋军。元主帅伯颜到达芜湖，有人曾将汪立信之建议告知伯颜，伯颜惊叹曰：“江南有这般人，这般话，若遂用之，我何得至此也!”可见南宋如用良策，并不是不可挽救的。可惜的是汪、胡等人的忠告，贾似道不仅忠言逆耳，且加仇恨。胡三省对贾似道的幻想彻底破灭而“间道归乡里”之日，已是南宋王朝覆亡之时了。在此种时候，胡三省在家乡还受到某种冷嘲热讽，真是有苦无可申说。陈垣教授曰：“身之乱后，深自韬讳”，这是他当时极度痛苦的心态。

其次，元军入临安后，又南侵浙东，宁海亦陷入兵荒马乱之中，胡三省携带妻孥，到处避难，跋涉困顿，随时可危及生命，其苦不堪。与此同时，又先后闻知同科（状元）文天祥的壮烈牺牲，谢枋得的不屈就义，陆秀夫的负帝投海，以及其他殉国者的悲壮捐躯。历史的现实，从痛苦失望中，又激起胡氏如何正视今后余生的抉择。他只能是谢绝人事，隐居山乡，如袁桷在《祭胡梅涧先生》文中所说：“蒙昧草野，避声却影，年运而往，知吾道之愈难，写心声之悲愤，听涧水之潺。”从事 “案头今古起风雷”，潜心于重注《通鉴》的工作。这正是胡三省注史时心态的写照。

其三，时日的流逝，宋亡之后，元蒙对中国的统治已渐趋巩固，社会已开始安定，仅有的反元活动，亦趋于隐蔽。如元初杜本选编了一本《谷音》总诗集，共二卷，选录诗作一百零一首，作者三十人，多为宋代遗民，或以身殉，或遁迹山林，所作多为对宋室衰微覆亡之悲愤。元蒙统治者为了平息此种潜在的危机，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手段。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鉴》有文曰；“先是窦建德陷景城，执户曹河东张玄素以为治书侍御史，固辞。及江都败，复以为黄门侍郎，玄素乃起”。胡三省在这段文字下注曰：“史言隋之故宫，渐就任于他姓。” 陈垣教授对胡三省这两句看来甚为平淡的注文，却作了一长段议论。他说：“张玄素先辞后起，以江都之败否为衡，所谓投机耳。崖山既覆，宋遗民渐有出为告采之谋者，如日月吟社中之仇远、白挺、梁相皆是也。万季野之《元史》中《陈栎传》后云：元初南士既附，科目犹未设，一时士大夫无后进之路，相率而就有司之别召，或庠序学官，或州县冗秩，亦屈节为元，如戴表元、牟应龙、熊朋来、马端临之属。以文学名儒，或俯首以丐升斗之禄，而生平之名节不顾矣。仇、白、戴、牟之就微禄，则身之所亲睹也。易曰：‘履霜坚冰，所由来者渐’，故身之唏嘘言之。”陈氏对胡三省这段短短的注文，作了深刻的分析，已经说明了胡三省忠于南宋，愿作遗民，不为贰臣的节操。舒岳祥《阆风集》中有一诗题为“新历未颁，遗民感怆二首贻王达善、曹季辩、胡山甫、戴帅初诸君，皆避地客地”，可是戴表元帅初终于附元而去，“身之唏嘘言之”，可能正为戴等而发也。舒岳祥另有一首题为“山甫由鄞访僧复归山房”诗中，虽说胡氏此游，是“诗名留远方”，但诗的最后却劝胡“僧交非昔比，吾党惧行藏。”分明道出了既已拒元不仕，诗文言行，必须小心谨慎，以防元人之忌，这种既拒元蒙，又惧招祸，终日惴惴，长期不安，乃是舒、胡二人共有的心态。

到了暮年，胡三省的史注既成，《释文辩误》亦就，《通鉴小学》完稿。他曾对儿孙们曰；“吾成此书，死无憾矣！”他以一生的心血，终于完成了少年时代接受父命的心愿，这句话里包含着他最为深沉的慰藉！暇闲之中，仍常把读注稿，着意修改，自号为“知安老人”，扁其堂曰：“逸老”，筑室于西，扁曰“读书林”，“与诸孙徜徉其中。宾至，命酒赋诗，怡怡如也。”这段时间，胡三省的精神重压已去，心态愉悦，但却已为垂暮之年，离黄鹤之杳亦不远矣。

胡三省继承历代史家注史的优良传统，在“通鉴学”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胡三省的人格精神主要地表现 在坚韧执着的意志人格、求真求实的学术人格和讲究气节、忠于国家的政治人格三大方面，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胡三省的完美人格精神和精神世界。

北宋司马光用19年时间修成《资治通鉴》294卷，系统地记载了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公元959年（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长达1362年的中国历史。由于《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如果没有相关一些释读之书，就很难了解历史事件的原委，历史人物的真实情况乃至于地名等一些纷繁之事。鉴于《通鉴》的这一基本情态，自《资治通鉴》问世后，为该书作注的释文迭起。有影响的有北宋刘义安的《音义》十卷，但未能留传于世，且该注局限于音义，对浩繁的《通鉴》释读来说，价值不大。南宋时，蜀人史炤毕十年之功成《释文》三十卷，该书至今尚存，因受史炤对《通鉴》认知、解读水平的限制，较为粗浅，不能很好地发挥“工具”效能。至南宋末年，注释《资治通鉴》的版本就多达九种。在众多注释中，以胡三省历30年所作的《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对后世影响最大。对《通鉴》进行注释，因其涉及内容广、时间跨度长，其要求之高、难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完成这一项浩大的工程，没有坚韧、执着的人格品性的内存支撑和广泛扎实的考证、考据和长年积累、探索的有力保障，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在胡三省之前，史界虽对《通鉴》作注重要性有很好的认识，并为之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未能形成权威系统的注释，这是胡三省注释《通鉴》的前提背景。但胡三省注《通鉴》的直接使命源于其父胡钥的影响和期待。胡钥为人善良，乐为布施，乡人皆誉其为“山泽遗才，乡邦善士”，对史学非常爱好，所谓“笃史学，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读史不暂置，洒血渍书，遗迹尚在。”在其对《通鉴》很有研究，在其研究过程中生成诸多疑问，对史界业已取得的《通鉴》注释成就，无论是刘义安的《音义》十卷，还是史炤的《释文》三十卷等均不满意，期待胡三省进行深入的研究，搞好广注和辩误工作。

胡三省自幼好学，受父亲影响，功课之余攻读《通鉴》。其父有感于《通鉴》各家注本虽富，但于音义、释文等乖谬甚多，又因胡三省天资聪慧，好学不倦，便有期托勘误《通鉴》之嘱。在胡三省十四岁时，其父胡钥曾问胡三省：“若能刊正乎？”胡三省答道：“愿学焉。”这可视为胡三省接受其父使命的标志，从此胡三省立下了注释《通鉴》的志向。胡父的影响与期待，是胡三省《通鉴》注释事业的动力和使命感的直接来源。但其父早在其十五岁时便中年去世，家境艰难，并没有难倒他，他牢记先父遗愿，益加勤奋。宝祐四年（1256），26岁的胡三省登进士科，从而为其注释《通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之后“始得大肆其力於其书。游宦之外，率携以自随。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

胡三省人生旅程和仕途也充满艰辛，经历较多磨难，但对注释《通鉴》则时刻没有停止，可谓矢志不忘。

宝祐四年（1256年），胡三省与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等同登进士第，被任命为吉州泰和尉，因父亲早亡，兄弟夭折，为侍奉老母而未赴任。后改任庆元府慈溪尉。由于三省刚正不阿、不事诌媚，任职期间得罪了庆元知府厉文翁，被弹劾罢官。不久，又以“文学行随”被荐，授扬州江都丞。

咸淳三年（1267年），应江淮制置使李庭芝之聘，任寿春府学教授，佐淮东幕府。之后，经考举及格，改奉议郎，知江陵县。咸淳六年（1270年），因母去世，离任回家治丧。丧服满后，改知安庆府怀宁县。同年，因李庭芝调任京湖制置使，胡三省才得从回杭州。

自登第后，胡三省在案牍之余致力于《通鉴》的勘校工作。虽公事冗繁，仍坚持不懈。宦游所至，见有不同版本之《通鉴》，务必搜罗；若有《通鉴》方家，便登门求教。在杭时，已编就《资治通鉴广注》97卷，论著10篇。贾似道的门客廖莹中出重金聘请胡三省校勘《通鉴》，以教授弟子。不久，廖莹中又将胡三省推荐给贾似道。

咸淳十年（1274年），胡三省出任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升朝奉郎（七品官衔）；第二年，改任贾似道幕僚，从军江上。但因与贾似道意见不合，所提建议概不被采纳。就在贾似道督师芜湖，大败于吕港，宋军溃散后，胡三省便返回宁海，并从此长期匿于乡里，隐居著书，直至终年。

这一过程，一方面表明了胡三省报效国家政治抱负，同时也说明他对《通鉴》的注释事业的执着。

胡三省坚韧、执着的人格品性，还直接体现在其《通鉴》注释事业所历尽的艰辛过程。他进士及第后撰写《资治通鉴广注》九十七卷，又著《论》十篇等。后因战乱，书稿尽毁，但其坚韧和执着，克服各种困难，重新撰写，并最终完成。1276年，元军陷临安，俘宋恭帝等多人北去。元将董文炳率军南下，追击南逃皇族，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惨不忍睹，宁海亦遭兵祸。胡三省携家迁居新昌，乱后返家，其花了几十年心血写成的《资治通鉴广注》已荡然无存，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通鉴》注释事业，而是将悲痛化为力量，变卖家产，再购《通鉴》，发愤重新作注。为了完成《通鉴》注释事业，他闭门绝客，日夜奋笔，自号“知安老人”，堂上立匾，题名《逸老堂》，在居所南筑读书室，名“读书林”。直到风烛残年，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资治通鉴音注》的修改工作，通过不懈的努力，至元二十三年（1286），《资治通鉴音注》全部成编，之后胡三省又着手作《通鉴释文辩误》，当任务完成时，胡三省说：“吾成此书，死而无憾。”这期间自然包含无限感慨。可以说，胡三省生活的年代及其个人的人生经历，包括少年丧父，亡国之痛，政治理想和才华得不到施展，注释事业历经磨难，正是这种逆境生存，使得他具有更加坚韧不拔的品格。

凡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求实精神和学术人格。求真求实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也是史学的生命所在，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透过胡三省《通鉴》的注释历程，其求真求实精神和学术人格有着深刻的展示。

胡三省治学严谨，长于考掘，通过广征博引，深入调研，勇于纠正《通鉴》中的各种错误，这既反映了胡三省治学的严谨，也反映了胡三省求真、求实的人格精神和科学态度。地理注是胡注用力最勤、价值最大的部分，胡注中能够反映胡氏治学态度和注书方法的，也主要集中在地理部分。以胡注中的地理注为例，就可洞见其求真求实精神和学术人格。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00说：“至胡三省注，始成巨观，可云青出蓝、蓝谢青，《通鉴》之功臣、史学之渊薮矣”。单是地理注，即有七八十万字，牵涉到大量“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在中国地名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正史记载的地名偶有疏误，为司马光承袋，胡三省一一加以校正。如《通鉴》卷20汉武帝元鼎五年：“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罕”。胡注：“故安县属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当作‘安故’。班《志》：安故、罕二县，皆属陇西郡。罕，故罕羌邑。宋白曰：安故故城，在兰州南；罕，今河州治所”。《通鉴》的这条记载，取自《汉书·武帝纪》，一字不差，该纪已将“安故”误为“故安”，而邓展、颜师古于此条下只注罕，不注故安，司马光编《通鉴》仍依《汉书》原文写入。胡三省不仅发现这一错误，而且将安故、罕的政区沿革、地理位置注释清楚。《通鉴》地名错误不少。比如《通鉴》卷37王莽始建国三年：“吏士屯边者所在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始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胡三省指出“平州”地名有误：“余按此时未有平州；汉末公孙度自号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误也”。

胡三省在广征博考的同时，还非常注意结合自己的实践。如《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元年：王式“命趣东南两路军会于剡，辛卯，围之。贼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胡三省注道：“剡城东南临溪，西北负山，城中多凿井以引山泉，非绝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说耳”。显然这是胡氏根据实践考察来进行注书。又如《通鉴》同卷胡三省注“三溪”云：“三溪在今嵊县西南，一溪自新昌县东来，一溪自磕下山南来，与新昌溪会于湖塍，屈而西北流，溪流若三派然，故谓之三溪”；又注“东小江”云：“越州有东小江、西小江。东小江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东入海；西小江出诸暨，至钱清渡而东入于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为大江也”。这些注释完全源于胡三省对越州绍兴府（今浙江绍兴市）的实地考察。可见，胡三省不仅注重史料的广征博引，还注重在实践中加以考证，而无论是史料考证，还是实践论证，无一不体现着胡三省求真求实精神和学术人格。　胡三省的求真求实精神和学术人格甚至于还体现在其对自身积三十年心血成的《通鉴》注的评价上。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我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这种客观、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作风，充分体现了胡三省的求真求实精神和学术人格。

胡三省生活在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 27岁时与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榜考中进士。他亲眼所见宋朝在异族压迫下，政治依然那样腐败，50岁时，又亲历南宋王朝覆灭。元朝的残酷统治，也使他的精神受到剧烈打击，悲痛之余，开始重注《通鉴》的工作。因而透过《通鉴注》，可强烈地感受其讲究气节、忠于国家的政治人格魅力。他通过《通鉴注》倾诉自己对亡国的惨痛心情，斥责宋朝的腐朽、卖国贼的无耻，元朝的暴虐，但因在异族统治下他无法直抒胸臆，只能把种种心情隐藏在字里行间，借给《通鉴》作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气节观、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感情。

胡三省作为宋元易代之际身受故国覆亡惨痛、抗议异族横暴统治的爱国史学家，学术、思想和气节，在注文里不仅流露了抱负，体现了治学精神，更重要的是表达了民族气节，寄寓了爱国热情；著名史学家陈垣有着相当的认知和高度的评价。例如，胡三省对《通鉴》“且屠大梁”一语详注道：“屠，杀也。自古以来，以攻下城池而尽杀城中人为屠城，亦曰洗城。”陈垣在《解释篇》中征引史料，令人信服地说明，胡三省不顾“屠城之义甚浅，而重言以释之者，有痛於宋末常州之屠也”。又如胡三省在《通鉴》契丹灭后晋的记事下记道：“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再如对《通鉴》所载南朝梁边防将官“皆无防寇之心，唯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遇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胡注曰：“自古至今，守边之兵，皆病於此”，这充分表明胡三省对宋末抗蒙边备的无限感慨和对国家安全的深深忧患。

胡三省刚正不阿，不屈从于奸侫权贵，这种人格精神不仅体现在其行动上，也深刻地渗透其治史态度中。在其论及事业和气节关系时表述尤为详尽。他认为节操和事业要并重，在事业不能有成时，要保持为人臣的节操，而在事业有可能成功时，臣子同样不可以不考虑气节。可见，胡三省更注重在当时的建功立业，突破了传统的气节理念。他认为在乱世时，节操尤为重要，也更能体现一个人的气节。胡三省的这些人格思想内涵，深刻地渗透在其治史态度和史书、史注中。胡三省与权臣贾似道同朝，但却不为贾所笼络，在建议意见得不到录用后，决然弃职回家，潜心于著述，不依附于权贵。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社会背景，其拳拳爱国之心的表达成为一种重要的强烈意识和潜语言。他在《通鉴》卷二十五中注到“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在注释过程中，他也从来不用“前朝”、“赵宋”等词语，而是称“我宋”、“本朝”，在个别地方称“皇宋”、“吾国”，至此不承认元朝政府，这是一种何等崇高的民族气节!

胡三省对知识分子于亡国后出仕，持保留的态度。元朝统一中国后，政权日益巩固，随即对汉族士人采取拉拢的怀柔政策，并派侍御史程文海访求江南文士，罗致去元朝为官。有些士人易节归顺，如叶李、赵盂頫等；有的拒不应召，如胡三省同榜进士谢枋得等。这种形势，对注重民族气节的胡三省又是一种威胁。为了减少意外麻烦，毅然举家归中胡村定居，并从此屏谢人事，以著书为乐，直到大德六年（1302）去世。

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王延武在“读《通鉴胡注表微》-兼谈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一文中指出，站在爱国的立场，观察今天，认知历史，寻求中国历史走向的特点，用经理性解析的历史来启发当代人。由此，更推而论之，胡三省虽以考证见长，但他们得以传名于后世，是他们坚持了内在的人格自尊，内在道德的外释化为燃烧的爱国热情，他们才有不能自已的现世关怀，这种关怀使他们成为史学大家。精神主题，最终落实到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层面。他的爱国主义，是充满历史感而又具现代性质的。这是对胡三省爱国主义精神品格的高度评价。

胡三省之人格精神之所以能如此完美地体现于其巨著《通鉴注》之中，这与其独特的人身经历和所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更与其对《通鉴》价值意义的高度认知密切相关，正如胡三省所指出的“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有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也。”当我们深入地研究胡三省《通鉴注》，并通过《通鉴注》进入胡三省心灵世界时，其坚韧执着的意志人格、求真求实的学术人格和讲究气节、忠爱国家的政治人格将产生极大的震撼和启发，对今天我们净化学术风气，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和积极向上、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的提炼，都有着极好的指导作用。

幼年在家随父读书，得经史学薰陶。天赋敏慧，七岁能文，好学不倦，一览辄诵。

十四岁，宋淳癸卯（1243），父患鼻衄犹读史不暂置，嘱其继承父志曰：“《通鉴》有刘安世音义，而世不传，《海陵本》释文乃后人伪托，命三省刊正之。”答曰：“愿学焉。”（见《新注资治通鉴序》）父悦其文，羡曰：“大我家庭！”

十六岁，宋淳乙已（1245），父卒，失去良师，居丧哀恸，事母至孝。时致力于科举课业，仍不废史学。

二十七岁，宋宝丙辰(1256)登文天祥榜进士，列为五甲一百二十一名，偕名臣陆秀夫、谢枋得及本县舒岳祥同年。释褐，调江西吉州泰和县尉，以母老不就，改授庆元府慈溪县尉。（见《四库全书宋宝四年登科录》及《光绪宁海县志》）

三十二岁，宋景定辛酉（1261），刚正不阿，忤郡守厉文翁，被劾罢职。

三十六岁，宋咸淳丁卯（1265），以文学行谊荐，授扬州江都丞。

三十八岁，宋咸淳乙丑（1267），应江淮制置使李庭芝之聘，差充寿春府学教授，佐淮东幕府。后考举及格，改奉议郎，知湖北江陵县。丁母忧，服阙，改知安徽安庆府怀宁县。

四十一岁，宋咸淳庚午（1270），从淮土耍归杭都述职，延平廖莹中礼致诸家，雠校《资治通鉴凡例》，并授其子弟。时参照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著《雠准校通鉴凡例》。

四十五岁，宋咸淳甲戌（1274）元兵大举南侵，相国贾似道督师江防，廖莹中荐之，差充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迁朝奉郎。时沿江京芜制置使汪立信，会同胡三省向贾似道陈《江防三策》触怒老奸，汪立信罢职。既而襄樊失守，芜湖兵败，江南局势岌岌可危，浩叹回天无力，拂袖间道归里。

其间，著《资治通鉴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

四十七岁，宋德丙子（1276），杭都沦陷，元将董文炳率师攻陷浙东各地，携眷避乱新昌，尽失前著。

从此，绝意仕途，隐居故里，购求《资治通鉴》他本，杜门谢客，重行注校。

五十五岁，元至元甲申（1284），应邀出峡赴鄞，馆于袁洪家塾-南湖书堂，日手抄定注。翌年始克成编《资治通鉴音注》二百九十四卷。

五十六岁，元至元已酉（1285）十一月冬至，作《新注资治通鉴序》于梅涧蠖居。

六十岁，至元己丑（1289），宁海松坛（即今黄坛）杨镇龙率众十二万，国号“大兴”，抗元暴政，浙东大震。藏书稿于鄞南袁氏东轩石窖中，未遭兵燹，幸存于世。

六十三岁，元至元壬辰（1292），从叔胡元叔倡建赤城书堂于雁苍山吉祥寺东，应聘任教席。其间，续撰《通鉴释文辩误》十二卷，《通鉴小学》二卷。公悉心著述，寒暑不废，诸子以年高，不宜为言，则曰：“吾成此书，死而无憾！”

七十三岁，元大德癸卯（1302）正月，一日晨兴，言笑自若，忽曰：“吾其止此乎!”寝至三日，正值寒梅芬芳之时，奄然与世长辞。

同年十二月乙酉，奉枢入圹于公生前营建之寿域，离舍南数十武-中胡村西麓山。

遗物

胡三省之遗物。至今在胡氏后裔中未见有何发现，唯一所存者，仅胡氏在袁氏塾（清容斋）中所写之《跋宋高宗书徽宗文集序》手迹墨宝一帧，乃为珍品，现仍珍藏于宁海县文物保管委员会中。

胡三省居住地中胡村中可考的遗迹如下：

胡三省墓

坐落于梅涧溪边山脚。后人已曾重修，石质坟面，正面文曰：“宋朝奉郎胡公三省偕配张氏安人寿域”。坟面两旁伸出石板侧面镌有“青山不为折腰辱；长使寒梅伴涧芳”对联，坟面之上石制墓饰两旁亦有文曰：“司马功臣；爱国史家”。墓前有平坛，因受地形限制，未作扩展。

三省公墓碑

原墓碑已失。碑文为胡三省之四子胡幼文所撰。由樟树村人，胡氏同乡，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进士孙钧所书。现有重镌墓碑，高一米半，宽约七八十厘米。立于墓前平坛左侧，由现宁海书法家楼明月按原撰文字重书，于1990年镌立。

梅涧溪

原溪宽约二米余，在村东南，旁村而流，因近 期来，中胡村人口增多，纷纷新建房宅，地基紧张，乃将该溪向外移出若干米，水流改道，原溪基地填高，成为路面。改道后之梅涧溪，其名如旧。

梅涧桥

本架在原梅涧溪上，村民可过桥上山。桥为石砌单拱，溪涧不宽，故桥身亦短。桥面拱起，桥顶横铺石板两块，两面各倾斜直铺石板三块。梅涧溪改道后，已无桥，但村人为纪念胡氏，在原桥所在处之新宅旁，立有石碑一方，镌有文曰“梅涧桥旧址”。

梅涧井

在改溪后之溪旁山脚。此井未受改溪影响，故井基未动，其水清澈，水面虽旱不浅。从胡三省在生时一直来，村人饮用之水，均由此井供给。现 在新涧上铺有石板可通，井口前亦装修平展。近 年村中已建起自来水，惟讲究饮茶者，或有酿酒者，以该井水质佳美，仍来此井中汲取。

胡三省住居地

因离今时日已远，很难断定在何处。村人推测，却有两说，一说为现 在村中之“后堂”，另一说为现 在村中之“下车门”，但以持前说者为众。胡三省爱梅，号梅涧。现后堂住户之屋前，仍植有梅树。

马园

为胡三省在官时，供作养马之所。马，在当时为重要交通工具，乃作为胡氏本人以及其侍从等乘骑之用。据村人想像，这块土地之范围，似觉宽敞。有人以为胡三省晚年隐居时筑“读书林”，与诸孙徜徉其间，基地就在马园之内，盖因其时已毋需养马也。

荷花池

其地在原梅涧溪靠村一边，与三省公墓隔涧相对，长方形，面积约半亩，当为胡氏为官与隐居时赏花观鱼之乐地。此池据当地现今 年近七十之老人言，他们少年时，尚见到其颓败遗迹。目 前基地尚在。

胡三省之父钥公之墓

在村西近山之上，无石板坟面，为乱石所砌，全没于柴草丛中，看不出坟墓景象，似应加以修葺，方可供村中后裔及游人凭吊。

胡氏祠堂

原祠堂于1947年拆毁，进行重建。原胡氏祠堂中，有大型“梅涧遗风”匾额。两旁柱上有对联三：一曰：“七岁文词通里巷；二旬榜第达朝廷。”二曰：“兰亭创业源流远；梅涧遗风世泽长。”三曰：“宋代名宦芳留青史；梅涧逸老泽典云深。”重建之新祠，原有匾、联尽失，今则新祠堂亦改作敬老院矣。

此外，宁海大佳何乡虎鼻头胡家村人胡福相，于民国时期，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务处长时，曾到中胡村联宗祭祖，为仰慕胡三省之德行与学识，乃于胡家村祠堂挂上“三省堂”匾额，则亦应视为胡三省村外之遗迹。